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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柔美悠扬的旋律与上海滩“金嗓子”周璇的配唱，使人陶醉于十里洋场的繁华盛景之中。1937年底的法租界一片莺歌燕舞，而外围的华界却身处日军冰冷刺刀的统治下。人们习惯将1937年11月上海沦陷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的4年时间称为“上海孤岛时期”。作为“国中之国”的上海“孤岛”，究竟是怎样一番景象？
孤岛时期的血雨腥风
1937年8月13日，日军扩大了在华的侵略战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一三事变”。为了扼守长江口要冲，国民政府调集60余万兵力、180余架战斗机、17辆战车，在上海近郊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淞沪拉锯战。国民政府为此投入了京沪杭地区的全部精锐之师与之抗衡，日军为了达到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目的，相继投入了装备精良的30余万兵力、500余架战机、300辆坦克和130艘军舰，战争场面甚为惨烈。中国军队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分批撤出战场。11月9日，松江失陷，蒋介石下令撤退。11月12日，上海宣告沦陷。
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极大地改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位于苏州河以北的地区，包括公共租界在内的北区和东区以及华界管辖的闸北地区，曾经是20世纪初上海城市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淞沪会战期间，闸北与虹口成为中日两国军队对峙的前线，两区工业与居民住宅尽为灰烬，人民财产损失惨重。其他诸如杨树浦、南市、吴淞一带也是损失严重，无数建筑物葬身火海，上百万市民被迫避难到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因为租界尚处英、美、法等列强的控制下，惊惶的上海市民认为日本人不敢与欧美列强抗衡，租界无疑成为暂时的“避难天堂”。日军最终以武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并将上海改名为“大道市”。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也开始了长达4年的孤岛时期。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英美正式宣战。日军当日即进驻上海租界苏州河以南区域，上海全市至此全部沦陷，孤岛时期结束。
孤岛时期的上海在经历短暂低迷之后，随着资金流、人流与物流的大量涌入，加之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和内外交通的畅通，金融业、房地产业、轻工业、娱乐业等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畸形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日本当局并不满足这一现状，想方设法渗入租界，策划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地举行游行，向上海各界示威，显示其武力，这遭到了上海人民的激烈抗争。1937年12月3日上午，5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军列队通过公共租界，向租界当局示威。当队伍经过南京路抵达广西路口时，一位不知名的爱国青年手握手榴弹，纵身跃入队伍中，当场炸死炸伤日军3人，其本人被巡捕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日本侵略者为了向租界内渗透，教唆一批“绅商名望”打着“救济难民、恢复生产”的幌子，在外滩正金银行楼内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协会委员均为滞留在沪的知名商人与企业家。