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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于春晚败于电影
传唱街头巷尾的歌《十年》中唱道“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这首歌让陈佩斯来唱再合适不过，离开春晚后，“春晚”这两个字在他心口颤抖了十年，把当年那个小眼睛、光脑袋，在舞台上神气活现的“陈小二”唱成了今天白胡子丛生的“包工头老穆”。
1984年，陈佩斯因小品《吃面条》与春晚结缘。用陈佩斯的话来说就是：“第二天一早在公共厕所一蹲，发现所有人都在说我头一天的台词。”在他小品的启发之下，很多优秀的小品演员涌现出来，使得这个新“项目”在中国渐渐成了气候，小品渐渐能够走出相声的怀抱，与相声开始了分庭抗礼。
《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 《姐夫与小舅子》等上乘作品，使得陈佩斯成为了春晚上名副其实的大腕级人物。但谁也没有想到，1998年的一别，陈佩斯的春晚之路戛然而止。
陈佩斯身边的人说，1998年之后，陈佩斯有两个话题不爱说，一个是春晚，一个是电影。在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间，陈佩斯除了活跃在晚会上之外，还参与主演了20多部故事片，在电影中，陈佩斯突破了小品的局限，他的喜剧天分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1998年，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先后投资500多万拍摄了《父子老爷车》、《太后吉祥》和《好汉三条半》。但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喜剧电影并没有给陈佩斯带来财富和快乐，这些电影都叫好不叫座，一部接一部亏损，曾经颇为可观的账户日渐枯竭。他只能靠不断在各地演出，也就是人们说的“走穴”来维持公司的开支。
随后而来的版权官司将陈佩斯逼到了绝境。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菜电视公司擅自出版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并表演的《吃面条》、《警察与小偷》等八个小品的VCD光盘。他和朱时茂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信函等方式寻求解决办法未果，无奈之下诉诸法律。赢了官司，陈佩斯拿到了16万元的赔偿金。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起官司经一些媒体夸大报道后，被演绎成沸沸扬扬的“央视封杀风波”，直接导致原被告双方矛盾激化。几乎在一夜之间，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就不再追捧他了，他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商业演出邀请。没了商演的收入维系，影视公司只能宣布倒闭。当农民东山再起
最落魄的时候，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不止一次连孩子仅仅两三百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从一个人撑起一个公司到连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这种高台跳水的失落感让他黯然泪下。
一下子从风光无限变成落魄不堪，陈佩斯承认自己那阵子是彻底绝望了。他跟打小就认识的几个胡同串子朋友，整天在一起抽烟喝酒贫嘴贱舌地瞎侃，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妻子王燕玲安慰陈佩斯：“天无绝人之路。你和我都有一双勤劳的手，一颗聪明的脑袋，还能饿死不成?”
1999年“五一”期间，王燕玲拉着丈夫到郊外散心。陈佩斯开着那辆又老又旧的“桑塔纳”，心里很是伤感：同时出道的众多朋友早几年都换车了，不是奔驰就是宝马，有人还开上了“悍马”，只有他还开着拿不出手的旧“桑塔纳”……
在妻子的引导下，他们的车开进了北京延庆县井庄镇西三叉村。下车后，王燕玲沉吟片刻，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诉陈佩斯：“一直没有告诉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承包期为50年。居安思危，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
陈佩斯愣住了。
1998年，正是陈佩斯事业最红火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妻子会在那时买荒山留退路。
