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希特勒任职生涯中不止一次被人谋杀，但最有名的是“七月密谋”。1944年7月20日，德国一批军政界人士欲刺杀纳粹头目希特勒而发动政变，但最终功败垂成。
“七月密谋”行动的爆炸现场。
近日，《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出版，书中一名流亡到柏林的白俄女爵，以战时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场爆发在德国内部的反纳粹行动，也首次披露了俄国贵族与德国贵族在纳粹极权帷幕下的秘密联络。
日记反映了一个通常为人所忽略的历史真相：希特勒和贵族阶层之间关系紧张。“七月密谋”历来被认为是源于德国军官对战场失利的不满和失望，但从事件亲历者玛丽·瓦西里奇科娃公开的日记来看，“七月密谋”的深层原因是贵族精神与纳粹主义的对决。
“七月密谋”的参与者多是名字里带有“冯”字的年轻贵族（“冯”在德国代表贵族或贵族后裔），这些贵族的理想是：德国应该是自由、民主、平等和强大的国家。当希特勒复国、兴国的纳粹理论出现后，多数贵族欣喜若狂，认为希特勒能将德国从“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中拯救出来，于是纷纷投身于他，但随着纳粹政策及作战方法愈加残酷，专制独裁的法西斯德国越来越不符合贵族的理想。一度崇奉纳粹主义的德国贵族军官逐渐认清其虚伪本质，并最终彻底舍弃了希特勒。如日记中提到的“铁血宰相”的孙子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他最初赞成纳粹运动，甚至接受党卫军荣誉上校的官位，同时担任波茨坦地方首长，但到了1941年，他已变得坚决反纳粹，后来成为最早参与“七月密谋”的成员。
“七月密谋”失败后，“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孙子（右）在人民法庭上被审问。
贵族身份为这些密谋者的地下抵抗活动提供了便利。在日记的描述中，多数密谋参与者人脉极广，能接触到纳粹党核心，希特勒甚至曾为部分密谋者的骑士十字勋章加配橡叶，这使得他们摩拳擦掌，希望能在与希特勒握手时，当场“把他干掉”。密谋主使施陶芬贝格就经常被希特勒召见，出身于天主教贵族家庭的他是一名纳粹军官，但他最终选择了冒死刺杀希特勒。密谋行动当天，施陶芬贝格借向希特勒汇报工作的便利，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右方，不料一名上校在炸弹爆炸前一刻挪走了包。最终，希特勒只受了轻伤，刺杀行动告败。面对政变失败后的行刑，施陶芬贝格仍高呼：“神圣的德意志万岁！”
日记还记载，“七月密谋”失败后，纳粹德国党卫队官方周报《黑色军团》谩骂密谋者是“流着贵族血液的猪猡和叛国贼”。希特勒则称政变是“伯爵们和反动分子的俱乐部”，并以此为借口铲除了当时欧洲许多地位显赫的贵族。书中数据显示，当时被捕总人数超过7000人，其中约200人直接涉及密谋案，包括21位将军、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资深外交官、1位部长、3位国务秘书、数位地方首长及警察局高官。
正如《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同道者》诗句中所写，“在不智之举发生的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头颅被利斧砍下”。希特勒每天都打电话去盖世太保总部，想知道又有多少人被斧头砍死。据传行刑过程被拍成影片，有聚光灯照亮场景，摄影机辘辘运转，影片随后以急件送往希特勒的司令部，希特勒不时拿出来放映，独自暗笑。
即便面对酷刑，几乎所有被捕的密谋者都在法庭上坦承他们想杀希特勒。他们坚持认为，“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是个诅咒，亦是罪恶的渊薮。”甚至有被捕人员声称，“即使被吊死也不会改变想法，如果再有机会，还会尝试刺杀。”
