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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校费”的折射：教育也需要民主
罗堃
由于担心升初中要交纳高昂的择校费会给父母带来负担，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她在留给父母的短短100多字的遗书里说，“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南方都市报》，7月25日）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择校费更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上，为了使选举体现民意，实现民主，我们可以采取“用手投票”的方式“择人”（即选择候选人）；但是，在教育方面的“择校”问题上，我们的现实却是很多家长不得不采取“用钱投票”的方式选择学校，尽管大家都知道这破坏了教育公平原则。现在的一个怪现象是，一方面，对择校费口诛笔伐的文章屡见报端，使得它如同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但另一方面，家长们继续向现实妥协，对享有盛誉但收费令人咋舌的学校依然趋之若鹜。事实在于，他们迫不得已。明显的一个道理是，教育的不公平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公平，甚至会将未来撕裂成为两个断层的社会：穷者不仅愈穷，还将永远丧失通过接受教育向更高社会阶层攀爬的可能；富者不仅愈富，还将垄断除资本以外更为可贵的“知本”资源。择校费，既像贫困学子头上的“紧箍咒”，时不时地将引起剧烈疼痛；又像“光环”，使纨绔子弟似乎永远高人一等。
秀秀已死，择校费未亡。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剩下的“秀秀”们做点什么？相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尽快出台措施？教育是不是也需要民主，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愿，钱不再杀人了；但愿，实现教育真正公平的日子早日到来。
矿难与“割肉之痛”
翟 峰
8月7日，继新疆阜康市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83名矿工遇难后，广东兴宁大兴煤矿再次发生特大安全生产事故，123名矿工被困井下，生还渺茫。在国家三令五申强调安全生产的情况下，矿难仍然频繁出现。这悲剧，令人流泪、令人忧虑、令人深思。
如何为遏制矿难而让矿业主有“割肉之痛”、让地方官员有“在位之为”、让地方人大有“监督之威”？首先当以地方法规形式明确规定矿业主在矿难面前所应承担的经济及刑事责任，特别是让经济处罚在矿业主身上产生“割肉之痛”的效果，以促使矿业主不得不视安全事故为己任，不得不为矿工的生存环境担忧，不得不为矿难付出巨额赔偿。其次，想让地方官员有“在位之为”，则应实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与安全生产、与遏制矿难挂起钩来的责任追究机制。另外，为什么“几十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安全帽”，而审批者之所以对一些资质明显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的煤矿高抬贵手，绿灯放行？原因在于“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面对矿主提出冒险开工的要求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非法开采”。待到发生矿难事故之时，即只得“难得糊涂”，一推了事。所以，我们必须让地方人大有“监督之威”，即是说应充分看到，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职权的地方人大，在遏制矿难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监督因可制约“一府两院”，从而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遏制矿难发生具有一定威力。
“招‘鬼’引资”的背后是“无法无民”
王从清
不知是迫于招商指标的压力，还是急于招商方式的出新，近日河南省兰考县城关乡杨寨村居然上演了一把“招‘鬼’引资”的闹剧（2005年07月13日《河南日报》农村版）。今年五六月份，杨寨村6组村民金某责任田里先后起了两座坟头。死者都是县城里的居民，他们的子女将其火葬后装棺埋进了该村的地里。听丧主说，每个墓穴要交给村干部和责任田的承包者2000元，这些收钱者还美其名曰“招商引资”。
闻此讯息，在佩服兰考县城关乡杨寨村招商工作“秀”得离奇、“秀”得大胆的同时，更多则是对个中暴露出的许多“沉重问题”的担忧悲痛。在农村，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土地就是“命根”和“饭碗”，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活路。然而我们有些干部为了完成所谓的招商指标，为了牟取自己的蝇头微利，贱视“国法民权”，以农民“命根”与“饭碗”为代价，干起了“招‘鬼’引资”的勾当， 国土部门的“懒政”却更将当下干部“无法无民”的“老底”暴露无遗。干部心中没有国法、没有民意，才是导致“招‘鬼’引资”闹剧发生的真正答案。“招‘鬼’引资”的背后是干部的“无法无民”，这个惨重的教训警醒我们：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亲民意识”和“宗旨观念”任重而道远！
对“二战”中两“营”褒与贬的警示
韩盛文
不久前，“二战”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于被解放六十周年纪念之日，在欧州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有四十多个国家的政要，应邀到场发表了审视战争历史、期望和平未来的讲话；然而，就在几天前，向“二战”中军国主义日本侵略军开“第一枪”的沈阳北大营遗址，一夜间就以建“汽车城”为名，被我们中国人自己强行拆除了。可叹哪！真的是要“一心一意搞发展”吗？