“我嫁给你十多年，太了解你。你有无人企及的才华，但也有致命的弱点。演小品谁也比不了你，但开影视公司你绝对操作不了，经营管理、商业化操作^所有这些你都不懂。”王燕玲说。
就这样，陈佩斯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妻子做起了“农民”夫妻。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小树长高了一大截，昔日光秃秃的荒山也变成了万亩绿色的林海。山林中甚至还出现了野猪、狍子和狐狸等动物，以及多种鸟类。
此时的陈佩斯再也看不出是城里人了。肤质像山上的石头一样粗糙，那些长满尖刺的荆棘，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一把抓起来，手掌和手指有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陈佩斯招牌式的光头也不复存在了，长出了寸许的头发，乍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民。
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速成的经济型树种变成了抢手的木料，果树也开始挂果，收购的货车开到了山脚。两年的付出，为陈佩斯夫妇换得的利润是——30万元。
话剧：小人物的春天
当经济情况好了之后，陈佩斯又想当演员了。王燕玲把这30万元钱和以前买荒山剩下的5万元给了陈佩斯—这是重开影视公司的首笔资金。
影视制作公司重新挂牌，陈佩斯恢复了当年锃光瓦亮的光头，他开始联系以前的朋友与合作伙伴，打算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因为与央视的关系始终没有缓解，陈佩斯最后决定跳开电视渠道，在舞台渠道另辟蹊径——做话剧。在回顾走上话剧之路时，陈佩斯表示，这是一条没有选择的路。
当时话剧是冷门，吸引不到投资是最大的问题。陈佩斯那阵开着一辆借来的北京吉普，满北京联系投资方，碰了无数的软钉子，一无所获。既然没人投资，那就自己投资吧。王燕玲给陈佩斯的35万元变成了1万元，剩下的34万全部被投进了话剧《托儿》。这绝对是孤注一掷的一锤子买卖，一旦砸了，就血本无归。
从《托儿》开始，陈佩斯希望真正探索出一条中国式喜剧的路。天道酬勤，《托儿》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在北京连演10场后，陈佩斯带着《托儿》开始了全国巡演。当《托儿》的第30场演出结束后，就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
因为有了《托儿》的丰厚利润作为资金，随后推出的《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等也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支付完所有的开支和薪酬后，陈佩斯的账户又奇迹般地从当初的35万元，变成了2000万。
在话剧舞台上，陈佩斯重找回了感觉，更重要的是，他也找回了创作的资本——收入。如今，他的喜剧票房总收入已经过亿，这在话剧市场是很难得的事。
虽然在很久之后，在和网友交流的时候，陈佩斯说了这样一句话：小人物的春天，不是说来就能来的。但是，话剧还是让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春天。
以电影模式运作产业化话剧
2001年的舞台剧领域，民营企业面临的境况跟电影业是差不多的，没有后台没有资源可供借用，话剧的人群少于电影很多倍，很多人从不看戏，戏剧已经被贬为“夕阳产业”。但好的境况是，爷爷不疼奶奶不爱没什么人管束，而且还没人懂得走市场。
虽然电影没能给陈佩斯带来财富，但是却带来了市场运作经验。陈佩斯把拍电影的市场运作用在了戏剧实践里。当时除了北京人艺的一些话剧，还没有什么话剧可以像《托儿》这样全国巡演，就是到《阳台》的阶段，当年他印象里在全国大规模巡演的舞台剧也只有杨丽萍的《云南·印象》。陈佩 斯从创作时就开始考虑这题材能不能下到基层，能不能拿到任何地方演。在好几个城市，他们还进行了“戏剧波普”的开荒运动。像江苏泰州，在历史上曾是一座拥有100多个剧团的文化古城，却已经几十年没演过话剧了，还有一些从来没有演过话剧、甚至从来没有上过普通话戏剧的城市，像广东的潮汕地区，也留下陈佩斯他们的足迹。除了新疆、青海、西藏之外，他们已经走遍祖国的各个省份。
“《托儿》的时代，我们通过大力地忽悠来创造利润。当时几乎还没人意识到文化能当产业来经营。”陈佩斯说，《托儿》的诞生对当时的文化氛围来说是带点革命性的，他给自己贴的标签，一个是“民营”，另一个就是“产业化”。《托儿》的宣传策划在当时来说很科学、精准，为了撬动已经被公认为休眠的艺术形式的市场价值，第一轮他们猛打明星阵容，李楠、老茂、郭凯敏、马琳、伍宇娟组成的全明星阵容，在社会上扔下一颗眼球炸弹；一轮宣传攻势过后，陈佩斯紧接着另排了一个非明星班底，完全用话剧界的专业人士来演，并把这运作方式维持至今。明星的人力成本太高，时间上不能机动，陈佩斯把账算得很清楚。30场过后，已经回本，《托儿》后面带来的都是利润。而且那时候，像陈佩斯这样懂得用“系列剧”来打造自己品牌的制作人还很少。