日记细节显示，许多参与“七月密谋”的贵族都有“俄国根”。日记作者瓦西里奇科娃就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她的祖先是为沙皇效劳的“公务员”。十月革命爆发后，苏维埃政权决定将为沙皇效劳的贵族们驱赶出俄国。瓦西里奇科娃从此长期在法国和德国等地流亡，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二战时期，德国急需外语人才，精通多国语言的她于1940年初遷往柏林，在德国外交部情报司任职。显赫的贵族身份和政府要职的经历，使得瓦西里奇科娃跻身于德国上层圈子，并和同事们一起策划了“七月密谋”。
玛丽·瓦西里奇科娃
被放逐的俄国贵族在欧洲渐成气候。他们尊重欧洲文化，迅速融入当地社会，与欧洲各国贵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俄国政权更迭、战事频起、灾荒此起彼伏的历史进程中，欧洲甚至出现了一股独特的俄国侨民文学，俄国侨民组织、侨民刊物、侨民基金会等组织也应运而生。二战时期的俄国侨民贵族开始涉足政治。他们认为，灭掉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就能将俄国纳入自由、民主、平等的轨道。因此，他们积极参与刺杀希特勒的地下抵抗运动，希望能以此带动俄国再生。
《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里首次提及了这一史实 ：“七月密谋”与俄国侨民贵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瓦西里奇科娃经常参加一些外国驻德大使馆举办的活动，以及普鲁士王公们的家庭宴会。在这些聚会中，经常到场的是欧洲各国驻德外交官、普鲁士皇室的子孙和具有“凯撒精神”的朋友们，他们大都是俄国贵族的后裔，或者其先祖、家人与沙皇宫廷的波雅尔有密切关联，这些皇室的、血缘的、亲情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传统因素交织成了一个覆盖欧洲各国牢不可破的贵族网络。 瓦西里奇科娃在1940年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们非官方地到基拉去拜会普鲁士路易·裴迪南王子及其夫人。他是前太子的长子，而她是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大公的女儿。”大公是俄罗斯罗曼诺夫家族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也是俄国皇帝之家的首脑。正如日记所写，到了
1944年，“七月密谋”事件提上日程时，这位大公受德国贵族的邀请悄悄来到欧洲，名为饮宴，实为议事。
瓦西里奇科娃的记载展现了俄国贵族和德国贵族的联系和互动，也轮廓清晰地描绘出了德国贵族精神和俄国贵族精神在纳粹极权帷幕下的秘密交叉、发酵和融合。
玛丽·瓦西里奇科娃的弟弟将她在二战中的日记整理成书，《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于近日出版。
不过，这些贵族之间也有分歧，德国贵族旨在通过杀掉希特勒来设立某种过渡性政府，然后再由这个新的德国政府与盟军谈判，争取一个相对缓和的投降条件，从而拯救德国免于灭国。以瓦西里奇科娃为代表的俄国侨民贵族则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个魔鬼！”瓦西里奇科娃还为此和同伴大吵了一架。她在日记中抱怨，德国贵族多次延后谋刺行动，浪费太多时间在筹划刺杀的细节方面，“至于他死后德国的未来该如何，以后再讨论不迟。”
在瓦西里奇科娃的日记中，欧洲贵族在二战时期的日常生活细节也首次为世人所了解。刚到柏林的瓦西里奇科娃是个流连于酒会、爱社交的年轻姑娘。即使盟军对德国本土的轰炸越来越密集，有时空袭警报声甚至能持续一整夜，瓦西里奇科娃也会在一片漆黑中坚持练习手风琴，并在练琴时刻将自己短暂抽离于战争。在四周炸弹纷落的情况下，瓦西里奇科娃镇定地穿梭在炮火催生的荒城废墟之间，甚至在日记中淡然写道，“剪了一个简单的发型，比较适合空袭”。
日记还提到战时柏林城内一位名叫霍斯特曼的贵族。希特勒上台后，原为出色外交官的霍斯特曼因妻子是犹太人而被迫辞职。霍斯特曼很富有，热衷于收藏艺术品，且在柏林市中心地带有一栋虽小却极精致的公寓。一群同为贵族的客人在公寓定期聚会，彻夜谈讨艺术品，仿佛置身于战时野蛮汪洋中的文明小岛。虽然这群人绝口不谈政治，但霍斯特曼沙龍的存在及其雅客共同的好恶，都在极微妙地对抗着纳粹主义。
