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你往我右边来坐。”采访前，84岁的朱余福指了指身侧，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左耳听力不太好。”这并非是年岁增长带来的自然衰退，而是60年前在金门炮战中留下的伤病。朱余福青年时参加了3个月的金门炮战，后曾任第二炮兵发射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至今，有关那段炮战的记忆，也如伤病般，历经岁月而未泯。
记得临战前首长对我们讲话：“花前月下不是将军的摇篮。一个有理想的军人，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去。”那一天我和战友们真的是在枪林弹雨、在最艰苦的地方战斗。一排战友刘鑫源被弹片击中了右手，鲜血淋漓，但他一声不吭，继续战斗。在一阵剧烈的炮声后，我的左耳轰隆一下，突然鸣叫起来，鼓膜似乎被震破了，但战斗紧张，压根顾不上在意。对于我们军人来说，轻伤不下火线，并不是一句空话。最终，我们直到压制了对方火力才停止射击。
这样的炮战发生了很多次，最激烈的一次，两个小时就打了数万发炮弹。
在阵地的生活，也不总是这么危险、紧张，特别是后期“单打双停”后，我们有了闲暇开展其他活动：每个人都自带针线包，可以缝缝补补；排里有节约箱、拾金不昧箱等“五件宝”；连队开展了节约一滴水、一滴油的“六个一”活动；我们提出不抽烟、不喝酒等“七个不”的口号……
福建靠海，天气很好。在休战间隙，我们还会用钢钎、铁镐，甚至是用手挖，一点一滴地开出了大大小小几十块不同形状的菜地、花圃。大家一边劳动，一边谈人生、谈理想、谈家乡的风土人情、谈祖国的大好河山。有时我们会用捡来的贝壳、海螺、海石花拼一些小图案。不同阵地之间，还会互相观摩，开展竞赛。等开战后，这些“作品”被打掉了，我们就再做，打掉了又做。
最有意思的还是打游动火炮。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不过我们，就打起了宣传战。除了散发传单和利用广播进行煽动外，还在金门岛的海边石头上刷上了一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白色标语。我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就根据火炮的高低、方向等因素，设计好“回击”的行进路线和发射地点。然后白天把对敌宣传单卷成一束束的，装入炮弹，做成“宣传弹”，天黑以后，就两三个人一组拉着炮行动起来。等拉到了地方，大家笑着说：“打一发？”“打一发！”就停下来，打一炮。一打完，大家马上又说：“走，走，快走！”赶紧收拾好大炮，换个地方继续打。有一次，我们的游动火炮射击完刚刚撤离，对方的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刚才的炮位旁。就这样不停地发射、不停地转移，我们和敌人捉迷藏。
宣传弹在金门上空“开花”，宣传品就像天女散花一样，飘落下来。我清楚地记得，宣传弹的内容有国防部长的《告台湾同胞书》，还有给台湾亲属的信件和对我军政策的宣讲等。这些宣传品印制精良，就算掉到水里也不会破。
我们在金门实习了3个月，大部分人都是待在阵地上，离金门最远的有10多公里。事实上，最危险的地方不在阵地，而是在“前观”，就是前沿观察所。这里是最靠近金门的地方，指挥员在这里才能发现目标，确定火炮射击的技术参数，然后给火炮手下达射击命令，因此“前观”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常遭到炮火袭击。
学习炮兵指挥专业的学员，多次向领导请求：“我们是实习排长，实习就是在实战中全面锻炼，让我们上指挥所去吧！我们保证完成射击指挥任务！”然而，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实习学员，一般不让学员上“前观”去。
但我和同学刘岳雄成了例外。因为读书时，我和他合作编写了一个讲述军校生活的电影剧本《红肩章》。初稿完成后，中队十分重视，打印了上报给各级领导，经学校政治部初审认为很有修改使用价值。来前线前，领导还建议我们利用前线实习的机会，深入体会一下炮兵部队的战地生活，以便对剧本进行加工。我俩就以这个理由不断申请，终于获得了上“前观”的许可。
“前观”和国民党军队隔海相见。在那里，我们眺望着蔚蓝色的海面，看到不足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黛青色的小岛，就是金门岛。通过炮队镜，我们能清楚地掌握对方的各种活动，吃饭、上厕所、吵架、打闹，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我们重点要观察寻找的是他们的机关、工事、宣传喇叭以及大炮的方位。
有几次，敌人疯狂袭击“前观”，在大约几百平方米的山头上，打过来几百发炮弹，整个山头被炸得硝烟滚滚。我们没有慌张，迅速记录下目标坐标，然后给后方阵地下达口令。阵地立刻狠狠回击，打得对面的炮兵成了“哑巴”。
待过阵地，上过“前观”，遛过游击炮，也种过花草，虽然只有3个月，但这段经历深刻地留驻在我的军旅生涯之中。
