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变革之路的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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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奥巴马时代,中美关系会比过去更好。我个人认为,中美对话的级别应该由副部长级别提高到元首级别。两国的军事及军事技术交流还应有更大的空间,比如中东问题,两国军方的高层都还没有坐下来交流过彼此的看法。
  
  美国新总统奥巴马入主白宫两个月,人们已走出了最初的激动和喜悦,开始用理性的眼光注视着由奥巴马所领导的美国“变革”之路。纵观历史,变革从来就是一件艰巨的事情,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而美国的变革,无论变好或者变坏,都将对当今的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
  
  布什的遗产
  
  《南风窗》:奥巴马终于顺利入主白宫了,他从小布什总统手里接过的是怎样一个美国?他给奥巴马留下了哪些好的遗产和棘手的问题?
  金瑞柏:具体来讲,就中美关系而言,尽管小布什总统刚上任时有过小小的摩擦,但后来他及时调整了对华政策,现在中美关系是很好的。这样的结果不仅给中美双方带来好处,而且有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面对当今的朝核危机、全球金融危机、环保、全球气候变暖等很多领域的问题,我们双方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合适的架构,使大家都可以坐下来参与讨论,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奥巴马总统上台后,他与小布什总统在很多方面会有相似的地方,但肯定会有局部的调整。我们非常珍惜双方已经开始的合作,应该会更加全面而细致地处理今后遇到的问题,对此我很有信心,因为从尼克松总统以来,我们一直就是这样做的。这些年的中美关系是比较成功的,这是小布什总统留下的好的遗产。
  除此之外,对于非洲问题的处理,小布什总统做得也是相当不错的。他意识到,必须与其他国家一起共同找到更加明确的办法来帮助解决非洲面临的问题,比如艾滋病及其它传染疾病的防治。2001年的时候,小布什总统也曾说;我们要在很多方面以谦逊的姿态与世界一起合作解决问题。
  
  当然他也留给奥巴马总统不少问题,因此新总统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
  奥巴马总统表示,他决定在上任后16个月从伊拉克撤军,这件事他可能做得到也可能做不到,他需要咨询前线指挥官的看法,看来要做到这一点,还有相当大的难度,时间也会比较长,但他有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在阿富汗,那里的冲突非常严重,危机四伏。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在9·11后力量获得发展,变得更加强大了。另外就是拥有核武器的巴基斯坦。
  奥巴马总统在竞选中就提出: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方法。新政府意识到不应该再沿用过去那种单一的方法,而是应该集中考虑这些问题:比如将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和巴基斯坦的核武器问题放在一起解决。将中东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哈马斯组织放在一起考虑。总之,应该从全局考虑,找到一种有效的途径介入。过去国务院与国防部各自为政,常常意见相左。但现在奥巴马要改变这种方式,更全面、更规范地解决这些问题。
  回到中东问题,我们现在是先派特使去那里了解情况,然后再组织多个部门协商。由于美国的体制,总统不可能事事都说了算,他必须说服相关部门同意他的主张,然后形成一种新的政策去有效地解决问题。过去小布什政府只是以单边的方式来考虑外交问题,而奥巴马政府更多的是考虑多边的合作及美国的善意,他知道不能什么事情都以美国的方式、立场和利益来解决美国与别的国家的问题。你看看这张立在我们身旁的奥巴马照片,这位总统希望世界了解美国的做法,并且希望得到世界对美国的尊重和理解。即使真的美国的做法不受到尊重,他也仍然希望世界能了解美国的善意。与上届政府相比,这是非常突出的改变。
  《南风窗》:在您看来,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有何不同?
  金瑞柏:小布什政府很多时候都把事情分成非白即黑,顺我者友,逆我者敌的思维方式,这种做法所带来的不好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奥巴马政府决定以善意、全面而细致的方式,解决上届政府所遗留下来的棘手问题。奥巴马总统的视野与小布什總统相比是比较广阔的,小布什总统一旦做了决定就绝不回头,他不反思自己所做的决定,而奥巴马总统在这方面很不相同,他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复杂,角度更加广阔。在保护美国人民的利益问题上,奥巴马总统的态度是坚决的。如果美国人民及其利益受到恐怖主义威胁时,他会坚决捍卫和保护。
  目前,美国和欧盟之间主要是经济上的问题,我觉得,很多欧洲的朋友轻易地就把这次金融危机归咎于美国,认为是美国造成的。那么我想在过去那些时候,他们不也买了很多次贷产品?出现问题后就过多地指责和抱怨,这样做对解决问题于事无补。对于欧盟来说,希望他们看到奥巴马总统的新做法。大家要同心面对危机,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也知道,过去小布什时期对欧盟的单边路线,使欧盟对美国产生了不信任感,我希望欧盟能看到奥巴马总统的善意,我引用新总统的一句话:“美国在领路,但美国也会聆听。”这一点也是跟小布什时期不同的。
  奥巴马总统跟布什总统还有很不同的一点是,前者会参与全方位的工作,而后者就不是这样。比如在第一任的时候布什很关心朝核问题,但在第二任时,他却没有再跟进这个问题,他把反恐放在第一位,其他问题就摆在了次要的位置。当然在后来他也意识到除了反恐问题,其他问题也要跟进,他觉得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应该跟中国好好合作,伊朗问题应该跟欧盟和俄罗斯协商,现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同时,他也发觉应该改变过去仅靠军事力量来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应该更多地利用外交工具、用“软实力”来解决问题。这也是小布什的另一个“遗产”。
  
