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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宋子文与孔祥熙
论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亲缘脉络纽带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蒋、宋、孔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孔妻宋霭龄和蒋妻宋美龄是为姐妹，宋子文则是宋霭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三人由此形成牢固的家族亲缘关系网络。在一向注重家族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此等关系的重要性自无可讳言。而当蒋介石成为握有实权的政治领袖之后，一方面是他对宋、孔的长期重用，一方面是宋、孔对他的忠心支持，所谓一荣俱荣，盖出于此。蒋对宋、孔长达20年的重用和信任，无论如何解释，亦难以避免亲缘关系的作用，这在国民党内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观国民政府最重要的行政主管机关——行政院长之职，自1928年到1947年的20年间，除了谭延闿任过2年，孙科任过1个月，汪精卫任过3年半之外，非蒋即孔，非孔即宋；行政院副院长亦然，除了冯玉祥任过7个月，陈铭枢任过1个月，张群和翁文灏各任过近2年外，亦非宋即孔。蒋任行政院长，宋、孔任副院长，可以为蒋担责；他人任行政院长，宋、孔任副院长，又可为蒋牵制他人权力。故无论外界环境和舆论如何变化，蒋、宋、孔总是在行政院轮流坐庄。如果说国民党内只有宋、孔适宜在行政院任职，不要说是外界舆论哗然，即便国民党内也无人能信、无人能服。1947年3月，当宋子文因黄金风潮而被迫下台时，蒋介石决定自兼行政院长，军界元老、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认为，此举“未尽善也（岂无他人可任，何必丛集一身）”。国民党元老居正和蒋的亲信张治中更是在讨论此事的国民党中常会上“竭力反对，张并谓，二十年来总是蒋孔宋轮流任政院，何以无第四人可做”。然而，当蒋介石因其历史渊源和个人掌控，已经成为独揽大权的国民党独裁领袖之后，他人对此多不过只有腹谤，明面上实无可奈何。所谓“此际政府如何改动，蒋先生一人主之，二者又皆为其亲属，何去何留，于政治前途无大影响”。
然而，果真“于政治前途无大影响”吗？蒋介石对宋子文和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虽然出于家族亲缘关系的作用，有利于维持其对政治的掌控，但也在国民党内留下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蒋用人既如此，宋、孔亦然，各有圈子和亲信，其他人再照猫画虎，多以亲缘、地域、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徇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从而形成了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与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竞争。王子壮认为：“今日所好者，虽组织派别甚多，而莫不以蒋先生为中心，是国家有一主宰，但其左右手之互相对立，甚至排挤，下层干部每缺乏公正努力之标准。”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则感叹：“抗战日久，困难丛生，弊窦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会上反感日滋，的为事实，若一穷究竟，与负责当局均有若干之关系。如蒋先生不以亲属当政，公私犹易分明，谤怨之集，当为稍差。”此固为一损俱损之谓。尤其是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内对蒋、宋、孔关系的议论实际上已经不限于蒋之少数亲信左右，而是扩散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相当范围，蒋对宋、孔的继续信任与重用，负面影响实已多过正面效应，对国民党长期稳固执政非但没有助益，反而成为负担，只是蒋仍固执于其领袖权威，不愿轻易再作调整。以致当孔祥熙出国时，“若干重要会议以前由孔氏代为主席者，现均躬自为之，此盖表示对他人未能十分信任也”。