两“营”一褒一贬，结局迥异，我们必须深思自己存在的问题：如何处理历史与未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经济要发展，未来要开创，这是共识无疑，然而是否为此便可堂而皇之地牺牲其他一切，或完全遗忘过去的耻辱？如此健忘、如此“世俗”的民族，她能走多远？
有感于芬兰只有五人有专车
文 丹
据国际权威反腐机构“透明国际”公布的最新各国“廉洁”排名，芬兰仍然保持第一，这已经是芬兰连续五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了。
芬兰国家的廉洁在公车管理方面，可窥见一斑。芬兰政府机构公车数目极少，除总统外，在政府各部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4人享受配备专车的待遇，而且专车只限于执行公务时使用。其他部长及以下的官员执行公务时，由秘书向政府办公厅申请用车，政府部门有义务如实地公布官员使用公车的情况，媒体也有权查询。如果某政府官员多次使用公车办私事，将会被举报或被媒体曝光。
作为世界上富有的国度，芬兰政府并不是购不起车，养不起车，但政府依然只购置少量的公车，仅给五个政府官员配备专车，并且严加管理，根本不给公车私用提供机会。而作为发展中的中国的公车情况又如何呢？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公车拥有量超过350万辆，这些公车大部分又是领导的专车，县级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家班子领导成员，部委办局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几乎都配备了专车。这还不算，一些有钱、有权的单位，如财政、银行、税务、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的副职也大都配了专车。与此同时，车辆的更新率也逐年上升，一些新上任的官员尤其是高官，无不把换新车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更新下来的“旧车”自然而然地成了下属的“专车”。
在公车使用上，也是三分天下，真正用在公务上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官员私用的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的也占三分之一，公车不“公”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此多公车，如此多公车私用，每年耗费着数以千亿计的养车费，挤占了单位行政经费的一大块。
为了抑制这个“黑洞”，不少地方都对公务用车进行了改革，有的地方把公车拍卖给个人，取消单位公车，改发交通补贴；有的地方把领导的专车改为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领导公务用车需申请，并按旅程或时间交纳租金。这些措施理论上确能节省一大笔经费开支，但目前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很难执行到位的，因为我们的领导有着太深的“公车情结”了，他们总能从企业里“租”到车，从不能取消公车的特殊单位里“借”到车。如此一来，让一笔接近工资额的交通补贴白白流进了高官们的腰包里，给财政带来更重的负担。
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车改，公车改革是非改不可的事了，公车改革重要，如何改掉官员们的“公车情结”也许更重要！
从26:1谈起
赵钦宣
据报载：在中国13亿人口中，现有吃皇粮的在编干部约4500万人，另有没编制的人员约500万人，民官比例为26:1，而汉朝为8000:1，唐朝为3000:1，清朝为1000:1。对比一下，不禁令人大吃一惊。
26:1，这意味着平均每26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吃皇粮的人，如果这种情况再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它很可能带来以下的后果：一方面，会加重弱势群体的负担。据全国政协一份提案披露，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公车350万辆，每年费用约3000亿元。我国每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运转费用与5000万吃皇粮的人的工资津贴就成了一天文数字。据此，弱势群体的负担可能会加重，贫富不均可能会加剧，失业人员可能会增多。另外一方面，会增加更多的官僚腐败。《民主与科学》2004年第4期刊载胡鞍钢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根据我国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的经济损失计算：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之间。”官员众多，如果没有“精兵简政”，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或几个对拥有权力者有效的约束机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官民比例的攀升，腐败的方式便会层出不穷。
为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我们以为，在维持现有政治体制原则性问题不变的前提下，执政党应慎用权力，注意自我约束，防止权力过度膨胀；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尽快逐步推进村民自治，妥善减少乡镇一级的党政机关，精兵简政，尽力降低官民比率。
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培养出来的吗？