12月24日，市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准备会，并对外宣告将协会宣言与章程送达日本驻沪占领军，舆论一片哗然，上海市民均将此视为汉奸行为。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本是沪上知名慈善人士，也是法租界公董局最早的5名华董之一，囿于时局所迫参加了所谓的市民协会。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从寓所外出准备乘车时，被一个伪装成水果贩的国民党军统上海锄奸队员开枪击毙。为了对付军统的锄奸队，日军在虹口区组织了流氓特务组织“黄道会”，与军统潜伏特工暗地较劲。他们还在虹口新亚酒店内设有“兴亚会”，网罗地痞流氓，破坏租界秩序。一段时间内，租界内血雨腥风，暗杀不断。
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
炮火的硝烟还未散尽，奢靡的生活瞬间复活。据租界工部局记载，截至1938年底，租界内恢复生产的企业与新建的工厂数量达4700多家，已逾战前两倍之多。1939年，外埠迁至租界内的工厂多达1705家，尤以纺织业的复苏最为迅猛。据上海布厂同业公会调查， 1939年租界内新设织布、染织及手织厂823家，新增布机2.32万台，日夜运转每月可产棉布142 万匹，而工厂的利润是战前的2～3倍。外埠流入租界内的贫民给租界复工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蓬勃兴起的工商业使得上海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他们在孤岛内的奢华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外埠豪门富户携带大量钱财涌入沪上避难，使得租界内的日常消费品价格与房租节节攀升，租界内的黑市交易日益猖獗。
暴涨的人口和巨额的财富涌入租界，刺激了整个商业的空前兴旺。新新百货、先施百货这些沪上商业巨头在短暂的闭门歇业后，即刻复市。原本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陵东路一带的商铺发展到霞飞路、西藏路、静安寺路、同孚路等，商店数量也较战前增加了1～3倍。各色商店几乎天天顾客盈门，人如潮涌。倘若遇上过节，杂货店内总是挤得里3层外3层：“太太们却有一只椅子可坐，安闲地拣着上等的木耳、海参、香蕈、银鱼，和年轻的伙计谈着笑着，伙计一包包扎着绳，娘姨（女佣，上海话）便一包包往汽车里堆，汽车好像一个仓库！”
为了纾缓战争阴霾，租界内的娱乐业日臻兴盛。从孤岛时期出版的《申报》上可见，一面是前方战事的报道，一面是新电影、新戏曲的放映广告。上海的陷落似乎并没有给富家官宦带来多大影响，新的舞厅、酒吧一间接着一间，“会址宽敞，地板光滑，设置美化，音乐幽雅，所有会员，均当高尚仕女”。霞飞路、爱多亚路、朱葆三路等繁华地段的酒吧成为人们消遣的必去之地。正如《申报》所载：“巨大的霓虹彩色电炬字在街头闪烁，在门首炫耀，像少女的媚笑，又像孩童的跳跃，辅佐着玻璃门内洋溢出来的酒香和爵士乐调，给予孤独路人一种麻痹理智的引诱，使他们投向那醺醉、淫逸、颓废的园子里。”每间酒吧都配有乐师和舞女，漂亮的女侍也是必不可少的，只要“袋内有钱钞，尽可傲慢地搂住她们把杯同饮，胶着嘴唇甜吻，或者疯狂地戏狎”。除了本地客商，外国水手也是酒吧的常客，这些“远渡重洋的异族醉汉”，“钞票都是一卷卷的在那里交换着酒与女人，像播散种子似的，整条的朱葆三路上几乎尽是他们栽培出来的繁荣”。 电影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客满牌”常常高悬于门口，“兹就二租界内统计之，得大小电影院二十八家，其在虹口区域以及游戏场附设之电影场尚不在内”。此后因需求太大，又陆续兴建了一些新的影院，如1941年底落成的可容2000人观影的皇后大戏院耗资甚巨，为求壮观，还在其旁另建了一座宝塔。
旅居租界内的各国富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正如旅行家瓦尼娅·奥克斯在其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活似乎与1937年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其饭局、跳舞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大部分人受雇于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所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的美满生活又回来了。”繁盛的霞飞路上到处是白俄的珠宝店、菜馆、舞场、妓院……虽然这繁华的区域号称“小巴黎”，实际却已成为“圣彼得堡”。