不能说蒋介石对宋子文和孔祥熙各自的长短之处完全不知。以蒋与宋、孔相知之久之深，他对宋、孔的长短只能是比别人看得更深刻更透彻。透过蒋日记中骂宋骂孔的记载，剥除那些纯属发泄的愤激刻薄的话语，我们仍可发现，其间还是反映出相当的历史真相与人性真实。对宋、孔及其亲属因经商而舞弊而引致舆论批评的所作所为，蒋也颇为不满甚至是愤怒。据蒋在日记中所记，“为宋家孚中、孔家扬子等公司违章舞弊、私批外汇案，余本令行政院彻查。……严督财部公布内容真相，稍息群疑。子文自私误国，殊为可痛，应严究惩治，以整纪纲”。“对孚中与扬子各公司违法外汇，子文私心自用如此，昔以其荒唐误国，犹以其愚顽而尚未舞弊之事谅之，今则发现此弊实不能再恕，决不能以私害公，故依法行之，以整纪律。”但是，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蒋总是不惮以敌我矛盾的刻板划界以及政治斗争的僵化思维观察外界对宋孔的批评，认为“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共匪宣传之阴毒与深入如此，以此为倒蒋手段也”；“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皆已竭尽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恶毒至此。如无上帝之恩施与耐心毅力，当已悲愤弃世矣”。加以家族亲缘关系的牵制，所谓“亲戚家庭之难为其情，是不得已也”。蒋对宋孔也就只能是用其长而不能治其短。
在蒋、宋、孔多年的关系中，蒋介石以其领袖地位而高居于上，并自信于其绝对权威，对宋子文与孔祥熙只有自上而下的颐指气使，而难得推心置腹的平等讨论。正因为如此，对蒋更服从更讨好的孔，较之心高气傲甚而是桀骜不驯的宋，更易得蒋之信任与欢心，从蒋介石日记所记之对宋、孔的不同评价与态度亦可知其然。蒋对宋的印象和评价，随处可见的是“跋扈”、“气盛”、“骄傲”、“固执”、“狂妄”等等。宋子文确有其治政才能，因此亦形成其自傲个性，如蒋所言为“自诩其能，不肯变更谦和”，甚而视蒋为“傀儡，而强从其政策”。蒋自认是最高领袖，要求下属“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能信任者不可”，而宋作为其下属，却屡违其意，屡屡与其发生冲突，甚而在就任行政院长后要挟蒋，“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由彼推荐，否则彼不能担任行政负责之意。其他种种非强迫即威胁，而以美国外交财政当局是其知交相炫惑”。在蒋看来，这无疑是“欺制元首，不问政策，一以个人之名位自保，不知国家与政府为何物事，痛心疾首者莫甚于此也”。尤其是抗战期间，“宋氏以国际折冲之功，欲在国内政治上有所树立，而蒋先生似仍有不能容纳之势，……以蒋之个性喜专擅也”。再者，作为下属的宋子文，不肯为自认领袖的蒋介石担责或“背黑锅”，更为蒋所不喜，视宋“处处为其个人打算”，“成见与私心自用”，所谓“未任事不能听命，既任事必致冲突”。典型的例证是1945年7月的中苏条约谈判，宋子文担心因对苏退让而留骂名，对蒋表示，“对俄交涉如不能依照我方要求办到，则彼不愿再赴俄”，“不愿负责签约”。而且果然在中苏第二轮谈判开始前，断然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由王世杰接任，担当签约之责，从而被蒋认为是“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畏难忌人，其无政治家之担当负责之魄，甚非我所望也”。因此，蒋宋关系即便是在其最好的时期，也难免是磕磕碰碰，不无矛盾，更不必说在不好的时期，蒋对宋简直是视若寇仇，动辄责骂，令宋难堪不已。王子壮认为，宋对蒋“遇事不能承其意”；“宋子文氏态度倔强，遇事颇自负，此为与蒋先生不合之远因”；“二人均有强烈的个性，已见诸第一次北伐以后之合作而有不愉快之结果”。更有人认为，宋子文“对蒋介石一向看不起，自认为比蒋聪明，不大听话，要用钱更不痛快，这里说要预算，那里说要有准备。蒋介石的政治事务他要插手，黄埔嫡系军队他也要指手画脚，并且也敢于和蒋介石拍桌子对骂”。宋如此行事，不讨蒋的欢心也是必然。
