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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编译自美国海军学会《海军记事》2010年8月号，托马斯·库洛拉为美国海军作战学院战争分析和研究系主任，兼哈佛大学和外交关系学会研究员；托马斯·霍恩则为美国海军作战学院教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作者认为海空一体战理论的主要实践目标在于应对西太平洋与波斯湾潜在竞争对手的“反介入”能力。本刊刊发此文并非赞同其观点。亦非证实其中内容，仅供有兴趣的读者与专业工作者参考。
目前，针对美军在战略和战役作战行动方面所面临的日益紧迫的挑战，一些人士建议以美国陆军与空军此前共同研究制定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条令》为参照物，探讨由美国海军一空军共同实施的“海空一体战构想”(AsBC)。然而，这种构想能够被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吗?无论新旧，这种战略是否有助于美国增强其应对全球范围紧急事态的能力?
只有在全面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发展方向以及运用这种构想所能实现的目标。美国海军和空军还必须考虑以下问题，即如何应对这种构想可能导致的某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1992年，后来担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以及盟军欧洲最高司令部司令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上将曾在美国国防大学所属国家战争学院出版的刊物上撰文指出：“我们需要明确一种海空一体战构想，这种构想的核心是建立一支具备快速部署、高效精干和全面协同能力的作战力量，即所谓的‘联合打击力量’。”斯塔夫里迪斯上将的这段话表明，“海空一体战构想”这个词组以及该构想本身实际上都不是全新因素，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联合作战行动可以追溯至半个多世纪之前。
应对潜在对手挑战
2010年初，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出版了托德·哈里森的专著《新的大炮与黄油之争》，他在该书中指出：“美国目前的防务经费状况是，在一个与此前持平或下降的预算环境中，美国国防部无法像以前那样继续在人员维持和武器装备采购两方面都保持扩张态势。”
在整个冷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思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是有可能在欧洲平原地区爆发的战争。作为这种战略思维所衍生的军事任务主要是由美国陆军和空军担任，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演变成为众所周知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条令》。美军根据该条令确立了新的战役作战思想，即充分认识到苏联在军事方面的数量优势，以及与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方面逐渐缩小差距的现实。美国陆军和空军领导人当时共同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了相关情况，即这两个军种为在越南战争结束后恢复常规作战能力，在武器装备采购以及作战协同方面应该采取的步骤。
但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之内，美国军事一战略计划人员对发展范围更为广泛的作战条令缺乏足够的兴趣，美军备军种更是缺乏强化联合作战能力的动机。
“沙漠风暴”行动属于一种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作战对手的空中和海上力量都极为弱小，美军核心作战原则的运用显得无关痛痒。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评估办公室在其分析工作中开始研究以下问题，即“军事竞争的特点是否正在出现彻底调整”。这些分析人员得出了具有极强预见性的结论，即强调了某个“强有力竞争对手”(如中俄)向美国发出潜在挑战的可能性，以及“非强有力竞争对手”(如伊朗)对美国构成的次要挑战。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组建的“国防小组”(NDP)在其1997年报告中得出结论，即“美国‘必须彻底调整’投送军事力量的方式”，这种观点为美国国防部战略人士研究现代战争本质的不断变化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迫使美军从根本上将关注焦点转为实施反恐战争，因此减慢了上述进程的速度。
“大炮与黄油”之争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时，几种趋势的会聚发展态势促使美军对ASBC形成了新的关注。首先，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反恐战争转移，并且决定了美军向伊拉克和阿富汗移交安全职责的具体日期。其次，中国在这十年间以令人震惊的态势迅速崛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某些因素看来是有意对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度构成挑战。”再次，美国目前面临着难以预料的经济衰退。