2008年，我曾重返当年炮战的地方。原来的工事、坑道，变成了旅游景点；在我拉着火炮轧过的山坡，立起了一座座别墅；曾经近在咫尺，又似远在天涯的金门，已经可以搭乘游船抵达。但我最难忘的场景，是在海风中伫立了50年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的对岸，立起了“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政策标语。
记得临战前首长对我们讲话：“花前月下不是将军的摇篮。一个有理想的军人，应该到最艰苦的地方，到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去。”那一天我和战友们真的是在枪林弹雨、在最艰苦的地方战斗。一排战友刘鑫源被弹片击中了右手，鲜血淋漓，但他一声不吭，继续战斗。在一阵剧烈的炮声后，我的左耳轰隆一下，突然鸣叫起来，鼓膜似乎被震破了，但战斗紧张，压根顾不上在意。对于我们军人来说，轻伤不下火线，并不是一句空话。最终，我们直到压制了对方火力才停止射击。
这样的炮战发生了很多次，最激烈的一次，两个小时就打了数万发炮弹。
游击，“打一发？”“打一发！”
在阵地的生活，也不总是这么危险、紧张，特别是后期“单打双停”后，我们有了闲暇开展其他活动：每个人都自带针线包，可以缝缝补补；排里有节约箱、拾金不昧箱等“五件宝”；连队开展了节约一滴水、一滴油的“六个一”活动；我们提出不抽烟、不喝酒等“七个不”的口号……
福建靠海，天气很好。在休战间隙，我们还会用钢钎、铁镐，甚至是用手挖，一点一滴地开出了大大小小几十块不同形状的菜地、花圃。大家一边劳动，一边谈人生、谈理想、谈家乡的风土人情、谈祖国的大好河山。有时我们会用捡来的贝壳、海螺、海石花拼一些小图案。不同阵地之间，还会互相观摩，开展竞赛。等开战后，这些“作品”被打掉了，我们就再做，打掉了又做。
最有意思的还是打游动火炮。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不过我们，就打起了宣传战。除了散发传单和利用广播进行煽动外，还在金门岛的海边石头上刷上了一条“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白色标语。我们当然不会坐视不管，就根据火炮的高低、方向等因素，设计好“回击”的行进路线和发射地点。然后白天把对敌宣传单卷成一束束的，装入炮弹，做成“宣传弹”，天黑以后，就两三个人一组拉着炮行动起来。等拉到了地方，大家笑着说：“打一发？”“打一发！”就停下来，打一炮。一打完，大家马上又说：“走，走，快走！”赶紧收拾好大炮，换个地方继续打。有一次，我们的游动火炮射击完刚刚撤离，对方的炮弹就落在了我们刚才的炮位旁。就这样不停地发射、不停地转移，我们和敌人捉迷藏。
宣传弹在金门上空“开花”，宣传品就像天女散花一样，飘落下来。我清楚地记得，宣传弹的内容有国防部长的《告台湾同胞书》，还有给台湾亲属的信件和对我军政策的宣讲等。这些宣传品印制精良，就算掉到水里也不会破。
前观，“保证完成射击指挥任务”
我们在金门实习了3个月，大部分人都是待在阵地上，离金门最远的有10多公里。事实上，最危险的地方不在阵地，而是在“前观”，就是前沿观察所。这里是最靠近金门的地方，指挥员在这里才能发现目标，确定火炮射击的技术参数，然后给火炮手下达射击命令，因此“前观”是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常遭到炮火袭击。
学习炮兵指挥专业的学员，多次向领导请求：“我们是实习排长，实习就是在实战中全面锻炼，让我们上指挥所去吧！我们保证完成射击指挥任务！”然而，当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是为了保护实习学员，一般不让学员上“前观”去。
但我和同学刘岳雄成了例外。因为读书时，我和他合作编写了一个讲述军校生活的电影剧本《红肩章》。初稿完成后，中队十分重视，打印了上报给各级领导，经学校政治部初审认为很有修改使用价值。来前线前，领导还建议我们利用前线实习的机会，深入体会一下炮兵部队的战地生活，以便对剧本进行加工。我俩就以这个理由不断申请，终于获得了上“前观”的许可。
“前观”和国民党军队隔海相见。在那里，我们眺望着蔚蓝色的海面，看到不足几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黛青色的小岛，就是金门岛。通过炮队镜，我们能清楚地掌握对方的各种活动，吃饭、上厕所、吵架、打闹，都看得清清楚楚。不过我们重点要观察寻找的是他们的机关、工事、宣传喇叭以及大炮的方位。
有几次，敌人疯狂袭击“前观”，在大约几百平方米的山头上，打过来几百发炮弹，整个山头被炸得硝烟滚滚。我们没有慌张，迅速记录下目标坐标，然后给后方阵地下达口令。阵地立刻狠狠回击，打得对面的炮兵成了“哑巴”。
待过阵地，上过“前观”，遛过游击炮，也种过花草，虽然只有3个月，但这段经历深刻地留驻在我的军旅生涯之中。
2008年，我曾重返当年炮战的地方。原来的工事、坑道，变成了旅游景点；在我拉着火炮轧过的山坡，立起了一座座别墅；曾经近在咫尺，又似远在天涯的金门，已经可以搭乘游船抵达。但我最难忘的场景，是在海风中伫立了50年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口号的对岸，立起了“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政策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