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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晚间，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阿纳卡斯蒂亚河畔的国家公园体育馆，为一年一度的国会棒球赛助威打气。当奥巴马步入赛场时，在场的所有民主党人可谓群情激愤，高喊着他们总统的名字。而耐人寻味的是，旁边的共和党人群中却传出了不同的口号：TPA（贸易促进授权）。很显然，后者才是这位如今身心俱疲的总统最希望听到的。就在次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将就TPA进行投票表决;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奥巴马出席国会活动无疑旨在彰显他本人对立法分支的强烈期待。而在12日当天表决之前，奥巴马又再次罕见造访了国会山、游说民主党阵营，甚至留下了“投票反对贸易，就是投票反对我”的狠话。
这个6月，对于奥巴马的总统生涯而言或是最为关键的，因为至少有三个直接锁定其白宫生涯历史地位的大事件走到了十字路口。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重要基石之一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能否最终落实，受到总统能否获得TPA授权的牵绊，作为中东战略重要成就的伊朗核协议被期待在6月底最终完成，而作为国内事务最具历史里程碑意义的遗产即“奥巴马医改”也将在6月底面临联邦最高法院的生死判决。6月的华府才刚刚开始有些初夏的暑意，但面对着三大议题考验的奥巴马却早已处于华府政治与驴象激斗的炙烤之中。
TPA：亚太战略的关键一步
虽然TPA授权并不会直接降低美国与其他亚太11国签订TPP的难度，但在美国国内政治过程中，在拥有TPA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辛辛苦苦完成的TPP就可以在国会山上避开冗繁而吊诡的修正程序，进而保证最终通过的TPP仍旧是奥巴马政府所期待的版本。
自2014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关于奥巴马在最后两年任期中将饱受分立府会折磨的论调占据主流，但关于TPP或TPA前景的判断却大都趋于稳健，认为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将与民主党白宫形成在当今党争极化情形下尤为离奇的最大获胜联盟。
从4月正式提出法案以来的这轮TPA立法看，国会共和党与奥巴马之间的确共享着微妙而脆弱的默契。以约翰·博纳、米奇·麦康奈尔等领袖为代表的国会两院共和党主流派积极推动了TPA授权。其动机除了作为共和党基本盘的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之外，还有就是TPA授权将会延续到在2017年可能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手中。与近年来众多关键议题一样，共和党主流派在TPA上的不遗余力也触发了党内极端派比如茶党势力的不满反弹。而极端派的反对不仅出于对奥巴马政府议程的天然抵制，也隐含着对政府而非市场作为贸易调控者甚至主导者的理念性抗争。
相比于数量与影响力有限的坚守“小政府”政见并反对奥巴马的共和党人而言，白宫更为担忧的是自己这边的民主党阵营。事实上，受限于劳动利益与工会组织的诉求，大多数民主党人在TPA议题上并不敢越雷池一步。持有反对意见者为大多数，如果放置在众议院的话，持反对意见的民主党人应该可以达到2/3，即120人上下。在民主党阵营中为数不多的TPA的支持者包括来自明显具有对外贸易利益导向州或选区的议员，或是一些来自硅谷等高新科技产业地区的议员，TPP的达成将显著增加而非损害他们的选区利益。哈里·里德、南希·佩洛西以及斯滕尼·霍耶等民主党领袖在TPA议题上更是莫衷一是，里德多次表示了其反对的立场，佩洛西却更多地保持观望立场，而曾具有支持自由贸易历史的霍耶这一次也打起了太极。
5月22日，TPA终于在国会参议院得以通过，13位民主党人与48位共和党人一道投下了赞成票，而还有五位共和党人和33位民主党人反对了该授权。值得一提的是，参议院的TPA版本是在增加了所谓“贸易调整援助”方案（TAA）之后才得以通过的。这里的TAA包含着尽可能充分保护劳工利益、保持环境标准等内容，旨在给民主党人更多予以支持的理由，或者是给他们一个借口，足以向选区或背后利益团体解释其投赞成票的理由。
6月12日，众议院对TPA进行了投票，虽然以219∶211放行了TPA，但却以302∶126的悬殊差异否决了TAA方案。在TAA的投票中，代表“进步民主党”派别的佩洛西和代表“新民主党”派别的霍耶再次分裂，前者反对，后者支持，显现出了民主党领导层也难以达成一致的窘况。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也只得继续在TAA方案扩容，满足更多民主党议员的个性化诉求，以换取他们在随后针对TAA的再次投票中转为支持。
虽然TPA勉强到手，但在附加了TAA这样如此繁冗而琐细“附件条件”的情况下，TPP的实际空间与效果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鉴于在TAA投票中存在如此悬殊的差距，特别是原本支持TPA的多位共和党人的临阵倒戈，未来TPP的正式批准表决所面临的复杂变数也可预见。TPA虽然有效地降低了TPP成案的不确定性，但如果这种不确定性原本偏大的话，TPA的稳定效果也就差强人意了。换言之，TPA只是TPP大戏的序幕而已。
伊核协议有被逆转的可能
虽然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所招致的非议不断，甚至希拉里的二度白宫路也必须面对来自共和党阵营关于其国务卿任内中东政策失败的抨击，但伊朗核协议若能如愿在6月底完成细节谈判，将为奥巴马主导下的中东政策画上一个大大的惊叹号。