在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以及美国联邦政府2010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超过1.5万亿美元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大炮与黄油”之争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美军获得的战略资源，可能无法满足对强有力竞争对手进行威慑或在必要情况下对其形成压倒性优势的需要。ASBC的一个关键性假设是，如果美军各军种之间(尤其是海军和空军)不能进一步提高协同程度，那么将肯定会导致上述结果的出现。此外，除非美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计划人员能够将实际作战需求与特定作战能力进行有效结合，否则ASBC作战构想的成效将极为有限或者无法产生相应成效。
在“强有力竞争对手”和“准强有力竞争对手”具备令人吃惊的反介入／区域阻截能力一——以及美军面临长期预算压力——的情况下，ASBC更应引起美军的高度重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新作战构想只是向历史先例的回归，在紧迫的战略和战役形势下，美国海上和空中作战力量采取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方式，向拥有坚定意志的敌军发起攻击。然而，那些对现有武器装备采购体系以有意义方式应对不断增长挑战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认为，ASBC只是对现有作战条令和系统的重新组合，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具有较强适应性和充满活力的作战方式。
“海空一体战”理论出台
2010年初，CSBA公布了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支持‘海空一体战’构想的人士必须回答的最重要问题是，这种作战构想是否有助于恢复和保持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性军事力量平衡。”
根据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要求，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和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上将分别要求这两个军种的有关部门着手研究相关问题，即美军海上和空中力量如何通过作战能力的相互融合，应对美军在行动自由度方面所面临的日趋复杂的威胁。
美国空军和海军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军各战区司令部司令进行了交流，并请后者介绍了所在战区在未来10至20年内所面临威胁的范围，尤其是“高层次战争”的相关情况。美国政府官员K强调，AsBc作战构想并不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即便如此，最终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作战构想的目标是提出美国空军和海军如何运用联合作战能力应对上述威胁的相关对策。
在受到防务记者和一些会议历时数月的取笑和猜测之后，美国终于发布了20lO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该报告使外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ASBC涉及的范围以及存在的理由。作为指导美 军各种作战力量平衡发展的重要文件，QDR报告要求“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必须实现以下目标：“(击败)对手实施的各种军事行动，这些对手包括那些具备较强反介入和区域阻截能力的国家。这种作战构想必须强调空中和海上作战力量如何在各主要作战领域实现作战能力的融合——空中、海上、陆地、太空和网际空间———从而有效应对美军在行动自由度方面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挑战。”
应对“反介入”
独立分析人士在指明美国面对的特定地区性对手时显得更为高调。CSBA实施的两个研究项目强调，促使美军提出“海空一体战”构想的主要因素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该系列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指出，“潜在对手”投入大量资源发展相应作战能力，“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提高——并且有可能是高得惊人——美国向两个核心利益地区投送作战力量所付出的代价：西太平洋和波斯湾。”“潜在对手”通过发展反介入／区域阻截能力，试图阻止美军进入前沿基地，对美军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构成威胁，以及瘫痪美军作战指挥网络等。换言之，“潜在对手”将重点打击美国作战力量投送能力体系之中的薄弱环节。美军为了提高“海空一体战”的成效，必须要通过作战能力的相互融合改变这种态势。如果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对手将仍然能够阻止美军实施介入行动。
