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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黑鹤的动物文学，耳畔仿佛响着一支悠扬辽远的马头琴曲，浑厚、深沉、炽情。密密的森林、无边的草原、营地、篝火、奶茶、 毡包、羊群、牧羊犬、牧人、长鞭、套马杆等，所有这一切，在黑鹤的笔下都有细致动人的描绘，构成一幅幅五彩斑斓的游牧文化的美妙生态画卷，弥漫着草原文化特有的苍凉诗意、淳朴人情和野性气息。
人与动物的故事，全世界到处都有，而能够通过人与动物的故事来记录一种文化的兴衰、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样的故事还不太多。黑鹤那些关于蒙古牧羊犬和鄂温克驯鹿的故事，把对古老的游牧文化的探索和缅怀、对草原森林大自然原始生态的深度体验，与对当代社会纷繁嘈杂现实的思考混合在了一起。在述说牧羊犬和驯鹿的故事的同时，作者也在述说古老的游牧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交融过程中的种种无奈和“疼痛”，对这些“疼痛”体验最深刻的并不是人类，而是那些与游牧文明血肉相连的精灵般的动物。譬如，脱胎于游牧文明时代的牧羊犬，当它们从其祖先狼族化身为异种之际，它们就成了人类游牧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它们与狼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守护的责任，它们在游牧文化中找到了价值归属感，它们是游牧文化的皈依者，也是游牧文化不可或缺的符号之一。它们与游牧文化中的人类是相依为命的，它们与这些游牧民族相互守望、共同营造出了一种生活方式。
只有那古老的游牧文化才与这种骨子里充满荒野气息的生命形态相匹配，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道德角度，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反衬和审度着人类的优点与弱点。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平等对话，一种生命如天平一样量出另一种生命的分量和成色。
譬如黑鹤的力作《黑狗哈拉诺亥》，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一对黑色牧羊犬成长的过程，把一个生命种群的特质魅力描写得入木三分，它们强悍的生命力及其难以言说的魅力，除了来自祖先的遗传，更来自它们与人类难解难分的纠缠，与人类文化进程的纠缠。比如那些出生不足一个月的狗崽们被按照鄂温克族古老的传说残忍地进行优胜劣汰的生存考验、激发野性，而后又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一直不断地与森林文化、草原文化打交道，与各种不同品性的牧人打交道，属于人间的恩怨情仇与来自荒野的原始呼唤相互作用，两只同胞牧羊犬兄弟，终遭一喜一悲截然不同的命运，哈拉在牧场上与布勒一家和谐共处同享天伦，而诺亥在城镇里处处碰壁、徘徊、抗争、永失自由直至生命，这无疑是对游牧文化的衰落给牧羊犬带来灭顶之灾的一声叹息。在黑鹤的其他动物文学作品中，也贯穿着这样一种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感悟，以及对人类文化兴衰更替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看，那是对一种带有远古和蛮荒气息的古老文明的钩沉和眷恋，用文字和情感将那些正在渐渐远逝的文化形态制作成美学标本，奏一曲动人的挽歌。
黑鹤的动物文学，显然是超越了“儿童文学”概念范畴的，但并不妨碍其出现在少年儿童的阅读视野中，正如汤姆·西顿的动物小说、椋鸠十的森林散文、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等，是可以存在于读者一生的记忆中的。我尤其关注黑鹤的这些动物文学给孩子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对于浸润于充满嘈杂商业气息的城市文化之中的少年儿童来说，黑鹤的作品描绘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图景，这图景带给当下少儿的不仅仅是好奇心的满足，而且有草原文化特有的苍凉诗意、淳朴人情和野性气息，拓展着他们初出茅庐的审美体验，拓展着其认知视野，拓展着其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
黑鹤有一双猎人的眼睛和细腻神经，又是一个激情充沛的叙述者，他用大量极富“现场感”的细节，对蒙古牧羊犬这一生命体的繁衍生长、种群进化的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展示了幼小的生命是如何在严酷环境的物竞天择之中成长起来的，它们从出娘胎就必须经受一连串的生死考验与磨难，必须像它们的父辈一样，不畏严寒、忍耐饥渴、情深义重、勇敢地搏击进犯的狼群，才能成为最优秀的牧羊犬、成为草原之王。黑鹤笔下通篇在强调一种血性的东西、野性的东西。血性是无所畏惧、有所担当、百折不挠、不轻易屈服，野性则是身心向大自然洞开、天性自由舒展。这一切，对今天的孩子们不啻为一种深刻的生命教育、磨难教育，由内心深处激发出对那些历经磨难之生命的敬畏与礼赞，领悟到唯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够成就强者。
从文明变迁的角度看，我们的汉族文化，特别是自儒家文化、 士大夫文化作为正统以来，更多偏向于“静修”“内省”“中庸”，汉族少年不论男女，统统以文静敦厚为美，天性自幼受到压抑，这是一种文弱的文化，野性不足、血性也不足。而当代的应试教育体制和30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尤其男孩的文弱已经达到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甚至在媒体上发出了“拯救男孩”的呼声。黑鹤的动物文学充满激情和血性，挟带着浓烈的原始荒野的气息，这与传统儿童文学过多温柔的摇篮气息形成鲜明对比，在少儿的阅读视野中保持一种生态平衡，让少儿在接受浅吟低唱熏陶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样一种激发人血液中潜藏的原始生命力的审美力量。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
