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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宝阁书院特约刊出
湖南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书院发展之早，声名之大，数量之多，普及之广，历居各朝前列。在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中，湖南又独占其二：衡阳石鼓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因此曾国藩有“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南之书院，衡为盛”的说法。衡阳，地处衡山之南，境有湘江、蒸水、耒水等河流，山川壮美，钟灵毓秀，自古即为楚南一地的文化中心，而石鼓书院就是这一文化中心的核心所在。
【壹】
石鼓书院在衡州城北的石鼓山。地当湘江与蒸水合流之处，因山形如鼓，且江涛拍岸，其声如鼓，故名。此处被誉为“湖南第一胜地”，其江岸茂林修竹，相映成荫；江中湘清蒸浊，交界分明，风帆上下，渔歌互答；登山瞰江，其情其景，令人赏心悦目。石鼓山同时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三国时，诸葛亮曾在此驻军都督粮饷，后人慕其德，建祠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也曾与友人相会于此，作《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借景抒情，世人以为千古绝唱，后世步其韵作诗者甚众。
石鼓书院建自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原名李宽中秀才书院，由李宽中（一作李宽）创建于石鼓山寻真观。州刺史吕温曾访之，留《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其曰：
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
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
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
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
唐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的起步阶段，不仅书院数量不多，而且留下的资料十分稀少。这首描写石鼓书院的唐诗充满道家修仙之气，使我们得以一窥唐代书院的风貌，显得弥足珍贵。
宋代是书院的黄金时代。北宋立国以后，文教日兴，书院教育功能更加彰显，书院制度逐渐规范，称闻天下的书院接连涌现。石鼓书院在宋太宗至道三年（997）被李宽中的族人李士真修复，“会儒士讲学”其中。仁宗景佑二年（1035），知州刘沅（一作刘沆）奏请皇帝赐学田及“石鼓书院”额，石鼓书院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在这期间，石鼓书院实际扮演了替代官学培养士人的角色，因此在景佑三年（1036）被正式立为州学，纳入官学体系。
【贰】
步入南宋，书院与理学逐渐一体化，两者相互借重。石鼓书院借助了当时理学的兴盛，在“东南三贤”中张栻、朱熹的努力下，步入鼎盛，成为南宋理学的一个重镇。
时在孝宗乾道年间，湖南路提举常平万成象按图志搜访诸葛武侯祠旧迹，重建武侯祠，请张栻为之作记。张栻此时正在岳麓书院掌教，闻此即赴衡州，手书《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刻于石鼓山之麓。他在《武侯祠记》中纵论王霸，尊仁义，辟功利，以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事迹，直指南宋社会现实，认为这正是教育人才、培植人心的绝好资源。此外，作为一个理学家，张栻还借武侯之“仁义”精神宣扬自己以“仁”为核心的理学思想：
自五伯功利之说，兴谋国者不知先王仁义之为贵，而竞于末涂。”“曹氏篡汉，诸葛忠武侯当此时间关百为左右昭烈父子，立国于蜀，明讨贼之义，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盖凛凛乎三代之佐也。”“虽不丰功业未竟，中道而顷，然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此后，诸葛武侯正式成为石鼓书院的祭祀对象。
继乾道之后，石鼓书院的发展在淳熙年间步入高峰。淳熙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畤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聘请永嘉学者戴溪出任山长。又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他还捐置田产，作为书院经费来源。最后，宋若水请理学大师朱熹作记。朱嘉遂于淳熙十四年（1187）夏四月作《衡州石鼓书院记》，“皆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朱熹长期致力于书院建设运动，意图使书院成为传播理学思想的重镇。因此，朱熹在文中除记“二公之志”外，也加入了朱熹自己的书院建设思想，使得《衡州石鼓书院记》成为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篇章。