比较起来，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要明显好过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其间的关键因素当在孔深谙蒋之心理，对其基本以服从为首要。如孔的亲近秘书所见，“孔摸透了蒋介石的性格，对蒋极端恭顺，勇于替蒋背黑锅，因而长期取得蒋的信任”。“孔对蒋是百依百顺，从未看到或听说他对蒋的决定有所违拗；侍从室送来许多密封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其实，孔也有其个人的打算与主意，也未必对蒋那么言听计从，但孔多数情况下是做而不说，至少其不似宋那般，当面不从蒋意，让蒋下不了台。因此，蒋在日记中对孔的态度，除了美元公债案发后格于外界的负面反应而忍无可忍之外，多为“烦闷痛苦”，“抑郁无已”，“令余为难”等表述，似乎是内心痛苦多过愤激，与对宋的态度显然有别。以吴国桢的观察，“蒋形成了一个习惯，那时他从不听与之相左的意见。正由于这点，没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周围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最能取悦于蒋的东西”。“孔祥熙绝对如此”，至于宋子文，“感觉他对蒋的态度不如孔祥熙对蒋那么尊重”，有时虽然采取反蒋的态度，但他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即使他站出来反蒋，他的意见也是为己多于为国”。
至于宋子文和孔祥熙的长短所在及其彼此关系，王子壮立论持平，——“孔诚庸平，宋又桀骜”。虽然国民党中多数人或以为宋的才干胜于孔，并以“孔之下台为国人公认之快事”，然而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他们又都宁愿与孔打交道而不愿与宋打交道。熊式辉认为，“孔宋两人，孔较易共事”。王世杰观察，宋“对党内负责同志以及党外分子均不往来”，“彼似亦不甚虚心也”；而且“处理政务，仍往往不按手续。其对外签订财政经济等协定，往往仅于事后送外交部”。王云五认为，如在宋手下任职，“恐宋院长干涉过度，不能放手做事”。与宋子文关系甚密之军统负责人戴笠也认为，宋“不谙人情世故”。这么多的国民党高官对宋与孔其人的观察居然如此一致，亦可知宋子文与孔祥熙在国民党内不同的根基所在。如孔氏亲近所见，“孔氏的性情基本是‘庸’。孔氏自己常说他这个‘庸’是中庸之庸。孔氏待人处事，一本所谓中庸之道，做到适可而止，留余地而不为己甚，留退步而不走极端。……可见孔氏幼而经商，长而从政，更事多，阅人也多，世故深而人情透”。“孔本人对同僚之间也善于利用拉拢，曲意周旋。”人情练达皆文章，官场中的宋子文始终不能或不屑于参透其间的奥妙所在，因此而与孔祥熙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不同的口碑与人际关系。在这方面，蒋介石的观察和其他国民党高官大体一致。蒋认为，“子文之只有个人而无他人，并视人人为其奴隶，为其利用品而不当作人”；“子文只有其主观，对于人情世态，以及世人对其观感，则毫不之顾”。所以，当宋子文任职行政院长时，蒋还特意叮嘱其“对各部长职权应尊重勿横加干涉”。
