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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袁翰青1905年出生在江苏南通市蒋家巷，一户普通的人家。在南通师范学校学习时他就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抱负，他认为中国所以贫弱就是因为科学不发达，于是他和三个挚友商定毕业后分别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1925年，父亲作为南师优秀毕业生，考入理想中的清华大学化学系。
1929年，清华大学公派父亲等毕业生赴美深造。他师从伊利诺大学的R·亚当斯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立体有机化学研究。经过反复试验，他发现了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并为此发表了两篇论文（1932年《美国化学会志》第54卷） 。这两篇论文是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他因此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免去硕士阶段），并获得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后来，他又研究了用冰点降低法区别立体有机物的几何异构体，发表了许多篇论文。他在立体化学研上作出的贡献，受到国际化学家的关注和好评。1935年，他荣获范霍夫科学奖章（雅克比·亨利克·范霍夫是荷兰著名化学家，也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化学家），他的名字也被列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
父亲抱定决心要回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深爱着生养他的这片土地。1933年1月，他毅然回国了，先是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又于1940年去兰州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1945年11月举家北上去北平。任职北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和教授的父亲，同时还在北师大兼职。他在繁忙的教学之外还积极热情地投身于爱国的政治运动中。1946年沈崇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起草了抗暴宣言（致司徒雷登大使抗议书）并联合学校教授签名抗议；他掩护爱国学生住在家里，为他们投奔解放区提供方便。当时年幼无知的我对此全没有记忆，两个姐姐清楚地记得那些爱国学生给她们讲的许多故事。父亲还为当时的青年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进步文章，如《知识青年的道路》、《论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了解这一代的青年》、《与青年谈小事》、《我要向青年说的》等等，他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上注意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新时代的中国人。
194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记录、一个镜头：3月29日，在北大民主广场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上，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教授做反对伪国大讲演，千余学生参加，两三千警察架着机枪包围了会场。袁翰青在讲演中说，我一个知识分子，认识了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决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坚决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新的中国而努力！许多年之后，曾在民主广场聆听过父亲演讲的学子，待事业有成后，还常常提起父亲的讲话，回忆起那一天在如雷掌声中，在学生的簇拥下，面对机枪临危不惧的三教授演讲后伴随着响彻云霄的歌声走出会场的感人情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工作调动频繁。那时候，亲对负责“筹备”、“筹建”的各种事业倾入了无数的心血，对各项工作都投入极大的热情。
父亲酷爱书籍，跑图书馆、逛书店，买书、看书是他的最大兴趣所在。他从不讲究吃喝穿戴。一件衣服洗得褪了颜色，一副眼镜戴了几十年，也不张罗添置新的。只有图书报刊，订购了不计其数。他看书写文章的时候全神贯注近乎痴迷。有很多次，半夜我迷迷糊糊醒来，看见父亲房间里的那盏台灯还在亮着。但是不幸和灾难偏偏在中年降临到他的头上。先是1956年母亲因长年肾炎医治无效告别人世；紧接着1957年反右的残酷斗争中，不谙“阳谋”的父亲不过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就被打为右派。那一年他才52岁，正值盛年，该是事业上最有作为的时候啊。反右斗争后，他在科技情报所的文献馆工作，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遭受的疏远、冷落和歧视，可想而知。那种政治氛围下的父亲是怎样艰难度日的呢？回想那遥远的过去，至今，晃动在我眼前的仍是那盏闪着盈盈绿光的旧台灯下，伏在颜色已褪、黑而泛灰的书桌上奋笔疾书的父亲的背影。这盏台灯、这个背影已定格在我一生的记忆之中。