在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第二份报告中，CSBA分析了美军在应对“潜在对手”构成的反介入／区域阻截威胁时可能采取的对策。它认为，海空一体战构想必须首先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帮助“设置环境”从而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有利的军事力量平衡。美国如果能够建立旨在击败反介入／区域阻截威胁的可靠能力，就能增强西太平洋地区形势的稳定性，并且通过对那些挑战美国利益或威胁地区盟友的态势形成威慑，就会降低地区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在美国国防部作战计划人员完成相关研究工作之前，外界仍无法把握ASBC的准确内涵。但是基于cSBA在《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研究报告中勾勒的概况进行判断，在相关冲突的最初阶段，美国必须承受作战对手首先实施的攻击以及对美军及其盟友造成的有限损失。同时采取措施使“潜在对手”的作战指挥网络陷入瘫痪。然而，承受对手先发制人打击所造成的损失是CSBA相关报告的一种潜在缺陷。基于审慎观点以及技术现实因素，美军在海空一体战行动中将会采取提高其作战力量隐身能力的措施，同时保持向前沿地区投送可靠作战力量的能力。在美军提高隐身能力的情况下，将使“潜在对手”在实施先发制人打击时面临更高风险，从而对其形成威慑效应。
根据ASBC作战构想的设想，在威慑行动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陷入与“潜在对手”之间较长时间的战役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有必要在多个领域赢得先机，包括对驶往“潜在对手”的船舶进行远程封锁行动，维持作战后勤补给，大幅度提高重要武器装备(尤其是精确制导弹药)的产量等。然而，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在时间较短的冲突(更有可能发生)中，上述封锁、后勤补给以及武器装备采购对冲突结果的影响将降至最低程度。
海空联合行动方案
如果海空一体战构想逐渐发展到某种层次，即许多战略人士都确信应该在当前建立某种类似于美国空中和海上作战力量在二战期间所采用的创新战略和战术的系统，那么美国海军和空军所属作战力量就必须在上述战役行动中提供相互支援。如果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模式将遵循CSBA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那么美国海军和空军的作战计划人员可能要制定出包括以下内容的相关战略：
1，美国空军的太空战行动使得“潜在对手”的天基监视系统陷于瘫痪，从而阻止后者瞄准美国海军水面作战力量，前提是美国海军拥有实施机动作战行动的自由度。
2，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与部署于美国空军西太平洋前沿基地的其他武器共同担负导弹防御任务。
3，实施远程突防空中打击行动，摧毁“潜在对手”的陆基远程海上监视系统以及远程弹道导弹发射架，从而扩大美国海军实施机动作战行动的自由度，并且削弱“潜在对手”对美军及其盟友基地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水下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系统以及支援打击力量对“潜在对手”综合防空体系实施打击，为美国空军的空中打击行动铺平道路。
4，美国海军的航母舰载战斗机迫使“潜在对手”的载人和无人空中ISR平台后撤，并且确保美国空军空中加油机以及其他支援飞机实施前沿部署行动的安全性。这种情况要求美国海军重新研究它目前拥有的导弹、干扰器以及诱骗装置。
5，美国空军出动隐身轰炸机实施进攻性布雷行动，从而为反潜战役行动提供支援，同时使用非隐身轰炸机为美国海军战舰实施远程封锁行动提供空中打击支援。
相关证据还表明，这种海空一体战构想实际上已在美军所有军种产生了吸引力。美军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已经针对这种作战构想阐述了个人看法。他在美国空军学院2010年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各军种和各联邦机构之间，甚至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将彼此相互隔绝的‘烟囱’，而海空一体战构想是体现拆除这些‘烟囱’必要性的主要例子之一。”
新理论的成本、代价与收益
CSBA在其公布的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研究报告中声称：“美国国防部的所谓‘记录项目’作战力量以及目前确立的作战构想都未能充分反映成功实施海空一体战战役所必须具备的必要作战能力。”
虽然在此描述的相关因素共同构成了具有连贯性的“海空一体战构想”，但这种构想将在战略、制度和计划等方面形成相关意义(无论是被充分理解还是无意识)。它们将根据预测的作战构想以及所采用的进程产生相应变化。少数迅速出现的样本可能包括：
命名——美国针对中国制定的政策一直是基于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并以控制这个新兴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和平崛起”为中心。此外，美国一直谨慎地避免将中国描述为威胁，或避免实施可能会导致美中军备竞赛的活动。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而“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可能会加速这种转变。