普通大众的艰辛生活
受战事影响，江南地区的大批民众涌入租界避难，仅在上海沦陷一周内，便收讫难民81750人。囿于局势未稳，人们的粮食及住房问题难以解决。虽然租界当局与华人慈善机构大力赈济，但依旧杯水车薪，难民潮愈发严峻。1938年1月初，寒潮入袭上海，年前的23天内竟有万余人冻饿致死，其中小孩与青年占了四分之三。正如报刊所述：“这个‘孤岛’看上去恐怕已经变成‘死’岛了。”沪上各同业会、同乡会纷纷组织收容所及慈善机构，收容难民，给民以食，并发给遣散费助其早日返乡。直至1941年5月，仍有14580名难民滞留租界。
同属难民，滞留在沪的犹太难民似乎就要好过许多。1938年，纳粹德国掀起了反犹高潮。由于上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无需签证即可自由往来的城市，来沪避难外侨与日俱增。1938年7月第一批来沪犹太难民仅369人，至1939年夏，来沪犹太难民多达1.6万人。上海犹太社团和国际救援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安置救济这些难民。其中有早期来沪德国犹太人成立的“救济基金会”、塞法尔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由犹太巨富嘉道理家族召集成立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等，这些组织为犹太难民解决亟需的食品与住房问题。
安定下来的犹太难民不愿靠救济生活，开始自谋生路，靠着勤劳智慧，犹太难民使他们所在的虹口提篮桥一带逐渐繁荣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医院、剧场、报社、图书馆、美容院、广播电台等基础设施，该区域的繁华使其享有“小维也纳”的美誉。
黄包车夫是下层民众中的一个代表性群体，他们在“孤岛”的生活很是艰难。除了贫民失业者过多造成“车夫过多、生意清淡”之外，住房问题也深深困扰着他们，战前每月一两元的房租此时涨到了五六元。住房问题是困扰中下层民众的一个普遍难题。由于人多房少，“每一宅鸽笼子式的小屋子中总要住上好几家，每一个豆腐干般的小房间中总要住上好多人，这真合着昔人所谓‘蜗居’哩。在这种小房间中，吃饭拉屎洗澡睡觉全都在内，亲朋往来，还须充作会客室，俗语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确有些相像”。
工薪阶层指的是月收入三四十元的群体，他们是普通民众中的大多数，“像蚂蚁蜜蜂一般的勤劳，同样也像蚂蚁蜜蜂一般的微贱，老了病了死了，默默的从这个世界上消逝，再不留半点儿影踪”。他们在“孤岛”的生活也是很清苦的。由于人口暴涨，粮食蔬菜供不应求，加之商户囤积居奇，导致价格飙升。食物的匮乏和昂贵导致上海居民的营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不论在哪一个角落里，尤其是比较低层的穷困地方，总可以看到许多因为营养不足而有各种病态的人们”。煤炭、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与普通民众关系密切的各种出行方式也在涨价。生活的艰辛使得人们贫病交加，求生无路而选择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
【责任编辑】王 凯
孤岛时期的血雨腥风
1937年8月13日，日军扩大了在华的侵略战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八·一三事变”。为了扼守长江口要冲，国民政府调集60余万兵力、180余架战斗机、17辆战车，在上海近郊展开了长达3个月的淞沪拉锯战。国民政府为此投入了京沪杭地区的全部精锐之师与之抗衡，日军为了达到3个月内灭亡中国的目的，相继投入了装备精良的30余万兵力、500余架战机、300辆坦克和130艘军舰，战争场面甚为惨烈。中国军队终因寡不敌众，不得不分批撤出战场。11月9日，松江失陷，蒋介石下令撤退。11月12日，上海宣告沦陷。
