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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迟到”是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内部障碍太大的结果，而这个障碍的排除是通过土地制度的变革，运用国家强制力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化所需的资本积累，从而成功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启动方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土地制度；变革；中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247-02
一
根据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任何农业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突破简单生产，使农业经济剩余能有效投入扩大再生产，所以，任何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都要求农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能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1]。因此，本文在考察中国现代化启动①的内部障碍时，从农业剩余入手，考察与农业剩余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明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第二，明代政府在农业剩余转化上扮演的角色问题。为便于分析，将它分为两个方面，即农业剩余生产上的障碍和农业剩余转化上的障碍。
农业剩余生产上最主要的障碍在于明代的土地制度使农业生产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突破，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必然导致农业剩余的有限。
明代就土地所有权的分布来说，大致的情况是：自洪武初至永乐末（1368—1424），土地所有权比较分散，全国有大量小自耕农存在。其后，土地兼并情形逐渐严重。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地主和小自耕农存在。
与这种土地所有状况相应的土地经营方式主要包括自耕农的直接经营方式与租佃制经营方式。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有一个相同之处，即在耕作方式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耕作模式。
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集约化的耕作方式，是以高强度、高密度的劳动投入来换取一定土地上的高额产出。这种方式在生产工具等其他条件不配套时极易导致耕作面积的细小化。所以，由宋至明清，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升的同时，一夫耕作面积却不断下降，由三四十亩降为一二十亩。这表明，与集约化的农业耕作方式最相适应的是小规模的土地经营。这恰好与中国农业生产中家庭这个基本生产单位相吻合[2]。
但是这种耕作方式使中国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突破，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其消极影响表现在：第一，农业生产在单位产量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这可从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变化中窥见一斑。根据吴慧的估算，中国单位劳动力产粮战国时期为每年3 045斤，唐代时提高到4 261斤，明代则降为3 756斤[3]。第二，农业生产对人力投入的依赖持续发展，势必使农村绝大多数人口陷入为果腹而劳作的境况之中，使农业成为“糊口农业”，从而使得农业为工业化所能提供的剩余相当有限。第三，大量的人力投入虽将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水平，但这对农业生产中的新式投资、新技术的采用，却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因为新的投资与技术意味着单位土地可容纳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当时其他生产部门也无法吸纳更多农村剩余人口，除了固守旧有的耕作方式，广大农民别无他途[4]。
由此可见，明代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人力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而不是依靠增加资本与技术投入的内涵式发展，这种增长使农业生产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突破，其增长是非常有限的。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早在18世纪就敏锐地指出，“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5]
当然，不能由此就断定16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没有剩余。那么，假如有剩余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业剩余是否有效地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这牵涉到在农业剩余转化中政府的角色问题。这也就是下面要探讨的内部障碍中农业剩余转化方面的障碍。
农业剩余转化上的障碍在于明代政府无力也无意承担起有效提取农业剩余的责任，从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消极的角色。
关于16世纪明代中国的税收水平，根据黄仁宇的推算，直到16世纪之初，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6]。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的10％，这应该说是很低的。低税收的唯一正面影响是保证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但这种好处并不能惠及直接的劳动者。所以，这种崇尚轻税的税收制度在拖累了政府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同时，更使16世纪的中国在经济上的突破由于缺少一个能够有效提取农业剩余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政府而变得不可能。
二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宣告了清王朝消极的防卫性现代化的破产。而东西方列强的侵略虽然使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但现代化障碍的排除这个重任却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这里仍利用前面的分析框架，从农业剩余的生产与农业剩余的转化两个方面来探讨。
在农业剩余生产方面，在近代中国，一方面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这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超负荷。同时，近代中国并未发生任何技术革命来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水利设施、生产工具、肥料和品种的选用以及耕作技术及方式，大都停留在中世纪水平[7]。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自明清以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支撑工业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农业剩余转化方面，由于民国时期国内政治不统一，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有限，对农村的掌握更浅，因此在这方面也没有更大作为。这里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取得政权后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及其选择。
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取代中国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53年，工业化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1953年是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一五”计划。“一五”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大规模的建设一开始，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粮食供应的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也就是说，粮食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的第一次尖锐暴露。
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必须面对中国农村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关系变革，但就其本质而言，它只是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不能也不可能导致农业的经济革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是有限的。
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改变了近代中国由于土地占有不公平而导致的在土地产出物分配上的不公平状况，至于农业产出总水平则并未随土地改革而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农业生产中没有出现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决定了家庭是农业耕作的最有效的劳动组织方式，而且，只要这个组织方式不变，农业实物产出水平就只与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相关。由于这个特征的存在，就不会出现农户因为土地不是自己的而减少对土地的劳动投入的现象。因此，在前面的约束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就必然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中国在1953年启动的工业化是以脆弱的小农经济为支撑的。所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开始，这个矛盾就突显出来，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负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针对严峻的形势，提供了大概七种解决方案，最后由主持工作的陈云拍板采用统购统销的方案。1953年10月1日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同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统购统销简单来说就是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国家成为农民余粮的唯一购买者，同时在城市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国家成为粮食的唯一销售者。在这种粮食流通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粮食的购销，强制规定了粮食的购销价格。这样一来，就为推动农业集体化增添了动力。因为在公社体制下，收集粮食的成本最低。可以说，1953年统购统销的出台促使当时的合作化运动从农业高级合作社一下子就过渡到了人民公社阶段。这不仅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的又一次深刻变革，也使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掌握达到了空前的强度。
通过这个创举，终于暂时解决了小农经济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的尖锐矛盾。当然它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它是以长期牺牲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通过以上对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迟到”的经济史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启动的障碍是异常巨大的，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一个自觉的、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启动方式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94-295.