在《记》中，朱熹从反对“学校科举之教”入手，提出了书院的教育目的所在，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科举制在宋代更加完善，已成为取士的基本途径。加上北宋中期以来的“三兴官学运动”，官学走向兴盛，逐渐收回了书院作为培养士人的主要场所的地位。于是在科举的指挥棒下，“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朱熹等理学家对士子沉溺于科举的境况深为忧虑，对于官学又奈何不得，只得将注意力转向拥有更多自主权的书院，以期通过书院教育弥补官学之不足。在这篇记中，朱熹肯定了不久前张栻为岳麓书院所作的《岳麓书院记》。在《岳麓书院记》中，张栻也表达了他的书院建设理想：建书院“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显然，朱熹与张栻二人在书院建设的目的上观点是一致的，因此朱熹说：“南轩记岳麓，某记石鼓，合而观之，知所用力也。”岳麓、石鼓南北呼应，以“传道济民”为宗旨，共成湖湘实学之风。
同时，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首先将岳麓、石鼓和白鹿洞并列，提出天下“三书院”之说。在此之前，张栻与朱熹已分别在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进行过改革尝试。此次朱熹专门抬升这三所书院的地位，意在树立典型，模范天下，为书院建设运动提供范式。可以说，石鼓书院的模范地位就是由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奠定的。
《石鼓书院记》承载了朱熹的教育理想和理学思想，拓展了南宋书院教育理论体系，推动了南宋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并走向辉煌。由于朱熹在后世的地位和《石鼓书院记》本身深刻的内涵，使得石鼓书院成为南宋书院教育理想模式的新典范，成为理学在中国中南部重要的传播基地。石鼓书院由此迈入了历史最辉煌的时期。
【叁】 入元以后，石鼓书院维持办学。但是有部分田于至元十九年（128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任、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建书舍6间以待游学者，有礼殿祀孔子，韩张祠祀韩愈、张栻。天顺、弘治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旨，剖晰疑义，阐发幽微”，“一时学者翕然云从”。嘉靖间，湛若水数至“石鼓”讲论“体认”之学，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其为朱、张、湛、邹“过化之地”，乃重整书院，扩建主静、定性二斋，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笃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湘问辨》《太极问答》等，“亹亹忘倦”达 4年（1549—1552）之久，又请赵贞吉、茅坤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风也”。万历四十年（1612）巡按史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民”，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观楼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以及风雩、沧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明末毁于兵。
清初，统治者慑于晚明书院的活跃，对书院采取了压制政策。但已实行几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时有要求，统治者欲强令禁止也颇感困难。因此，当顺治十四年（1657）抚臣袁廓宇提出修复衡州石鼓书院时，顺治皇帝批复：
衡阳石鼓书院崇祀汉臣诸葛亮，及唐宋臣韩愈、朱熹等诸贤，聚诸生讲学其中，延及元明不废，诚盛事也。值明末兵火倾圯，祀典湮坠。今抚臣袁廓宇倡率捐修，表章前贤，兴起后学。所请祀典，应查旧例，照常致祭。从之。
自此以后，朝廷压抑书院的政策略有松动，各地书院渐次恢复，石鼓书院也成了第一所被清中央政府允许恢复的书院。
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鷟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时七贤祠为僧侣所占，四十九年，巡抚赵申乔“逐僧出佛像”，委衡阳县学训导吴炯迁居书院，督师生课业。雍正、乾隆、嘉庆、同治间，屡有修建，规模日广，有诸葛武侯、李忠节、先贤、七贤诸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曰塗曰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士雅、余廷灿、林学易、罗廷彦、罗瑛、潘世晓、张学尹、徐锡溥、刘祖焕、李扬华等，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授多为科举之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中学堂，三十一年改称南路师范学堂。