人与动物的故事，全世界到处都有，而能够通过人与动物的故事来记录一种文化的兴衰、反映一个时代的变迁，这样的故事还不太多。黑鹤那些关于蒙古牧羊犬和鄂温克驯鹿的故事，把对古老的游牧文化的探索和缅怀、对草原森林大自然原始生态的深度体验，与对当代社会纷繁嘈杂现实的思考混合在了一起。在述说牧羊犬和驯鹿的故事的同时，作者也在述说古老的游牧文明与现代文明碰撞交融过程中的种种无奈和“疼痛”，对这些“疼痛”体验最深刻的并不是人类，而是那些与游牧文明血肉相连的精灵般的动物。譬如，脱胎于游牧文明时代的牧羊犬，当它们从其祖先狼族化身为异种之际，它们就成了人类游牧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它们与狼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守护的责任，它们在游牧文化中找到了价值归属感，它们是游牧文化的皈依者，也是游牧文化不可或缺的符号之一。它们与游牧文化中的人类是相依为命的，它们与这些游牧民族相互守望、共同营造出了一种生活方式。
只有那古老的游牧文化才与这种骨子里充满荒野气息的生命形态相匹配，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道德角度，它们都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反衬和审度着人类的优点与弱点。这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平等对话，一种生命如天平一样量出另一种生命的分量和成色。
譬如黑鹤的力作《黑狗哈拉诺亥》，不厌其烦地详细描写一对黑色牧羊犬成长的过程，把一个生命种群的特质魅力描写得入木三分，它们强悍的生命力及其难以言说的魅力，除了来自祖先的遗传，更来自它们与人类难解难分的纠缠，与人类文化进程的纠缠。比如那些出生不足一个月的狗崽们被按照鄂温克族古老的传说残忍地进行优胜劣汰的生存考验、激发野性，而后又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一直不断地与森林文化、草原文化打交道，与各种不同品性的牧人打交道，属于人间的恩怨情仇与来自荒野的原始呼唤相互作用，两只同胞牧羊犬兄弟，终遭一喜一悲截然不同的命运，哈拉在牧场上与布勒一家和谐共处同享天伦，而诺亥在城镇里处处碰壁、徘徊、抗争、永失自由直至生命，这无疑是对游牧文化的衰落给牧羊犬带来灭顶之灾的一声叹息。在黑鹤的其他动物文学作品中，也贯穿着这样一种对生命本体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感悟，以及对人类文化兴衰更替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看，那是对一种带有远古和蛮荒气息的古老文明的钩沉和眷恋，用文字和情感将那些正在渐渐远逝的文化形态制作成美学标本，奏一曲动人的挽歌。
黑鹤的动物文学，显然是超越了“儿童文学”概念范畴的，但并不妨碍其出现在少年儿童的阅读视野中，正如汤姆·西顿的动物小说、椋鸠十的森林散文、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等，是可以存在于读者一生的记忆中的。我尤其关注黑鹤的这些动物文学给孩子们带来的究竟是什么。
对于浸润于充满嘈杂商业气息的城市文化之中的少年儿童来说，黑鹤的作品描绘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图景，这图景带给当下少儿的不仅仅是好奇心的满足，而且有草原文化特有的苍凉诗意、淳朴人情和野性气息，拓展着他们初出茅庐的审美体验，拓展着其认知视野，拓展着其精神世界的广度与深度。
黑鹤有一双猎人的眼睛和细腻神经，又是一个激情充沛的叙述者，他用大量极富“现场感”的细节，对蒙古牧羊犬这一生命体的繁衍生长、种群进化的过程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展示了幼小的生命是如何在严酷环境的物竞天择之中成长起来的，它们从出娘胎就必须经受一连串的生死考验与磨难，必须像它们的父辈一样，不畏严寒、忍耐饥渴、情深义重、勇敢地搏击进犯的狼群，才能成为最优秀的牧羊犬、成为草原之王。黑鹤笔下通篇在强调一种血性的东西、野性的东西。血性是无所畏惧、有所担当、百折不挠、不轻易屈服，野性则是身心向大自然洞开、天性自由舒展。这一切，对今天的孩子们不啻为一种深刻的生命教育、磨难教育，由内心深处激发出对那些历经磨难之生命的敬畏与礼赞，领悟到唯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够成就强者。
从文明变迁的角度看，我们的汉族文化，特别是自儒家文化、 士大夫文化作为正统以来，更多偏向于“静修”“内省”“中庸”，汉族少年不论男女，统统以文静敦厚为美，天性自幼受到压抑，这是一种文弱的文化，野性不足、血性也不足。而当代的应试教育体制和30年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更是雪上加霜，尤其男孩的文弱已经达到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人们甚至在媒体上发出了“拯救男孩”的呼声。黑鹤的动物文学充满激情和血性，挟带着浓烈的原始荒野的气息，这与传统儿童文学过多温柔的摇篮气息形成鲜明对比，在少儿的阅读视野中保持一种生态平衡，让少儿在接受浅吟低唱熏陶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样一种激发人血液中潜藏的原始生命力的审美力量。
（作者为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