后来才知道，1958年背着沉重右派包袱的父亲就在这种氛围下写出了《氟的工业制造技术》和《硼烷的制备》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我国当时打破国际封锁，研制核武器起了一定作用。多年后，他说：“书上虽然没有署我这个右派名字，但书的价值是不可改变的。”反右后，他还写了《徐光启——晚明一位杰出的科学工作组织者、宣传者兼实践者》1962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他还在完成了《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后又继续写作一部《中国化学史》，呕心沥血多少个寒暑。万没有料到的是文稿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从此这部饱含着父亲多年心血的书稿荡然无存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他再遭劫难，顶着“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轮番批斗，被军管会隔离审查，被送到河南信阳罗山县劳动改造。1971年，他重返北京，继续在情报所上班。那时的情报所已经搬迁到和平里，往返于东四头条的住家与和平里之间，中途要转几次车。已经68岁的父亲几经磨难，却仍旧精神矍铄。
1974年，他译著了联合国编印的环境科学名著《只有一个地球》，没有署上他的名字；1975年他受命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内部发行，年事已高的父亲为了翻译上的准确无误，去图书馆阅读书籍、查资料，常常忘记了吃饭的时间。微薄的薪酬、政治上的重压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事业的热爱和执著。
那时，父亲曾对我们说，他要把多年的损失弥补上。可是谁能料想到，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一年，就在他筹划着弥补事业上的损失时，1975年4月他病倒了，突发性的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当时，我从平谷赶到他入住的和平里医院，病榻上的父亲首先让我去做的竟是联系什么人，送还什么稿件、书籍之类的小事。看到他再也不能活动的右腿、右手，听到这番话，我不禁潸然泪下。
两个月的住院治疗后，一回到家，他就让我们搀扶着锻炼右腿迈步，从院子一步步挪动到胡同，再一步步挪回到院子；他自己反复练习用左手写字。没过多久，他就把“不要劳累”的医嘱置之脑后，用左手坚持写作。左手写字时间一长，往往引发血压高，头晕呕吐，其间连续发作了几次，去过几次医院。他仍旧要看书写作。他在《北京晚报》“百家言”专栏陆续发表了《“科学”“技术”两词溯源》、《诺贝尔遗嘱和诺贝尔奖》、《漫谈X射线》、《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等短文；还在《人物》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纪念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如曾昭抡、许楚老等。
1983年对父亲来说的确是不寻常的，78岁的他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后来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就在这年的10月，生活一贯朴素的父亲为母校南通师范捐款5千元，用来表示对母校和南通市小学教育的一点资助。区区5千元，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在那个时代是父亲几年来的微薄积蓄。饱经沧桑的父亲在生活稍显安定后，想到的是他人，是感念，是付出。在给南通师范的信中，他写道：“我已近八旬，五十余年前由南通师范学校毕业，母校对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是我一生从事科学事业的良好基础……”这样的为人处世，父亲一贯如此；直到最后住院，病势加重需要多一个特护照顾的情况下，他还嘱咐我们不要让所里担负过多的经费。
1985年，时隔28年，父亲的所谓问题才真正彻底平反纠正，恢复了一切名誉。可是，他已经到了80岁的高龄。
记得父亲文革期间的日记里有这样一页，他把东坡的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改为“事非春梦岂无痕”，改动的两个字可谓意味深长。但是父亲完全没有沉浸在对过去屈辱的痛苦回忆中，他写下过这样的话，“我虽已垂暮之年，但为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仍要发挥余热，尽量多做些事情”。1983年，父亲写过一首七律《自嘲》，诗的后四句是：“沧海几经陈迹在，欧风雨栉征尘多，翰墨愧惭迷后学，青春虚度惜残波。”
正是父亲的宽容、豁达，赢得人们的口碑、尊敬；正是他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抓紧多做事情的信念，支撑他病残而衰弱的身体继续笔耕不辍。20世纪80年代，他在《化学教育》杂志上陆续介绍了26位世界著名化学家，拉瓦锡、道尔顿、门捷列夫……1988年，他重新翻译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一年完成50多万字，这本书终于正式出版；1989年6月出版了《化学重要史实》，该书曾获得优秀图书奖，后来再版。这本书是请应礼文同志协助完成的，身体衰弱的父亲这时体力不支，更难以用左手执笔了。为了图书的真实可靠，他自费翻拍了书中所需要的科学家的照片，并写信给远在海外的朋友核对事实。他对事业的严谨、认真贯穿终生。
时日不多的父亲此时想的不是如何颐养天年，如何悠闲度日，他仍拼出自己最后一点气力，尽量多做事情。直到1993年的9月最后一次住进协和医院，微弱的生命之光已将燃尽，他还坚持要带着书笔去医院，还在考虑再为社会做点什么。