持续3个月的淞沪会战极大地改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位于苏州河以北的地区，包括公共租界在内的北区和东区以及华界管辖的闸北地区，曾经是20世纪初上海城市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淞沪会战期间，闸北与虹口成为中日两国军队对峙的前线，两区工业与居民住宅尽为灰烬，人民财产损失惨重。其他诸如杨树浦、南市、吴淞一带也是损失严重，无数建筑物葬身火海，上百万市民被迫避难到苏州河以南的租界地区。因为租界尚处英、美、法等列强的控制下，惊惶的上海市民认为日本人不敢与欧美列强抗衡，租界无疑成为暂时的“避难天堂”。日军最终以武力占领了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并将上海改名为“大道市”。上海法租界和苏州河以南的半个上海公共租界也开始了长达4年的孤岛时期。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向英美正式宣战。日军当日即进驻上海租界苏州河以南区域，上海全市至此全部沦陷，孤岛时期结束。
孤岛时期的上海在经历短暂低迷之后，随着资金流、人流与物流的大量涌入，加之社会秩序相对安定和内外交通的畅通，金融业、房地产业、轻工业、娱乐业等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畸形繁荣景象。与此同时，日本当局并不满足这一现状，想方设法渗入租界，策划在上海公共租界、法租界等地举行游行，向上海各界示威，显示其武力，这遭到了上海人民的激烈抗争。1937年12月3日上午，5000余名装备精良的日军列队通过公共租界，向租界当局示威。当队伍经过南京路抵达广西路口时，一位不知名的爱国青年手握手榴弹，纵身跃入队伍中，当场炸死炸伤日军3人，其本人被巡捕开枪击中，壮烈牺牲。
日本侵略者为了向租界内渗透，教唆一批“绅商名望”打着“救济难民、恢复生产”的幌子，在外滩正金银行楼内成立了“上海市民协会”，协会委员均为滞留在沪的知名商人与企业家。12月24日，市民协会召开第一次准备会，并对外宣告将协会宣言与章程送达日本驻沪占领军，舆论一片哗然，上海市民均将此视为汉奸行为。南市水电公司总经理陆伯鸿本是沪上知名慈善人士，也是法租界公董局最早的5名华董之一，囿于时局所迫参加了所谓的市民协会。1937年12月30日，陆伯鸿从寓所外出准备乘车时，被一个伪装成水果贩的国民党军统上海锄奸队员开枪击毙。为了对付军统的锄奸队，日军在虹口区组织了流氓特务组织“黄道会”，与军统潜伏特工暗地较劲。他们还在虹口新亚酒店内设有“兴亚会”，网罗地痞流氓，破坏租界秩序。一段时间内，租界内血雨腥风，暗杀不断。
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
炮火的硝烟还未散尽，奢靡的生活瞬间复活。据租界工部局记载，截至1938年底，租界内恢复生产的企业与新建的工厂数量达4700多家，已逾战前两倍之多。1939年，外埠迁至租界内的工厂多达1705家，尤以纺织业的复苏最为迅猛。据上海布厂同业公会调查， 1939年租界内新设织布、染织及手织厂823家，新增布机2.32万台，日夜运转每月可产棉布142 万匹，而工厂的利润是战前的2～3倍。外埠流入租界内的贫民给租界复工带来了丰富的劳动力，蓬勃兴起的工商业使得上海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为他们在孤岛内的奢华生活提供了物质保障。外埠豪门富户携带大量钱财涌入沪上避难，使得租界内的日常消费品价格与房租节节攀升，租界内的黑市交易日益猖獗。
暴涨的人口和巨额的财富涌入租界，刺激了整个商业的空前兴旺。新新百货、先施百货这些沪上商业巨头在短暂的闭门歇业后，即刻复市。原本集中在南京东路、广东路、金陵东路一带的商铺发展到霞飞路、西藏路、静安寺路、同孚路等，商店数量也较战前增加了1～3倍。各色商店几乎天天顾客盈门，人如潮涌。倘若遇上过节，杂货店内总是挤得里3层外3层：“太太们却有一只椅子可坐，安闲地拣着上等的木耳、海参、香蕈、银鱼，和年轻的伙计谈着笑着，伙计一包包扎着绳，娘姨（女佣，上海话）便一包包往汽车里堆，汽车好像一个仓库！”
为了纾缓战争阴霾，租界内的娱乐业日臻兴盛。从孤岛时期出版的《申报》上可见，一面是前方战事的报道，一面是新电影、新戏曲的放映广告。上海的陷落似乎并没有给富家官宦带来多大影响，新的舞厅、酒吧一间接着一间，“会址宽敞，地板光滑，设置美化，音乐幽雅，所有会员，均当高尚仕女”。霞飞路、爱多亚路、朱葆三路等繁华地段的酒吧成为人们消遣的必去之地。正如《申报》所载：“巨大的霓虹彩色电炬字在街头闪烁，在门首炫耀，像少女的媚笑，又像孩童的跳跃，辅佐着玻璃门内洋溢出来的酒香和爵士乐调，给予孤独路人一种麻痹理智的引诱，使他们投向那醺醉、淫逸、颓废的园子里。”每间酒吧都配有乐师和舞女，漂亮的女侍也是必不可少的，只要“袋内有钱钞，尽可傲慢地搂住她们把杯同饮，胶着嘴唇甜吻，或者疯狂地戏狎”。除了本地客商，外国水手也是酒吧的常客，这些“远渡重洋的异族醉汉”，“钞票都是一卷卷的在那里交换着酒与女人，像播散种子似的，整条的朱葆三路上几乎尽是他们栽培出来的繁荣”。 电影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客满牌”常常高悬于门口，“兹就二租界内统计之，得大小电影院二十八家，其在虹口区域以及游戏场附设之电影场尚不在内”。此后因需求太大，又陆续兴建了一些新的影院，如1941年底落成的可容2000人观影的皇后大戏院耗资甚巨，为求壮观，还在其旁另建了一座宝塔。
