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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只有一次”，人们常常这样形容日本保守的招聘体系。大学生在毕业时拼尽全力寻找梦寐以求的高薪工作，那些走入层层招聘流程，并成功过关斩将的毕业生会在职业阶梯上站稳脚跟，迎来稳定的涨薪和晋升，而被淘汰出局的，基本上都被迫辗转于各种低薪的工作，看不到出路，职业安全感为零。
这种差异在2000年开始固化。那一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已十年，为保护老员工，企业大幅缩小招聘规模，就业市场进入冰河期。面对狭窄的职业前景，很多人选择单身、不生孩子。日本201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340万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未婚，和父母同住。
“蛰居族”通常用于形容完全退出社交活动、寄居家中的成年人。根据2019年3月发布的调查，日本中年“蛰居族”约有61.3万。在刚步入不惑之年的“蛰居族”中，有1/3表示，自己沦落至此是因为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或适应职场。
2019年5月，日本川崎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事件，行凶者是寄居在亲戚家的50多岁无业男子。事件发生一个月后，政府出台计划，旨在帮助那些年轻时未能进入就业市场的中年人找到全职工作。
|“8050问题”：80岁的父母照顾50岁的子女 |
“8050问题”适用于45岁的河野道尚。他没有工作，从未离开过父母在奈良的家。日本社会将这样的人视为“定时炸弹”，这一点让他感到紧张。
河野年轻时考上了京都大学，但在大三、大四时并未投入到程序繁琐的求职热潮中。他频繁翘课，延毕四年仍未获得足够的学分。他无法继续学业了，而且到这时，招聘热潮已然冷却。“我处在就业的冰河时代，”他解释道，“即使尝试也是徒劳。”
河野年复一年地隐居在父母的房子里，父母还给他零用钱。他刷信用卡买昂贵的物品，负债高达300万日元，还因未能按时还款遭到指控。现在，他们一家依靠父亲的退休金生活。“我给自己挖了个洞，逃避现实。”河野说。
2019年夏天，宝冢市为那些被排除在就业市场之外的中年人提供文职工作。河野申请了三份，但并不知道自己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815名求职者共同竞争。过去，河野常常因为求职的事与父亲争吵，而如今，关于未来的计划已成为父子之间的禁忌话题。河野意识到，父母已临近生命终点：父亲不再开车，母亲佝偻着腰。“我想重新开始，让他们在有生之年感到心安。”他说，“现在经济不景气，但申请文职工作是我重新回归社会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 女性就业：前途无望的工作 |
表面上，竹川优是日本知识女性的代表，拥有硕士学位，做过四份全职工作，出版了兩部小说。现实中，38岁的竹川去年三月失业，依靠救济金和积蓄勉强度日。唯一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疫情让她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自己的第三部小说。只要她顺利完成，交给出版商，就能赚取一笔可观的收入。“没有小说，我真的觉得生活要走投无路了。”她说。
和很多同龄人一样，竹川挣扎着在职场寻找立足之地。她毕业于日本立教大学，从大三就开始找工作，这在日本已成常态。虽然竹川的专业是德国文学，但她决定就职于一家销售代理公司，因为在她看来，在日本经济时好时坏的背景下，这种行业存活的几率较大。
旨在保障女性就业机会平等的法律已颁布近20年，但旧的风俗和惯例依然根深蒂固。竹川回忆说，在小组面试中，雇主会问男性应聘者一连串问题，之后才会想起女性，“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聘用女性。”后来，没找到满意工作的竹川决定继续深造，读了德国文学的研究生，希望等毕业再找工作时，就业市场会有所好转。2005年春天，她双手发抖，全身出汗，感觉焦虑快要把自己压垮了。经医生诊断，她患上了恐慌症。“我从未完全治愈。”她说。
完成学业后，竹川在京都一家大型建筑公司负责编辑小册子和产品目录。然而，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她的职位并非在编。以前做这份工作的几乎都是和父母同住的单身女性，薪资比同等职位但有编制的男性少30%。工作两年半后，竹川因为看不到职业前景而苦恼，最终辞职。
接下来，竹川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待遇好一些，她也不必放下自尊为男同事端茶送水。不过，在这家只有15个员工的公司里，她有时得长时间加班，身体状况因此越来越差，不得不服用抗抑郁药。2010年底，她辞职回到老家横滨，“我需要休息。”
那时，日本第一个“失去的十年”（1991—2001）延续到了第二个。为节约成本、保护老员工，企业采用短期合同，以减少人力开支，缩减福利。经济低迷时，这些短期合同工最先被裁员，而经济好转时，则最先恢复。短期合同催生了工作不稳定的底层阶级，他们现占日本劳动力的40%。2019年，女性在这一群体中的占比达到68%，竹川便是其中之一。 竹川最近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建筑行业报社的横滨分社，签的均是6个月的短期合同，税后月薪约为15万日元（译注：约合人民币9400元）。当然，这份工作也有好处：通勤时间短，工作时间固定。因此，她有足够的时间专注于写作。2016年，她有一篇短篇小说获奖，随后出版了两本历史小说，还得到了全国性报纸的报道。“我通过想做的事情赚到了钱，精神状况大有改善。”她说。
| 零售疗法：一剂治愈的灵丹妙药 |
来自大阪的胜部佩科是一名社工，就职于丰中社会福利委员会。这是一家与政府机关、社区团体合作的私人机构，主要处理虐待老人和贫困儿童之类的社会问题。1995年阪神地震造成6000多人死亡，成千上万人流离失所，很多人生活在孤苦之中，委员会因此开始帮助这一群体。
胜部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大部分时间奔波在外，拜访与父母同住的“蛰居族”。2017年，针对老人无法开车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问题，胜部在社区内建立了爱野市集。市集的很多员工是胜部社会工作的关爱对象。“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地方，”她说，“这个社区也需要。”
市集門店里，44岁的志愿者顺子正在送咖啡。她在两年制大学里学了插画，希望成为一名漫画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梦想，也是因为她在就业冰河期发现找到传统工作的机会十分渺茫。大学毕业后，顺子在杂货店兼职，负责整理货架。她通常上早班，以便把一天中剩下的时间拿来画画。杂货店倒闭后，她一心投入到画画这件事上，却发现生活难以为继。过去十年里，她做过各种各样薪水低、门槛低的文职工作，看不到晋升前景。有时，她只干一个月就辞职了。
30岁之后，顺子越发沉默，“我不想与人打交道。”出于担心，她的母亲联系了丰中委员会。顺子回忆起四年前她与胜部的首次见面，那时的她完全不想与一个陌生人讨论自己的未来生活和职业选择。但令她惊讶的是，短暂的寒暄之后，胜部请她为委员会的小册子和宣传单画漫画。顺子当时面无表情，但心跳加速，“我有点开心。”
在胜部的指引下，顺子参与了帮助“蛰居族”通过园艺、音乐、运动和志愿等活动习得社交技巧的项目，同时给自己报了一个电脑图像设计课程。她从这些事情中一点点地重拾自尊。自2017年以来，顺子一直在爱野市集兼职，负责送咖啡、进货和收银，“这是一个所有人都接纳我的地方，我在这里被治愈了。”
[编译自美国《彭博商业周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