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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名士王闿运被视作促成齐白石由民间画师向画坛巨匠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但这位齐白石敬重一生的老师并非向他传授任何具体的书画技艺，而是将其拉入湖湘文人圈的“培养皿”中，使之自然生长。
1899年1月，37岁的齐白石经人介绍，拿着自己的诗文、字、画、印章，前去拜访本地名士、时年66岁的王闿运 （湘绮）。齐白石走后，王闿运在当月20日的日记 （《湘绮楼日记》） 中记道：“看齐木匠刻印字画，又一寄禅张先生也。”寄禅是湘潭一位有名的和尚，同齐白石一样赤贫出身，本无力读书，发愤自学而后成名。数十年后在自述回忆中，齐白石还清楚记得这一初见面时带有预言与鼓励性质的评语。
往后数月，二人又多有来往。众人都劝齐白石拜王闿运为师，他却显得犹犹豫豫，弄得王闿运也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人都以列入王门为荣。直到介绍人又来责问：“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招也招不来吗？”齐白石才终于在当年的10月，向王闿运正式拜师。事后证明，这一拜，也确乎改变了齐白石的命运。
今天齐白石家喻户晓，而王闿运已隐入历史的深处，除非对晚清历史有专门兴趣，未必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在拜师发生的时刻，二人的地位却与日后闻名程度截然对调。
37岁的齐白石在他人眼里第一身份仍是木匠，他的画、印才刚刚起步。彼时主掌“船山书院”的王闿运则处于人生威望的高峰。1891年，王闿运接手船山书院，任职长达25年直至去世，是这位晚清最重要的书院山长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书院主讲生活。经过数年苦心经营，齐白石上门拜见时，船山书院已达鼎盛，在王闿运年谱中，那年的书院“诸生从学者众，斋舍不能容”，以至于不得不加盖学舍，“学在船山”的声名远扬四方。齐白石日后也解释自己最初之所以拖了许久才拜入王门，并非不愿意，正是当时王闿运威望太盛，许多人争相混作王门弟子在外卖弄，他怕人误会自己是有意借拜师抬高身份。
王闿运的声望不仅来自于在船山书院的经营，更与其此前传奇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和同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由科举起步，中得举人，但并未走仕途，而是选择了为权臣做幕僚的道路。26岁时，进京参加会试的王闿运结识清宗室权臣肃顺，颇受赏识，成为所谓“肃门五君子”之一。据传，曾国藩作为汉人而得到清廷重用，正是王闿运向肃顺推荐，肃顺进而向咸丰帝保举的结果。只是对于此事细节，学界多有争论，尚不能确证。但王闿运成功化解左宗棠被弹劾案则较为确凿。左宗棠初露头角后为满族大臣嫉妒，一度被押赴听审，斡旋过程中王闿运出力尤多，《清史稿》 记载：“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虽非朝廷正式官员，但王闿运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左右清朝政局的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可惜对有心实施纵横术救世的王闿运而言时运不济。1861年，咸丰帝去世，其临终前托付的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在与慈禧一派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肃顺于当年被慈禧下令斩于菜市口，史称“辛酉政变”。自然，作为“肃党”的王闿运受到波及，虽然得到宽大处理未被惩处，但政治上从此不再得志。壮志未酬的王闿运希望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时局，于是主掌书院、广招门徒，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均用于学术和教育，终于在船山书院时期卓见成效。因为对经、史的精深研究，王闿运被人尊为“儒宗”，号称三千弟子遍布政学之界。“齐木匠”的来访与拜师正在此时发生。
