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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台北人》是一部充满着悲剧意蕴的小说，作者通过描写个体人物今非昔比的凄凉唤起读者的怜悯情绪，而后再通过十四个故事对无常的命运进行了整体的刻画，于是命运的整体公平性淡化了之前所形成的哀伤格调，最终在“一切皆空”主题的统摄下，怜悯和恐惧都得到了有效的缓和，一种温婉平静的净化效果由此生成。
【关键词】《台北人》；悲剧心理；怜悯；恐惧；净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白先勇曾说过，我的《台北人》可以说是“一种怀念，一种哀悼”①。全书在感慨国家兴衰、社会巨变的氛围中，表达了“对于人类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②，所以《台北人》整体有一股浓重的悲剧意蕴，其中包含有“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③。关于悲剧的审美心理，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借引起怜悯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怜悯、恐惧以及净化三者构成了悲剧心理的关键性因素。而我们可以以其为参照标准，审视《台北人》的悲剧心理生成机制，以进一步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哀悼。
一、一种关于今非昔比的怜悯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怜悯定义为悲剧的基本心理元素之一，其和恐惧一起产生悲剧快感，对于这种内涵外廓都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有如下解释，怜悯“当中含有主体对于怜悯对象的爱或是同情”“客体不是处于苦难之中，就是表现出某种弱点或是缺陷，显得脆弱娇嫩而且无依无靠”④，同时这又必须是饱含哀伤的格调的。所以，爱（或是同情）、惋惜以及“悲哀的秀美”构成了怜悯最基本的审美要素。而具体到《台北人》，这其中的怜悯是一种怎样生成呢？
小说主要通过今非昔比的荒凉生成悲悯情绪。《台北人》在书前引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出了这整本书的主题，十四篇小说旨在描写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这种对比正如同欧阳子的评论，过去是青春、纯洁、爱情、成功、荣耀与美的，而现在却是年衰、腐朽、物质、失败、委琐与丑的。社会的遽变、历史的前进让曾经的叱咤风云、繁花似锦烟消云散：曾经生机勃勃的李公馆现如今已妻离子散、衰落颓败（《思旧赋》），曾经恪尽职守、正义凛然的秦义方在李将军的葬礼上屡遭尴尬（《国葬》），蓝田玉当年的风华正茂、荣禄富贵随着钱鹏公的逝去而殆尽消失（《游园惊梦》），为爱执着的朱青现也已经变成爱吃“童子鸡”的交际花（《一把青》）。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有些人能够从过去走出来，即使如何的惆怅无奈，也都勉强应对现实，如《一把青》中的朱青、《金大班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而有些却完全活在过去，在自艾与暴弃中逐渐走向自身的灭亡，如《那血一样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孤恋花》中的娟娟。正是在这种无法长葆青春的讲述中，读者对这一群今非昔比的落魄人群产生了同情，为他们抓不住青春与荣耀的尾巴而感到扼腕叹息，于是爱、同情、悲哀的秀美等情感元素交错混杂，一种哀戚、伤痛的悲剧阅读氛围不禁油然生成。
而书中有关舞女个人命运的今昔对比更是将读者的怜悯情绪推向了极致。尹雪艳、金大班是其中的一类，岁月的变迁似乎总磨不尽她们妩媚，犹存的风韵让她们依旧如鱼得水；而娟娟、蓝田玉又是另一类，姣好的容颜是命中注定的孽债，短暂繁华的尽头是一片悲凉。舞女所散发的女性柔韧带来了一种唯美的审美效果，但如同浮萍一般飘摇的舞女终究是社会的弱者，眼前的美好终有逝去的一天，娟娟和蓝田玉的今天就是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明天，她们命运就如同玻璃，随时一碰就会带来彻底粉身碎骨的坠落，所以，她们是最能勾起读者怜悯阅读感受的人。于是，在这么一种极致的“悲哀的秀美”中，《台北人》中今非昔比的怜悯感被烘托到了极致。
二、一种“积极向上”的恐惧
亚里士多德还把恐惧列为悲剧的基本情感因素，这种基础情感基调和悲剧的崇高感密切相关。观赏一部伟大的悲剧就好像观看一场大风暴，面对一种压倒一切、不可反抗的力量，观众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身的渺小，从而心生恐惧，但悲剧壮丽的描写和主人公无畏的英雄气概又会使这一种恐惧得到升华，从而一种形成一种向上效果的恐惧。所以，要形成悲剧的意蕴，一种恐惧的情绪是必不可少的。在悲剧的幼年发展阶段，恐惧和反抗恐惧都必须是非凡的、英雄化的，后来随着艺术的不断人文化、通俗化，一种渺小化的恐惧感也逐渐被予以认可，虽然反抗的人物和举动是渺小而常态化的，但是这种渺小的不可抗力同样会引起读者内心的恐惧，而这种不屈不挠的反抗也会相应生成一种向上的恐惧。《台北人》的恐惧感和崇高感正是这样的一种生成。