日前, 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人才发展办公室主任吕玉刚在新华网访谈时称，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长江学者中能够培养出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乍闻这样的消息，让国人振奋。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热切地期盼着泱泱中华大国也能够出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过，冷静下来后，笔者不免又有些疑惑：难道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培养出来的吗？
按照我们通常的做法，往往把某项科研项目做为既定目标，先选定科研课题和科研人员，然后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支持这个既定项目。其实，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做法，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研运行规律完全不同。假如为了中国能够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而采取这样的“培养”方式，前景恐怕不容乐观。
近年来，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却始终与之无缘，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太强调科研“果实”而忽略“开花”的过程。例如，近年来我国许多科技成果虽然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基础研究始终难有重大突破。就好像奥运会比赛，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夺取几块金牌，更多的意义恐怕还在于要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同样，假如只是把目光盯在金灿灿的诺贝尔奖杯上，其实是本末倒置。
曾几何时，国人热衷于谈论中国人何时能问鼎诺贝尔奖。其实，谈论这样的话题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些显得滑稽可笑。 科学不能浮躁，诺贝尔奖的获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刻意去追求就可以得到的。它是长时间持续、专注的科研工作厚积薄发的结果。很少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是当时预期他要奔诺贝尔奖去的。很多科学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许当时认为不很重要的东西，过若干年以后才有价值。
科学家首先应该用一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平静心态致力于科学研究 ，但是现在学术风气不正、心态浮躁，很多科学家没有真正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在美国，很多科学家是因为对于自己工作的热爱才做的， 对于他们来说研究就是他的生活！相比之下，我们的科研体系、保障体系、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使得我们的科学家们公务繁忙，忙着去见官员，忙着做行政事务，忙着升官，忙着去挣钱……国内的科学家们有几分心思用在研究上？花了多少时间做研究？
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世界创造一个重要的机遇，也为贡献诺贝尔奖得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是，我们不要急于“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目前最重要的是营造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环境，让我们的科学家能够脚踏实地地做事，能够安心研究。否则，我们的期望只能是美丽的海市蜃楼。
（河北/马国川）
罗堃
由于担心升初中要交纳高昂的择校费会给父母带来负担，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永远地离开了人间。她在留给父母的短短100多字的遗书里说，“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南方都市报》，7月25日）
近年来，教育乱收费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择校费更成为众矢之的。在政治上，为了使选举体现民意，实现民主，我们可以采取“用手投票”的方式“择人”（即选择候选人）；但是，在教育方面的“择校”问题上，我们的现实却是很多家长不得不采取“用钱投票”的方式选择学校，尽管大家都知道这破坏了教育公平原则。现在的一个怪现象是，一方面，对择校费口诛笔伐的文章屡见报端，使得它如同过街老鼠般，人人喊打；但另一方面，家长们继续向现实妥协，对享有盛誉但收费令人咋舌的学校依然趋之若鹜。事实在于，他们迫不得已。明显的一个道理是，教育的不公平必然会带来社会的不公平，甚至会将未来撕裂成为两个断层的社会：穷者不仅愈穷，还将永远丧失通过接受教育向更高社会阶层攀爬的可能；富者不仅愈富，还将垄断除资本以外更为可贵的“知本”资源。择校费，既像贫困学子头上的“紧箍咒”，时不时地将引起剧烈疼痛；又像“光环”，使纨绔子弟似乎永远高人一等。
秀秀已死，择校费未亡。我们是不是应该为剩下的“秀秀”们做点什么？相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尽快出台措施？教育是不是也需要民主，体现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但愿，钱不再杀人了；但愿，实现教育真正公平的日子早日到来。
矿难与“割肉之痛”
翟 峰
8月7日，继新疆阜康市一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83名矿工遇难后，广东兴宁大兴煤矿再次发生特大安全生产事故，123名矿工被困井下，生还渺茫。在国家三令五申强调安全生产的情况下，矿难仍然频繁出现。这悲剧，令人流泪、令人忧虑、令人深思。