虽然齐白石并未在书院中系统学习王派的经学学问，但师生关系确立之后，二人在数年内有一段颇为频繁的接触，时常谈艺论道。拜师两年后，齐白石从小最亲的祖母去世，齐白石悲痛不已，料理后事时，他请王闿运为祖母撰写墓志铭，自己亲手刻石。此后一生，齐白石也都对王闿运极为尊敬。
一位经学大师，为何要将一个木匠招入门下，齐白石又是怎样通过王闿运获益的呢？
古文学家、钱钟书之父钱基博曾对王闿运有一句著名的评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这一方面是指他的学术与政治活动引出的诸多争议，另一方面也形容其不羁的性格。
王闿运玩世不恭最著名的例子是与女仆厮混，尤其是让年迈的“周妈”朝夕不离左右。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礼聘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二人正式会晤时他竟携周妈同往，且打趣地把袁世凯介绍给周妈，后人记载当时“世凯局促无以应”。当他因政治考量想辞去此官职时，竟又搬出周媽，主动斥责周妈以自己名义收受贿赂，“招摇撞骗、可恶至极”，却又表示自己“不能须臾离周妈”，于是只好辞职，几将此事变成闹剧。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欣赏的人称他是有魏晋风度的名士，厌恶的人则斥之为滑稽的封建遗老。
钱基博也写道，虽然王闿运诙诡玩世，在大情大义面前则是“风义不苟”。肃顺被斩后，生前门生都急于撇清和他的关系，唯独王闿运仍称其为“恩主”，甚至撰文伸冤，并且资助落败的肃家遗孀及后人。直到数十年后王闿运主掌船山书院时，一次夜中与人谈诗，又提及肃顺，悲叹“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潸然泪下。
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邓锋认为，王闿运的气质可以用“江湖气”来概括，这或许来源于湖湘文化，也是他会收齐白石为徒的根本原因。“他本人的经历复杂，喜欢三教九流的人都聚拢在他身边，显示出自己的包容性，所以才有‘王门三匠’。”邓锋说。所谓“王门三匠”，指的是王闿运门下三个出身于工匠而非传统读书人的学生，齐白石作为木匠算其一，另两人是铜匠曾招吉、铁匠张仲飏。王闿运也有意将他们三人凑在一起。1904年，他叫齐白石、张仲飏与自己同游曾招吉所在的南昌，于是师徒四人在南昌汇合。
在南昌，许多达官贵人仰慕王闿运的名声前来拜访，王闿运也颇有几分自豪地将这“三匠”集体推出，介绍给他们。齐白石在自述中回忆：“仲飏和招吉，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我却怕和他们打着交道。”这一点也给王闿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后来给齐白石的印章拓本写的序中形容他“非知交不妄应……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但性喜交游的王闿运还是鼓励齐白石多多交际，写给他的 《招引会客便笺》 中，要他与求印的主顾见面，还说“多见一人增一阅历，不必效孤僻一派”。 三匠中的另两人后来也颇有成就，铜匠曾招吉投身正兴起的科学事业，研究飞行器、火炮制造，曾协助名臣丁宝桢筹办山东和四川机器局;铁匠张仲飏转向读书人道路，参加科举做官未成后从事教育，当上湖南高等学堂教务长。不过齐白石对二人的“热衷功名”颇有不屑之意，在自述中说：“他们二人的学问，也许比我高明些，但是性情可不与我一样。”