尽管当时整座柏林城烟尘弥漫，到处堆积破砖碎瓦，但瓦西里奇科娃所交往的外交界人士仍然坚持看电影、喝咖啡，甚至装束优雅地出现在华尔兹舞会上，并兴奋地感叹舞会“成功极了，仿佛战前一般”。他们既听得到炮火声，也听得到交响乐团的奏乐声和唱诗班的歌声。
也正是这同一批人，为了德国和欧洲的和平，多次密谋刺杀希特勒，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瓦西里奇科娃在日记中唯一一次感情宣泄，便是在听到密谋同伴阵亡的消息时，她说自己当时“整个人僵住”，此后便是想尽办法打探消息，找关系营救入狱的同事和朋友。二战后，这些反纳粹贵族被称为“抵抗战士”。为纪念他们而立的纪念碑上还印有这样一行字：你们无需羞愧，因为你们把生命献给了自由、正义与荣耀。
近日，《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出版，书中一名流亡到柏林的白俄女爵，以战时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这场爆发在德国内部的反纳粹行动，也首次披露了俄国贵族与德国贵族在纳粹极权帷幕下的秘密联络。
参与者多为年轻贵族
日记反映了一个通常为人所忽略的历史真相：希特勒和贵族阶层之间关系紧张。“七月密谋”历来被认为是源于德国军官对战场失利的不满和失望，但从事件亲历者玛丽·瓦西里奇科娃公开的日记来看，“七月密谋”的深层原因是贵族精神与纳粹主义的对决。
“七月密谋”的参与者多是名字里带有“冯”字的年轻贵族（“冯”在德国代表贵族或贵族后裔），这些贵族的理想是：德国应该是自由、民主、平等和强大的国家。当希特勒复国、兴国的纳粹理论出现后，多数贵族欣喜若狂，认为希特勒能将德国从“凡尔赛和约”的耻辱中拯救出来，于是纷纷投身于他，但随着纳粹政策及作战方法愈加残酷，专制独裁的法西斯德国越来越不符合贵族的理想。一度崇奉纳粹主义的德国贵族军官逐渐认清其虚伪本质，并最终彻底舍弃了希特勒。如日记中提到的“铁血宰相”的孙子戈特弗里德·冯·俾斯麦，他最初赞成纳粹运动，甚至接受党卫军荣誉上校的官位，同时担任波茨坦地方首长，但到了1941年，他已变得坚决反纳粹，后来成为最早参与“七月密谋”的成员。
贵族身份为这些密谋者的地下抵抗活动提供了便利。在日记的描述中，多数密谋参与者人脉极广，能接触到纳粹党核心，希特勒甚至曾为部分密谋者的骑士十字勋章加配橡叶，这使得他们摩拳擦掌，希望能在与希特勒握手时，当场“把他干掉”。密谋主使施陶芬贝格就经常被希特勒召见，出身于天主教贵族家庭的他是一名纳粹军官，但他最终选择了冒死刺杀希特勒。密谋行动当天，施陶芬贝格借向希特勒汇报工作的便利，把装有炸弹的公文包放在希特勒右方，不料一名上校在炸弹爆炸前一刻挪走了包。最终，希特勒只受了轻伤，刺杀行动告败。面对政变失败后的行刑，施陶芬贝格仍高呼：“神圣的德意志万岁！”
日记还记载，“七月密谋”失败后，纳粹德国党卫队官方周报《黑色军团》谩骂密谋者是“流着贵族血液的猪猡和叛国贼”。希特勒则称政变是“伯爵们和反动分子的俱乐部”，并以此为借口铲除了当时欧洲许多地位显赫的贵族。书中数据显示，当时被捕总人数超过7000人，其中约200人直接涉及密谋案，包括21位将军、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资深外交官、1位部长、3位国务秘书、数位地方首长及警察局高官。
正如《莫阿比特十四行诗·同道者》诗句中所写，“在不智之举发生的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头颅被利斧砍下”。希特勒每天都打电话去盖世太保总部，想知道又有多少人被斧头砍死。据传行刑过程被拍成影片，有聚光灯照亮场景，摄影机辘辘运转，影片随后以急件送往希特勒的司令部，希特勒不时拿出来放映，独自暗笑。
即便面对酷刑，几乎所有被捕的密谋者都在法庭上坦承他们想杀希特勒。他们坚持认为，“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是个诅咒，亦是罪恶的渊薮。”甚至有被捕人员声称，“即使被吊死也不会改变想法，如果再有机会，还会尝试刺杀。”
白俄贵族加入密谋阵营
日记细节显示，许多参与“七月密谋”的贵族都有“俄国根”。日记作者瓦西里奇科娃就是一名白俄流亡贵族，她的祖先是为沙皇效劳的“公务员”。十月革命爆发后，苏维埃政权决定将为沙皇效劳的贵族们驱赶出俄国。瓦西里奇科娃从此长期在法国和德国等地流亡，饱尝颠沛流离之苦。二战时期，德国急需外语人才，精通多国语言的她于1940年初遷往柏林，在德国外交部情报司任职。显赫的贵族身份和政府要职的经历，使得瓦西里奇科娃跻身于德国上层圈子，并和同事们一起策划了“七月密谋”。
