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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在后金融危机时代,需要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用自己的研究和思考试图诠释世界和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时期,以及中国企业的应对方略。
张燕生经济学硕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先后任职于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导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EMBA特聘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摄影/高育文
世界经济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正在举步维艰的慢慢复苏。但复苏基础很不稳定,今后较长时间将面临全球需求缩水和贸易摩擦加剧等状况。张燕生认为,全球和中国经济都将进入一个大调整时期,国际上有呼声要求中国承担全球失衡的责任,并且为全球失衡调整买单,这成为政府部门和众多企业家必须面对和破解的难题。在外需持续缩水和内需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企业的战略应该转向内需为本,外需为辅的大国战略。把13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做好,才能成为支撑未来发展的主要增长动力,这是下一步战略转移的一个重点。
全球失衡
从一系列数据研究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目前私人消费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负债消费会不会回到危机前,消费者的行为会不会比过去更加审慎?这些都是未知数。去年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美国的政府支出支撑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威胁。欧洲、加拿大……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组合更加趋于财政紧缩。富国紧缩财政,世界可能面临衰退。美国财政状况历史上最糟,日本财政状况也是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私人投资和消费抑制或公共开支紧缩,从较长时期来看,前景不容乐观。发达国家也重视出口对其经济拉动的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提出五年内出口翻一番。
张燕生指出,企业必须要面临全球需求缩水问题,这就意味着企业订单长时间内会下降,在日益缩水的需求蛋糕中,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还要从这块蛋糕中切出很大的一块,如此一来,贸易冲突和贸易摩擦必然加剧,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中国企业家面临一个难题:“全球需求缩水、贸易摩擦加剧,怎么办?”繁荣期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衰退期企业的目标则是负债最小化,活下来最重要。
全球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波动也很大,从1990年一直到2002年,全球的油价和资源价格都还算稳定,甚至是稳中有降的,2002年之后美国掀起了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全球出现了对能源、资源需求的井喷现象,因此带动了全球的油价、资源价的飙升。通过对数据的不断观察张燕生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和全球的能源、资源需求的井喷基本上同步,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看好中国,全球投资中国,因此造成了我们从2002年以来,中国的出口、中国的招商引资出现了一个显著大幅度的增长。未来这一增长还能继续吗?张燕生对此表示怀疑和担忧。
或许,全世界都在期待全球科技创新和新科技革命能够支撑未来发展,但从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来看,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污染和废物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专利的比重都很低,显然,发达国家在新技术研发和发明专利上的储备不足。从数据还能解读出,过去10年,美国以及其他的发达国家过于注重金融泡沫,过于注重房地产泡沫,严重忽视技术创新。“过去10年,发达国家高技术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只有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的产业获得发展,未来十年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讲,可能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张燕生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到大调整时期,美国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推出了未来五年出口翻番计划,新能源领域大举增加投资。这个大调整时期,全球的失衡,以及全球失衡调整的责任,目前成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新兴经济体的大国——中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冲突。比如说最新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供的报告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一次的危机和全球失衡有关。全球失衡的责任美国占一半,中国占一半。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全球失衡的责任,并且为全球失衡调整买单成为当前一个需要我们企业家和政府部门破解的难题。
中国变革
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会成为支配中国经济的主线,国民收入初步分配以及需求结构调整,供给结构调整,国际收支结构调整,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重视民生和深化改革都会成为支配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主要方面。张燕生提出,中国经济未来30年将会非常不同于过去的30年,无论是发展模式还是发展战略,都会进入到一个调整和转变的新阶段,一个变革新时期即将到来。
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这些要素成本在下一步会出现持续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有可能会告一段落。以低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和生产体系就可能会发生调整,甚至可能会发生转移。世界上有没有可以承接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低成本要素转移的承接地?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张燕生研究发现,印度作为承接转移地的条件正在成熟,印度拥有15-34岁的年轻人将近4亿,而且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程度也远远不如中国。有一次张燕生去日本访问,一个日本高官问他,如果日本斥资2000亿美元打造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设施,将会根本改变德里到孟买工业区的情况,很有可能使印度4亿年轻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张燕生判断,中国低成本生产和贸易体系一部分会转移到印度、越南和周边地区。同时发现,来华投资出口导向型的外资比重正在显著下降,综合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出现持续大幅下降。