真正对齐白石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的，还是王闿运门下其他文人弟子。早年被邻村名士胡沁园赏识，是齐白石接触本地士绅文人圈的第一步，到拜入王门，以王闿运为领袖的“湖湘江湖”真正将他推向更高的平台。原上海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曾利用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日记、手稿及信札等资料梳理他一生中的“贵人”，发现中年以前基本都为湖南同乡，尤以众多王门师兄弟最为关键。
例如促成齐白石开始著名的“五出五归”游历第一步的夏寿田 （午诒），正是王闿运高徒。夏寿田本人于齐白石拜入王门的前一年，即1898年，中光绪朝科举一甲第二名进士 （榜眼），其父夏竹轩又是江西巡抚，如此出身本该与“芝木匠”无从交集。但夏寿田父子均受业于王闿运，夏寿田在齐白石拜入王门的第三年与这位匠人同门相识，颇欣赏他的艺术天才，于是劝他不要“诛守田园”，以教其如夫人书画的名义，请齐白石游历西安，让他第一次走到了湘潭之外的世界。齐白石的另一位贵人樊樊山，也是由夏寿田介绍，同样是王闿运的学生。后来樊、夏二人为齐白石撰写润格助其卖画卖印，润格均以“湘绮高弟子”开首，可见同门之情。其他王门弟子如杨度、杨庄、易实甫、陈兆奎、张篁溪等，都给过齐白石不同程度的关照。
在邓锋看来，齐白石、陈师曾相遇以及由此发生的齐白石“衰年变法”，是齐白石一生中艺术发展最关键的事件之一，以往认为这一相遇充满戏剧性，但其实背后与王闿运的门第渊源也有着极大的关系。“悬市待售，偶见叹赏，寻访会晤，即成莫逆。这是齐、陈相交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故事版本，出自齐白石本人的自述追忆，但却未必是事情真实的面貌。”邓锋说，根据他的研究，1936、1940、1962几个版本的齐白石自述回忆中，与陈师曾相遇的细节不断充实，逐渐演变成了今天大家熟知的那个“佳话”，而有的本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如湘潭同乡朱德裳，则因为日后与齐白石关系变得微妙，在回忆中“消失”了。“陈师曾对于齐白石的最初欣赏绝不仅仅只是出于画艺本身，其后的推广和宣传都有着共同的湖湘文化和同好友人作基础。”邓锋说。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杨昭儁、杨钧等均为王闿运的学生，陈师曾本人也与王闿运关系密切，早在齐白石之前就认识王闿运，其父陈三立更是王的挚友。
湖湘文化的江湖之中，王闿运是众人的领袖，齐白石通过这层师生关系得以进入其中，遇到了一位又一位或是提携自己或是在艺术上交流切磋的“贵人”。民国以后，齐白石与王闿运不再有那么多直接的密切接触，却仍继续受益，陈师曾等人从王闿运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继续将齐白石这位他们珍视的“匠人同门”推向更高的高峰。
就在齐白石开始了“五出五归”，从地方走向全国，步步高升的过程中，老师王闿运却渐渐开始走下坡路，目睹自己毕生搭建的学问大厦于眼前崩塌。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下诏成立京师大学堂，即今日的北京大学。这所以学习西方为核心要义之一的现代学校的诞生，预示着旧有的教育和知识体系即将没落。起草 《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 的梁启超，亦是王闿运的“徒子徒孙”之一，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康有为的老师是廖平，而廖平正是王闿运的门生之一。1902年，清廷诏令全国书院改为学堂，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清朝尚未终结，传统学问已然风雨飘摇。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王闿运仍做着最后的努力，虽然为形势所迫对外声称船山书院亦当改制，实际敷衍应对，全力维系传统体制。直到民国初年，船山书院才最终被改为学堂，是最晚改制的书院之一。