如何为遏制矿难而让矿业主有“割肉之痛”、让地方官员有“在位之为”、让地方人大有“监督之威”？首先当以地方法规形式明确规定矿业主在矿难面前所应承担的经济及刑事责任，特别是让经济处罚在矿业主身上产生“割肉之痛”的效果，以促使矿业主不得不视安全事故为己任，不得不为矿工的生存环境担忧，不得不为矿难付出巨额赔偿。其次，想让地方官员有“在位之为”，则应实行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与安全生产、与遏制矿难挂起钩来的责任追究机制。另外，为什么“几十个大盖帽管不住一顶安全帽”，而审批者之所以对一些资质明显不足、存在安全隐患的煤矿高抬贵手，绿灯放行？原因在于“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面对矿主提出冒险开工的要求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非法开采”。待到发生矿难事故之时，即只得“难得糊涂”，一推了事。所以，我们必须让地方人大有“监督之威”，即是说应充分看到，作为宪法和法律赋予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监督职权的地方人大，在遏制矿难方面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这种监督因可制约“一府两院”，从而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遏制矿难发生具有一定威力。
“招‘鬼’引资”的背后是“无法无民”
王从清
不知是迫于招商指标的压力，还是急于招商方式的出新，近日河南省兰考县城关乡杨寨村居然上演了一把“招‘鬼’引资”的闹剧（2005年07月13日《河南日报》农村版）。今年五六月份，杨寨村6组村民金某责任田里先后起了两座坟头。死者都是县城里的居民，他们的子女将其火葬后装棺埋进了该村的地里。听丧主说，每个墓穴要交给村干部和责任田的承包者2000元，这些收钱者还美其名曰“招商引资”。
闻此讯息，在佩服兰考县城关乡杨寨村招商工作“秀”得离奇、“秀”得大胆的同时，更多则是对个中暴露出的许多“沉重问题”的担忧悲痛。在农村，对于普通农民而言，土地就是“命根”和“饭碗”，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活路。然而我们有些干部为了完成所谓的招商指标，为了牟取自己的蝇头微利，贱视“国法民权”，以农民“命根”与“饭碗”为代价，干起了“招‘鬼’引资”的勾当， 国土部门的“懒政”却更将当下干部“无法无民”的“老底”暴露无遗。干部心中没有国法、没有民意，才是导致“招‘鬼’引资”闹剧发生的真正答案。“招‘鬼’引资”的背后是干部的“无法无民”，这个惨重的教训警醒我们：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亲民意识”和“宗旨观念”任重而道远！
对“二战”中两“营”褒与贬的警示
韩盛文
不久前，“二战”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于被解放六十周年纪念之日，在欧州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有四十多个国家的政要，应邀到场发表了审视战争历史、期望和平未来的讲话；然而，就在几天前，向“二战”中军国主义日本侵略军开“第一枪”的沈阳北大营遗址，一夜间就以建“汽车城”为名，被我们中国人自己强行拆除了。可叹哪！真的是要“一心一意搞发展”吗？
两“营”一褒一贬，结局迥异，我们必须深思自己存在的问题：如何处理历史与未来，经济与文化的关系。经济要发展，未来要开创，这是共识无疑，然而是否为此便可堂而皇之地牺牲其他一切，或完全遗忘过去的耻辱？如此健忘、如此“世俗”的民族，她能走多远？
有感于芬兰只有五人有专车
文 丹
据国际权威反腐机构“透明国际”公布的最新各国“廉洁”排名，芬兰仍然保持第一，这已经是芬兰连续五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了。
芬兰国家的廉洁在公车管理方面，可窥见一斑。芬兰政府机构公车数目极少，除总统外，在政府各部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国防部长4人享受配备专车的待遇，而且专车只限于执行公务时使用。其他部长及以下的官员执行公务时，由秘书向政府办公厅申请用车，政府部门有义务如实地公布官员使用公车的情况，媒体也有权查询。如果某政府官员多次使用公车办私事，将会被举报或被媒体曝光。
作为世界上富有的国度，芬兰政府并不是购不起车，养不起车，但政府依然只购置少量的公车，仅给五个政府官员配备专车，并且严加管理，根本不给公车私用提供机会。而作为发展中的中国的公车情况又如何呢？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的公车拥有量超过350万辆，这些公车大部分又是领导的专车，县级以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家班子领导成员，部委办局一把手，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几乎都配备了专车。这还不算，一些有钱、有权的单位，如财政、银行、税务、公安、检察、法院等单位的副职也大都配了专车。与此同时，车辆的更新率也逐年上升，一些新上任的官员尤其是高官，无不把换新车作为头等大事来抓，更新下来的“旧车”自然而然地成了下属的“专车”。
在公车使用上，也是三分天下，真正用在公务上的时间仅占三分之一，官员私用的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的也占三分之一，公车不“公”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此多公车，如此多公车私用，每年耗费着数以千亿计的养车费，挤占了单位行政经费的一大块。
为了抑制这个“黑洞”，不少地方都对公务用车进行了改革，有的地方把公车拍卖给个人，取消单位公车，改发交通补贴；有的地方把领导的专车改为由行政服务中心管理，领导公务用车需申请，并按旅程或时间交纳租金。这些措施理论上确能节省一大笔经费开支，但目前在实际操作中却是很难执行到位的，因为我们的领导有着太深的“公车情结”了，他们总能从企业里“租”到车，从不能取消公车的特殊单位里“借”到车。如此一来，让一笔接近工资额的交通补贴白白流进了高官们的腰包里，给财政带来更重的负担。
当然，笔者并不是反对车改，公车改革是非改不可的事了，公车改革重要，如何改掉官员们的“公车情结”也许更重要！
从26:1谈起
赵钦宣
据报载：在中国13亿人口中，现有吃皇粮的在编干部约4500万人，另有没编制的人员约500万人，民官比例为26:1，而汉朝为8000:1，唐朝为3000:1，清朝为1000:1。对比一下，不禁令人大吃一惊。
