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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诗走过了近百年道路。在百年之中，涌現了不少杰出的新诗诗人。其中有一位，集时代诗人、境界诗人、豪迈诗人与民歌诗人于一身，他就是贺敬之。
今年“五四”前，我在北京拜访了贺敬之伯伯。“五四”是青年人的节日。贺敬之伯伯在他的青年时代——20岁时就写出了歌剧《白毛女》。70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在经久不息地传唱。青年强，则国家强，千真万确。
我认识贺敬之伯伯，始于我的父亲李学鳌。他和贺敬之伯伯一样，也是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他最初在晋察冀边区印钞厂当工人，赶上了第一批人民币的印制，后来因为爱好文学，成了作家。
记得1989年9月初，父亲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把我叫到病床前，叮嘱我给他的几个作家朋友写信。当他说到贺敬之伯伯时，我问要不要先给贺伯伯打个电话，父亲回答：“不要打电话，要写信。”于是，我坐在医院院子的一个小台阶上，恭恭敬敬地给贺伯伯写好了信，并发了出去。
父亲去世以后，我对他生前尊重和喜欢的人格外敬重。因为他们的文艺思想相同、政治信仰相同、人品气质也相同。贺敬之伯伯是父亲去世前我认识的最大的文艺“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任文化部代部长，但他一点儿也没有架子，谦和、质朴、可亲。1998年，我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回眸——难忘的一瞬》，里边有不少回忆父亲的文章。书名由谁题写呢？我立刻想到了贺敬之伯伯。当我把这个想法跟贺伯伯说了以后，他很快为我题写了出来。我骑车到他家去取，当时已经74岁的贺伯伯，微笑着把他那挥洒自如、刚劲有力的墨宝送给了我。我甭提多高兴了！
贺敬之伯伯是时代诗人，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历史感。他创作的旺盛期恰逢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亘古未有；那个时代，风清气正；那个时代，英雄辈出。俄国文学家别林斯基说过：“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贺敬之伯伯正是这样的时代歌手，他迈着坚实的步伐讴歌时代，给人以巨大的震撼。
很多人把贺伯伯的诗说成是政治抒情诗，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政治抒情诗，不如说是时代抒情诗。正如诗人、评论家屠岸所言：“写诗的视角不同，诗的品质也迥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当今时代的流行病……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生和宇宙奥秘的探索……这些将是诗歌的永恒的主题。”
贺伯伯的诗正是如此。他的诗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了毛主席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茁壮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优秀诗人。他的诗，反映了鲜明的历史特征，唱出了高昂的时代强音。
清代王国维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他还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分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贺敬之的诗既有思想境界，又有艺术境界；既有诗魂，又有诗境。他抒情真挚强烈，写景具体鲜明，叙事自然朴实。
贺敬之伯伯是境界诗人，他的诗有很强的使命感。请看《桂林山水歌》：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此来关山千万重。马鞍上梦见沙盘上画：“桂林山水甲天下”……
作为多次入选大学和中学课本的一首诗，《桂林山水歌》起码有5亿人读过。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炯说，诗人“不仅传神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景色，而且抒发了‘江山多娇人多情，使我白发永不生！对此江山人自豪，使我青春永不老’的战士豪情，把歌唱桂林山水和歌唱祖国的‘海北天南’联系起来，显得全诗的意境更为深邃与开阔。”
贺敬之伯伯的诗之所以有境界，是因为他有伟大的使命、崇高的理想、广阔的胸怀以及集体主义的英雄气概。他认为，“不可能想象，在个人主义的黑暗牢狱中会栽培出革命浪漫主义的鲜花”“当然，诗里不可能没有‘我’，浪漫主义不可能没有‘我’，即所谓的‘抒情的主人翁’”，但“问题在于，是个人主义的‘我’，还是集体主义的‘我’、社会主义的‘我 ’、忘我的‘我’？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是考虑何者为我，我为何者的最好试题”。