王闿运虽为经、文大家，却对新学十分排斥，也相当无知，这一点已有定论。他曾写过 《嘲哈密瓜赋》，借嘲讽西域而来的哈密瓜而讥讽西洋学问，说哈密瓜“其为状，则猥琐宛转，拥肿卷曲……含之不冰，黏滞软涩……他国劣种，微感地气……而狂稚昏蒙轻薄之士，望风承旨，探头侧耳，摇唇嚼齿”。将怒气撒到哈密瓜身上，令今人读起来哭笑不得，却也能体会他面对新学大潮汹涌而来，尤其是其他知识分子纷纷“变节”时的愤懑与无力。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王闿运同样缺少了解，称火轮为“至拙之船”，称洋炮为“至蠢之器”。
但变革的时代已然到来。王闿运最看重的弟子之一，希望能将自己的“帝王之学”继承下去的杨度，也不顾他的反对，两度到日本留学，并且倡导同胞学习自然科学。作为政治上的守旧派，王闿运坚决反对维新运动，可“戊戌六君子”中竟有两人正是他器重的学生：杨锐、刘光第。王闿运生前已然目睹自己无论学术还是政治上的寄托，都已渺茫。
民国成立后，王闿运仍着旧朝服装，虽然一度接受袁世凯请他出任国史馆馆长的邀请，但他自己视作儿戏，还在任上时与学生开玩笑称：“民既无国，何史之有？惟有馆耳。贤契无事，可常来坐坐。”并最终上演借周妈辞职的闹剧。但他的威望仍在，不仅杨度等门生终生尊敬王闿运，谭嗣同等新派人物生前也对其诗文成就大加推崇。
江湖未散，大厦已塌，这或许是王闿运晚年的图景。此番情景，对王闿运而言也许凄凉，却给了他的学生们大展身手的好时机。不仅杨度等人在政治上纵横驰骋，即便无涉政治、学术的齐白石，也得益于旧体系的坍塌。
“齐白石只可能诞生在20世纪，早一个或两个世纪，齐白石都绝对出不来。”在邓锋看来，随着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文人系统在晚清民国的大变局中解体，原本狭窄的“文人”吸纳了更多支流。齐白石赶上这一时机，汇入其中。
齐白石一度对自己的身份很敏感，对于早年有人买自己的画却不要他写题款的事在回忆中记得十分清楚：“好像是：画是风雅的东西，我是算不得斯文中人，不是斯文人，不配题风雅画。”他也曾很努力地想向文人系统靠近。“比如他上世纪10年代学金农和八大，这两人都是很超逸的文人气质。还有他说自己‘诗第一’，背后也是文人画家诗、书、画、印的传统知识价值排序。”邓锋说。
但是到“衰年变法”，在陈师曾的点拨下，齐白石风格发生转变，表现出更多自己的东西，不再刻意摆脱民间性。陈师曾的这种点拨，也象征着整个文人世界的转变，新的评价标准之下，齐白石的“不一样”愈发成为优势。这种评判不局限于齐白石的画作而是其整体气质，胡适对他的诗文的高度评价即是一例。
作为王闿运的学生，齐白石向老师学习最多的具体技艺可能就是诗，但究竟有多少成效，则颇难给出结论。王闿运曾称他的诗是“薛蟠体”，薛蟠是 《红楼梦》 里的“呆霸王”，以喻其粗陋。王闿运和三匠在南昌同游，饮酒联句，三人均无法联上，于是齐白石宣称要从此去掉“借山吟馆”中“吟”字的故事广为人知 （虽然日后又有大量条幅重新题为“借山吟馆”）。不过在为齐白石编纂年谱的过程中，谈及齐诗与王诗，胡适写下了这样的按语：“白石虽然拜在湘绮门下，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王湘绮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与文都没有中他的毒。”
虽然胡适这番话難免有他作为文学革命参与者对王闿运一类传统诗文家的门户之见，但他欣赏齐白石身上那种由民间而来的朴实与天然，这正是传统文人不具备但新的时代所呼唤着的。胡适还尤其欣赏齐白石的传记性文字：“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做文章的训练……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