观察蒋宋孔关系，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即夫人政治的作用。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出身一般商人家庭，对政治的兴趣和影响力都有限，蒋夫人宋美龄和孔夫人宋霭龄则大不相同。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惟妻能知我慰我也”。如陈布雷所言，“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宋美龄则为之作了最好的注脚，她有言：“无论商家与住室，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因之无论家与国，皆必须有主，而且必须全赖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奋斗，其他皆不可靠也。”故在蒋宋夫妻心目中，国就是家，蒋介石既为“家主”，宋美龄就是“老板娘”，夫妻唱和，宋美龄的意见自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蒋之决策。孔夫人宋霭龄为宋家六兄妹之长，不仅热衷于干政，而且因其家庭关系和历史渊源，也有资本和资源干政，尤其是当她和宋美龄联合，通过各自的方式对蒋施加影响时，自然非任何其他外人所可比。吴国桢认为，孔夫人宋霭龄对蒋“施加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王子壮认为，“宋氏门中之权威在宋霭龄，孔之夫人也，乃多方设计，由蒋夫人以支持孔之地位，蒋先生对宋子文亦渐淡”。不仅如此，在宋氏兄妹中，宋子文与宋庆龄的关系较为亲近，而宋庆龄自国共分裂后已成国民党“左派”领袖，为蒋所厌，至战后已认其“污辱党国”，“已不可救药矣”。1938年4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援，并自任主席，邀时在香港的宋子文任会长。此事为蒋介石所不喜，唯因抗战初期的大环境，蒋隐忍未发。及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恶化，而保卫中国同盟会刊刊文不利于蒋，蒋即电告宋子文，谓共产党通过反战大同盟借宋子文名义“在外招摇”，“并作对政府不利之宣传”，命其“公开声明退出”。宋子文“闻之不胜惶悚”，回应以“孙夫人等曾发起保卫中国大同盟，因募集国际捐款，嘱弟列名，此外弟毫无所闻”。遂以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治党派性的工具”为由，于5月30日“乃不得已声明退出”，“至各方憎爱，非所计也”。因此，从家族关系资源的角度观察，宋子文显然不及孔祥熙，故其在与孔的政治竞争中不时处于下风，亦为事出有因。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的相互关系中，蒋始终作为领袖位居其上，宋和孔在其下“各为中心，互相排拒”，虽然“钩心斗角”，然都“以蒋先生为法宝”。自1930年代以后，这已经是国民党权力架构的既有格局，很难打破，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是也。平心而论，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与个人天赋，早年间赴美游学，接受了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式文化的熏陶，勤奋努力，能言会道，颇具干才。投身南方革命阵营后，迅即崭露头角，得获重任，成为国民党内不可多得之财政和外交领袖人才。在抗战时期中国所处的艰难环境中，他们通过自身的种种努力，为中国坚持抗战，为抗战争取外援，都可谓功不可没。然在宋孔之间，两人因其所长相近，难免竞争关系，而宋子文不太考虑国情与融通，显得恃才傲物，在派系林立、人际关系复杂，且混合了中国传统、外来影响与苏式“党治”的国民党官僚体系内，时有疏离之感，其与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关系，也不时表现出隔膜与紧张，这一点恰与孔祥熙之处事圆通、广结人缘相异其趣。蒋介石处在宋孔之上，既要用宋孔之长，有时又难免护其短，而蒋自身亦有其长短所在。以抗战时期而论，蒋对抗战的坚持及其大局观和对国际大势之把握，显然较宋孔更具领袖素质。然蒋对维护其领袖个人独裁威权统治之固持而与宋孔间形成的复杂矛盾关系及不时为家族亲缘关系所累，又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之论题。