父亲晚年著作《化学重要史实》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几乎没有例外，伟大的化学家都特别具有一种令人羡慕和尊敬的个人品质。”这段话应该说也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们永远记着那一天、那一刻 —— 1994年的3月2日下午四时许，父亲躺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一张白色的病床上，劳累一生的他永远地安息了。当时，一阵暖风吹进窗户，掀动着窗帘，仿佛父亲的灵魂也随之飘向窗外，升入了天国。
十一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的人格精神也常常鼓舞着我们。今天，在他百年寿辰的日子里，仅用这有限的笔墨，抽取出零星的片断，献上我们对父亲的告慰和纪念。
在我们的心中，父亲并没有离去；他还活着，永远活着。
链接：袁翰青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44年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29年，清华大学公派父亲等毕业生赴美深造。他师从伊利诺大学的R·亚当斯教授，在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立体有机化学研究。经过反复试验，他发现了联苯衍生物的变旋作用，并为此发表了两篇论文（1932年《美国化学会志》第54卷） 。这两篇论文是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的成名作，他因此提前获得博士学位（免去硕士阶段），并获得美国自然科学荣誉学会会员称号。后来，他又研究了用冰点降低法区别立体有机物的几何异构体，发表了许多篇论文。他在立体化学研上作出的贡献，受到国际化学家的关注和好评。1935年，他荣获范霍夫科学奖章（雅克比·亨利克·范霍夫是荷兰著名化学家，也是第一位荣获诺贝尔奖金的化学家），他的名字也被列入《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名人录》。
父亲抱定决心要回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深爱着生养他的这片土地。1933年1月，他毅然回国了，先是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又于1940年去兰州创办甘肃科学教育馆，1945年11月举家北上去北平。任职北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和教授的父亲，同时还在北师大兼职。他在繁忙的教学之外还积极热情地投身于爱国的政治运动中。1946年沈崇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起草了抗暴宣言（致司徒雷登大使抗议书）并联合学校教授签名抗议；他掩护爱国学生住在家里，为他们投奔解放区提供方便。当时年幼无知的我对此全没有记忆，两个姐姐清楚地记得那些爱国学生给她们讲的许多故事。父亲还为当时的青年写了不少热情洋溢的进步文章，如《知识青年的道路》、《论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了解这一代的青年》、《与青年谈小事》、《我要向青年说的》等等，他希望大家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上注意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新时代的中国人。
1948年，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了这样一个记录、一个镜头：3月29日，在北大民主广场纪念黄花岗先烈大会上，九三学社许德珩、袁翰青、樊弘三教授做反对伪国大讲演，千余学生参加，两三千警察架着机枪包围了会场。袁翰青在讲演中说，我一个知识分子，认识了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决不为自己的利益而背叛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坚决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奋斗，为新的中国而努力！许多年之后，曾在民主广场聆听过父亲演讲的学子，待事业有成后，还常常提起父亲的讲话，回忆起那一天在如雷掌声中，在学生的簇拥下，面对机枪临危不惧的三教授演讲后伴随着响彻云霄的歌声走出会场的感人情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父亲工作调动频繁。那时候，亲对负责“筹备”、“筹建”的各种事业倾入了无数的心血，对各项工作都投入极大的热情。
父亲酷爱书籍，跑图书馆、逛书店，买书、看书是他的最大兴趣所在。他从不讲究吃喝穿戴。一件衣服洗得褪了颜色，一副眼镜戴了几十年，也不张罗添置新的。只有图书报刊，订购了不计其数。他看书写文章的时候全神贯注近乎痴迷。有很多次，半夜我迷迷糊糊醒来，看见父亲房间里的那盏台灯还在亮着。但是不幸和灾难偏偏在中年降临到他的头上。先是1956年母亲因长年肾炎医治无效告别人世；紧接着1957年反右的残酷斗争中，不谙“阳谋”的父亲不过说了几句肺腑之言，就被打为右派。那一年他才52岁，正值盛年，该是事业上最有作为的时候啊。反右斗争后，他在科技情报所的文献馆工作，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遭受的疏远、冷落和歧视，可想而知。那种政治氛围下的父亲是怎样艰难度日的呢？回想那遥远的过去，至今，晃动在我眼前的仍是那盏闪着盈盈绿光的旧台灯下，伏在颜色已褪、黑而泛灰的书桌上奋笔疾书的父亲的背影。这盏台灯、这个背影已定格在我一生的记忆之中。