至于齐白石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保留自己身上的民间性，邓锋认为：“我想应该是介于有意和无意之间。他当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一样的宝贵之处，但他是一个很‘真’的人，骨子里的东西本就是摆脱不掉的。后世回看历史，往往把每个事件的发生都赋予一个逻辑，仿佛全是齐白石有意设计出来的，也未必是这样。”
1916年，王闿运以83岁的高龄故去。得知消息，齐白石非常悲痛，专程前往哭奠。人生中与老师这十余年的交集，已然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一年，他将开始在北京定居，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6期）
木匠与经学大师的相遇
1899年1月，37岁的齐白石经人介绍，拿着自己的诗文、字、画、印章，前去拜访本地名士、时年66岁的王闿运 （湘绮）。齐白石走后，王闿运在当月20日的日记 （《湘绮楼日记》） 中记道：“看齐木匠刻印字画，又一寄禅张先生也。”寄禅是湘潭一位有名的和尚，同齐白石一样赤贫出身，本无力读书，发愤自学而后成名。数十年后在自述回忆中，齐白石还清楚记得这一初见面时带有预言与鼓励性质的评语。
往后数月，二人又多有来往。众人都劝齐白石拜王闿运为师，他却显得犹犹豫豫，弄得王闿运也莫名其妙，因为当时的人都以列入王门为荣。直到介绍人又来责问：“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招也招不来吗？”齐白石才终于在当年的10月，向王闿运正式拜师。事后证明，这一拜，也确乎改变了齐白石的命运。
今天齐白石家喻户晓，而王闿运已隐入历史的深处，除非对晚清历史有专门兴趣，未必一定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在拜师发生的时刻，二人的地位却与日后闻名程度截然对调。
37岁的齐白石在他人眼里第一身份仍是木匠，他的画、印才刚刚起步。彼时主掌“船山书院”的王闿运则处于人生威望的高峰。1891年，王闿运接手船山书院，任职长达25年直至去世，是这位晚清最重要的书院山长一生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段书院主讲生活。经过数年苦心经营，齐白石上门拜见时，船山书院已达鼎盛，在王闿运年谱中，那年的书院“诸生从学者众，斋舍不能容”，以至于不得不加盖学舍，“学在船山”的声名远扬四方。齐白石日后也解释自己最初之所以拖了许久才拜入王门，并非不愿意，正是当时王闿运威望太盛，许多人争相混作王门弟子在外卖弄，他怕人误会自己是有意借拜师抬高身份。
王闿运的声望不仅来自于在船山书院的经营，更与其此前传奇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和同时代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由科举起步，中得举人，但并未走仕途，而是选择了为权臣做幕僚的道路。26岁时，进京参加会试的王闿运结识清宗室权臣肃顺，颇受赏识，成为所谓“肃门五君子”之一。据传，曾国藩作为汉人而得到清廷重用，正是王闿运向肃顺推荐，肃顺进而向咸丰帝保举的结果。只是对于此事细节，学界多有争论，尚不能确证。但王闿运成功化解左宗棠被弹劾案则较为确凿。左宗棠初露头角后为满族大臣嫉妒，一度被押赴听审，斡旋过程中王闿运出力尤多，《清史稿》 记载：“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虽非朝廷正式官员，但王闿运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左右清朝政局的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可惜对有心实施纵横术救世的王闿运而言时运不济。