其实，后人研究蒋宋孔关系，资料来源或多种多样，惟当历史已然流逝，当事人也已故去，不能再为自己辩护时，后人的研究是否能够完全复原历史，也不尽然。因为即便是当时人的观察和记叙，也有各自的出发点与观察角度，未必就那么可靠。以宋子文为例，“傲慢”久已成为对宋之个性的定位，然如吴国桢所言，当与宋交往多了之后，“我发现他并不是那么傲慢，而是个很拘谨的人”，“如果他有傲慢的名声，我倒觉得他是拘谨多于傲慢”。“傲慢”如此，其他亦然。据中国驻美武官朱世明观察，“宋部长在美，与彼平日所意识者完全相反。彼以为宋很豪迈，其实，否。彼以为宋很有气魄，其实，否。彼以为宋爱挥霍，其实，否”。朱世明与吴国桢的观察有相近之处，而与外界对宋个性的认知有距离。不过，宋之“傲慢”等等是否真实存在固应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为何这样的记叙能够口耳相传，成为宋子文个人的标签与包袱，这倒更应该是后人研究关注的重点所在吧。然无论如何，对于这段过往历史及前人所为，是也？非也？自有历史之评判，学者的研究无非是个人之见，并力求逼近历史的真实而非背离历史的真实。（连载结束）
论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亲缘脉络纽带是不可忽略的事实。蒋、宋、孔之间虽无血缘关系，但孔妻宋霭龄和蒋妻宋美龄是为姐妹，宋子文则是宋霭龄之弟、宋美龄之兄，三人由此形成牢固的家族亲缘关系网络。在一向注重家族亲缘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此等关系的重要性自无可讳言。而当蒋介石成为握有实权的政治领袖之后，一方面是他对宋、孔的长期重用，一方面是宋、孔对他的忠心支持，所谓一荣俱荣，盖出于此。蒋对宋、孔长达20年的重用和信任，无论如何解释，亦难以避免亲缘关系的作用，这在国民党内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观国民政府最重要的行政主管机关——行政院长之职，自1928年到1947年的20年间，除了谭延闿任过2年，孙科任过1个月，汪精卫任过3年半之外，非蒋即孔，非孔即宋；行政院副院长亦然，除了冯玉祥任过7个月，陈铭枢任过1个月，张群和翁文灏各任过近2年外，亦非宋即孔。蒋任行政院长，宋、孔任副院长，可以为蒋担责；他人任行政院长，宋、孔任副院长，又可为蒋牵制他人权力。故无论外界环境和舆论如何变化，蒋、宋、孔总是在行政院轮流坐庄。如果说国民党内只有宋、孔适宜在行政院任职，不要说是外界舆论哗然，即便国民党内也无人能信、无人能服。1947年3月，当宋子文因黄金风潮而被迫下台时，蒋介石决定自兼行政院长，军界元老、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认为，此举“未尽善也（岂无他人可任，何必丛集一身）”。国民党元老居正和蒋的亲信张治中更是在讨论此事的国民党中常会上“竭力反对，张并谓，二十年来总是蒋孔宋轮流任政院，何以无第四人可做”。然而，当蒋介石因其历史渊源和个人掌控，已经成为独揽大权的国民党独裁领袖之后，他人对此多不过只有腹谤，明面上实无可奈何。所谓“此际政府如何改动，蒋先生一人主之，二者又皆为其亲属，何去何留，于政治前途无大影响”。
然而，果真“于政治前途无大影响”吗？蒋介石对宋子文和孔祥熙的信任和重用，虽然出于家族亲缘关系的作用，有利于维持其对政治的掌控，但也在国民党内留下了诸多负面影响。因为蒋用人既如此，宋、孔亦然，各有圈子和亲信，其他人再照猫画虎，多以亲缘、地域、人际关系为用人的标杆，自然阻挡了党内外正常的政治上升空间，有意徇正道上进者难免意态消极，而那些无能低俗之辈则四处寻求关系，从而形成了国民党用人体制的固化与僵化之局，不以功绩而以关系论升迁，非常不利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生死竞争。王子壮认为：“今日所好者，虽组织派别甚多，而莫不以蒋先生为中心，是国家有一主宰，但其左右手之互相对立，甚至排挤，下层干部每缺乏公正努力之标准。”国民党元老丁惟汾则感叹：“抗战日久，困难丛生，弊窦百出，耳目所接，非法不平之事所在多有，社会上反感日滋，的为事实，若一穷究竟，与负责当局均有若干之关系。如蒋先生不以亲属当政，公私犹易分明，谤怨之集，当为稍差。”此固为一损俱损之谓。尤其是到抗战后期，国民党内对蒋、宋、孔关系的议论实际上已经不限于蒋之少数亲信左右，而是扩散到了国民党高层的相当范围，蒋对宋、孔的继续信任与重用，负面影响实已多过正面效应，对国民党长期稳固执政非但没有助益，反而成为负担，只是蒋仍固执于其领袖权威，不愿轻易再作调整。以致当孔祥熙出国时，“若干重要会议以前由孔氏代为主席者，现均躬自为之，此盖表示对他人未能十分信任也”。