后来才知道，1958年背着沉重右派包袱的父亲就在这种氛围下写出了《氟的工业制造技术》和《硼烷的制备》两本书，这两本书对我国当时打破国际封锁，研制核武器起了一定作用。多年后，他说：“书上虽然没有署我这个右派名字，但书的价值是不可改变的。”反右后，他还写了《徐光启——晚明一位杰出的科学工作组织者、宣传者兼实践者》1962年4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他还在完成了《中国化学史论文集》后又继续写作一部《中国化学史》，呕心沥血多少个寒暑。万没有料到的是文稿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从此这部饱含着父亲多年心血的书稿荡然无存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他再遭劫难，顶着“大右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被轮番批斗，被军管会隔离审查，被送到河南信阳罗山县劳动改造。1971年，他重返北京，继续在情报所上班。那时的情报所已经搬迁到和平里，往返于东四头条的住家与和平里之间，中途要转几次车。已经68岁的父亲几经磨难，却仍旧精神矍铄。
1974年，他译著了联合国编印的环境科学名著《只有一个地球》，没有署上他的名字；1975年他受命翻译了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第一分册，内部发行，年事已高的父亲为了翻译上的准确无误，去图书馆阅读书籍、查资料，常常忘记了吃饭的时间。微薄的薪酬、政治上的重压丝毫没有动摇他对事业的热爱和执著。
那时，父亲曾对我们说，他要把多年的损失弥补上。可是谁能料想到，就在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一年，就在他筹划着弥补事业上的损失时，1975年4月他病倒了，突发性的脑血栓，造成了半身不遂。当时，我从平谷赶到他入住的和平里医院，病榻上的父亲首先让我去做的竟是联系什么人，送还什么稿件、书籍之类的小事。看到他再也不能活动的右腿、右手，听到这番话，我不禁潸然泪下。
两个月的住院治疗后，一回到家，他就让我们搀扶着锻炼右腿迈步，从院子一步步挪动到胡同，再一步步挪回到院子；他自己反复练习用左手写字。没过多久，他就把“不要劳累”的医嘱置之脑后，用左手坚持写作。左手写字时间一长，往往引发血压高，头晕呕吐，其间连续发作了几次，去过几次医院。他仍旧要看书写作。他在《北京晚报》“百家言”专栏陆续发表了《“科学”“技术”两词溯源》、《诺贝尔遗嘱和诺贝尔奖》、《漫谈X射线》、《马和发现氧气的问题》等短文；还在《人物》杂志和报纸上发表纪念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如曾昭抡、许楚老等。
1983年对父亲来说的确是不寻常的，78岁的他当选为六届全国政协常委（后来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就在这年的10月，生活一贯朴素的父亲为母校南通师范捐款5千元，用来表示对母校和南通市小学教育的一点资助。区区5千元，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是在那个时代是父亲几年来的微薄积蓄。饱经沧桑的父亲在生活稍显安定后，想到的是他人，是感念，是付出。在给南通师范的信中，他写道：“我已近八旬，五十余年前由南通师范学校毕业，母校对我的青少年时代的教育，是我一生从事科学事业的良好基础……”这样的为人处世，父亲一贯如此；直到最后住院，病势加重需要多一个特护照顾的情况下，他还嘱咐我们不要让所里担负过多的经费。
1985年，时隔28年，父亲的所谓问题才真正彻底平反纠正，恢复了一切名誉。可是，他已经到了80岁的高龄。
记得父亲文革期间的日记里有这样一页，他把东坡的一句诗“事如春梦了无痕”改为“事非春梦岂无痕”，改动的两个字可谓意味深长。但是父亲完全没有沉浸在对过去屈辱的痛苦回忆中，他写下过这样的话，“我虽已垂暮之年，但为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仍要发挥余热，尽量多做些事情”。1983年，父亲写过一首七律《自嘲》，诗的后四句是：“沧海几经陈迹在，欧风雨栉征尘多，翰墨愧惭迷后学，青春虚度惜残波。”
正是父亲的宽容、豁达，赢得人们的口碑、尊敬；正是他对科学事业的执著追求和抓紧多做事情的信念，支撑他病残而衰弱的身体继续笔耕不辍。20世纪80年代，他在《化学教育》杂志上陆续介绍了26位世界著名化学家，拉瓦锡、道尔顿、门捷列夫……1988年，他重新翻译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一卷，一年完成50多万字，这本书终于正式出版；1989年6月出版了《化学重要史实》，该书曾获得优秀图书奖，后来再版。这本书是请应礼文同志协助完成的，身体衰弱的父亲这时体力不支，更难以用左手执笔了。为了图书的真实可靠，他自费翻拍了书中所需要的科学家的照片，并写信给远在海外的朋友核对事实。他对事业的严谨、认真贯穿终生。
时日不多的父亲此时想的不是如何颐养天年，如何悠闲度日，他仍拼出自己最后一点气力，尽量多做事情。直到1993年的9月最后一次住进协和医院，微弱的生命之光已将燃尽，他还坚持要带着书笔去医院，还在考虑再为社会做点什么。
父亲晚年著作《化学重要史实》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几乎没有例外，伟大的化学家都特别具有一种令人羡慕和尊敬的个人品质。”这段话应该说也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我们永远记着那一天、那一刻 —— 1994年的3月2日下午四时许，父亲躺在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一张白色的病床上，劳累一生的他永远地安息了。当时，一阵暖风吹进窗户，掀动着窗帘，仿佛父亲的灵魂也随之飘向窗外，升入了天国。
十一年过去了，父亲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们的眼前；他的人格精神也常常鼓舞着我们。今天，在他百年寿辰的日子里，仅用这有限的笔墨，抽取出零星的片断，献上我们对父亲的告慰和纪念。
在我们的心中，父亲并没有离去；他还活着，永远活着。
链接：袁翰青有机化学家、化学史家。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44年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九三学社第二届中央理事会理事，第三、四、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