1861年，咸丰帝去世，其临终前托付的肃顺等辅政八大臣在与慈禧一派的斗争中败下阵来，肃顺于当年被慈禧下令斩于菜市口，史称“辛酉政变”。自然，作为“肃党”的王闿运受到波及，虽然得到宽大处理未被惩处，但政治上从此不再得志。壮志未酬的王闿运希望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时局，于是主掌书院、广招门徒，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均用于学术和教育，终于在船山书院时期卓见成效。因为对经、史的精深研究，王闿运被人尊为“儒宗”，号称三千弟子遍布政学之界。“齐木匠”的来访与拜师正在此时发生。
虽然齐白石并未在书院中系统学习王派的经学学问，但师生关系确立之后，二人在数年内有一段颇为频繁的接触，时常谈艺论道。拜师两年后，齐白石从小最亲的祖母去世，齐白石悲痛不已，料理后事时，他请王闿运为祖母撰写墓志铭，自己亲手刻石。此后一生，齐白石也都对王闿运极为尊敬。
一位经学大师，为何要将一个木匠招入门下，齐白石又是怎样通过王闿运获益的呢？
湖湘江湖
古文学家、钱钟书之父钱基博曾对王闿运有一句著名的评价：“名满天下、谤满天下。”这一方面是指他的学术与政治活动引出的诸多争议，另一方面也形容其不羁的性格。
王闿运玩世不恭最著名的例子是与女仆厮混，尤其是让年迈的“周妈”朝夕不离左右。1914年，大总统袁世凯礼聘王闿运为国史馆馆长，二人正式会晤时他竟携周妈同往，且打趣地把袁世凯介绍给周妈，后人记载当时“世凯局促无以应”。当他因政治考量想辞去此官职时，竟又搬出周媽，主动斥责周妈以自己名义收受贿赂，“招摇撞骗、可恶至极”，却又表示自己“不能须臾离周妈”，于是只好辞职，几将此事变成闹剧。类似事件时有发生，欣赏的人称他是有魏晋风度的名士，厌恶的人则斥之为滑稽的封建遗老。
钱基博也写道，虽然王闿运诙诡玩世，在大情大义面前则是“风义不苟”。肃顺被斩后，生前门生都急于撇清和他的关系，唯独王闿运仍称其为“恩主”，甚至撰文伸冤，并且资助落败的肃家遗孀及后人。直到数十年后王闿运主掌船山书院时，一次夜中与人谈诗，又提及肃顺，悲叹“人诋逆臣，我自府主”，潸然泪下。
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邓锋认为，王闿运的气质可以用“江湖气”来概括，这或许来源于湖湘文化，也是他会收齐白石为徒的根本原因。“他本人的经历复杂，喜欢三教九流的人都聚拢在他身边，显示出自己的包容性，所以才有‘王门三匠’。”邓锋说。所谓“王门三匠”，指的是王闿运门下三个出身于工匠而非传统读书人的学生，齐白石作为木匠算其一，另两人是铜匠曾招吉、铁匠张仲飏。王闿运也有意将他们三人凑在一起。1904年，他叫齐白石、张仲飏与自己同游曾招吉所在的南昌，于是师徒四人在南昌汇合。
在南昌，许多达官贵人仰慕王闿运的名声前来拜访，王闿运也颇有几分自豪地将这“三匠”集体推出，介绍给他们。齐白石在自述中回忆：“仲飏和招吉，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我却怕和他们打着交道。”这一点也给王闿运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后来给齐白石的印章拓本写的序中形容他“非知交不妄应……有高世之志，而恂恂如不能言”。但性喜交游的王闿运还是鼓励齐白石多多交际，写给他的 《招引会客便笺》 中，要他与求印的主顾见面，还说“多见一人增一阅历，不必效孤僻一派”。 三匠中的另两人后来也颇有成就，铜匠曾招吉投身正兴起的科学事业，研究飞行器、火炮制造，曾协助名臣丁宝桢筹办山东和四川机器局;铁匠张仲飏转向读书人道路，参加科举做官未成后从事教育，当上湖南高等学堂教务长。不过齐白石对二人的“热衷功名”颇有不屑之意，在自述中说：“他们二人的学问，也许比我高明些，但是性情可不与我一样。”