小人物个体命运的不可抗拒性构成了《台北人》的恐惧感。小说瞄准了社会的遽变中个体命运的戏谑性，这种措手不及的转变就像命运下的一道毫无商量余地的旨意，而他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筛子——“不管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伦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⑤。
但纯粹的恐惧是不会生成悲剧感的，《台北人》在单篇中描述个体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但通过十四篇小说，其完成了关于命运整体性塑造的任务：面对未知的命运，有人如同尹雪艳一般，经受了住岁月的打磨，永存上海百乐门时代的风骚；有人如同娟娟一般，不但青春不在，更被折磨得跌入了地域一般的生活；但也有人如同蓝田玉一般，虽被遗落荣华之外，但依旧风韵残存，不至于失魂落魄如命运丧犬。
所以，《台北人》是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对命运做出整体的解释，而个体命运的悲惨最终会被这种总体的平衡性所冲淡，正是这种整体的平衡性把审美的恐惧和现实的恐惧区分开，使得“那令人生畏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⑥，全书也就生成了一种包含崇高的恐惧，一种积极向上的恐惧。
三、一种万事皆空般的净化
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悲悯和恐惧都最终将指向一种情绪的净化，所以悲悯和恐惧是过程，而净化则是悲剧欣赏的结果。净化的实现常常是通过一种解脱，即在一定审美距离中，从审美压抑或是审美恐惧中逃离出来，心中被激起情绪得到释放，从而达到一种宣泄的快感，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少有体会的缓和快感。因此，尽管历来对于净化的定义总是众说纷纭，但净化是一种紧张情绪的缓和，这一点无可否认。 《台北人》全书在讲述一群迁台人的命运，所有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以归结为——“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而这三个主题相互缠绕，其最终的意蕴正如同欧阳子的总结，“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⑦，这与《红楼梦》《好了歌》的情感指向是相同的。通过这种意蕴指向，白先勇想给予世人一种冷静的训诫。这种冷静是超越痛苦之后，人心达到一种豁达的高度，在此高度下，一切世俗往事均归结为“一切皆空”，一如尹雪艳那样，“常常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⑧，而这也正是贯穿《台北人》十四篇小说最本质、最深层的意蕴。它是在超越了个体命运的无常性，并从积极壮丽的崇高性中沉静下来后的一种沉静，而这也正是悲剧净化作用所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于壮丽和哀戚中不偏不袒，从而实现本能中潜在能量的一种宣泄。
所以，当读者掩卷《台北人》一书，收获的将是一种最大化的纯净效果。一方面，之前阅读过程中的怜悯与恐惧会随着这种解脱而得到释放，在深切体验到日常生活不可能体验到的情绪后，读者将获得一种大大的阅读快感；另一方面，当读者获得这种审美愉悦后，这些情感就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欣赏，它已经立足于真正的人生实践，是和审美主体的社会属性相联系的一种情感。由此，《台北人》的悲剧净化意蕴形成。
悲剧的言说本身就是一种上帝式的教悟，因为它在令人生畏之后，带来的是一种情绪的缓和，而《台北人》的悲剧意蕴也类似于“先知者”的预言，因为其关于平凡人物命运的言说带来的是“一切皆空”的透彻，而这就是其悲剧心理生成的最终指向—一种温婉的平静。
注释
①白先勇.台湾文学的两次浪潮兼问答[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88（5）.
②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③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④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⑤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⑥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⑦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⑧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9）.
[2] 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1）.