为了应对被温和地称为“主要威胁”的情况，美国努力发展海空联合作战力量，并以积极和公开方式为其制定计划、组织训练和提供武器装备，从而以含蓄方式对“潜在对手”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形成挑战。csBA的独立分析人士认为，公布一系列与“海空一体战”相关的研究报告和作战构想文件是一回事，而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参谋人员采用合作方式应对“潜在对手”的作战体系、作战思想和作战计划则是另一回事。
信心——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和潜在合作者逐渐形成了以下印象，即美军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发展无法跟上“潜 在对手”不断提高的军事能力。
“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前提实际上取决于这种发展趋势。在形成这种印象后，相关国家针对美国的意志，实力和能力逐步衰弱的现实，开始重新思考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从而确保自身的安全和独立。对“海空一体战构想”作出严肃和持久的承诺，将会强化美国的可靠作战能力，并将缓和盟友对美国地区性安全承诺的忧虑。然而，如果美国无法全面实行“海空一体战构想”，将会形成相反和无法预见的不利战略后果。
疏散部署——在构思“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具体内容时，隐含的关键任务之一是以适当方式降低陆上基地和海基空中力量平台面临的风险，把敌方在早期实施的齐射性打击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并且能够坚持实施持续时间长于两周的战争行动。除了广泛加固机场跑道并增强跑道快速维修能力之外，还可以考虑将疏散部署作为有效应对方式。
然而，疏散部署也面临着挑战。在那些美国希望相关国家采用多种部署方式，包括冷战时期采用的具有创意的方法(如高速公路跑道以及由垂直／短距起降飞机使用的隐蔽基地)时，美国有可能面临来自该国国内激烈的政治反对。即便是在那些美国目前拥有基地使用权利的国家(如日本)，美国也将面临巨大的政治挑战。此外，那些熟悉相关作战计划的国家可以确信它们将成为被打击目标，因此可能会通过计算认为批准美国的部署计划所付出的代价高于收益。为了确保“海空一体战构想”能够真正有效地实施，必须安排维护和后勤保障力量以及相关人员实施机动，由此将使相关行动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并促使有关部门考虑采用其他替代方式。
注重落实——在美国海军和空军最初公布“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兴奋感消退之后，有必要通过制定相关制度确立两个军种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确保这种作战构想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方面的典范是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的戈德沃特一尼科尔斯法案，该方案将军官个人晋升与各军种之间的协作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推动改革提供了明确的动力。为使“海空一体战构想”的落实形成持续时间较长的合作模式，必须制定与骨干军官、计划人员以及采购专家相关的制度。否则，海军和空军将会退回到它们熟悉的竞争模式中。
工业基础——探讨“海空一体战构想”对武器装备采购以及国防工业重点关注领域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如果相关方案只是要求改进陈旧的体系，那么所造成的影响将较为有限；如果根据“海空一体战构想”采用激进改革方式，将会造成巨大影响，即便这种调整更多地是呈现为渐进性而不是革命性发展态势。这种情况对部分军工企业而言是好事，而对另一部分军工企业并不是好消息。
“海空一体战构想”涉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长期竞争，因此必须发展可靠的作战能力以及制定为这种作战能力提供支撑的作战条令。由此，这种作战构想必须分析美国与对手进行长期竞争并赢得最终胜利的整体影响及战略成本。虽然目前还难以判断“海空一体战构想”对调整作战条令、作战行动计划以及武器装备系统采购的影响，但这种作战构想并不只是海军和空军之间共享作战资源或实施协同作战行动的简单模式，而是必须将两个军种某些独特的作战能力进行有效集成，从而真正形成这两个军种无法单独实现的协同效应。
目前，针对美军在战略和战役作战行动方面所面临的日益紧迫的挑战，一些人士建议以美国陆军与空军此前共同研究制定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条令》为参照物，探讨由美国海军一空军共同实施的“海空一体战构想”(AsBC)。然而，这种构想能够被称得上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吗?无论新旧，这种战略是否有助于美国增强其应对全球范围紧急事态的能力?
只有在全面了解现状的基础上，才能够明确发展方向以及运用这种构想所能实现的目标。美国海军和空军还必须考虑以下问题，即如何应对这种构想可能导致的某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1992年，后来担任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以及盟军欧洲最高司令部司令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上将曾在美国国防大学所属国家战争学院出版的刊物上撰文指出：“我们需要明确一种海空一体战构想，这种构想的核心是建立一支具备快速部署、高效精干和全面协同能力的作战力量，即所谓的‘联合打击力量’。”斯塔夫里迪斯上将的这段话表明，“海空一体战构想”这个词组以及该构想本身实际上都不是全新因素，美国海军和空军的联合作战行动可以追溯至半个多世纪之前。