真正对齐白石发展产生关键影响的，还是王闿运门下其他文人弟子。早年被邻村名士胡沁园赏识，是齐白石接触本地士绅文人圈的第一步，到拜入王门，以王闿运为领袖的“湖湘江湖”真正将他推向更高的平台。原上海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曾利用北京画院所藏齐白石日记、手稿及信札等资料梳理他一生中的“贵人”，发现中年以前基本都为湖南同乡，尤以众多王门师兄弟最为关键。
例如促成齐白石开始著名的“五出五归”游历第一步的夏寿田 （午诒），正是王闿运高徒。夏寿田本人于齐白石拜入王门的前一年，即1898年，中光绪朝科举一甲第二名进士 （榜眼），其父夏竹轩又是江西巡抚，如此出身本该与“芝木匠”无从交集。但夏寿田父子均受业于王闿运，夏寿田在齐白石拜入王门的第三年与这位匠人同门相识，颇欣赏他的艺术天才，于是劝他不要“诛守田园”，以教其如夫人书画的名义，请齐白石游历西安，让他第一次走到了湘潭之外的世界。齐白石的另一位贵人樊樊山，也是由夏寿田介绍，同样是王闿运的学生。后来樊、夏二人为齐白石撰写润格助其卖画卖印，润格均以“湘绮高弟子”开首，可见同门之情。其他王门弟子如杨度、杨庄、易实甫、陈兆奎、张篁溪等，都给过齐白石不同程度的关照。
在邓锋看来，齐白石、陈师曾相遇以及由此发生的齐白石“衰年变法”，是齐白石一生中艺术发展最关键的事件之一，以往认为这一相遇充满戏剧性，但其实背后与王闿运的门第渊源也有着极大的关系。“悬市待售，偶见叹赏，寻访会晤，即成莫逆。这是齐、陈相交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故事版本，出自齐白石本人的自述追忆，但却未必是事情真实的面貌。”邓锋说，根据他的研究，1936、1940、1962几个版本的齐白石自述回忆中，与陈师曾相遇的细节不断充实，逐渐演变成了今天大家熟知的那个“佳话”，而有的本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如湘潭同乡朱德裳，则因为日后与齐白石关系变得微妙，在回忆中“消失”了。“陈师曾对于齐白石的最初欣赏绝不仅仅只是出于画艺本身，其后的推广和宣传都有着共同的湖湘文化和同好友人作基础。”邓锋说。这个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杨昭儁、杨钧等均为王闿运的学生，陈师曾本人也与王闿运关系密切，早在齐白石之前就认识王闿运，其父陈三立更是王的挚友。
湖湘文化的江湖之中，王闿运是众人的领袖，齐白石通过这层师生关系得以进入其中，遇到了一位又一位或是提携自己或是在艺术上交流切磋的“贵人”。民国以后，齐白石与王闿运不再有那么多直接的密切接触，却仍继续受益，陈师曾等人从王闿运手中接过了接力棒，继续将齐白石这位他们珍视的“匠人同门”推向更高的高峰。
崩解的旧时代
就在齐白石开始了“五出五归”，从地方走向全国，步步高升的过程中，老师王闿运却渐渐开始走下坡路，目睹自己毕生搭建的学问大厦于眼前崩塌。
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光绪帝下诏成立京师大学堂，即今日的北京大学。这所以学习西方为核心要义之一的现代学校的诞生，预示着旧有的教育和知识体系即将没落。起草 《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 的梁启超，亦是王闿运的“徒子徒孙”之一，梁启超的老师是康有为，康有为的老师是廖平，而廖平正是王闿运的门生之一。1902年，清廷诏令全国书院改为学堂，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清朝尚未终结，传统学问已然风雨飘摇。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王闿运仍做着最后的努力，虽然为形势所迫对外声称船山书院亦当改制，实际敷衍应对，全力维系传统体制。直到民国初年，船山书院才最终被改为学堂，是最晚改制的书院之一。