  奥巴马的“美国梦”
  
  《南风窗》:那您是如何理解“软实力”和“巧实力”的?
  金瑞柏:“软实力”多运用教育的方式和提供帮助的方式,比如提供艾滋病防治、民间交流等。而“巧实力”是兼有软实力和硬实力,该软的时候软;而对一些危害美国利益的事情,则该硬的时候硬,因势利导,它比“软实力”具有更高水平和层次。我们还应该看到,这届奥巴马政府不只有一位共和党人做部长,除了打算任用共和党人奎格做商务部长(虽然没有通过这个提案)外,交通部长也是共和党人。这在以往的政府是很少见的,以前顶多会留用一位,现在是三位。同时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他任用了很多以前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这样一来,这些人在国会跟过去的同事进行沟通时就容易多了,有利于达成共识。同时他还希望更多地利用共和党的力量,这样他所提的议案就比较容易通过,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另外,竞选时的口号和做法,往往会跟执政时不一样,这点奥巴马也不例外。
  《南风窗》:奥巴马是以“变革(change)”作为竞选理念赢得选民的,那么美国人民希望他把美国变成什么样子?在美国以外的人看来,美国仍然是那么富有和强大,美国人 民到底对现状有什么不满?与此同时,变革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是变得更好,二是更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金瑞柏:首先,在对奥巴马寄予厚望的同时,美国的老百姓也知道,要解决过去的问题,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不是马上就能实现的。另外,美国民众最不满意的是上一任政府对于金融界缺乏有效的监管,同时对人民缺乏一种关怀,这种缺失具体体现在对民众的基本公共利益没有很好的保护。比如对一些金融产品的监管,拿次贷来说,那些投行和基金公司,把毫无价值又充满风险的产品,评为3A级,然后随意让它在市场上发行。而美国的证监会只关注大企业的利益,并没有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监督,忽视广大民众的利益。整个国家的金融体制就像开着车睡着了,完全处于失控状态。
  现在全世界人民对奥巴马有很高的期待,当然变革也同时存在变好或者变坏两种不同的状况,但我觉得现在对此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至少应该在半年后才能看出到底是可能变好还是变坏。奥巴马总统非常清楚,他上台后首要解决的问题是提高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他觉得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应该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一起合作,才能实现预期的目标。
  《南风窗》: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需要别的国家帮助?美国的困难需要中国帮助?
  金瑞柏:这个观点一点也不新奇,内政离不开外交,美国的问题有国际化的因素。尽管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想保护好自己国家的利益,但在越来越全球化的时代,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自解决好问题,所以必须跟其他国家联手合作。目前美国处于困境之中,我们当然需要别的国家的帮助和支持。另外,解决这些问题是“渐进式”的进程,不可能马上成功。奥巴马总统表示会用全球的视野和角度来解决他今后面临的国内国际问题。
  《南风窗》:奥巴马在他的亲笔自传《无畏的希望》一书中重申了“美国梦”。我们知道。从胡佛总统开始提出“美国梦”,到现在奥巴马的“美国梦”,这之间相隔了近百年,真可谓道不尽的百年“美国梦”。那么奥巴马说的“美国梦”究竟是什么,他将如何去追求?您是怎么解读他的“美国梦”的?
  金瑞柏:每一个人的“美国梦”都不一样,但奥巴马的“美国梦”一定不是仅仅做一位美国总统,而是在这个位置上“为人民服务”。在近100年前,胡佛总统认为,老百姓的“美国梦”是每家锅里有一只鸡,有一幢房,有一辆汽车。今天一般美国老百姓的“美国梦”仍然是跟过去差不多,因为这些都是人的基本需求。在美国,还有很多人在为好的房子、好的汽车而勤奋工作。我的“美国梦”是做驻广州的总领事。很多年前,马丁·路德·金就说过:“有一天,美国不再以肤色来衡量一个人,而是以品德来衡量一个人,人们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人们可以更加健康和长寿,小孩子有更美好的未来。”我想,这正是今天大家共同的“美国梦”的一部分。
  《南风窗》:从竞选开始,到就职典礼上的演讲,我们不难看出奥巴马总统的一些理念,他极推崇林肯总统和罗斯福总统,十分欣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强调现在“可以重建”,并“使之适应新的时代”。也就是说,他可能会重新用凯恩斯的那套经济理论,问题是,今日的美国跟“大萧条”时的情况已经很不一样,时代在变,用那套理论能解决今日“美式资本主义”的经济难题吗?
  金瑞柏:我想这是两种理念上的区别,奥巴马不是要像过去罗斯福时期那样进行政府干预,而是要找到一种恰当的方式,通过政府合适的作为,重新让人民掌握经济权力,这样就使人们误以为国家要走过去的路子。政府要做到对市场有效的监控,而不是过度的监控。政府是要保护“美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而不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当然过去的做法也是值得赞许的,比如保障工人的安全、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及艾森豪威尔时期的政府加强对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资金交给有经验的人,尽快把市场恢复起来,这样才能使经济良性发展。
  政府不能操控一切,该政府做的就政府做,不该政府做的,政府不能越位。凯恩斯那套做法未必就对今日的美国合适,因为政府不可能完全靠庞大的赤字来维持运作,这样做是不现实的。里根总统和布什总统都使用过减税的方法来刺激经济,但结果证明,这种措施实行到最后,政府就没了财政收入。因此,奥巴马需要找到合适的办法使市场尽快恢复,使经济尽快复苏。这是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至于最后效果是否理想,我还是那观点,半年后我们再回过头印证。
  《南风窗》:总的说来,机遇和挑战从来都是并存的。奥巴马自己也承认,他是承诺多于经验,现在是转向治理国家的时候了。请您谈谈奥巴马今后的机遇和困难。
  金瑞柏:我想这个问题在此就不展开来讲了。总的说来,他的潜力难以估量,他的困難前所未有。奥巴马总统对此有充分的了解,他只有组织好团队,搞好美国的经济,才不会令民众失望。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我们要么团结在一起,要么就一个个被绞死。”虽然他现在才刚刚上台,但他已经把手伸给了共和党;对于一些与美国有分歧的国家,他愿意松开拳头伸手与他们相握。
  