中国外向型战略必然调整,但这一调整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一方面加工贸易顺差会不会出现拐点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告一段落,形成新竞争优势之前,会不会出现一个减速期甚至停滞期?张燕生不无忧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新的结构性变化。
探索新模式
在外需持续缩水和内需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企业的战略应该转向内需为本,外需为辅的大国战略。把13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做好,成为支撑未来发展的主要增长动力,这可能是下一步战略转移的一个重点。张燕生认为,在国际摩擦加剧,经济和贸易转型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出口结构应发生结构性的、技术上的、产业链位置上的大变化,加快零部件产品、中间产品、成套设备的出口,进口则转向能源、资源、技术设备以及国内急需的产品。引进来走出去也需要调整,多引进人才、创新要素和制度规范,从过去的商品走出去转变为商品、资本、人民币、银行服务协同走出去,打造境外开发区的平台。下一步要培养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提升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转型,代工制度需要转型升级,如何把代工制度转变为自主创新、自主设计、自主营销的自主产品价值链的生产体系?当劳动力和各种要素的低价成本优势不再明显时,中国企业需要依靠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来形成中国制造的新优势,进行差异化竞争。张燕生称,“中国企业需要从模仿走入创新。中国目前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有3%的企业没有研发支出,即使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创新环境、政策环境,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支撑仍然非常薄弱。成功从模仿走入自主创新,是中国企业从低成本优势走向竞争新优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坎。”
中国企业还需要经历从贴牌到品牌的变化,同时营造自主的营销渠道和营销能力。这一次危机给中国一个很大的教训,没有形成、培育、提升和第一出口大国相匹配的全球营销能力。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从2006年开始,连续四年发布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但拥有170万个国内品牌的中国却没有一个品牌上榜。“中国制造”真正登上世界舞台,由一个制造的大国变成世界的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韩国有三星,德国有宝马,中国有什么?中国有红旗”。张燕生进一步分析说,“红旗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品牌车的象征,但是凭红旗要成为世界名牌,还需要做全方位的努力,一个品牌不仅仅是制造,它一定是创造创意,一定是人才和智慧的结晶,一定在全球范围内有商品和服务,有美誉度。中国海尔转型之路分三步走,第一步,进入世界的舞台——美国市场,首先是能够生产出美国市场时销对路的主流产品。第二步,能够进入像美国这个世界舞台的主流渠道。第三步,能够打造当地消费者认可的本地品牌。这三步每一步都是一个大的阶段。从贴牌到品牌,从品牌到名牌,从名牌到世界名牌。前30年,主要是低价格,主要贡献者是农民工的汗水。今后我们的企业家会发现光是低价是打不出世界名牌的,我们需要差异化,我们需要创新和创造,创新创造的核心是要靠人才和智慧。真正的品牌成为名牌,成为世界名牌,它是知识和无形资产打造出来的。”
张燕生最后指出,服务业的转型也迫在眉睫,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业的转型(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等各个方面),过去30年的主角是2亿农民工,未来的主角是人才。中国企业如何吸引、留住、用好这些优秀人才来打造企业新的竞争优势,这既是一个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大的机遇。
张燕生经济学硕士,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曾先后任职于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硕士导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EMBA特聘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为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摄影/高育文
世界经济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正在举步维艰的慢慢复苏。但复苏基础很不稳定,今后较长时间将面临全球需求缩水和贸易摩擦加剧等状况。张燕生认为,全球和中国经济都将进入一个大调整时期,国际上有呼声要求中国承担全球失衡的责任,并且为全球失衡调整买单,这成为政府部门和众多企业家必须面对和破解的难题。在外需持续缩水和内需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企业的战略应该转向内需为本,外需为辅的大国战略。把13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做好,才能成为支撑未来发展的主要增长动力,这是下一步战略转移的一个重点。
全球失衡
从一系列数据研究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目前私人消费复苏的基础仍不稳固,负债消费会不会回到危机前,消费者的行为会不会比过去更加审慎?这些都是未知数。去年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美国的政府支出支撑了美国经济走向复苏,但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威胁。欧洲、加拿大……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宏观政策组合更加趋于财政紧缩。富国紧缩财政,世界可能面临衰退。美国财政状况历史上最糟,日本财政状况也是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无论美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私人投资和消费抑制或公共开支紧缩,从较长时期来看,前景不容乐观。发达国家也重视出口对其经济拉动的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提出五年内出口翻一番。
张燕生指出,企业必须要面临全球需求缩水问题,这就意味着企业订单长时间内会下降,在日益缩水的需求蛋糕中,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还要从这块蛋糕中切出很大的一块,如此一来,贸易冲突和贸易摩擦必然加剧,包括长三角、珠三角在内的中国企业家面临一个难题:“全球需求缩水、贸易摩擦加剧,怎么办?”繁荣期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衰退期企业的目标则是负债最小化,活下来最重要。