不能说蒋介石对宋子文和孔祥熙各自的长短之处完全不知。以蒋与宋、孔相知之久之深，他对宋、孔的长短只能是比别人看得更深刻更透彻。透过蒋日记中骂宋骂孔的记载，剥除那些纯属发泄的愤激刻薄的话语，我们仍可发现，其间还是反映出相当的历史真相与人性真实。对宋、孔及其亲属因经商而舞弊而引致舆论批评的所作所为，蒋也颇为不满甚至是愤怒。据蒋在日记中所记，“为宋家孚中、孔家扬子等公司违章舞弊、私批外汇案，余本令行政院彻查。……严督财部公布内容真相，稍息群疑。子文自私误国，殊为可痛，应严究惩治，以整纪纲”。“对孚中与扬子各公司违法外汇，子文私心自用如此，昔以其荒唐误国，犹以其愚顽而尚未舞弊之事谅之，今则发现此弊实不能再恕，决不能以私害公，故依法行之，以整纪律。”但是，在国共斗争的大背景下，蒋总是不惮以敌我矛盾的刻板划界以及政治斗争的僵化思维观察外界对宋孔的批评，认为“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共匪宣传之阴毒与深入如此，以此为倒蒋手段也”；“对孔宋攻讦牵涉内人，凡卑鄙龌龊足以毁灭余全家之信用与人格之诽谤，皆已竭尽其手段矣。是非不明，人心恶毒至此。如无上帝之恩施与耐心毅力，当已悲愤弃世矣”。加以家族亲缘关系的牵制，所谓“亲戚家庭之难为其情，是不得已也”。蒋对宋孔也就只能是用其长而不能治其短。
在蒋、宋、孔多年的关系中，蒋介石以其领袖地位而高居于上，并自信于其绝对权威，对宋子文与孔祥熙只有自上而下的颐指气使，而难得推心置腹的平等讨论。正因为如此，对蒋更服从更讨好的孔，较之心高气傲甚而是桀骜不驯的宋，更易得蒋之信任与欢心，从蒋介石日记所记之对宋、孔的不同评价与态度亦可知其然。蒋对宋的印象和评价，随处可见的是“跋扈”、“气盛”、“骄傲”、“固执”、“狂妄”等等。宋子文确有其治政才能，因此亦形成其自傲个性，如蒋所言为“自诩其能，不肯变更谦和”，甚而视蒋为“傀儡，而强从其政策”。蒋自认是最高领袖，要求下属“非绝对服从余命令而为余所能信任者不可”，而宋作为其下属，却屡违其意，屡屡与其发生冲突，甚而在就任行政院长后要挟蒋，“中央银行总裁必须由彼推荐，否则彼不能担任行政负责之意。其他种种非强迫即威胁，而以美国外交财政当局是其知交相炫惑”。在蒋看来，这无疑是“欺制元首，不问政策，一以个人之名位自保，不知国家与政府为何物事，痛心疾首者莫甚于此也”。尤其是抗战期间，“宋氏以国际折冲之功，欲在国内政治上有所树立，而蒋先生似仍有不能容纳之势，……以蒋之个性喜专擅也”。再者，作为下属的宋子文，不肯为自认领袖的蒋介石担责或“背黑锅”，更为蒋所不喜，视宋“处处为其个人打算”，“成见与私心自用”，所谓“未任事不能听命，既任事必致冲突”。典型的例证是1945年7月的中苏条约谈判，宋子文担心因对苏退让而留骂名，对蒋表示，“对俄交涉如不能依照我方要求办到，则彼不愿再赴俄”，“不愿负责签约”。而且果然在中苏第二轮谈判开始前，断然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由王世杰接任，担当签约之责，从而被蒋认为是“重身轻国之行动昭然若揭”；“畏难忌人，其无政治家之担当负责之魄，甚非我所望也”。因此，蒋宋关系即便是在其最好的时期，也难免是磕磕碰碰，不无矛盾，更不必说在不好的时期，蒋对宋简直是视若寇仇，动辄责骂，令宋难堪不已。王子壮认为，宋对蒋“遇事不能承其意”；“宋子文氏态度倔强，遇事颇自负，此为与蒋先生不合之远因”；“二人均有强烈的个性，已见诸第一次北伐以后之合作而有不愉快之结果”。更有人认为，宋子文“对蒋介石一向看不起，自认为比蒋聪明，不大听话，要用钱更不痛快，这里说要预算，那里说要有准备。蒋介石的政治事务他要插手，黄埔嫡系军队他也要指手画脚，并且也敢于和蒋介石拍桌子对骂”。宋如此行事，不讨蒋的欢心也是必然。