陈佩斯市场运作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利用自己在电影圈积累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跟演员松散式合作，一旦有了好的本子先给一些人打电话看他们有没有档期，确定了阵容后就一部戏签约，然后联系演出商、场馆，都有了大致安排后进入他自己的创作期，再进行排练演出。陈佩斯能把他的喜剧推到全国那么多大、中、小城市的一大秘诀，就是他率先懂得卖断演出权的操作。不同的城市按不同的卖价，这样对当地演出代理商来说，利润上不封顶，他们积极性就特别高，最终将陈佩斯的“戏剧波普”进行了个彻底。
在这中间，也有陈佩斯这个个人品牌对票房的贡献，使他具有了其他民营团体所不具有的票房号召力。“大概30％靠我的个人效应吧，另外30％靠作品，40％靠的是运作，市场化运作太重要了。”
探索喜剧季的演出形式
“演出业投资少、回收快，演出一场就能拿回一场的钱。”陈佩斯说，他的喜剧已经进入产业化的良性循环，戏剧的利润并不比拍电影少。
在根基于网络流行语、新的市井文化诞生的大量喜剧快餐面前，陈佩斯却说相比于《托儿》时期的“放”，他要“收”了，话剧本行也要做小，不再一年推一部戏，花更多时间去创作，推精品、推大戏。
“套用《早春二月》里那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演戏。”陈佩斯说他不想臧否别人，只想珍惜上天给他的生存机会，发挥民营企业的狡猾生存术，就像受点潮就起来的酒曲酵母一样，学习微生物一样的顽强生存。
眼下，他正跟京视传媒一起探索喜剧季的形式。前提是挑选有一定水准的戏入围，像“陈氏喜剧”招牌之外的都市流行剧《白日梦》、《我不是李白》等剧都在他的法眼下入了围。他们不但要推话剧，还要引入很多非常可乐的地方戏曲，并帮助他们在北京做推广。“我们想营造一个喜剧档期，打造一个地标，每年想看喜剧的北京人。就来我们这儿吧。”陈佩斯最后忽悠了一把。
传唱街头巷尾的歌《十年》中唱道“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这首歌让陈佩斯来唱再合适不过，离开春晚后，“春晚”这两个字在他心口颤抖了十年，把当年那个小眼睛、光脑袋，在舞台上神气活现的“陈小二”唱成了今天白胡子丛生的“包工头老穆”。
1984年，陈佩斯因小品《吃面条》与春晚结缘。用陈佩斯的话来说就是：“第二天一早在公共厕所一蹲，发现所有人都在说我头一天的台词。”在他小品的启发之下，很多优秀的小品演员涌现出来，使得这个新“项目”在中国渐渐成了气候，小品渐渐能够走出相声的怀抱，与相声开始了分庭抗礼。
《主角与配角》、《警察与小偷》、 《姐夫与小舅子》等上乘作品，使得陈佩斯成为了春晚上名副其实的大腕级人物。但谁也没有想到，1998年的一别，陈佩斯的春晚之路戛然而止。
陈佩斯身边的人说，1998年之后，陈佩斯有两个话题不爱说，一个是春晚，一个是电影。在1978年到1998年这20年间，陈佩斯除了活跃在晚会上之外，还参与主演了20多部故事片，在电影中，陈佩斯突破了小品的局限，他的喜剧天分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挥。1998年，陈佩斯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制作公司，先后投资500多万拍摄了《父子老爷车》、《太后吉祥》和《好汉三条半》。但当时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喜剧电影并没有给陈佩斯带来财富和快乐，这些电影都叫好不叫座，一部接一部亏损，曾经颇为可观的账户日渐枯竭。他只能靠不断在各地演出，也就是人们说的“走穴”来维持公司的开支。
随后而来的版权官司将陈佩斯逼到了绝境。1999年初，陈佩斯发现菜电视公司擅自出版发行了他和朱时茂创作并表演的《吃面条》、《警察与小偷》等八个小品的VCD光盘。他和朱时茂通过登门、打电话和去信函等方式寻求解决办法未果，无奈之下诉诸法律。赢了官司，陈佩斯拿到了16万元的赔偿金。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起官司经一些媒体夸大报道后，被演绎成沸沸扬扬的“央视封杀风波”，直接导致原被告双方矛盾激化。几乎在一夜之间，各个电视台和演出单位就不再追捧他了，他再也接不到任何与广电系统有关的商业演出邀请。没了商演的收入维系，影视公司只能宣布倒闭。当农民东山再起
最落魄的时候，因为资金周转不过来，不止一次连孩子仅仅两三百块钱的学费都交不起。从一个人撑起一个公司到连女儿的学费都掏不出，这种高台跳水的失落感让他黯然泪下。
一下子从风光无限变成落魄不堪，陈佩斯承认自己那阵子是彻底绝望了。他跟打小就认识的几个胡同串子朋友，整天在一起抽烟喝酒贫嘴贱舌地瞎侃，每天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家。
妻子王燕玲安慰陈佩斯：“天无绝人之路。你和我都有一双勤劳的手，一颗聪明的脑袋，还能饿死不成?”