26:1，这意味着平均每26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吃皇粮的人，如果这种情况再得不到有效控制的话，它很可能带来以下的后果：一方面，会加重弱势群体的负担。据全国政协一份提案披露，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约有公车350万辆，每年费用约3000亿元。我国每年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运转费用与5000万吃皇粮的人的工资津贴就成了一天文数字。据此，弱势群体的负担可能会加重，贫富不均可能会加剧，失业人员可能会增多。另外一方面，会增加更多的官僚腐败。《民主与科学》2004年第4期刊载胡鞍钢先生的一篇文章中谈到：“根据我国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四种主要腐败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的经济损失计算：在90年代后半期，仅以上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比重的13.3％～16.9％之间。”官员众多，如果没有“精兵简政”，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或几个对拥有权力者有效的约束机制，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官民比例的攀升，腐败的方式便会层出不穷。
为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我们以为，在维持现有政治体制原则性问题不变的前提下，执政党应慎用权力，注意自我约束，防止权力过度膨胀；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尽快逐步推进村民自治，妥善减少乡镇一级的党政机关，精兵简政，尽力降低官民比率。
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培养出来的吗？
日前, 教育部人事司副司长、人才发展办公室主任吕玉刚在新华网访谈时称，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长江学者中能够培养出中国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乍闻这样的消息，让国人振奋。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热切地期盼着泱泱中华大国也能够出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过，冷静下来后，笔者不免又有些疑惑：难道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培养出来的吗？
按照我们通常的做法，往往把某项科研项目做为既定目标，先选定科研课题和科研人员，然后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不惜一切代价地去支持这个既定项目。其实，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做法，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科研运行规律完全不同。假如为了中国能够有人获得诺贝尔奖而采取这样的“培养”方式，前景恐怕不容乐观。
近年来，日本科学家频频获得诺贝尔奖，中国却始终与之无缘，为什么？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太强调科研“果实”而忽略“开花”的过程。例如，近年来我国许多科技成果虽然在国际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基础研究始终难有重大突破。就好像奥运会比赛，我们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夺取几块金牌，更多的意义恐怕还在于要提高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同样，假如只是把目光盯在金灿灿的诺贝尔奖杯上，其实是本末倒置。
曾几何时，国人热衷于谈论中国人何时能问鼎诺贝尔奖。其实，谈论这样的话题没有什么意义，甚至有些显得滑稽可笑。 科学不能浮躁，诺贝尔奖的获得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也不是刻意去追求就可以得到的。它是长时间持续、专注的科研工作厚积薄发的结果。很少有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是当时预期他要奔诺贝尔奖去的。很多科学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也许当时认为不很重要的东西，过若干年以后才有价值。
科学家首先应该用一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平静心态致力于科学研究 ，但是现在学术风气不正、心态浮躁，很多科学家没有真正为科学献身的精神。 在美国，很多科学家是因为对于自己工作的热爱才做的， 对于他们来说研究就是他的生活！相比之下，我们的科研体系、保障体系、评价体系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使得我们的科学家们公务繁忙，忙着去见官员，忙着做行政事务，忙着升官，忙着去挣钱……国内的科学家们有几分心思用在研究上？花了多少时间做研究？
中国的发展不仅为世界创造一个重要的机遇，也为贡献诺贝尔奖得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但是，我们不要急于“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目前最重要的是营造能够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环境，让我们的科学家能够脚踏实地地做事，能够安心研究。否则，我们的期望只能是美丽的海市蜃楼。
（河北/马国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