应对潜在对手挑战
2010年初，美国战略和预算评估中心(CSBA)出版了托德·哈里森的专著《新的大炮与黄油之争》，他在该书中指出：“美国目前的防务经费状况是，在一个与此前持平或下降的预算环境中，美国国防部无法像以前那样继续在人员维持和武器装备采购两方面都保持扩张态势。”
在整个冷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思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因素是有可能在欧洲平原地区爆发的战争。作为这种战略思维所衍生的军事任务主要是由美国陆军和空军担任，并且在上世纪80年代演变成为众所周知的《空地一体战作战条令》。美军根据该条令确立了新的战役作战思想，即充分认识到苏联在军事方面的数量优势，以及与西方国家在军事技术方面逐渐缩小差距的现实。美国陆军和空军领导人当时共同签署的一份备忘录显示了相关情况，即这两个军种为在越南战争结束后恢复常规作战能力，在武器装备采购以及作战协同方面应该采取的步骤。
但在苏联解体后的十年之内，美国军事一战略计划人员对发展范围更为广泛的作战条令缺乏足够的兴趣，美军备军种更是缺乏强化联合作战能力的动机。
“沙漠风暴”行动属于一种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作战对手的空中和海上力量都极为弱小，美军核心作战原则的运用显得无关痛痒。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评估办公室在其分析工作中开始研究以下问题，即“军事竞争的特点是否正在出现彻底调整”。这些分析人员得出了具有极强预见性的结论，即强调了某个“强有力竞争对手”(如中俄)向美国发出潜在挑战的可能性，以及“非强有力竞争对手”(如伊朗)对美国构成的次要挑战。
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组建的“国防小组”(NDP)在其1997年报告中得出结论，即“美国‘必须彻底调整’投送军事力量的方式”，这种观点为美国国防部战略人士研究现代战争本质的不断变化提供了新的动力。然而，由于9·11恐怖袭击事件迫使美军从根本上将关注焦点转为实施反恐战争，因此减慢了上述进程的速度。
“大炮与黄油”之争
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行将结束时，几种趋势的会聚发展态势促使美军对ASBC形成了新的关注。首先，奥巴马政府的关注焦点已经从反恐战争转移，并且决定了美军向伊拉克和阿富汗移交安全职责的具体日期。其次，中国在这十年间以令人震惊的态势迅速崛起。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威拉德上将指出：“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某些因素看来是有意对我们在该地区的行动自由度构成挑战。”再次，美国目前面临着难以预料的经济衰退。
在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前，以及美国联邦政府2010财政年度的预算赤字超过1.5万亿美元的情况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大炮与黄油”之争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美军获得的战略资源，可能无法满足对强有力竞争对手进行威慑或在必要情况下对其形成压倒性优势的需要。ASBC的一个关键性假设是，如果美军各军种之间(尤其是海军和空军)不能进一步提高协同程度，那么将肯定会导致上述结果的出现。此外，除非美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计划人员能够将实际作战需求与特定作战能力进行有效结合，否则ASBC作战构想的成效将极为有限或者无法产生相应成效。
在“强有力竞争对手”和“准强有力竞争对手”具备令人吃惊的反介入／区域阻截能力一——以及美军面临长期预算压力——的情况下，ASBC更应引起美军的高度重视。实际上，这种所谓的新作战构想只是向历史先例的回归，在紧迫的战略和战役形势下，美国海上和空中作战力量采取了真正意义上的联合作战方式，向拥有坚定意志的敌军发起攻击。然而，那些对现有武器装备采购体系以有意义方式应对不断增长挑战的能力持怀疑态度的人士认为，ASBC只是对现有作战条令和系统的重新组合，它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具有较强适应性和充满活力的作战方式。
“海空一体战”理论出台
2010年初，CSBA公布了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支持‘海空一体战’构想的人士必须回答的最重要问题是，这种作战构想是否有助于恢复和保持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性军事力量平衡。”
根据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的要求，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加里·拉夫黑德上将和空军参谋长诺顿·施瓦茨上将分别要求这两个军种的有关部门着手研究相关问题，即美军海上和空中力量如何通过作战能力的相互融合，应对美军在行动自由度方面所面临的日趋复杂的威胁。
美国空军和海军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军各战区司令部司令进行了交流，并请后者介绍了所在战区在未来10至20年内所面临威胁的范围，尤其是“高层次战争”的相关情况。美国政府官员K强调，AsBc作战构想并不针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即便如此，最终可以明确的是，这种作战构想的目标是提出美国空军和海军如何运用联合作战能力应对上述威胁的相关对策。