民国时改为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乙种工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等。抗日战争中，书院建筑全部毁于日寇战火。
2007年重建一新，大门、大观楼、仰高楼、讲堂、禹碑亭、合江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朱陵洞等书院原有建筑，已经基本修复，并陈列历史文物，向游人展示其文化内涵。2009年11月15日，国家邮政局发行《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一套四枚，石鼓书院名列其中，荣登“国家名片”，这是石鼓千年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
【肆】
石鼓书院源远流长，绵延千年，影响甚大，在中国书院和湖湘文化的历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代，它以文化交融，儒生、道士在一起披卷、吟诗、攻文字而流芳于千古唐诗之中。宋初它声名显赫，名列天下三大书院、天下四大书院、天下五大书院之中，引领着当年全国书院的发展方向。南宋，张栻、朱熹在这里倡导气节、重振师道、讲求义利、传播理学，使得它成为紧随岳麓书院之后的湖湘学派的大本营。从此，武侯气度、朱张之学就高扬湖湘，成为大湖以南读书人的共识。元代，它又与岳麓、白鹿洞等天下名院一起，成为蒙古贵族在北方推行书院和理学的榜样。明代，湛若水、蒋信、邹守益、蔡汝楠、王宗沐、黄希宪、罗汝芳、赵贞吉、茅坤等一大批学者在这里“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使得石鼓振美一时，以超迈岳麓之势，成为湖南最有生气的学术中心。清初，石鼓书院作为巡抚率先修复的典范而称名于世。雍正以后，虽然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不能作为省级书院扬名天下，但它以府级书院办学不断，成就人才甚众。尤其是晚清，以“中兴之臣”彭玉麟为代表的石鼓学子，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岳麓、城南书院诸生一起，将湖湘磅礴之气挥洒于神州大地，尽显千年学府的文化底蕴。
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石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缩影，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只要阅读石鼓书院的千年历史，就可以追寻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就可以破译湖湘文化的千古密码。
“宋时海内有四大书院，而衡石鼓居一焉，至今不废除。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书院也。海内为书院众矣，兹独列四大，大以人也。”（明·邓云霄：《重修石鼓书院建大观楼记》）石鼓千年，盛衰皆由人起。成就人才，传道济民，乃书院灵魂所在。倒向功利，难免失去本心。如今的书院复兴运动如火如荼，石鼓书院的盛衰之路值得每个有志于复兴书院的人深思。
湖南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其书院发展之早，声名之大，数量之多，普及之广，历居各朝前列。在闻名天下的四大书院中，湖南又独占其二：衡阳石鼓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因此曾国藩有“天下之书院，楚为盛；楚南之书院，衡为盛”的说法。衡阳，地处衡山之南，境有湘江、蒸水、耒水等河流，山川壮美，钟灵毓秀，自古即为楚南一地的文化中心，而石鼓书院就是这一文化中心的核心所在。
【壹】
石鼓书院在衡州城北的石鼓山。地当湘江与蒸水合流之处，因山形如鼓，且江涛拍岸，其声如鼓，故名。此处被誉为“湖南第一胜地”，其江岸茂林修竹，相映成荫；江中湘清蒸浊，交界分明，风帆上下，渔歌互答；登山瞰江，其情其景，令人赏心悦目。石鼓山同时也是人文荟萃之地。三国时，诸葛亮曾在此驻军都督粮饷，后人慕其德，建祠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也曾与友人相会于此，作《题合江亭寄刺史邹君》，借景抒情，世人以为千古绝唱，后世步其韵作诗者甚众。
石鼓书院建自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原名李宽中秀才书院，由李宽中（一作李宽）创建于石鼓山寻真观。州刺史吕温曾访之，留《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其曰：
闭院开轩笑语阑，江山并入一壶宽。
微风但觉杉香满，烈日方知竹气寒。
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诗好就步虚坛。
愿君此地攻文字，如炼仙家九转丹。
唐代是中国书院发展的起步阶段，不仅书院数量不多，而且留下的资料十分稀少。这首描写石鼓书院的唐诗充满道家修仙之气，使我们得以一窥唐代书院的风貌，显得弥足珍贵。
