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许德珩，曾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又是九三学社的发起者和长期的领导人，一生都在为民主科学而奋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许德珩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一天，北大进步学生千家驹、张百川来到他家，约他到北京大学作时事讲演。许德珩立即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到北京大学作了一次关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讲演，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斥南京政府卖国的不抵抗政策。许德珩慷慨陈词，使同学们的抗日救亡热情受到很大激发。随后，师大的同学也请他去讲演，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随着民众抗日热情的不断高涨，蒋介石强化了法西斯的独裁统治，镇压抗日运动。1931年底，邓演达被杀害了。
1932年二三月间，许德珩在课余之暇仍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天，陈公博来到北平，并造访许德珩。这时，蒋汪已经合作，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公博是实业部长。他一进门就对许德珩说：“老兄，不要教书了吧!”本来国家内忧外患，爱国志士正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以救民族危亡，许德珩正为自己还在教书感到不安，可话出自陈公博之口，不由得令许德珩怒气上冲，他对陈公博说：“不教书做什么?做官僚?做卖国贼?还是做蒋介石的打手?士各有志，勿相强也，你去干你的好了。”一席话，说得陈公博面红耳赤，悻悻地走了。他走后，许德珩气愤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1932年12月13日凌晨5时，许德珩尚未起床，突然几个穿着军装的人闯进卧室。其中一个特务头子用手枪抵住他说：“许先生，我们有点事，请你去谈谈!”随后，几个特务拥着许德珩上了车，并将许德珩关押在宪兵三团的监狱。
许德珩被捕后，特务抄了他的家。他们断定许德珩家中藏有枪支弹药，或许还有卢布，但毫无所获。于是特务们就抄书房，把红色封皮的书以及“五四”以来许德珩的书稿、照片及重要文稿全都拉上了汽车。
第二天，各报都报道了许德珩等三人(马哲民、侯外庐)被捕的消息，社会舆论大哗。在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多方营救下，12月19日，许德珩获释。
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发表后，许德珩犹如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曙光，高兴得夜不能寐。他冒着坐牢的危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他到张家口支持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回北平后，又根据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要求，推动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学生游行时，他同妻子劳君展一起在寒风中走在前面，衣服被警察的水龙喷透而结了冰。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德珩奔走于大后方，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会上，他怒斥汪精卫等投降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坚持抗战而呼喊。
1936年冬的一天，许德珩夫妇听徐冰同志说，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又听说有一辆卡车要去陕北，就赶快去东安市场买了一些火腿、布鞋和怀表，托人捎到延安。毛泽东主席收到这些赠品后回复了一封信，内容为：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怀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6年）11月2号
抗日战争后期，许德珩等科技、教育、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许德珩夫妇到重庆红岩村与五四时期的旧友毛泽东会面，得到鼓励后，把这一座谈会发展成一个政治性组织——九三学社，成为国内著名的民主党派。
许德珩在追求科学民主时不仅是一个书斋中的研究者，更是一个革命斗争中的实践者。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监狱中，许德珩就曾吟诵“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的诗句，表达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无所畏惧的气概。近代中国有两次影响最大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前者传播了新文化并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这两次运动中，许德珩都站在斗争的前列。
这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也显示出近代中国立志救国救民并追求进步的人们的必由之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许德珩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一天，北大进步学生千家驹、张百川来到他家，约他到北京大学作时事讲演。许德珩立即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到北京大学作了一次关于东北沦陷华北告急的讲演，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斥南京政府卖国的不抵抗政策。许德珩慷慨陈词，使同学们的抗日救亡热情受到很大激发。随后，师大的同学也请他去讲演，收到了同样的效果。
随着民众抗日热情的不断高涨，蒋介石强化了法西斯的独裁统治，镇压抗日运动。1931年底，邓演达被杀害了。
1932年二三月间，许德珩在课余之暇仍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天，陈公博来到北平，并造访许德珩。这时，蒋汪已经合作，汪精卫当上了行政院长，陈公博是实业部长。他一进门就对许德珩说：“老兄，不要教书了吧!”本来国家内忧外患，爱国志士正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以救民族危亡，许德珩正为自己还在教书感到不安，可话出自陈公博之口，不由得令许德珩怒气上冲，他对陈公博说：“不教书做什么?做官僚?做卖国贼?还是做蒋介石的打手?士各有志，勿相强也，你去干你的好了。”一席话，说得陈公博面红耳赤，悻悻地走了。他走后，许德珩气愤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
1932年12月13日凌晨5时，许德珩尚未起床，突然几个穿着军装的人闯进卧室。其中一个特务头子用手枪抵住他说：“许先生，我们有点事，请你去谈谈!”随后，几个特务拥着许德珩上了车，并将许德珩关押在宪兵三团的监狱。
许德珩被捕后，特务抄了他的家。他们断定许德珩家中藏有枪支弹药，或许还有卢布，但毫无所获。于是特务们就抄书房，把红色封皮的书以及“五四”以来许德珩的书稿、照片及重要文稿全都拉上了汽车。
第二天，各报都报道了许德珩等三人(马哲民、侯外庐)被捕的消息，社会舆论大哗。在蔡元培、宋庆龄、杨杏佛等多方营救下，12月19日，许德珩获释。
1935年中共中央“八一宣言”发表后，许德珩犹如在漫漫长夜中看到了曙光，高兴得夜不能寐。他冒着坐牢的危险，积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他到张家口支持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回北平后，又根据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要求，推动学生发起“一二·九运动”，学生游行时，他同妻子劳君展一起在寒风中走在前面，衣服被警察的水龙喷透而结了冰。
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德珩奔走于大后方，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在会上，他怒斥汪精卫等投降派，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坚持抗战而呼喊。
1936年冬的一天，许德珩夫妇听徐冰同志说，延安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物资供应极端困难，又听说有一辆卡车要去陕北，就赶快去东安市场买了一些火腿、布鞋和怀表，托人捎到延安。毛泽东主席收到这些赠品后回复了一封信，内容为：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怀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
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1936年）11月2号
抗日战争后期，许德珩等科技、教育、文化界人士在重庆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许德珩夫妇到重庆红岩村与五四时期的旧友毛泽东会面，得到鼓励后，把这一座谈会发展成一个政治性组织——九三学社，成为国内著名的民主党派。
许德珩在追求科学民主时不仅是一个书斋中的研究者，更是一个革命斗争中的实践者。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监狱中，许德珩就曾吟诵“锄奸不惜死，爱国亦千秋”的诗句，表达了献身民族解放事业无所畏惧的气概。近代中国有两次影响最大的学生运动——“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前者传播了新文化并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后者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到来。在这两次运动中，许德珩都站在斗争的前列。
这不平凡的人生轨迹，也显示出近代中国立志救国救民并追求进步的人们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