在受到防务记者和一些会议历时数月的取笑和猜测之后，美国终于发布了20lO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该报告使外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ASBC涉及的范围以及存在的理由。作为指导美 军各种作战力量平衡发展的重要文件，QDR报告要求“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必须实现以下目标：“(击败)对手实施的各种军事行动，这些对手包括那些具备较强反介入和区域阻截能力的国家。这种作战构想必须强调空中和海上作战力量如何在各主要作战领域实现作战能力的融合——空中、海上、陆地、太空和网际空间———从而有效应对美军在行动自由度方面所面临的日趋严峻的挑战。”
应对“反介入”
独立分析人士在指明美国面对的特定地区性对手时显得更为高调。CSBA实施的两个研究项目强调，促使美军提出“海空一体战”构想的主要因素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军事现代化建设。该系列研究的第一个项目指出，“潜在对手”投入大量资源发展相应作战能力，“目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提高——并且有可能是高得惊人——美国向两个核心利益地区投送作战力量所付出的代价：西太平洋和波斯湾。”“潜在对手”通过发展反介入／区域阻截能力，试图阻止美军进入前沿基地，对美军航母及其舰载机联队构成威胁，以及瘫痪美军作战指挥网络等。换言之，“潜在对手”将重点打击美国作战力量投送能力体系之中的薄弱环节。美军为了提高“海空一体战”的成效，必须要通过作战能力的相互融合改变这种态势。如果它无法做到这一点，对手将仍然能够阻止美军实施介入行动。
在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第二份报告中，CSBA分析了美军在应对“潜在对手”构成的反介入／区域阻截威胁时可能采取的对策。它认为，海空一体战构想必须首先考虑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帮助“设置环境”从而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有利的军事力量平衡。美国如果能够建立旨在击败反介入／区域阻截威胁的可靠能力，就能增强西太平洋地区形势的稳定性，并且通过对那些挑战美国利益或威胁地区盟友的态势形成威慑，就会降低地区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在美国国防部作战计划人员完成相关研究工作之前，外界仍无法把握ASBC的准确内涵。但是基于cSBA在《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研究报告中勾勒的概况进行判断，在相关冲突的最初阶段，美国必须承受作战对手首先实施的攻击以及对美军及其盟友造成的有限损失。同时采取措施使“潜在对手”的作战指挥网络陷入瘫痪。然而，承受对手先发制人打击所造成的损失是CSBA相关报告的一种潜在缺陷。基于审慎观点以及技术现实因素，美军在海空一体战行动中将会采取提高其作战力量隐身能力的措施，同时保持向前沿地区投送可靠作战力量的能力。在美军提高隐身能力的情况下，将使“潜在对手”在实施先发制人打击时面临更高风险，从而对其形成威慑效应。
根据ASBC作战构想的设想，在威慑行动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将会陷入与“潜在对手”之间较长时间的战役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有必要在多个领域赢得先机，包括对驶往“潜在对手”的船舶进行远程封锁行动，维持作战后勤补给，大幅度提高重要武器装备(尤其是精确制导弹药)的产量等。然而，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是，在时间较短的冲突(更有可能发生)中，上述封锁、后勤补给以及武器装备采购对冲突结果的影响将降至最低程度。
海空联合行动方案
如果海空一体战构想逐渐发展到某种层次，即许多战略人士都确信应该在当前建立某种类似于美国空中和海上作战力量在二战期间所采用的创新战略和战术的系统，那么美国海军和空军所属作战力量就必须在上述战役行动中提供相互支援。如果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模式将遵循CSBA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那么美国海军和空军的作战计划人员可能要制定出包括以下内容的相关战略：
1，美国空军的太空战行动使得“潜在对手”的天基监视系统陷于瘫痪，从而阻止后者瞄准美国海军水面作战力量，前提是美国海军拥有实施机动作战行动的自由度。
2，美国海军的“宙斯盾”战舰与部署于美国空军西太平洋前沿基地的其他武器共同担负导弹防御任务。
3，实施远程突防空中打击行动，摧毁“潜在对手”的陆基远程海上监视系统以及远程弹道导弹发射架，从而扩大美国海军实施机动作战行动的自由度，并且削弱“潜在对手”对美军及其盟友基地的打击力度。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水下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系统以及支援打击力量对“潜在对手”综合防空体系实施打击，为美国空军的空中打击行动铺平道路。
4，美国海军的航母舰载战斗机迫使“潜在对手”的载人和无人空中ISR平台后撤，并且确保美国空军空中加油机以及其他支援飞机实施前沿部署行动的安全性。这种情况要求美国海军重新研究它目前拥有的导弹、干扰器以及诱骗装置。
5，美国空军出动隐身轰炸机实施进攻性布雷行动，从而为反潜战役行动提供支援，同时使用非隐身轰炸机为美国海军战舰实施远程封锁行动提供空中打击支援。