宋代是书院的黄金时代。北宋立国以后，文教日兴，书院教育功能更加彰显，书院制度逐渐规范，称闻天下的书院接连涌现。石鼓书院在宋太宗至道三年（997）被李宽中的族人李士真修复，“会儒士讲学”其中。仁宗景佑二年（1035），知州刘沅（一作刘沆）奏请皇帝赐学田及“石鼓书院”额，石鼓书院遂成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在这期间，石鼓书院实际扮演了替代官学培养士人的角色，因此在景佑三年（1036）被正式立为州学，纳入官学体系。
【贰】
步入南宋，书院与理学逐渐一体化，两者相互借重。石鼓书院借助了当时理学的兴盛，在“东南三贤”中张栻、朱熹的努力下，步入鼎盛，成为南宋理学的一个重镇。
时在孝宗乾道年间，湖南路提举常平万成象按图志搜访诸葛武侯祠旧迹，重建武侯祠，请张栻为之作记。张栻此时正在岳麓书院掌教，闻此即赴衡州，手书《衡州石鼓山诸葛忠武侯祠记》，刻于石鼓山之麓。他在《武侯祠记》中纵论王霸，尊仁义，辟功利，以诸葛亮“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事迹，直指南宋社会现实，认为这正是教育人才、培植人心的绝好资源。此外，作为一个理学家，张栻还借武侯之“仁义”精神宣扬自己以“仁”为核心的理学思想：
自五伯功利之说，兴谋国者不知先王仁义之为贵，而竞于末涂。”“曹氏篡汉，诸葛忠武侯当此时间关百为左右昭烈父子，立国于蜀，明讨贼之义，不以强弱利害二其心，盖凛凛乎三代之佐也。”“虽不丰功业未竟，中道而顷，然其扶皇极，正人心，挽回先王仁义之风垂之万世，与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此后，诸葛武侯正式成为石鼓书院的祭祀对象。
继乾道之后，石鼓书院的发展在淳熙年间步入高峰。淳熙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畤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故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聘请永嘉学者戴溪出任山长。又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他还捐置田产，作为书院经费来源。最后，宋若水请理学大师朱熹作记。朱嘉遂于淳熙十四年（1187）夏四月作《衡州石鼓书院记》，“皆为之记其本末，以告来者，使知二公之志。”朱熹长期致力于书院建设运动，意图使书院成为传播理学思想的重镇。因此，朱熹在文中除记“二公之志”外，也加入了朱熹自己的书院建设思想，使得《衡州石鼓书院记》成为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篇章。
在《记》中，朱熹从反对“学校科举之教”入手，提出了书院的教育目的所在，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科举制在宋代更加完善，已成为取士的基本途径。加上北宋中期以来的“三兴官学运动”，官学走向兴盛，逐渐收回了书院作为培养士人的主要场所的地位。于是在科举的指挥棒下，“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士之有志为己者，盖羞言之”。朱熹等理学家对士子沉溺于科举的境况深为忧虑，对于官学又奈何不得，只得将注意力转向拥有更多自主权的书院，以期通过书院教育弥补官学之不足。在这篇记中，朱熹肯定了不久前张栻为岳麓书院所作的《岳麓书院记》。在《岳麓书院记》中，张栻也表达了他的书院建设理想：建书院“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显然，朱熹与张栻二人在书院建设的目的上观点是一致的，因此朱熹说：“南轩记岳麓，某记石鼓，合而观之，知所用力也。”岳麓、石鼓南北呼应，以“传道济民”为宗旨，共成湖湘实学之风。
同时，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首先将岳麓、石鼓和白鹿洞并列，提出天下“三书院”之说。在此之前，张栻与朱熹已分别在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进行过改革尝试。此次朱熹专门抬升这三所书院的地位，意在树立典型，模范天下，为书院建设运动提供范式。可以说，石鼓书院的模范地位就是由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奠定的。
《石鼓书院记》承载了朱熹的教育理想和理学思想，拓展了南宋书院教育理论体系，推动了南宋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并走向辉煌。由于朱熹在后世的地位和《石鼓书院记》本身深刻的内涵，使得石鼓书院成为南宋书院教育理想模式的新典范，成为理学在中国中南部重要的传播基地。石鼓书院由此迈入了历史最辉煌的时期。