被放逐的俄国贵族在欧洲渐成气候。他们尊重欧洲文化，迅速融入当地社会，与欧洲各国贵族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俄国政权更迭、战事频起、灾荒此起彼伏的历史进程中，欧洲甚至出现了一股独特的俄国侨民文学，俄国侨民组织、侨民刊物、侨民基金会等组织也应运而生。二战时期的俄国侨民贵族开始涉足政治。他们认为，灭掉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就能将俄国纳入自由、民主、平等的轨道。因此，他们积极参与刺杀希特勒的地下抵抗运动，希望能以此带动俄国再生。
《柏林记忆：逃离悲恸之地》里首次提及了这一史实 ：“七月密谋”与俄国侨民贵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瓦西里奇科娃经常参加一些外国驻德大使馆举办的活动，以及普鲁士王公们的家庭宴会。在这些聚会中，经常到场的是欧洲各国驻德外交官、普鲁士皇室的子孙和具有“凯撒精神”的朋友们，他们大都是俄国贵族的后裔，或者其先祖、家人与沙皇宫廷的波雅尔有密切关联，这些皇室的、血缘的、亲情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传统因素交织成了一个覆盖欧洲各国牢不可破的贵族网络。 瓦西里奇科娃在1940年4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我们非官方地到基拉去拜会普鲁士路易·裴迪南王子及其夫人。他是前太子的长子，而她是弗拉基米尔·基里洛维奇大公的女儿。”大公是俄罗斯罗曼诺夫家族少数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也是俄国皇帝之家的首脑。正如日记所写，到了
1944年，“七月密谋”事件提上日程时，这位大公受德国贵族的邀请悄悄来到欧洲，名为饮宴，实为议事。
瓦西里奇科娃的记载展现了俄国贵族和德国贵族的联系和互动，也轮廓清晰地描绘出了德国贵族精神和俄国贵族精神在纳粹极权帷幕下的秘密交叉、发酵和融合。
不过，这些贵族之间也有分歧，德国贵族旨在通过杀掉希特勒来设立某种过渡性政府，然后再由这个新的德国政府与盟军谈判，争取一个相对缓和的投降条件，从而拯救德国免于灭国。以瓦西里奇科娃为代表的俄国侨民贵族则只在乎一件事——“除掉那个魔鬼！”瓦西里奇科娃还为此和同伴大吵了一架。她在日记中抱怨，德国贵族多次延后谋刺行动，浪费太多时间在筹划刺杀的细节方面，“至于他死后德国的未来该如何，以后再讨论不迟。”
二战中的“乱世佳人”
在瓦西里奇科娃的日记中，欧洲贵族在二战时期的日常生活细节也首次为世人所了解。刚到柏林的瓦西里奇科娃是个流连于酒会、爱社交的年轻姑娘。即使盟军对德国本土的轰炸越来越密集，有时空袭警报声甚至能持续一整夜，瓦西里奇科娃也会在一片漆黑中坚持练习手风琴，并在练琴时刻将自己短暂抽离于战争。在四周炸弹纷落的情况下，瓦西里奇科娃镇定地穿梭在炮火催生的荒城废墟之间，甚至在日记中淡然写道，“剪了一个简单的发型，比较适合空袭”。
日记还提到战时柏林城内一位名叫霍斯特曼的贵族。希特勒上台后，原为出色外交官的霍斯特曼因妻子是犹太人而被迫辞职。霍斯特曼很富有，热衷于收藏艺术品，且在柏林市中心地带有一栋虽小却极精致的公寓。一群同为贵族的客人在公寓定期聚会，彻夜谈讨艺术品，仿佛置身于战时野蛮汪洋中的文明小岛。虽然这群人绝口不谈政治，但霍斯特曼沙龍的存在及其雅客共同的好恶，都在极微妙地对抗着纳粹主义。
尽管当时整座柏林城烟尘弥漫，到处堆积破砖碎瓦，但瓦西里奇科娃所交往的外交界人士仍然坚持看电影、喝咖啡，甚至装束优雅地出现在华尔兹舞会上，并兴奋地感叹舞会“成功极了，仿佛战前一般”。他们既听得到炮火声，也听得到交响乐团的奏乐声和唱诗班的歌声。
也正是这同一批人，为了德国和欧洲的和平，多次密谋刺杀希特勒，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瓦西里奇科娃在日记中唯一一次感情宣泄，便是在听到密谋同伴阵亡的消息时，她说自己当时“整个人僵住”，此后便是想尽办法打探消息，找关系营救入狱的同事和朋友。二战后，这些反纳粹贵族被称为“抵抗战士”。为纪念他们而立的纪念碑上还印有这样一行字：你们无需羞愧，因为你们把生命献给了自由、正义与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