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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0日，蒋介石派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3月19日，胡部突击营营长应启新进入延安，军队冲进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时，早已人去楼空，地下室里毛泽东的茶杯还是温的。日后，国民党军自我检讨，“前锋部队只差400米之遥，没追到毛先生”。一说原因是“突击营向导是共产党派来的”；二说是国防部作战次长刘为章(刘斐)泄露情报给共产党；三说胡宗南的机要参谋熊向晖是共产党地下党员。但不论何说准确，蒋介石眼看得意门生胡宗南劳师动众、大张旗鼓，最终仍让毛泽东从眼皮底下成功撤退，只攻下一座延安空城，心里的气愤可想而知。胡宗南自此与接班无缘。
事实上，胡宗南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他的部属中竟有三位亲信同为中共谍报人员。这三人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这堪称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这三位谍报英雄便是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
周恩来的闲棋冷子
“后三杰”分别毕业于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抗战前，熊向晖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在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而陈忠经更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
论年纪，熊向晖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但在参加革命上，熊向晖却走到了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晖就通过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杨学诚加入了中共，时间是1936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人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
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正值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期潜伏，做一枚国共对弈中的闲棋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这一闲就闲了五年，五年磨一剑，一朝出鞘，寒气逼人。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事实证明，周恩来这一着闲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联络。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中共中央随即撇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对“后三杰”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身份暴露两度惊魂
潜伏十三年，熊向晖等三人身在敌营，处处险境，行差踏错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十三年间，他们遭遇过两次身份暴露的惊魂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来在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赴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时，在机上不慎遗失一个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所幸马歇尔将记事本归还给了周恩来，也没有向国民党透露此事，在外躲避了一阵子的熊向晖虚惊一场。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数十名谍报人员被捕，其中就包括王石坚。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晖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已经人在美国，军统也鞭长莫及，加之胡宗南为求自保极力将此事压下。惊魂之后，“后三杰”都平安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7月，熊向晖从美国回国后，随罗青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他谈到西安的情报工作，也谈到王石坚出事后他的分析和判断。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看到，下令查办，必然一查到底。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蒋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胡宗南一定会压住。其实王石坚有没有供出你们，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30多年后，周恩来的分析得到验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军统内幕》中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外交三杰
1947年秋，熊向晖进入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学习；陈忠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申健则赴美国西保大学。三人于1949年建国前后回到祖国。熊向晖此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担任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陈忠经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申健则长期担任外派大使。1972年，53岁的熊向晖以周恩来助理的身份亲身见证了尼克松访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向晖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间谍。因为在对手心脏从事地下工作的谍报人员，往往难逃暴露危险。熊向晖不但圆满完成使命，更毫发未损全身而退，还得到对手资助出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归，再服务于新中国外交界，一直做到部长级高官。估计在古今中外间谍史上，是难得的特例。
事实上，胡宗南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他的部属中竟有三位亲信同为中共谍报人员。这三人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这堪称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这三位谍报英雄便是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
周恩来的闲棋冷子
“后三杰”分别毕业于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抗战前，熊向晖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在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而陈忠经更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学生领袖。
论年纪，熊向晖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但在参加革命上，熊向晖却走到了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晖就通过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杨学诚加入了中共，时间是1936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人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
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正值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期潜伏，做一枚国共对弈中的闲棋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这一闲就闲了五年，五年磨一剑，一朝出鞘，寒气逼人。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事实证明，周恩来这一着闲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联络。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中共中央随即撇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对“后三杰”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身份暴露两度惊魂
潜伏十三年，熊向晖等三人身在敌营，处处险境，行差踏错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十三年间，他们遭遇过两次身份暴露的惊魂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来在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赴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时，在机上不慎遗失一个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所幸马歇尔将记事本归还给了周恩来，也没有向国民党透露此事，在外躲避了一阵子的熊向晖虚惊一场。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数十名谍报人员被捕，其中就包括王石坚。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晖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已经人在美国，军统也鞭长莫及，加之胡宗南为求自保极力将此事压下。惊魂之后，“后三杰”都平安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7月，熊向晖从美国回国后，随罗青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他谈到西安的情报工作，也谈到王石坚出事后他的分析和判断。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样。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看到，下令查办，必然一查到底。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蒋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胡宗南一定会压住。其实王石坚有没有供出你们，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30多年后，周恩来的分析得到验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军统内幕》中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共党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外交三杰
1947年秋，熊向晖进入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学习；陈忠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申健则赴美国西保大学。三人于1949年建国前后回到祖国。熊向晖此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担任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陈忠经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申健则长期担任外派大使。1972年，53岁的熊向晖以周恩来助理的身份亲身见证了尼克松访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向晖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间谍。因为在对手心脏从事地下工作的谍报人员，往往难逃暴露危险。熊向晖不但圆满完成使命，更毫发未损全身而退，还得到对手资助出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归，再服务于新中国外交界，一直做到部长级高官。估计在古今中外间谍史上，是难得的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