1999年“五一”期间，王燕玲拉着丈夫到郊外散心。陈佩斯开着那辆又老又旧的“桑塔纳”，心里很是伤感：同时出道的众多朋友早几年都换车了，不是奔驰就是宝马，有人还开上了“悍马”，只有他还开着拿不出手的旧“桑塔纳”……
在妻子的引导下，他们的车开进了北京延庆县井庄镇西三叉村。下车后，王燕玲沉吟片刻，从包里拿出一份承包合同，指着眼前的一大片荒山告诉陈佩斯：“一直没有告诉你，早在去年，我就用多年积攒的70余万私房钱承包了1万亩荒山，承包期为50年。居安思危，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
陈佩斯愣住了。
1998年，正是陈佩斯事业最红火的时候。他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妻子会在那时买荒山留退路。
“我嫁给你十多年，太了解你。你有无人企及的才华，但也有致命的弱点。演小品谁也比不了你，但开影视公司你绝对操作不了，经营管理、商业化操作^所有这些你都不懂。”王燕玲说。
就这样，陈佩斯看到了新的希望，和妻子做起了“农民”夫妻。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小树长高了一大截，昔日光秃秃的荒山也变成了万亩绿色的林海。山林中甚至还出现了野猪、狍子和狐狸等动物，以及多种鸟类。
此时的陈佩斯再也看不出是城里人了。肤质像山上的石头一样粗糙，那些长满尖刺的荆棘，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一把抓起来，手掌和手指有了一层厚厚的老茧。陈佩斯招牌式的光头也不复存在了，长出了寸许的头发，乍看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农民。
付出终于得到了回报，速成的经济型树种变成了抢手的木料，果树也开始挂果，收购的货车开到了山脚。两年的付出，为陈佩斯夫妇换得的利润是——30万元。
话剧：小人物的春天
当经济情况好了之后，陈佩斯又想当演员了。王燕玲把这30万元钱和以前买荒山剩下的5万元给了陈佩斯—这是重开影视公司的首笔资金。
影视制作公司重新挂牌，陈佩斯恢复了当年锃光瓦亮的光头，他开始联系以前的朋友与合作伙伴，打算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因为与央视的关系始终没有缓解，陈佩斯最后决定跳开电视渠道，在舞台渠道另辟蹊径——做话剧。在回顾走上话剧之路时，陈佩斯表示，这是一条没有选择的路。
当时话剧是冷门，吸引不到投资是最大的问题。陈佩斯那阵开着一辆借来的北京吉普，满北京联系投资方，碰了无数的软钉子，一无所获。既然没人投资，那就自己投资吧。王燕玲给陈佩斯的35万元变成了1万元，剩下的34万全部被投进了话剧《托儿》。这绝对是孤注一掷的一锤子买卖，一旦砸了，就血本无归。
从《托儿》开始，陈佩斯希望真正探索出一条中国式喜剧的路。天道酬勤，《托儿》在长安大戏院的首场上座率就高达95％，在北京连演10场后，陈佩斯带着《托儿》开始了全国巡演。当《托儿》的第30场演出结束后，就已经收回了全部投资。
因为有了《托儿》的丰厚利润作为资金，随后推出的《亲戚朋友好算账》和《阳台》等也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支付完所有的开支和薪酬后，陈佩斯的账户又奇迹般地从当初的35万元，变成了2000万。
在话剧舞台上，陈佩斯重找回了感觉，更重要的是，他也找回了创作的资本——收入。如今，他的喜剧票房总收入已经过亿，这在话剧市场是很难得的事。
虽然在很久之后，在和网友交流的时候，陈佩斯说了这样一句话：小人物的春天，不是说来就能来的。但是，话剧还是让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春天。
