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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第一线问对教育鞠躬尽瘁铸就名刊积劳成疾新教育痛失晶莹剔透玉追求真善美笑看人生侠义肝胆闯荡江湖英年早逝天堂里再做独立特行龙
——题记于2015年10月19日凌晨
2015年10月18日晚上10点半，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正在抢救之中。马上托人了解详细情况，希望他能够再次化险为夷。1小时后，卢志文来电：回天无力。悲痛欲绝。尽管已经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那一夜，我迷迷糊糊地几乎一夜未眠，凌晨醒来，写下了题记里的挽联。
但这些年来和玉龙的交往，当然不是这短短两句话就能概括的。
和玉龙相识，是他走进教育初期的2003年前后。那时他还在《教师之友》工作，向我约稿。没过多久，新教育实验的官方网站“教育在线”创立，玉龙成为论坛上活跃的一员，他在这个论坛中不仅和许多早期新教育人从网友变成好友，更把他们从读者发展为作者。尤其是发现“玫瑰”（窦桂梅的网名）和“看云”（薛瑞萍的网名），并介绍二人相识结交为好友的过程，一度成为玉龙自己津津乐道的得意事。我看见他们在网站上的互相交流碰撞，看见这群教育人不分行业彼此砥砺着成长，由衷地高兴。
不过，作为一位教育媒体人，玉龙真正给我留下印象，是在2004年的一次约稿。当时我实在太忙，但他是“教育在线”网站的网友，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就勉强写了篇文章交给他。没想到玉龙很干脆地对我说：“朱老师，您这次的稿子没写出您的水平，我不能用。”真正的编辑，当然以稿件为准而不是以作者为准。这件小事，让我看见了他的眼光和风骨，让我对他有了由衷的欣赏与敬重。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坚持，当时由他领衔组建的《教师之友》杂志的编辑团队，才在短短时间里连续推出许多重磅专题，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只可惜，没过多久，《教师之友》杂志因故重组，玉龙被迫离开了杂志社。但玉龙一直和新教育人保持往来，在2007年7月的新教育运城年会上，玉龙还主持了年会的第三单元，他的身影被诸多新教育人牢记。直到2007年，新教育研究院与江西的杂志社签订了《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的合办协议，玉龙担任了这份杂志的执行主编，不仅重新回到教育媒体中来，也正式成为新教育的一员，并担任了新教育理事会的理事。
对于玉龙的加盟，我非常兴奋。尽管和他的交往不多，但我了解他的才华，非常期待他能在新教育的舞台上尽情施展才华。时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的卢志文，在新教育工作上是玉龙的顶头上司，但我知道他从来是和玉龙以私人情谊的好友相处。这样的工作环境很适合玉龙的性格。我知道，玉龙很希望这份新杂志能够成为新起点，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不过就在《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定位上，我和玉龙产生了分歧。
玉龙希望延续《教师之友》的思路，以媒体为“社会公器”，希望这个教育类杂志传达出客观的教育声音。他说，他希望能够在杂志上公开批判新教育。
我完全理解玉龙作为媒体人的想法，完全理解这种不破不立、以批判来建设的思路。但是，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这个新教育的杂志，最起码能够开办新教育专栏，甚至成为新教育的“机关刊物”。
这不仅仅是因为新教育发起人的身份，让我对新教育有着更为特殊的情感，更因为我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声音，都多多少少会打上人的烙印，真相永远是立体的，直面这点人的局限，会有利于自省，有利于追寻客观。
我告诉玉龙，我非常希望也非常需要他批评、批判新教育，所有分析都有利于新教育的提高。但新教育研究院合办了这本杂志，我更希望他能够以这个杂志为阵地，更多传达新教育人的声音。我希望他在充分了解、积极参与、深入研究之后再去认真批评，但在杂志上的批评容易遭人误解，甚至被人敌视，因此更欢迎他去现场指出一线实验者们的不足，这样的批评才更能体现“爱之深，责之切”，才更能帮助被批评者提高。我认为这样的杂志定位，从表面上看，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从深层次来说，所发挥的作用更为实在，尤其是对新教育来说会成为一股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但因为此前的变故，玉龙做媒体的理想已经被压抑三年，这一番激情重新被点燃，根本无法接受我的观点。