思想性强，艺术上美，是贺敬之诗歌的主旋律。崇高的思想境界，使他跳出“自我”、担当使命；深厚的艺术功力，使他情感真挚、强烈深沉；二者的合一，使他的作品激荡人心，并传世长存。
我记得1999年，我有幸去延安调研农村经济。在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我听到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志高声背诵贺敬之伯伯《回延安》的诗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多少年过去了，《回延安》仍在人们心中；贺敬之的诗像松柏一样，深深植根在人们心里。
贺敬之又是一位豪迈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磅礴的气势感。
我国古代的词，春愁秋恨的多，气魄宏大的少。从北宋范仲淹开始，到苏轼、再到南宋的辛弃疾，始以豪放雄壮的诗词流传于世。贺敬之的诗与苏轼、辛弃疾的词，虽不可简单类比，但其气势如虹、豪情万丈、奔放洒脱的特性是一致的。他的诗吸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语言，齐具凝练美、画面美和音乐美。
我上大学时，记得有同学在军训路上，曾高声背诵贺伯伯的《三门峡——梳妆台》： 梳妆来呵，梳妆来！——黄河女儿头发白。挽断“白发三千丈”，愁杀黄河万年灾！登三门，向东海：问我青春何时来？！何时来呵，何时来？…… ——盘古生我新一代！举红旗，天地开，史书万卷脚下踩。大笔大字写新篇：社会主义——我们来！ 在贺敬之伯伯的每首诗歌里，我们都能读到他那一輩老共产党员的豪情壮志：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积极昂扬的奋斗精神、高山海洋般的宽阔胸襟和崇高忘我的品格情操。他的诗，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作为一名人民诗人，贺伯伯很少吟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他心向光明，也歌颂光明。那些暴露黑暗的诗歌固然也被社会需要，但如果只一味暴露，岂不是片面而走向颓废吗？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现象批评过：“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上世纪60年代，贺敬之伯伯创作了《雷锋之歌》，在诗坛产生巨大的影响。“1963年的春天，使我们如此地激动！——历史在回答：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激情燃烧的诗一下子成为当时的“爆款”，著名作家贾漫评价：“如果说艾青为民主革命中成千上万的青年点燃了‘火把’，《雷锋之歌》则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困难岁月，点燃了熊熊火炬！”
？
贺敬之伯伯曾说：“普希金、拜伦吗？——当然很好；屈原、杜甫吗？——更好；但是我们的民歌呢？却无比得好！”他还说：“由民歌来开一代诗风，从我国历史上看来，从来就是如此。不管‘诗经’‘楚辞’‘盛唐’，以及‘宋词’‘元曲’等各个时代，凡是诗是在健康发展并呈现光辉的时代，无一不是直接间接在民歌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诗风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民歌来开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有前无古人的伟大诗歌。”
贺敬之的诗是以中国民歌为深厚基础的。他熟练地运用民歌中的山歌形式——信天游，形成了自己的诗品诗风，舒展而悠长、自由而奔放、朴实而盎然。
民歌不止出现在他的诗作《回延安》或是他作词的歌曲《南泥湾》里。1960年，贺伯伯的文学伴侣、心爱的妻子柯岩阿姨在协和医院住院，贺伯伯写信给她：“小柯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在信中还抄录了陕北与内蒙古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
在那个年代，贺敬之伯伯一直在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在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充满信心地审视传统，满怀热情地关注日常。
他对民间艺术的爱，数十年如一。2012年的一个晚上，山西晋城的一个剧团到北京演出上党梆子《申纪兰》，我偶然在剧场里遇见了88岁的贺敬之伯伯。那天晚上，演出谢幕后，贺伯伯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我坐在楼上默默观看，当他离开长安大戏院时，我挤在欢送的人群中，也和贺伯伯握了握手。
这几年一直想去拜访贺伯伯。终于在今年4月底，我和儿子专门看望了年近94岁的贺老。与前些年比，他好像变化不大，头发还是黑黑的，只是眼睛不大好，走路稍稍慢了些。他坦然地谈论生死：“我时刻准备着！”他还提到了纪念新诗百年活动，对一些诗选没有编入臧克家、田间和自己的作品，觉得遗憾，并说这也让他想起我的父亲李学鳌。