以电影模式运作产业化话剧
2001年的舞台剧领域，民营企业面临的境况跟电影业是差不多的，没有后台没有资源可供借用，话剧的人群少于电影很多倍，很多人从不看戏，戏剧已经被贬为“夕阳产业”。但好的境况是，爷爷不疼奶奶不爱没什么人管束，而且还没人懂得走市场。
虽然电影没能给陈佩斯带来财富，但是却带来了市场运作经验。陈佩斯把拍电影的市场运作用在了戏剧实践里。当时除了北京人艺的一些话剧，还没有什么话剧可以像《托儿》这样全国巡演，就是到《阳台》的阶段，当年他印象里在全国大规模巡演的舞台剧也只有杨丽萍的《云南·印象》。陈佩 斯从创作时就开始考虑这题材能不能下到基层，能不能拿到任何地方演。在好几个城市，他们还进行了“戏剧波普”的开荒运动。像江苏泰州，在历史上曾是一座拥有100多个剧团的文化古城，却已经几十年没演过话剧了，还有一些从来没有演过话剧、甚至从来没有上过普通话戏剧的城市，像广东的潮汕地区，也留下陈佩斯他们的足迹。除了新疆、青海、西藏之外，他们已经走遍祖国的各个省份。
“《托儿》的时代，我们通过大力地忽悠来创造利润。当时几乎还没人意识到文化能当产业来经营。”陈佩斯说，《托儿》的诞生对当时的文化氛围来说是带点革命性的，他给自己贴的标签，一个是“民营”，另一个就是“产业化”。《托儿》的宣传策划在当时来说很科学、精准，为了撬动已经被公认为休眠的艺术形式的市场价值，第一轮他们猛打明星阵容，李楠、老茂、郭凯敏、马琳、伍宇娟组成的全明星阵容，在社会上扔下一颗眼球炸弹；一轮宣传攻势过后，陈佩斯紧接着另排了一个非明星班底，完全用话剧界的专业人士来演，并把这运作方式维持至今。明星的人力成本太高，时间上不能机动，陈佩斯把账算得很清楚。30场过后，已经回本，《托儿》后面带来的都是利润。而且那时候，像陈佩斯这样懂得用“系列剧”来打造自己品牌的制作人还很少。
陈佩斯市场运作的手段还有很多。比如利用自己在电影圈积累的人脉和社会影响力，跟演员松散式合作，一旦有了好的本子先给一些人打电话看他们有没有档期，确定了阵容后就一部戏签约，然后联系演出商、场馆，都有了大致安排后进入他自己的创作期，再进行排练演出。陈佩斯能把他的喜剧推到全国那么多大、中、小城市的一大秘诀，就是他率先懂得卖断演出权的操作。不同的城市按不同的卖价，这样对当地演出代理商来说，利润上不封顶，他们积极性就特别高，最终将陈佩斯的“戏剧波普”进行了个彻底。
在这中间，也有陈佩斯这个个人品牌对票房的贡献，使他具有了其他民营团体所不具有的票房号召力。“大概30％靠我的个人效应吧，另外30％靠作品，40％靠的是运作，市场化运作太重要了。”
探索喜剧季的演出形式
“演出业投资少、回收快，演出一场就能拿回一场的钱。”陈佩斯说，他的喜剧已经进入产业化的良性循环，戏剧的利润并不比拍电影少。
在根基于网络流行语、新的市井文化诞生的大量喜剧快餐面前，陈佩斯却说相比于《托儿》时期的“放”，他要“收”了，话剧本行也要做小，不再一年推一部戏，花更多时间去创作，推精品、推大戏。
“套用《早春二月》里那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演戏。”陈佩斯说他不想臧否别人，只想珍惜上天给他的生存机会，发挥民营企业的狡猾生存术，就像受点潮就起来的酒曲酵母一样，学习微生物一样的顽强生存。
眼下，他正跟京视传媒一起探索喜剧季的形式。前提是挑选有一定水准的戏入围，像“陈氏喜剧”招牌之外的都市流行剧《白日梦》、《我不是李白》等剧都在他的法眼下入了围。他们不但要推话剧，还要引入很多非常可乐的地方戏曲，并帮助他们在北京做推广。“我们想营造一个喜剧档期，打造一个地标，每年想看喜剧的北京人。就来我们这儿吧。”陈佩斯最后忽悠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