王闿运虽为经、文大家，却对新学十分排斥，也相当无知，这一点已有定论。他曾写过 《嘲哈密瓜赋》，借嘲讽西域而来的哈密瓜而讥讽西洋学问，说哈密瓜“其为状，则猥琐宛转，拥肿卷曲……含之不冰，黏滞软涩……他国劣种，微感地气……而狂稚昏蒙轻薄之士，望风承旨，探头侧耳，摇唇嚼齿”。将怒气撒到哈密瓜身上，令今人读起来哭笑不得，却也能体会他面对新学大潮汹涌而来，尤其是其他知识分子纷纷“变节”时的愤懑与无力。对于自然科学技术，王闿运同样缺少了解，称火轮为“至拙之船”，称洋炮为“至蠢之器”。
但变革的时代已然到来。王闿运最看重的弟子之一，希望能将自己的“帝王之学”继承下去的杨度，也不顾他的反对，两度到日本留学，并且倡导同胞学习自然科学。作为政治上的守旧派，王闿运坚决反对维新运动，可“戊戌六君子”中竟有两人正是他器重的学生：杨锐、刘光第。王闿运生前已然目睹自己无论学术还是政治上的寄托，都已渺茫。
民国成立后，王闿运仍着旧朝服装，虽然一度接受袁世凯请他出任国史馆馆长的邀请，但他自己视作儿戏，还在任上时与学生开玩笑称：“民既无国，何史之有？惟有馆耳。贤契无事，可常来坐坐。”并最终上演借周妈辞职的闹剧。但他的威望仍在，不仅杨度等门生终生尊敬王闿运，谭嗣同等新派人物生前也对其诗文成就大加推崇。
江湖未散，大厦已塌，这或许是王闿运晚年的图景。此番情景，对王闿运而言也许凄凉，却给了他的学生们大展身手的好时机。不仅杨度等人在政治上纵横驰骋，即便无涉政治、学术的齐白石，也得益于旧体系的坍塌。
“齐白石只可能诞生在20世纪，早一个或两个世纪，齐白石都绝对出不来。”在邓锋看来，随着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文人系统在晚清民国的大变局中解体，原本狭窄的“文人”吸纳了更多支流。齐白石赶上这一时机，汇入其中。
齐白石一度对自己的身份很敏感，对于早年有人买自己的画却不要他写题款的事在回忆中记得十分清楚：“好像是：画是风雅的东西，我是算不得斯文中人，不是斯文人，不配题风雅画。”他也曾很努力地想向文人系统靠近。“比如他上世纪10年代学金农和八大，这两人都是很超逸的文人气质。还有他说自己‘诗第一’，背后也是文人画家诗、书、画、印的传统知识价值排序。”邓锋说。
但是到“衰年变法”，在陈师曾的点拨下，齐白石风格发生转变，表现出更多自己的东西，不再刻意摆脱民间性。陈师曾的这种点拨，也象征着整个文人世界的转变，新的评价标准之下，齐白石的“不一样”愈发成为优势。这种评判不局限于齐白石的画作而是其整体气质，胡适对他的诗文的高度评价即是一例。
作为王闿运的学生，齐白石向老师学习最多的具体技艺可能就是诗，但究竟有多少成效，则颇难给出结论。王闿运曾称他的诗是“薛蟠体”，薛蟠是 《红楼梦》 里的“呆霸王”，以喻其粗陋。王闿运和三匠在南昌同游，饮酒联句，三人均无法联上，于是齐白石宣称要从此去掉“借山吟馆”中“吟”字的故事广为人知 （虽然日后又有大量条幅重新题为“借山吟馆”）。不过在为齐白石编纂年谱的过程中，谈及齐诗与王诗，胡适写下了这样的按语：“白石虽然拜在湘绮门下，但他的性情与身世都使他学不会王湘绮那一套假古董，所以白石的诗与文都没有中他的毒。”
虽然胡适这番话難免有他作为文学革命参与者对王闿运一类传统诗文家的门户之见，但他欣赏齐白石身上那种由民间而来的朴实与天然，这正是传统文人不具备但新的时代所呼唤着的。胡适还尤其欣赏齐白石的传记性文字：“他没有受过中国文人学做文章的训练……用的字，造的句，往往是旧式古文骈文的作者不敢做或不能做的！”
至于齐白石在多大程度上有意保留自己身上的民间性，邓锋认为：“我想应该是介于有意和无意之间。他当然意识到了自己的不一样的宝贵之处，但他是一个很‘真’的人，骨子里的东西本就是摆脱不掉的。后世回看历史，往往把每个事件的发生都赋予一个逻辑，仿佛全是齐白石有意设计出来的，也未必是这样。”
1916年，王闿运以83岁的高龄故去。得知消息，齐白石非常悲痛，专程前往哭奠。人生中与老师这十余年的交集，已然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下一年，他将开始在北京定居，开启一段全新的生活。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8年第3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