[2]王晋新.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7.
[3]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195.
[4]金鹏.农业剩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对晚清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107-114．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成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5.
[6]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25.
[7]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20世纪前半期[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18-19.
[责任编辑吴明宇]
关键词：土地制度；变革；中国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247-02
一
根据经典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任何农业社会的发展，都需要突破简单生产，使农业经济剩余能有效投入扩大再生产，所以，任何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都要求农业生产率的巨大提高，并能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1]。因此，本文在考察中国现代化启动①的内部障碍时，从农业剩余入手，考察与农业剩余相关的两个问题：第一，明代中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问题，第二，明代政府在农业剩余转化上扮演的角色问题。为便于分析，将它分为两个方面，即农业剩余生产上的障碍和农业剩余转化上的障碍。
农业剩余生产上最主要的障碍在于明代的土地制度使农业生产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突破，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必然导致农业剩余的有限。
明代就土地所有权的分布来说，大致的情况是：自洪武初至永乐末（1368—1424），土地所有权比较分散，全国有大量小自耕农存在。其后，土地兼并情形逐渐严重。但是仍有相当数量的中小地主和小自耕农存在。
与这种土地所有状况相应的土地经营方式主要包括自耕农的直接经营方式与租佃制经营方式。这两种不同的经营方式有一个相同之处，即在耕作方式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集约化耕作模式。
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集约化的耕作方式，是以高强度、高密度的劳动投入来换取一定土地上的高额产出。这种方式在生产工具等其他条件不配套时极易导致耕作面积的细小化。所以，由宋至明清，在单位面积产量上升的同时，一夫耕作面积却不断下降，由三四十亩降为一二十亩。这表明，与集约化的农业耕作方式最相适应的是小规模的土地经营。这恰好与中国农业生产中家庭这个基本生产单位相吻合[2]。
但是这种耕作方式使中国农业生产长期以来只有量的增长而无质的突破，对中国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其消极影响表现在：第一，农业生产在单位产量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下降。这可从单位劳动力的产出变化中窥见一斑。根据吴慧的估算，中国单位劳动力产粮战国时期为每年3 045斤，唐代时提高到4 261斤，明代则降为3 756斤[3]。第二，农业生产对人力投入的依赖持续发展，势必使农村绝大多数人口陷入为果腹而劳作的境况之中，使农业成为“糊口农业”，从而使得农业为工业化所能提供的剩余相当有限。第三，大量的人力投入虽将传统农业推到一个很高水平，但这对农业生产中的新式投资、新技术的采用，却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因为新的投资与技术意味着单位土地可容纳的劳动力数量的减少，而当时其他生产部门也无法吸纳更多农村剩余人口，除了固守旧有的耕作方式，广大农民别无他途[4]。
由此可见，明代农业生产的增长主要是依靠增加人力投入的外延式增长而不是依靠增加资本与技术投入的内涵式发展，这种增长使农业生产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突破，其增长是非常有限的。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早在18世纪就敏锐地指出，“中国可能已经获得了其法律和制度的性质所允许获得的全部财富。”[5]
当然，不能由此就断定16世纪中国的农业生产没有剩余。那么，假如有剩余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业剩余是否有效地转化为工业化所需资本积累？这牵涉到在农业剩余转化中政府的角色问题。这也就是下面要探讨的内部障碍中农业剩余转化方面的障碍。
农业剩余转化上的障碍在于明代政府无力也无意承担起有效提取农业剩余的责任，从而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了一个相当消极的角色。
关于16世纪明代中国的税收水平，根据黄仁宇的推算，直到16世纪之初，按照地方正常的粮食价格估算，税收不超过农业产量的10％[6]。对于一个主要依靠土地收入的庞大帝国，整个税收水平仅为农业产量的10％，这应该说是很低的。低税收的唯一正面影响是保证了大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但这种好处并不能惠及直接的劳动者。所以，这种崇尚轻税的税收制度在拖累了政府和中小土地所有者的同时，更使16世纪的中国在经济上的突破由于缺少一个能够有效提取农业剩余并将其转化为工业化资本积累的政府而变得不可能。
二
根据前面的分析，中国社会自鸦片战争以后进入了一个被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宣告了清王朝消极的防卫性现代化的破产。而东西方列强的侵略虽然使现代化成为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但现代化障碍的排除这个重任却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这里仍利用前面的分析框架，从农业剩余的生产与农业剩余的转化两个方面来探讨。