我给贺伯伯带去了新作，是我与同学张文杰编著的《回乡的脚步》，书中内容是写我们这代知青回访曾经插队的农村后，所见所闻与所感。他看到后很高兴，问我：“哪里出版的呀？”我回答：“由山西运城内部出版的。”最后，我请贺伯伯在我特意带来的笔记本上签名留念。他用我儿子的钢笔，写下了三个潇洒的大字——“贺敬之”。
人民诗人贺敬之，漂亮书法贺敬之，名副其实！
贺敬之
生于1924年。诗人、剧作家。15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创作中国现代第一部歌剧《白毛女》，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今年“五四”前，我在北京拜访了贺敬之伯伯。“五四”是青年人的节日。贺敬之伯伯在他的青年时代——20岁时就写出了歌剧《白毛女》。70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在经久不息地传唱。青年强，则国家强，千真万确。
与其说是政治抒情诗，不如说是时代抒情诗
我认识贺敬之伯伯，始于我的父亲李学鳌。他和贺敬之伯伯一样，也是小小年纪就参加革命。他最初在晋察冀边区印钞厂当工人，赶上了第一批人民币的印制，后来因为爱好文学，成了作家。
记得1989年9月初，父亲知道自己快不行了，把我叫到病床前，叮嘱我给他的几个作家朋友写信。当他说到贺敬之伯伯时，我问要不要先给贺伯伯打个电话，父亲回答：“不要打电话，要写信。”于是，我坐在医院院子的一个小台阶上，恭恭敬敬地给贺伯伯写好了信，并发了出去。
父亲去世以后，我对他生前尊重和喜欢的人格外敬重。因为他们的文艺思想相同、政治信仰相同、人品气质也相同。贺敬之伯伯是父亲去世前我认识的最大的文艺“官”——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任文化部代部长，但他一点儿也没有架子，谦和、质朴、可亲。1998年，我出版了自己的散文集《回眸——难忘的一瞬》，里边有不少回忆父亲的文章。书名由谁题写呢？我立刻想到了贺敬之伯伯。当我把这个想法跟贺伯伯说了以后，他很快为我题写了出来。我骑车到他家去取，当时已经74岁的贺伯伯，微笑着把他那挥洒自如、刚劲有力的墨宝送给了我。我甭提多高兴了！
贺敬之伯伯是时代诗人，他的诗歌具有鲜明的历史感。他创作的旺盛期恰逢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个时代，亘古未有；那个时代，风清气正；那个时代，英雄辈出。俄国文学家别林斯基说过：“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贺敬之伯伯正是这样的时代歌手，他迈着坚实的步伐讴歌时代，给人以巨大的震撼。
很多人把贺伯伯的诗说成是政治抒情诗，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政治抒情诗，不如说是时代抒情诗。正如诗人、评论家屠岸所言：“写诗的视角不同，诗的品质也迥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是当今时代的流行病……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人生和宇宙奥秘的探索……这些将是诗歌的永恒的主题。”
贺伯伯的诗正是如此。他的诗不仅仅代表他个人，而是代表了毛主席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茁壮成长起来的那一代优秀诗人。他的诗，反映了鲜明的历史特征，唱出了高昂的时代强音。
多少年过去了，《回延安》仍在人们心中
清代王国维说过：“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他还说：“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境界分思想境界和艺术境界。贺敬之的诗既有思想境界，又有艺术境界；既有诗魂，又有诗境。他抒情真挚强烈，写景具体鲜明，叙事自然朴实。
贺敬之伯伯是境界诗人，他的诗有很强的使命感。请看《桂林山水歌》：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此来关山千万重。马鞍上梦见沙盘上画：“桂林山水甲天下”……
作为多次入选大学和中学课本的一首诗，《桂林山水歌》起码有5亿人读过。著名文学评论家张炯说，诗人“不仅传神地描绘了‘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景色，而且抒发了‘江山多娇人多情，使我白发永不生！对此江山人自豪，使我青春永不老’的战士豪情，把歌唱桂林山水和歌唱祖国的‘海北天南’联系起来，显得全诗的意境更为深邃与开阔。”
贺敬之伯伯的诗之所以有境界，是因为他有伟大的使命、崇高的理想、广阔的胸怀以及集体主义的英雄气概。他认为，“不可能想象，在个人主义的黑暗牢狱中会栽培出革命浪漫主义的鲜花”“当然，诗里不可能没有‘我’，浪漫主义不可能没有‘我’，即所谓的‘抒情的主人翁’”，但“问题在于，是个人主义的‘我’，还是集体主义的‘我’、社会主义的‘我 ’、忘我的‘我’？革命的浪漫主义就是考虑何者为我，我为何者的最好试题”。
思想性强，艺术上美，是贺敬之诗歌的主旋律。崇高的思想境界，使他跳出“自我”、担当使命；深厚的艺术功力，使他情感真挚、强烈深沉；二者的合一，使他的作品激荡人心，并传世长存。
我记得1999年，我有幸去延安调研农村经济。在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我听到陕西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一位同志高声背诵贺敬之伯伯《回延安》的诗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多少年过去了，《回延安》仍在人们心中；贺敬之的诗像松柏一样，深深植根在人们心里。
