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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鼠疫席卷英国，艾萨克·牛顿逃离剑桥，回到家乡林肯郡。牛顿家有一个栽种了许多水果树的大花园。在这段动荡的时期，牛顿抛开了生活惯例和社交琐事，彻底放空心灵。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從树上落下的一个苹果比以往落下的任何苹果都更吸引他。可以说，瘟疫让人类发现了重力。那么，当下的新冠疫情为你带来了什么？
| 第二场疫情 |
无可否认，疫情改变了我们所有人的生活，对我们的心理产生了各种影响。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瘟疫与社会：从黑死病到现在》一书作者弗兰克·斯诺登说：“人们都在谈论回归正常，但我不这样认为。”斯诺登研究瘟疫已有40余年。去年春天，他研究的课题在他身上成为现实：他感染了新冠病毒。
斯诺登表示，所有瘟疫都是“通过人类与环境、其他物种以及彼此之间关系中的软肋而对社会造成损害的”。每场瘟疫的特点不尽相同，而与鼠疫有一定相似之处的新冠肺炎会影响心理健康。斯诺登认为，第二场“瘟疫”正紧随新冠疫情而来，是一次“心理疫情”。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学副教授奥伊弗·奥多诺万对此表示赞同，“我们面对的是多重不确定性。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还将继续发生，但我们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在谁身上以及如何发生，这在认知上和生理上是一件特别消耗人的事情。”当人们感知到威胁时——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实际的——人体会启动压力反应机制：皮质醇调动葡萄糖，免疫系统被激活，炎症水平上升。这会影响大脑功能，使人们对威胁更敏感，却对奖励更不敏感。
在实际生活中，这意味着每当听到身旁有人咳嗽，或看到口罩和周围一片“外科蓝”，或一个陌生人向你走来时，你的免疫系统就会开始活跃。“长期来看，这种慢性激活状态可能有害。它会加速生物衰老，并且增加衰老相关疾病的风险。”奥多诺万说，“此外，由于政府的规定宽泛且多变，作为个人，我们需要作出许多选择，这带来了非常强烈的不确定性。”
新冠病毒的特点刚好为不确定性提供了可乘之机。斯诺登指出，这种疾病“比人们起初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是一个变幻多端的对手。不同患者症状不同，可能是呼吸道感染，也可能是肠胃不适，还可能是神志不清和认知障碍，甚至很多患者根本不会出现症状。
|“非人化”个体 |
社交接触在疫情期间被妖魔化，我们为此付出了什么代价？神经科学家弗兰西斯·麦格隆和莫尔·费尔赫斯特研究了一种集中分布于背部和肩膀等部位的C类触觉纤维。它将社交接触转化为一种复杂的奖励系统：当我们被抚摸、拥抱或轻拍时，身体就会释放催产素，从而降低心率，并抑制肾上腺皮质酮的分泌。“这些微妙的反应能使人保持心理平衡。”麦格隆说，“但疫情期间人们行为的变化让我感到担心，这种神经纤维仿佛正在高呼：多多接触！”
虽然有些人——尤其是与儿童共同居家隔离的人——可能与他人接触得更多了，但也有人与他人完全失去接触。费尔赫斯特在分析去年五月收集的一项调查数据时发现，最有可能与他人失去接触的人群是年轻人。“年龄是孤独感和抑郁的一项重要指标。”她说，“失去人际接触所带来的连接会触发情绪低落、低能量值和无精打采等导致抑郁的因素。”心理治疗师费丽帕·佩里说：“我们正在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非人’。”口罩让我们千人一面，洗手液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屏障。费尔赫斯特认为“这是一种障碍，就像语言不通一样”。
文化生活的缺失加剧了“非人化”进程。牛津大学教授埃里克·克拉克的研究领域是音乐心理学。他在英国第一次实施封锁期间带领民众在街头唱歌，“感觉就像抓住了生命线”，但他仍然十分怀念现场音乐活动。“我对周围世界的热情远不及对参加音乐活动的热情。”他说，“如今我们就像超市里卖的连袋煮的大米，在塑封袋里与世隔绝。”
疫情的“非人化”特点尤其体现在让人们得以感受死亡。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独立单元。临终之人在成为数据前，必将首先度过隔离的日子。“他们真的失去了人之为人的特性。”斯诺登说，“我的姐姐在疫情中离世，我没能见到她，她身边也没有家人……疫情切断了人际联系，令人疏远。”
|“乌云的银边”|
有那么一段时间，疫情或许让人们觉得共同身处克拉克所说的“塑封袋”中。苏赛克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约翰·杜瑞说：“研读关于灾难的文献可知，灾难刚发生不久后，人们会出现一种利他的群体心理，感觉到命运与共，但这种感觉并不持久。”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减轻心理痛苦，人们往往会出现代偿行为。如果对封锁和社交禁令带来的孤立状态适应不当，疫情就会对心理健康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在苏格兰，药物滥用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了1/3，全球各地家庭暴力现象激增。不过，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积极改变也可能产生显著的效果。费尔赫斯特喷香水的次数更多了，洗头的时间也更长了，她认为这是C类触觉纤维“直接激活”的结果。她的研究数据显示，在梳妆打扮上花费更长时间的人更不易感到孤独。斯诺登能平安度过隔离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与一些旧日同窗每周在Zoom上见面，尽管他们此前已有56年没有聚首。杜瑞是一个追求实用的人，以前不会浪费时间漫步，但现在会为了情感和心理需求而散步。
费尔赫斯特说：“我们曾经历疫情，但现在安然无恙。”适应才能生存。察觉到适应行为——无论多么微小——才能理解人性。那么，从长远来看，疫情会改变我们吗？
奥多诺万认为，新冠疫情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发病率可能会上升。新冠疫情也可能挑战PTSD的诊断标准：20%～30%位于重症监护室的患者之后会出现PTSD，可那些疫情过后开始在公共场所感到惊慌的人呢？身边陌生人不加遮挡的咳嗽会导致PTSD发作吗？一些非典患者康复十多年后仍在接受PTSD治疗。奥多诺万说：“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此外，在疫情结束后，对于新冠病毒的恐惧心理可能仍然存在。与此同时，压力激发的生物反应所导致的“全身性炎症”越严重，人们对社会威胁的感知就会越敏感。
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历史学家托马斯·狄克逊表示：“新冠疫情将带来大量的苦难、不平等和贫困现象，是会产生严重情感后果的世界级事件。人的‘情感库’会在逆境中发生变化。疫情过后，人们的情感会更具韧性、更为保守。”斯诺登说：“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我们可能会改变医疗系统，增加对心理健康的关注。也许疫情还能帮助我们重新思考药物的目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助理教授亚历山大·怀特希望美国能出台全民医保法案，“我们可以把疫情作为推动变革的力量。”
或许，就像牛顿的花园一样，疫情让我们有机会用新的眼光看待熟悉的事物。也许这就是意义所在——在这段时期为新机会创造条件。此前不可想象的变化现在有可能会发生，不仅是在社会结构方面，也在微小但众多的个人行为方面。在独处了几个月后，我们将加倍珍惜在此期间错过的简单小事以及帮助我们度过这段时间的种种快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将更好地了解自己。
[编译自英国《卫报周刊》]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