【叁】 入元以后，石鼓书院维持办学。但是有部分田于至元十九年（128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任、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建书舍6间以待游学者，有礼殿祀孔子，韩张祠祀韩愈、张栻。天顺、弘治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旨，剖晰疑义，阐发幽微”，“一时学者翕然云从”。嘉靖间，湛若水数至“石鼓”讲论“体认”之学，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其为朱、张、湛、邹“过化之地”，乃重整书院，扩建主静、定性二斋，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志慎习、笃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湘问辨》《太极问答》等，“亹亹忘倦”达 4年（1549—1552）之久，又请赵贞吉、茅坤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风也”。万历四十年（1612）巡按史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民”，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观楼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以及风雩、沧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明末毁于兵。
清初，统治者慑于晚明书院的活跃，对书院采取了压制政策。但已实行几百年的书院制度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修复书院时有要求，统治者欲强令禁止也颇感困难。因此，当顺治十四年（1657）抚臣袁廓宇提出修复衡州石鼓书院时，顺治皇帝批复：
衡阳石鼓书院崇祀汉臣诸葛亮，及唐宋臣韩愈、朱熹等诸贤，聚诸生讲学其中，延及元明不废，诚盛事也。值明末兵火倾圯，祀典湮坠。今抚臣袁廓宇倡率捐修，表章前贤，兴起后学。所请祀典，应查旧例，照常致祭。从之。
自此以后，朝廷压抑书院的政策略有松动，各地书院渐次恢复，石鼓书院也成了第一所被清中央政府允许恢复的书院。
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鷟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时七贤祠为僧侣所占，四十九年，巡抚赵申乔“逐僧出佛像”，委衡阳县学训导吴炯迁居书院，督师生课业。雍正、乾隆、嘉庆、同治间，屡有修建，规模日广，有诸葛武侯、李忠节、先贤、七贤诸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曰塗曰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士雅、余廷灿、林学易、罗廷彦、罗瑛、潘世晓、张学尹、徐锡溥、刘祖焕、李扬华等，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授多为科举之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为中学堂，三十一年改称南路师范学堂。
民国时改为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乙种工业学校、女子职业学校等。抗日战争中，书院建筑全部毁于日寇战火。
2007年重建一新，大门、大观楼、仰高楼、讲堂、禹碑亭、合江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朱陵洞等书院原有建筑，已经基本修复，并陈列历史文物，向游人展示其文化内涵。2009年11月15日，国家邮政局发行《古代书院（二）》特种邮票一套四枚，石鼓书院名列其中，荣登“国家名片”，这是石鼓千年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天。
【肆】
石鼓书院源远流长，绵延千年，影响甚大，在中国书院和湖湘文化的历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代，它以文化交融，儒生、道士在一起披卷、吟诗、攻文字而流芳于千古唐诗之中。宋初它声名显赫，名列天下三大书院、天下四大书院、天下五大书院之中，引领着当年全国书院的发展方向。南宋，张栻、朱熹在这里倡导气节、重振师道、讲求义利、传播理学，使得它成为紧随岳麓书院之后的湖湘学派的大本营。从此，武侯气度、朱张之学就高扬湖湘，成为大湖以南读书人的共识。元代，它又与岳麓、白鹿洞等天下名院一起，成为蒙古贵族在北方推行书院和理学的榜样。明代，湛若水、蒋信、邹守益、蔡汝楠、王宗沐、黄希宪、罗汝芳、赵贞吉、茅坤等一大批学者在这里“立书院，联讲会，相望于远近”，使得石鼓振美一时，以超迈岳麓之势，成为湖南最有生气的学术中心。清初，石鼓书院作为巡抚率先修复的典范而称名于世。雍正以后，虽然受地理位置的影响，不能作为省级书院扬名天下，但它以府级书院办学不断，成就人才甚众。尤其是晚清，以“中兴之臣”彭玉麟为代表的石鼓学子，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等岳麓、城南书院诸生一起，将湖湘磅礴之气挥洒于神州大地，尽显千年学府的文化底蕴。
有鉴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石鼓书院是中国书院的缩影，是湖湘文化的典型代表，只要阅读石鼓书院的千年历史，就可以追寻中国书院的千年发展轨迹及其内在规律，就可以破译湖湘文化的千古密码。
“宋时海内有四大书院，而衡石鼓居一焉，至今不废除。夫石鼓一拳石耳，何足大，大以书院也。海内为书院众矣，兹独列四大，大以人也。”（明·邓云霄：《重修石鼓书院建大观楼记》）石鼓千年，盛衰皆由人起。成就人才，传道济民，乃书院灵魂所在。倒向功利，难免失去本心。如今的书院复兴运动如火如荼，石鼓书院的盛衰之路值得每个有志于复兴书院的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