比较起来，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要明显好过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其间的关键因素当在孔深谙蒋之心理，对其基本以服从为首要。如孔的亲近秘书所见，“孔摸透了蒋介石的性格，对蒋极端恭顺，勇于替蒋背黑锅，因而长期取得蒋的信任”。“孔对蒋是百依百顺，从未看到或听说他对蒋的决定有所违拗；侍从室送来许多密封的额外支付命令，孔无不照办。”其实，孔也有其个人的打算与主意，也未必对蒋那么言听计从，但孔多数情况下是做而不说，至少其不似宋那般，当面不从蒋意，让蒋下不了台。因此，蒋在日记中对孔的态度，除了美元公债案发后格于外界的负面反应而忍无可忍之外，多为“烦闷痛苦”，“抑郁无已”，“令余为难”等表述，似乎是内心痛苦多过愤激，与对宋的态度显然有别。以吴国桢的观察，“蒋形成了一个习惯，那时他从不听与之相左的意见。正由于这点，没有人敢提出自己的建议，周围的人都在揣摩他的心思，所以他们提出的建议，通常是那些被认为最能取悦于蒋的东西”。“孔祥熙绝对如此”，至于宋子文，“感觉他对蒋的态度不如孔祥熙对蒋那么尊重”，有时虽然采取反蒋的态度，但他也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即使他站出来反蒋，他的意见也是为己多于为国”。
至于宋子文和孔祥熙的长短所在及其彼此关系，王子壮立论持平，——“孔诚庸平，宋又桀骜”。虽然国民党中多数人或以为宋的才干胜于孔，并以“孔之下台为国人公认之快事”，然而在实际的人际交往中，他们又都宁愿与孔打交道而不愿与宋打交道。熊式辉认为，“孔宋两人，孔较易共事”。王世杰观察，宋“对党内负责同志以及党外分子均不往来”，“彼似亦不甚虚心也”；而且“处理政务，仍往往不按手续。其对外签订财政经济等协定，往往仅于事后送外交部”。王云五认为，如在宋手下任职，“恐宋院长干涉过度，不能放手做事”。与宋子文关系甚密之军统负责人戴笠也认为，宋“不谙人情世故”。这么多的国民党高官对宋与孔其人的观察居然如此一致，亦可知宋子文与孔祥熙在国民党内不同的根基所在。如孔氏亲近所见，“孔氏的性情基本是‘庸’。孔氏自己常说他这个‘庸’是中庸之庸。孔氏待人处事，一本所谓中庸之道，做到适可而止，留余地而不为己甚，留退步而不走极端。……可见孔氏幼而经商，长而从政，更事多，阅人也多，世故深而人情透”。“孔本人对同僚之间也善于利用拉拢，曲意周旋。”人情练达皆文章，官场中的宋子文始终不能或不屑于参透其间的奥妙所在，因此而与孔祥熙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不同的口碑与人际关系。在这方面，蒋介石的观察和其他国民党高官大体一致。蒋认为，“子文之只有个人而无他人，并视人人为其奴隶，为其利用品而不当作人”；“子文只有其主观，对于人情世态，以及世人对其观感，则毫不之顾”。所以，当宋子文任职行政院长时，蒋还特意叮嘱其“对各部长职权应尊重勿横加干涉”。
观察蒋宋孔关系，还有一个因素是不能忽略的，即夫人政治的作用。宋子文夫人张乐怡出身一般商人家庭，对政治的兴趣和影响力都有限，蒋夫人宋美龄和孔夫人宋霭龄则大不相同。宋美龄与蒋介石结婚后，被蒋介石视为“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感其“协力谋国之尽诚，世无其匹也”；“除妻之外无一人能为余代负一分责，代用一分心”；“惟妻能知我慰我也”。如陈布雷所言，“委座处理政治，如同处理家事”。宋美龄则为之作了最好的注脚，她有言：“无论商家与住室，若无家主与老板娘时刻贯注全神，管理业务，则必不成其言。……因之无论家与国，皆必须有主，而且必须全赖其主者自身之努力奋斗，其他皆不可靠也。”故在蒋宋夫妻心目中，国就是家，蒋介石既为“家主”，宋美龄就是“老板娘”，夫妻唱和，宋美龄的意见自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蒋之决策。孔夫人宋霭龄为宋家六兄妹之长，不仅热衷于干政，而且因其家庭关系和历史渊源，也有资本和资源干政，尤其是当她和宋美龄联合，通过各自的方式对蒋施加影响时，自然非任何其他外人所可比。吴国桢认为，孔夫人宋霭龄对蒋“施加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王子壮认为，“宋氏门中之权威在宋霭龄，孔之夫人也，乃多方设计，由蒋夫人以支持孔之地位，蒋先生对宋子文亦渐淡”。