[3] 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
[4]白先勇.台北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作者简介：梁盼，女，1990年生，广西梧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刘影）
【关键词】《台北人》；悲剧心理；怜悯；恐惧；净化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白先勇曾说过，我的《台北人》可以说是“一种怀念，一种哀悼”①。全书在感慨国家兴衰、社会巨变的氛围中，表达了“对于人类无法长葆青春、停止时间激流的万古怅恨”②，所以《台北人》整体有一股浓重的悲剧意蕴，其中包含有“一种怜惜，一种同情，有时甚至一种敬仰之意”③。关于悲剧的审美心理，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借引起怜悯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净化”，怜悯、恐惧以及净化三者构成了悲剧心理的关键性因素。而我们可以以其为参照标准，审视《台北人》的悲剧心理生成机制，以进一步理解这是一种怎样的哀悼。
一、一种关于今非昔比的怜悯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怜悯定义为悲剧的基本心理元素之一，其和恐惧一起产生悲剧快感，对于这种内涵外廓都极其复杂的心理活动，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一书中有如下解释，怜悯“当中含有主体对于怜悯对象的爱或是同情”“客体不是处于苦难之中，就是表现出某种弱点或是缺陷，显得脆弱娇嫩而且无依无靠”④，同时这又必须是饱含哀伤的格调的。所以，爱（或是同情）、惋惜以及“悲哀的秀美”构成了怜悯最基本的审美要素。而具体到《台北人》，这其中的怜悯是一种怎样生成呢？
小说主要通过今非昔比的荒凉生成悲悯情绪。《台北人》在书前引录了刘禹锡的《乌衣巷》，一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道出了这整本书的主题，十四篇小说旨在描写过去与现在的对比，这种对比正如同欧阳子的评论，过去是青春、纯洁、爱情、成功、荣耀与美的，而现在却是年衰、腐朽、物质、失败、委琐与丑的。社会的遽变、历史的前进让曾经的叱咤风云、繁花似锦烟消云散：曾经生机勃勃的李公馆现如今已妻离子散、衰落颓败（《思旧赋》），曾经恪尽职守、正义凛然的秦义方在李将军的葬礼上屡遭尴尬（《国葬》），蓝田玉当年的风华正茂、荣禄富贵随着钱鹏公的逝去而殆尽消失（《游园惊梦》），为爱执着的朱青现也已经变成爱吃“童子鸡”的交际花（《一把青》）。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有些人能够从过去走出来，即使如何的惆怅无奈，也都勉强应对现实，如《一把青》中的朱青、《金大班最后一夜》中的金大班；而有些却完全活在过去，在自艾与暴弃中逐渐走向自身的灭亡，如《那血一样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孤恋花》中的娟娟。正是在这种无法长葆青春的讲述中，读者对这一群今非昔比的落魄人群产生了同情，为他们抓不住青春与荣耀的尾巴而感到扼腕叹息，于是爱、同情、悲哀的秀美等情感元素交错混杂，一种哀戚、伤痛的悲剧阅读氛围不禁油然生成。
而书中有关舞女个人命运的今昔对比更是将读者的怜悯情绪推向了极致。尹雪艳、金大班是其中的一类，岁月的变迁似乎总磨不尽她们妩媚，犹存的风韵让她们依旧如鱼得水；而娟娟、蓝田玉又是另一类，姣好的容颜是命中注定的孽债，短暂繁华的尽头是一片悲凉。舞女所散发的女性柔韧带来了一种唯美的审美效果，但如同浮萍一般飘摇的舞女终究是社会的弱者，眼前的美好终有逝去的一天，娟娟和蓝田玉的今天就是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明天，她们命运就如同玻璃，随时一碰就会带来彻底粉身碎骨的坠落，所以，她们是最能勾起读者怜悯阅读感受的人。于是，在这么一种极致的“悲哀的秀美”中，《台北人》中今非昔比的怜悯感被烘托到了极致。
二、一种“积极向上”的恐惧
亚里士多德还把恐惧列为悲剧的基本情感因素，这种基础情感基调和悲剧的崇高感密切相关。观赏一部伟大的悲剧就好像观看一场大风暴，面对一种压倒一切、不可反抗的力量，观众会不由自主地感到自身的渺小，从而心生恐惧，但悲剧壮丽的描写和主人公无畏的英雄气概又会使这一种恐惧得到升华，从而一种形成一种向上效果的恐惧。所以，要形成悲剧的意蕴，一种恐惧的情绪是必不可少的。在悲剧的幼年发展阶段，恐惧和反抗恐惧都必须是非凡的、英雄化的，后来随着艺术的不断人文化、通俗化，一种渺小化的恐惧感也逐渐被予以认可，虽然反抗的人物和举动是渺小而常态化的，但是这种渺小的不可抗力同样会引起读者内心的恐惧，而这种不屈不挠的反抗也会相应生成一种向上的恐惧。《台北人》的恐惧感和崇高感正是这样的一种生成。