新教育实验本就是一个松散型的民间公益机构，志文又爱护玉龙不愿批评，我尽管批评却也珍惜人才，于是几番沟通之后，我也只能向玉龙“举手投降”了，接受玉龙对这份新教育杂志的定位，把这块天地交给他自由自在地驰骋。
一个人最大的优点，通常是他最大的缺点。玉龙也不例外。玉龙的激情与热血表现在教育上，体现为他的理想主义光芒和勇往直前的果敢，但表现在生活中，尤其是他心情不好时，就容易表现为莽撞和倔强。
还记得在2008年一次新教育会议上，玉龙和一位当时的新教育骨干当众大吵，双双拂袖而去。后来还有一次他突然“失踪”，据说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一个月里無法与他取得联系。更不用说，多年来杂志中的一些文章也给“被署名”为杂志总顾问的我惹了不少小乱子。而且杂志的经营还遇到过严重问题，最长的一次有近半年的刊物都没有如期编发……
玉龙的这些锋芒毕露的做法，加上他对杂志的“公器”定位却又要同时在新教育实验区征订，在新教育内部引起了诸多非议，卢志文尤其为此承担着多方的压力。在矛盾最激烈的2010年，当时有一个新教育团队甚至提议收回杂志由他们来做。
坦率地说，我当时的确犹豫了。我知道，辞退玉龙，换这个团队来做杂志，肯定能够实现我对杂志的定位。但在反复思考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做法。我想，别说玉龙的杂志还是会刊登一些新教育的文章，哪怕是仅仅出于对一位有理想的教育人的支持，我也应该给他保留这块土地。对于新教育而言，哪怕做好这杂志，也只是多了一个宣传的窗口，但对于玉龙而言，这杂志却已是他唯一的一片土地。
当然，我也因此认为，作为新教育人的玉龙，最后和新教育的关系，就体现在新教育对他如此的一点支持上，也到此为止。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超出我的预料。
2011年春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栏目，就叫“新教育专区”。这让我非常意外。接下去，这个栏目一直持续着，成为了一扇新教育的窗口。我可以从这些文章里看出玉龙一贯的眼光和水准，也能够触摸到玉龙为之付出的心血：他带着团队，河北石家庄、江苏海门、山东日照……他奔赴到新教育全国各地的许多实验区，现场碰撞，现场诊疗，同时也搜集到一批又一批的专栏稿，进行精心的打磨。
玉龙的改变，实在让我又惊又喜，也让我感到奇怪。不过，无论是电话里夸奖，还是当面赞赏，玉龙总是很高兴地哈哈笑，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直到一次童喜喜揭了他的老底。原来，他因为转向学校文化设计，从2010年开始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他对童喜喜说，朱老师做的是大事，是好事，可朱老师以前总是批评我——他越批评我，我就越不做！现在我的困难解决了，我当然要帮朱老师了！
听到这么孩子气的原因，真是让我哭笑不得。玉龙的倔强、纯真、厚道与忠诚，也由此可见一斑。
——题记于2015年10月19日凌晨
2015年10月18日晚上10点半，突然接到一个消息：《读写月报新教育》主编李玉龙正在抢救之中。马上托人了解详细情况，希望他能够再次化险为夷。1小时后，卢志文来电：回天无力。悲痛欲绝。尽管已经有思想准备，但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那一夜，我迷迷糊糊地几乎一夜未眠，凌晨醒来，写下了题记里的挽联。
但这些年来和玉龙的交往，当然不是这短短两句话就能概括的。
和玉龙相识，是他走进教育初期的2003年前后。那时他还在《教师之友》工作，向我约稿。没过多久，新教育实验的官方网站“教育在线”创立，玉龙成为论坛上活跃的一员，他在这个论坛中不仅和许多早期新教育人从网友变成好友，更把他们从读者发展为作者。尤其是发现“玫瑰”（窦桂梅的网名）和“看云”（薛瑞萍的网名），并介绍二人相识结交为好友的过程，一度成为玉龙自己津津乐道的得意事。我看见他们在网站上的互相交流碰撞，看见这群教育人不分行业彼此砥砺着成长，由衷地高兴。
不过，作为一位教育媒体人，玉龙真正给我留下印象，是在2004年的一次约稿。当时我实在太忙，但他是“教育在线”网站的网友，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就勉强写了篇文章交给他。没想到玉龙很干脆地对我说：“朱老师，您这次的稿子没写出您的水平，我不能用。”真正的编辑，当然以稿件为准而不是以作者为准。这件小事，让我看见了他的眼光和风骨，让我对他有了由衷的欣赏与敬重。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份坚持，当时由他领衔组建的《教师之友》杂志的编辑团队，才在短短时间里连续推出许多重磅专题，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
只可惜，没过多久，《教师之友》杂志因故重组，玉龙被迫离开了杂志社。但玉龙一直和新教育人保持往来，在2007年7月的新教育运城年会上，玉龙还主持了年会的第三单元，他的身影被诸多新教育人牢记。直到2007年，新教育研究院与江西的杂志社签订了《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的合办协议，玉龙担任了这份杂志的执行主编，不仅重新回到教育媒体中来，也正式成为新教育的一员，并担任了新教育理事会的理事。