不仅如此，在宋氏兄妹中，宋子文与宋庆龄的关系较为亲近，而宋庆龄自国共分裂后已成国民党“左派”领袖，为蒋所厌，至战后已认其“污辱党国”，“已不可救药矣”。1938年4月，宋庆龄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外援，并自任主席，邀时在香港的宋子文任会长。此事为蒋介石所不喜，唯因抗战初期的大环境，蒋隐忍未发。及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共关系恶化，而保卫中国同盟会刊刊文不利于蒋，蒋即电告宋子文，谓共产党通过反战大同盟借宋子文名义“在外招摇”，“并作对政府不利之宣传”，命其“公开声明退出”。宋子文“闻之不胜惶悚”，回应以“孙夫人等曾发起保卫中国大同盟，因募集国际捐款，嘱弟列名，此外弟毫无所闻”。遂以同盟“不应变为国内政治党派性的工具”为由，于5月30日“乃不得已声明退出”，“至各方憎爱，非所计也”。因此，从家族关系资源的角度观察，宋子文显然不及孔祥熙，故其在与孔的政治竞争中不时处于下风，亦为事出有因。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的相互关系中，蒋始终作为领袖位居其上，宋和孔在其下“各为中心，互相排拒”，虽然“钩心斗角”，然都“以蒋先生为法宝”。自1930年代以后，这已经是国民党权力架构的既有格局，很难打破，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是也。平心而论，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与个人天赋，早年间赴美游学，接受了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式文化的熏陶，勤奋努力，能言会道，颇具干才。投身南方革命阵营后，迅即崭露头角，得获重任，成为国民党内不可多得之财政和外交领袖人才。在抗战时期中国所处的艰难环境中，他们通过自身的种种努力，为中国坚持抗战，为抗战争取外援，都可谓功不可没。然在宋孔之间，两人因其所长相近，难免竞争关系，而宋子文不太考虑国情与融通，显得恃才傲物，在派系林立、人际关系复杂，且混合了中国传统、外来影响与苏式“党治”的国民党官僚体系内，时有疏离之感，其与国民党最高领袖蒋介石的关系，也不时表现出隔膜与紧张，这一点恰与孔祥熙之处事圆通、广结人缘相异其趣。蒋介石处在宋孔之上，既要用宋孔之长，有时又难免护其短，而蒋自身亦有其长短所在。以抗战时期而论，蒋对抗战的坚持及其大局观和对国际大势之把握，显然较宋孔更具领袖素质。然蒋对维护其领袖个人独裁威权统治之固持而与宋孔间形成的复杂矛盾关系及不时为家族亲缘关系所累，又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值得探究之论题。
其实，后人研究蒋宋孔关系，资料来源或多种多样，惟当历史已然流逝，当事人也已故去，不能再为自己辩护时，后人的研究是否能够完全复原历史，也不尽然。因为即便是当时人的观察和记叙，也有各自的出发点与观察角度，未必就那么可靠。以宋子文为例，“傲慢”久已成为对宋之个性的定位，然如吴国桢所言，当与宋交往多了之后，“我发现他并不是那么傲慢，而是个很拘谨的人”，“如果他有傲慢的名声，我倒觉得他是拘谨多于傲慢”。“傲慢”如此，其他亦然。据中国驻美武官朱世明观察，“宋部长在美，与彼平日所意识者完全相反。彼以为宋很豪迈，其实，否。彼以为宋很有气魄，其实，否。彼以为宋爱挥霍，其实，否”。朱世明与吴国桢的观察有相近之处，而与外界对宋个性的认知有距离。不过，宋之“傲慢”等等是否真实存在固应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为何这样的记叙能够口耳相传，成为宋子文个人的标签与包袱，这倒更应该是后人研究关注的重点所在吧。然无论如何，对于这段过往历史及前人所为，是也？非也？自有历史之评判，学者的研究无非是个人之见，并力求逼近历史的真实而非背离历史的真实。（连载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