小人物个体命运的不可抗拒性构成了《台北人》的恐惧感。小说瞄准了社会的遽变中个体命运的戏谑性，这种措手不及的转变就像命运下的一道毫无商量余地的旨意，而他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筛子——“不管你是叱咤风云的将军，或是未受教育的男工，不伦你是风华绝代的仕女，或是下流社会的女娼，到头来都是一样，任时间将青春腐蚀，终于化成一堆骨灰”⑤。
但纯粹的恐惧是不会生成悲剧感的，《台北人》在单篇中描述个体命运的不可抗拒性，但通过十四篇小说，其完成了关于命运整体性塑造的任务：面对未知的命运，有人如同尹雪艳一般，经受了住岁月的打磨，永存上海百乐门时代的风骚；有人如同娟娟一般，不但青春不在，更被折磨得跌入了地域一般的生活；但也有人如同蓝田玉一般，虽被遗落荣华之外，但依旧风韵残存，不至于失魂落魄如命运丧犬。
所以，《台北人》是站在一个宏观的角度对命运做出整体的解释，而个体命运的悲惨最终会被这种总体的平衡性所冲淡，正是这种整体的平衡性把审美的恐惧和现实的恐惧区分开，使得“那令人生畏的力量却又将我们带到一个新的高度”⑥，全书也就生成了一种包含崇高的恐惧，一种积极向上的恐惧。
三、一种万事皆空般的净化
在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中，悲悯和恐惧都最终将指向一种情绪的净化，所以悲悯和恐惧是过程，而净化则是悲剧欣赏的结果。净化的实现常常是通过一种解脱，即在一定审美距离中，从审美压抑或是审美恐惧中逃离出来，心中被激起情绪得到释放，从而达到一种宣泄的快感，一种在现实生活中少有体会的缓和快感。因此，尽管历来对于净化的定义总是众说纷纭，但净化是一种紧张情绪的缓和，这一点无可否认。 《台北人》全书在讲述一群迁台人的命运，所有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可以归结为——“今昔之比，灵肉之争，生死之谜”，而这三个主题相互缠绕，其最终的意蕴正如同欧阳子的总结，“人生是虚无。一场梦。一个记忆”⑦，这与《红楼梦》《好了歌》的情感指向是相同的。通过这种意蕴指向，白先勇想给予世人一种冷静的训诫。这种冷静是超越痛苦之后，人心达到一种豁达的高度，在此高度下，一切世俗往事均归结为“一切皆空”，一如尹雪艳那样，“常常耐性地，笑吟吟地，居高临下俯视众生”“然后，不偏不袒，铁面无私”⑧，而这也正是贯穿《台北人》十四篇小说最本质、最深层的意蕴。它是在超越了个体命运的无常性，并从积极壮丽的崇高性中沉静下来后的一种沉静，而这也正是悲剧净化作用所要求达到的最终效果，于壮丽和哀戚中不偏不袒，从而实现本能中潜在能量的一种宣泄。
所以，当读者掩卷《台北人》一书，收获的将是一种最大化的纯净效果。一方面，之前阅读过程中的怜悯与恐惧会随着这种解脱而得到释放，在深切体验到日常生活不可能体验到的情绪后，读者将获得一种大大的阅读快感；另一方面，当读者获得这种审美愉悦后，这些情感就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审美欣赏，它已经立足于真正的人生实践，是和审美主体的社会属性相联系的一种情感。由此，《台北人》的悲剧净化意蕴形成。
悲剧的言说本身就是一种上帝式的教悟，因为它在令人生畏之后，带来的是一种情绪的缓和，而《台北人》的悲剧意蕴也类似于“先知者”的预言，因为其关于平凡人物命运的言说带来的是“一切皆空”的透彻，而这就是其悲剧心理生成的最终指向—一种温婉的平静。
注释
①白先勇.台湾文学的两次浪潮兼问答[J].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88（5）.
②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③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④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⑤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⑥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⑦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⑧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
参考文献
[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9）.
[2] 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M].台湾：尔雅出版社，1977（1）.
[3] 亚里士多德.诗学[M].罗念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
[4]白先勇.台北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6）.
作者简介：梁盼，女，1990年生，广西梧州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