在农业剩余生产方面，在近代中国，一方面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效率低下，这造成了农业生产的超负荷。同时，近代中国并未发生任何技术革命来为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水利设施、生产工具、肥料和品种的选用以及耕作技术及方式，大都停留在中世纪水平[7]。因此，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自明清以来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支撑工业化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农业剩余转化方面，由于民国时期国内政治不统一，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有限，对农村的掌握更浅，因此在这方面也没有更大作为。这里主要探讨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取得政权后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及其选择。
1949年中共在中国大陆取代中国国民党掌握了政权，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53年，工业化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
1953年是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这一年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一五”计划。“一五”计划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大规模的建设一开始，首先出现的问题就是粮食供应的紧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大规模工业建设的展开和城镇人口急剧增加的结果。也就是说，粮食问题的实质，是中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与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的第一次尖锐暴露。
但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必须面对中国农村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关系变革，但就其本质而言，它只是一场重大的社会革命，不能也不可能导致农业的经济革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是有限的。
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改变了近代中国由于土地占有不公平而导致的在土地产出物分配上的不公平状况，至于农业产出总水平则并未随土地改革而发生质的变化。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以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农业生产中没有出现技术突破的情况下，决定了家庭是农业耕作的最有效的劳动组织方式，而且，只要这个组织方式不变，农业实物产出水平就只与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相关。由于这个特征的存在，就不会出现农户因为土地不是自己的而减少对土地的劳动投入的现象。因此，在前面的约束条件没有发生变化的时候，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意义就必然是有限的。这意味着，中国在1953年启动的工业化是以脆弱的小农经济为支撑的。所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开始，这个矛盾就突显出来，成为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当时负责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针对严峻的形势，提供了大概七种解决方案，最后由主持工作的陈云拍板采用统购统销的方案。1953年10月1日取得毛泽东的同意，同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统购统销简单来说就是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国家成为农民余粮的唯一购买者，同时在城市实行粮食定量配给，国家成为粮食的唯一销售者。在这种粮食流通体制下，国家垄断了粮食的购销，强制规定了粮食的购销价格。这样一来，就为推动农业集体化增添了动力。因为在公社体制下，收集粮食的成本最低。可以说，1953年统购统销的出台促使当时的合作化运动从农业高级合作社一下子就过渡到了人民公社阶段。这不仅实现了中国历史上土地制度的又一次深刻变革，也使国家政权对农村的掌握达到了空前的强度。
通过这个创举，终于暂时解决了小农经济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战略的尖锐矛盾。当然它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它是以长期牺牲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
通过以上对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迟到”的经济史分析，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化启动的障碍是异常巨大的，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启动是一个自觉的、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极致的过程。这种独特的现代化启动方式对中国社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94-295.
[2]王晋新.15—17世纪中英两国农村经济比较研究[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57.
[3]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5:195.
[4]金鹏.农业剩余：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瓶颈——对晚清时期中国经济的研究[J].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107-114．
[5][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成因的研究: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65.
[6]黄仁宇.16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225.
[7]成汉昌.中国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20世纪前半期[M].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4:18-19.
[责任编辑吴明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