旅居租界内的各国富侨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正如旅行家瓦尼娅·奥克斯在其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活似乎与1937年前的模式完全相同，而其饭局、跳舞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大部分人受雇于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所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的美满生活又回来了。”繁盛的霞飞路上到处是白俄的珠宝店、菜馆、舞场、妓院……虽然这繁华的区域号称“小巴黎”，实际却已成为“圣彼得堡”。
普通大众的艰辛生活
受战事影响，江南地区的大批民众涌入租界避难，仅在上海沦陷一周内，便收讫难民81750人。囿于局势未稳，人们的粮食及住房问题难以解决。虽然租界当局与华人慈善机构大力赈济，但依旧杯水车薪，难民潮愈发严峻。1938年1月初，寒潮入袭上海，年前的23天内竟有万余人冻饿致死，其中小孩与青年占了四分之三。正如报刊所述：“这个‘孤岛’看上去恐怕已经变成‘死’岛了。”沪上各同业会、同乡会纷纷组织收容所及慈善机构，收容难民，给民以食，并发给遣散费助其早日返乡。直至1941年5月，仍有14580名难民滞留租界。
同属难民，滞留在沪的犹太难民似乎就要好过许多。1938年，纳粹德国掀起了反犹高潮。由于上海是世界上为数不多无需签证即可自由往来的城市，来沪避难外侨与日俱增。1938年7月第一批来沪犹太难民仅369人，至1939年夏，来沪犹太难民多达1.6万人。上海犹太社团和国际救援组织纷纷采取措施，安置救济这些难民。其中有早期来沪德国犹太人成立的“救济基金会”、塞法尔迪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组成的“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由犹太巨富嘉道理家族召集成立的“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等，这些组织为犹太难民解决亟需的食品与住房问题。
安定下来的犹太难民不愿靠救济生活，开始自谋生路，靠着勤劳智慧，犹太难民使他们所在的虹口提篮桥一带逐渐繁荣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医院、剧场、报社、图书馆、美容院、广播电台等基础设施，该区域的繁华使其享有“小维也纳”的美誉。
黄包车夫是下层民众中的一个代表性群体，他们在“孤岛”的生活很是艰难。除了贫民失业者过多造成“车夫过多、生意清淡”之外，住房问题也深深困扰着他们，战前每月一两元的房租此时涨到了五六元。住房问题是困扰中下层民众的一个普遍难题。由于人多房少，“每一宅鸽笼子式的小屋子中总要住上好几家，每一个豆腐干般的小房间中总要住上好多人，这真合着昔人所谓‘蜗居’哩。在这种小房间中，吃饭拉屎洗澡睡觉全都在内，亲朋往来，还须充作会客室，俗语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确有些相像”。
工薪阶层指的是月收入三四十元的群体，他们是普通民众中的大多数，“像蚂蚁蜜蜂一般的勤劳，同样也像蚂蚁蜜蜂一般的微贱，老了病了死了，默默的从这个世界上消逝，再不留半点儿影踪”。他们在“孤岛”的生活也是很清苦的。由于人口暴涨，粮食蔬菜供不应求，加之商户囤积居奇，导致价格飙升。食物的匮乏和昂贵导致上海居民的营养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不论在哪一个角落里，尤其是比较低层的穷困地方，总可以看到许多因为营养不足而有各种病态的人们”。煤炭、水、电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也一路飙升，与普通民众关系密切的各种出行方式也在涨价。生活的艰辛使得人们贫病交加，求生无路而选择自杀的悲剧时有发生。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