相关证据还表明，这种海空一体战构想实际上已在美军所有军种产生了吸引力。美军现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尔·马伦已经针对这种作战构想阐述了个人看法。他在美国空军学院2010年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各军种和各联邦机构之间，甚至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将彼此相互隔绝的‘烟囱’，而海空一体战构想是体现拆除这些‘烟囱’必要性的主要例子之一。”
新理论的成本、代价与收益
CSBA在其公布的名为《海空一体战：作战构想的出发点》的研究报告中声称：“美国国防部的所谓‘记录项目’作战力量以及目前确立的作战构想都未能充分反映成功实施海空一体战战役所必须具备的必要作战能力。”
虽然在此描述的相关因素共同构成了具有连贯性的“海空一体战构想”，但这种构想将在战略、制度和计划等方面形成相关意义(无论是被充分理解还是无意识)。它们将根据预测的作战构想以及所采用的进程产生相应变化。少数迅速出现的样本可能包括：
命名——美国针对中国制定的政策一直是基于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并以控制这个新兴的强有力竞争对手的“和平崛起”为中心。此外，美国一直谨慎地避免将中国描述为威胁，或避免实施可能会导致美中军备竞赛的活动。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而“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发展可能会加速这种转变。
为了应对被温和地称为“主要威胁”的情况，美国努力发展海空联合作战力量，并以积极和公开方式为其制定计划、组织训练和提供武器装备，从而以含蓄方式对“潜在对手”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形成挑战。csBA的独立分析人士认为，公布一系列与“海空一体战”相关的研究报告和作战构想文件是一回事，而美国海军和空军的参谋人员采用合作方式应对“潜在对手”的作战体系、作战思想和作战计划则是另一回事。
信心——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盟友和潜在合作者逐渐形成了以下印象，即美军海上和空中力量的发展无法跟上“潜 在对手”不断提高的军事能力。
“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前提实际上取决于这种发展趋势。在形成这种印象后，相关国家针对美国的意志，实力和能力逐步衰弱的现实，开始重新思考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从而确保自身的安全和独立。对“海空一体战构想”作出严肃和持久的承诺，将会强化美国的可靠作战能力，并将缓和盟友对美国地区性安全承诺的忧虑。然而，如果美国无法全面实行“海空一体战构想”，将会形成相反和无法预见的不利战略后果。
疏散部署——在构思“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具体内容时，隐含的关键任务之一是以适当方式降低陆上基地和海基空中力量平台面临的风险，把敌方在早期实施的齐射性打击的影响降至最低限度，并且能够坚持实施持续时间长于两周的战争行动。除了广泛加固机场跑道并增强跑道快速维修能力之外，还可以考虑将疏散部署作为有效应对方式。
然而，疏散部署也面临着挑战。在那些美国希望相关国家采用多种部署方式，包括冷战时期采用的具有创意的方法(如高速公路跑道以及由垂直／短距起降飞机使用的隐蔽基地)时，美国有可能面临来自该国国内激烈的政治反对。即便是在那些美国目前拥有基地使用权利的国家(如日本)，美国也将面临巨大的政治挑战。此外，那些熟悉相关作战计划的国家可以确信它们将成为被打击目标，因此可能会通过计算认为批准美国的部署计划所付出的代价高于收益。为了确保“海空一体战构想”能够真正有效地实施，必须安排维护和后勤保障力量以及相关人员实施机动，由此将使相关行动付出极为高昂的代价，并促使有关部门考虑采用其他替代方式。
注重落实——在美国海军和空军最初公布“海空一体战构想”的兴奋感消退之后，有必要通过制定相关制度确立两个军种之间的密切联系，这是确保这种作战构想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方面的典范是美国国会于1986年通过的戈德沃特一尼科尔斯法案，该方案将军官个人晋升与各军种之间的协作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推动改革提供了明确的动力。为使“海空一体战构想”的落实形成持续时间较长的合作模式，必须制定与骨干军官、计划人员以及采购专家相关的制度。否则，海军和空军将会退回到它们熟悉的竞争模式中。
工业基础——探讨“海空一体战构想”对武器装备采购以及国防工业重点关注领域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如果相关方案只是要求改进陈旧的体系，那么所造成的影响将较为有限；如果根据“海空一体战构想”采用激进改革方式，将会造成巨大影响，即便这种调整更多地是呈现为渐进性而不是革命性发展态势。这种情况对部分军工企业而言是好事，而对另一部分军工企业并不是好消息。
“海空一体战构想”涉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长期竞争，因此必须发展可靠的作战能力以及制定为这种作战能力提供支撑的作战条令。由此，这种作战构想必须分析美国与对手进行长期竞争并赢得最终胜利的整体影响及战略成本。虽然目前还难以判断“海空一体战构想”对调整作战条令、作战行动计划以及武器装备系统采购的影响，但这种作战构想并不只是海军和空军之间共享作战资源或实施协同作战行动的简单模式，而是必须将两个军种某些独特的作战能力进行有效集成，从而真正形成这两个军种无法单独实现的协同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