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
贺敬之又是一位豪迈的诗人，他的诗歌具有磅礴的气势感。
我国古代的词，春愁秋恨的多，气魄宏大的少。从北宋范仲淹开始，到苏轼、再到南宋的辛弃疾，始以豪放雄壮的诗词流传于世。贺敬之的诗与苏轼、辛弃疾的词，虽不可简单类比，但其气势如虹、豪情万丈、奔放洒脱的特性是一致的。他的诗吸收发展了中国古典诗歌语言，齐具凝练美、画面美和音乐美。
我上大学时，记得有同学在军训路上，曾高声背诵贺伯伯的《三门峡——梳妆台》： 梳妆来呵，梳妆来！——黄河女儿头发白。挽断“白发三千丈”，愁杀黄河万年灾！登三门，向东海：问我青春何时来？！何时来呵，何时来？…… ——盘古生我新一代！举红旗，天地开，史书万卷脚下踩。大笔大字写新篇：社会主义——我们来！ 在贺敬之伯伯的每首诗歌里，我们都能读到他那一輩老共产党员的豪情壮志：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积极昂扬的奋斗精神、高山海洋般的宽阔胸襟和崇高忘我的品格情操。他的诗，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作为一名人民诗人，贺伯伯很少吟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他心向光明，也歌颂光明。那些暴露黑暗的诗歌固然也被社会需要，但如果只一味暴露，岂不是片面而走向颓废吗？习近平总书记对此现象批评过：“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上世纪60年代，贺敬之伯伯创作了《雷锋之歌》，在诗坛产生巨大的影响。“1963年的春天，使我们如此地激动！——历史在回答：人呵，应该这样生！路呵，应该这样行！……”激情燃烧的诗一下子成为当时的“爆款”，著名作家贾漫评价：“如果说艾青为民主革命中成千上万的青年点燃了‘火把’，《雷锋之歌》则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困难岁月，点燃了熊熊火炬！”
？
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前无古人的伟大诗歌
贺敬之伯伯曾说：“普希金、拜伦吗？——当然很好；屈原、杜甫吗？——更好；但是我们的民歌呢？却无比得好！”他还说：“由民歌来开一代诗风，从我国历史上看来，从来就是如此。不管‘诗经’‘楚辞’‘盛唐’，以及‘宋词’‘元曲’等各个时代，凡是诗是在健康发展并呈现光辉的时代，无一不是直接间接在民歌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因此，我们这个新时代的新诗风由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民歌来开拓，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而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我们必须有前无古人的伟大诗歌。”
贺敬之的诗是以中国民歌为深厚基础的。他熟练地运用民歌中的山歌形式——信天游，形成了自己的诗品诗风，舒展而悠长、自由而奔放、朴实而盎然。
民歌不止出现在他的诗作《回延安》或是他作词的歌曲《南泥湾》里。1960年，贺伯伯的文学伴侣、心爱的妻子柯岩阿姨在协和医院住院，贺伯伯写信给她：“小柯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在信中还抄录了陕北与内蒙古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
在那个年代，贺敬之伯伯一直在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在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充满信心地审视传统，满怀热情地关注日常。
他对民间艺术的爱，数十年如一。2012年的一个晚上，山西晋城的一个剧团到北京演出上党梆子《申纪兰》，我偶然在剧场里遇见了88岁的贺敬之伯伯。那天晚上，演出谢幕后，贺伯伯上台与演员合影留念。我坐在楼上默默观看，当他离开长安大戏院时，我挤在欢送的人群中，也和贺伯伯握了握手。
这几年一直想去拜访贺伯伯。终于在今年4月底，我和儿子专门看望了年近94岁的贺老。与前些年比，他好像变化不大，头发还是黑黑的，只是眼睛不大好，走路稍稍慢了些。他坦然地谈论生死：“我时刻准备着！”他还提到了纪念新诗百年活动，对一些诗选没有编入臧克家、田间和自己的作品，觉得遗憾，并说这也让他想起我的父亲李学鳌。
我给贺伯伯带去了新作，是我与同学张文杰编著的《回乡的脚步》，书中内容是写我们这代知青回访曾经插队的农村后，所见所闻与所感。他看到后很高兴，问我：“哪里出版的呀？”我回答：“由山西运城内部出版的。”最后，我请贺伯伯在我特意带来的笔记本上签名留念。他用我儿子的钢笔，写下了三个潇洒的大字——“贺敬之”。
人民诗人贺敬之，漂亮书法贺敬之，名副其实！
贺敬之
生于1924年。诗人、剧作家。15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创作中国现代第一部歌剧《白毛女》，获得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