对于玉龙的加盟，我非常兴奋。尽管和他的交往不多，但我了解他的才华，非常期待他能在新教育的舞台上尽情施展才华。时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的卢志文，在新教育工作上是玉龙的顶头上司，但我知道他从来是和玉龙以私人情谊的好友相处。这样的工作环境很适合玉龙的性格。我知道，玉龙很希望这份新杂志能够成为新起点，实现他的教育理想。
不过就在《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定位上，我和玉龙产生了分歧。
玉龙希望延续《教师之友》的思路，以媒体为“社会公器”，希望这个教育类杂志传达出客观的教育声音。他说，他希望能够在杂志上公开批判新教育。
我完全理解玉龙作为媒体人的想法，完全理解这种不破不立、以批判来建设的思路。但是，从我个人而言，我希望这个新教育的杂志，最起码能够开办新教育专栏，甚至成为新教育的“机关刊物”。
这不仅仅是因为新教育发起人的身份，让我对新教育有着更为特殊的情感，更因为我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声音，都多多少少会打上人的烙印，真相永远是立体的，直面这点人的局限，会有利于自省，有利于追寻客观。
我告诉玉龙，我非常希望也非常需要他批评、批判新教育，所有分析都有利于新教育的提高。但新教育研究院合办了这本杂志，我更希望他能够以这个杂志为阵地，更多传达新教育人的声音。我希望他在充分了解、积极参与、深入研究之后再去认真批评，但在杂志上的批评容易遭人误解，甚至被人敌视，因此更欢迎他去现场指出一线实验者们的不足，这样的批评才更能体现“爱之深，责之切”，才更能帮助被批评者提高。我认为这样的杂志定位，从表面上看，影响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从深层次来说，所发挥的作用更为实在，尤其是对新教育来说会成为一股极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但因为此前的变故，玉龙做媒体的理想已经被压抑三年，这一番激情重新被点燃，根本无法接受我的观点。
新教育实验本就是一个松散型的民间公益机构，志文又爱护玉龙不愿批评，我尽管批评却也珍惜人才，于是几番沟通之后，我也只能向玉龙“举手投降”了，接受玉龙对这份新教育杂志的定位，把这块天地交给他自由自在地驰骋。
一个人最大的优点，通常是他最大的缺点。玉龙也不例外。玉龙的激情与热血表现在教育上，体现为他的理想主义光芒和勇往直前的果敢，但表现在生活中，尤其是他心情不好时，就容易表现为莽撞和倔强。
还记得在2008年一次新教育会议上，玉龙和一位当时的新教育骨干当众大吵，双双拂袖而去。后来还有一次他突然“失踪”，据说是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一个月里無法与他取得联系。更不用说，多年来杂志中的一些文章也给“被署名”为杂志总顾问的我惹了不少小乱子。而且杂志的经营还遇到过严重问题，最长的一次有近半年的刊物都没有如期编发……
玉龙的这些锋芒毕露的做法，加上他对杂志的“公器”定位却又要同时在新教育实验区征订，在新教育内部引起了诸多非议，卢志文尤其为此承担着多方的压力。在矛盾最激烈的2010年，当时有一个新教育团队甚至提议收回杂志由他们来做。
坦率地说，我当时的确犹豫了。我知道，辞退玉龙，换这个团队来做杂志，肯定能够实现我对杂志的定位。但在反复思考后，我还是放弃了这个做法。我想，别说玉龙的杂志还是会刊登一些新教育的文章，哪怕是仅仅出于对一位有理想的教育人的支持，我也应该给他保留这块土地。对于新教育而言，哪怕做好这杂志，也只是多了一个宣传的窗口，但对于玉龙而言，这杂志却已是他唯一的一片土地。
当然，我也因此认为，作为新教育人的玉龙，最后和新教育的关系，就体现在新教育对他如此的一点支持上，也到此为止。
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超出我的预料。
2011年春的一天，我突然发现，《读写月报新教育》杂志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栏目，就叫“新教育专区”。这让我非常意外。接下去，这个栏目一直持续着，成为了一扇新教育的窗口。我可以从这些文章里看出玉龙一贯的眼光和水准，也能够触摸到玉龙为之付出的心血：他带着团队，河北石家庄、江苏海门、山东日照……他奔赴到新教育全国各地的许多实验区，现场碰撞，现场诊疗，同时也搜集到一批又一批的专栏稿，进行精心的打磨。
玉龙的改变，实在让我又惊又喜，也让我感到奇怪。不过，无论是电话里夸奖，还是当面赞赏，玉龙总是很高兴地哈哈笑，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直到一次童喜喜揭了他的老底。原来，他因为转向学校文化设计，从2010年开始解决了经济上的困难。他对童喜喜说，朱老师做的是大事，是好事，可朱老师以前总是批评我——他越批评我，我就越不做！现在我的困难解决了，我当然要帮朱老师了！
听到这么孩子气的原因，真是让我哭笑不得。玉龙的倔强、纯真、厚道与忠诚，也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