全球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波动也很大,从1990年一直到2002年,全球的油价和资源价格都还算稳定,甚至是稳中有降的,2002年之后美国掀起了金融泡沫和房地产泡沫,全球出现了对能源、资源需求的井喷现象,因此带动了全球的油价、资源价的飙升。通过对数据的不断观察张燕生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长,和全球的能源、资源需求的井喷基本上同步,也就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看好中国,全球投资中国,因此造成了我们从2002年以来,中国的出口、中国的招商引资出现了一个显著大幅度的增长。未来这一增长还能继续吗?张燕生对此表示怀疑和担忧。
或许,全世界都在期待全球科技创新和新科技革命能够支撑未来发展,但从美国专利商标局的数据来看,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污染和废物管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专利的比重都很低,显然,发达国家在新技术研发和发明专利上的储备不足。从数据还能解读出,过去10年,美国以及其他的发达国家过于注重金融泡沫,过于注重房地产泡沫,严重忽视技术创新。“过去10年,发达国家高技术制造业和低技术制造业都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只有中高技术和中低技术的产业获得发展,未来十年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讲,可能是一个转型升级的历史性机遇”。张燕生说。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进入到大调整时期,美国推出了再工业化战略,推出了未来五年出口翻番计划,新能源领域大举增加投资。这个大调整时期,全球的失衡,以及全球失衡调整的责任,目前成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包括新兴经济体的大国——中国之间贸易和投资的冲突。比如说最新的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提供的报告就提出了一个观点,说这一次的危机和全球失衡有关。全球失衡的责任美国占一半,中国占一半。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全球失衡的责任,并且为全球失衡调整买单成为当前一个需要我们企业家和政府部门破解的难题。
中国变革
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会成为支配中国经济的主线,国民收入初步分配以及需求结构调整,供给结构调整,国际收支结构调整,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重视民生和深化改革都会成为支配中国未来发展的一些主要方面。张燕生提出,中国经济未来30年将会非常不同于过去的30年,无论是发展模式还是发展战略,都会进入到一个调整和转变的新阶段,一个变革新时期即将到来。
中国的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这些要素成本在下一步会出现持续上升,低成本竞争优势有可能会告一段落。以低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贸易和生产体系就可能会发生调整,甚至可能会发生转移。世界上有没有可以承接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低成本要素转移的承接地?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张燕生研究发现,印度作为承接转移地的条件正在成熟,印度拥有15-34岁的年轻人将近4亿,而且印度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程度也远远不如中国。有一次张燕生去日本访问,一个日本高官问他,如果日本斥资2000亿美元打造孟买到德里工业带的设施,将会根本改变德里到孟买工业区的情况,很有可能使印度4亿年轻劳动力参与国际分工。张燕生判断,中国低成本生产和贸易体系一部分会转移到印度、越南和周边地区。同时发现,来华投资出口导向型的外资比重正在显著下降,综合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出现持续大幅下降。
中国外向型战略必然调整,但这一调整可能会面临一些风险,一方面加工贸易顺差会不会出现拐点性的变化?另一方面,中国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告一段落,形成新竞争优势之前,会不会出现一个减速期甚至停滞期?张燕生不无忧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阶段性的、新的结构性变化。
探索新模式
在外需持续缩水和内需持续扩大的情况下,企业的战略应该转向内需为本,外需为辅的大国战略。把13亿人的统一大市场做好,成为支撑未来发展的主要增长动力,这可能是下一步战略转移的一个重点。张燕生认为,在国际摩擦加剧,经济和贸易转型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出口结构应发生结构性的、技术上的、产业链位置上的大变化,加快零部件产品、中间产品、成套设备的出口,进口则转向能源、资源、技术设备以及国内急需的产品。引进来走出去也需要调整,多引进人才、创新要素和制度规范,从过去的商品走出去转变为商品、资本、人民币、银行服务协同走出去,打造境外开发区的平台。下一步要培养一批中国的跨国公司,提升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综合运作能力。
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转型,代工制度需要转型升级,如何把代工制度转变为自主创新、自主设计、自主营销的自主产品价值链的生产体系?当劳动力和各种要素的低价成本优势不再明显时,中国企业需要依靠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来形成中国制造的新优势,进行差异化竞争。张燕生称,“中国企业需要从模仿走入创新。中国目前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有3%的企业没有研发支出,即使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创新环境、政策环境,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支撑仍然非常薄弱。成功从模仿走入自主创新,是中国企业从低成本优势走向竞争新优势的一个很重要的坎。”
中国企业还需要经历从贴牌到品牌的变化,同时营造自主的营销渠道和营销能力。这一次危机给中国一个很大的教训,没有形成、培育、提升和第一出口大国相匹配的全球营销能力。美国商业周刊杂志从2006年开始,连续四年发布全球最佳品牌排行榜,但拥有170万个国内品牌的中国却没有一个品牌上榜。“中国制造”真正登上世界舞台,由一个制造的大国变成世界的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韩国有三星,德国有宝马,中国有什么?中国有红旗”。张燕生进一步分析说,“红旗在中国人心目中间是品牌车的象征,但是凭红旗要成为世界名牌,还需要做全方位的努力,一个品牌不仅仅是制造,它一定是创造创意,一定是人才和智慧的结晶,一定在全球范围内有商品和服务,有美誉度。中国海尔转型之路分三步走,第一步,进入世界的舞台——美国市场,首先是能够生产出美国市场时销对路的主流产品。第二步,能够进入像美国这个世界舞台的主流渠道。第三步,能够打造当地消费者认可的本地品牌。这三步每一步都是一个大的阶段。从贴牌到品牌,从品牌到名牌,从名牌到世界名牌。前30年,主要是低价格,主要贡献者是农民工的汗水。今后我们的企业家会发现光是低价是打不出世界名牌的,我们需要差异化,我们需要创新和创造,创新创造的核心是要靠人才和智慧。真正的品牌成为名牌,成为世界名牌,它是知识和无形资产打造出来的。”
张燕生最后指出,服务业的转型也迫在眉睫,包括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业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业的转型(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等各个方面),过去30年的主角是2亿农民工,未来的主角是人才。中国企业如何吸引、留住、用好这些优秀人才来打造企业新的竞争优势,这既是一个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