虽然奥巴马政府持续推进伊朗核协议的实现将在最大程度上减低美伊走向战争的危险性，但美国国内各种政治利益却并不买账，反应最强烈的当然还是共和党人。3月3日，众议院议长博纳就曾绕开白宫将当时正在谋求连任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请到了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讲台上;而当月9日，曾有赴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经验而对中东事务颇有兴趣的新当选国会参议员汤姆·柯顿，联合了其他46位共和党同事一起致信伊朗当局，叫嚣将废除可能签署的任何协议。 在国会共和党人直接将手伸向中东的同时，民主党阵营也对奥巴马的伊朗政策忧心忡忡，这种忧虑极大程度上是来自于选举政治的考量。犹太裔作为民主党最重要捐款来源之一，虽然在美国人口中不足3%，但因其在经济阶层和知识阶层所占据的优势地位，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1992年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有60%的个人捐款是犹太裔给予的。可是，近年来犹太裔在选举中已经从民主党基本盘转而呈现出倒向共和党的致命松动：2014年选举前后将自身视为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犹太裔分别为61%和29%，而这个数字在2008年时是71%和22%。奥巴马的中东政策特别是推进伊朗核协议、疏远以色列的做法，无疑会进一步导致犹太裔选民在两党之间的重新分布。
民主、共和两党虽然需求截然不同、但却同样抱着针对奥巴马的内在动机，两党合作在4月底通过法案，要求在达成伊朗核协议后60天内对该协议进行审查，并授权予以重新评估甚至否决。这一事后问责授权，旨在恢复府会在伊朗核协议上的失衡状态，其影响并不仅限于事后，奥巴马政府在推进核协议的实际过程中也不得不尝试与国会关键人物保持沟通，以尽可能避免未来审查评估中出现逆转，以期将伊朗核协议的胜利果实保鲜到2017年之前。
“奥巴马医改”走到深渊的边缘
相比于还处于努力之中的伊朗核协议，“奥巴马医改”则是历经了五年的曲折之后又一次走到了深渊的边缘。6月下旬，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要就“奥巴马医改”中关于联邦政府对各州税收补贴标准的争议进行判决。按照“奥巴马医改”原本的设计，只有具有医保市场的联邦州才能享有税收补贴，而全美原本只有13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具有各自独立的医保市场，从而符合法案条件。但在“奥巴马医改”逐步开始实施之后，全美有34个州依靠国税局收入（变相的税收补贴）建立了医保市场，而另外三个州则是与联邦合作建立了市场。如今争议的焦点在于，34个州是否违反了“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基本内容，即在没有医保市场的情况下享有了税收补贴。可以想见，该置疑一旦被最高法院判定支持，34个州超过750万人将因失去税收补贴而无力购买私人保险，进而“奥巴马医改”也就陷入了空前的绝境之中，极可能需要更新立法来解决。但随着奥巴马任期即将结束，更加严峻且紧迫的亚太和中东事务还亟待解决，奥巴马未必有充分精力来回应可能波及34个州的医改危机了。
执政遗产守得住么
准确地讲，这个6月将决定着奥巴马能够留下多少或怎样的执政遗产。而从目前的态势观察，这些被留下的遗产或者政绩，显然远远还未尘埃落定，甚至有昙花一现的风险。
相比之下，TPP议题由于两党在亚太战略上的共识而具有更高的稳定性。换言之，TPP其实可以等到下一个总统完成，但奥巴马当然不会拱手让人，他必须跟时间赛跑，竭尽全力在任期内完成。但这个触及选区“真金白银”实际利益的贸易安排势必要考验奥巴马在“零售政治”上的把控与营销能力，即他如何利用最后18个月的任期与国会两党进行利益交换。
伊朗核协议极可能成为奥巴马政府最为个性化的历史一瞬。即便6月底相关各方达成更为完整的协议，但新协议在面临国会的审查时也势必会阻力重重，国内犹太裔游说群体也必定会使出全身解数阻止该协议的最终签署，更不要说2017年美国新总统上台后可能会对中东政策进行的重新洗牌。在这种状态下，奥巴马其实是在刷新纪录，而并不在意纪录会不会永远保留下来。
全民医改争议的司法化，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两党极化政治中难得的理性体现，即将争议诉诸于第三分支加以调和。就目前的补贴争议看，四位自由派大法官和三位保守派大法官各执一词，关键在于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和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的选择上。也有观点认为，一旦本次最高法院裁定补贴不合法从而制造医改危机的话，也恰恰为2016年的民主党人提供了在选战中重拾医改议题的大好时机。这一争议议题虽然分裂了选民，但也能在目前缺乏有效动员议题的情况下加速本党以及选民的团结。可以断言的是，补贴争议只可能是奥巴马任内“奥巴马医改”面临的最后考验，未来“奥巴马医改”面临的司法或立法挑战仍会继续。
这个6月，是奥巴马两任总统生涯的一个关键节点。在这之后，随着新一轮选战的开锣，美国政治也就提前进入了所谓的“后奥巴马时代”。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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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与合作”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2015年6月9日，由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与合作”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军事科学院、国家海洋局、外交部、中联部等机构的3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研讨会讨论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环境与挑战，通过泰国与巴基斯坦的案例分析研究了“一带一路”推进中面临的政治与安全风险，以及集中探讨了有关安全评估与风险防范的定量研究与机制建设的可行性。
在总结发言中，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主任张蕴岭肯定了从安全视角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出“一带一路”面临的安全挑战具有多样性，既涉及诸如中国崛起背景下安全关系的构造这类宏观层面的安全问题，也面临具体的、功能性安全问题的挑战;在研究中，既要重视以我为主的安全挑战与应对，也要关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共同安全问题。因此，亟需加强分层次、分类别的细化研究，要改变传统思维，对安全风险、安全保障机制建设等问题进行创新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