  中美关系新篇章
  
  《南风窗》:在很多公开场合,奥巴马都提到了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果能解决预算的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大胆地推测,这几类行业将是带领美国从此次经济低谷向下一个高峰攀升的领军行业呢?
  金瑞柏:目前我还不清楚奥巴马政府到底有多少预算是用在这些领域的。美国经济的改革一定要从金融改革开始。新能源、新技术、可替代能源等领域在未来会有很突出的作用,这是肯定的。但是,要发展这些领域,首先要有稳定的金融体系来支持,提供帮助和融资。最有效的解决方法,不是全靠政府分配资源和决策,而是靠市场机制来调节这些要素资源。政府能做到的是提供一些资金的支持,但政府不能包揽一切,替市场做主和决策。
  《南风窗》:如果中国希望能够与美国在新能源、可再生资源、环保和金融等领域进行合作,那么美国方面有没有可能有相应的具体举措来促进双方的进一步合作?
  金瑞柏:我想这应该是由民间进行,不完全是由政府操办。要实现双方的合作更多是依靠企业、大学、基金会和商会这些机构来运作。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对此都有基本看法:属于市场行为的,应该由市场来调节,让资源配置产生最大的效率和效益。任何时候,政府都不该对市场过度操控和介入。
  《南风窗》:今年正好是中美建交30周年,我们非常想了解,带有奥巴马特色的中美关系会是怎么样的?
  金瑞柏:中美关系已有很好的开端。在小布什总统离任前的一个月,北京举行了中美建交30周年的重大庆典,像前总统卡特、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前驻华大使等很多前美国高层都来北京参加了这次活动。现在是要关注奥巴马总统以后会把什么问题带到台面上来。日前,胡主席和奥巴马总统相互通了电话,从中外媒体的反映来看,双方通话的气氛是良好的,并且都一致认为中美合作应该继续下去。
  我希望奥巴马时代,中美关系会比过去更好,至于与小布什总统的中美关系会有什么不同,现在我还没看出来。我们还会继续小布什已建立好的架构——在能源、科技等方面与中国对话和合作、朝核问题的会谈、加强亚太区域合作和战略经济对话。我个人认为,今后中美对话的级别应该由原来的副部长级别提高到元首级别,两国的元首不要两三年才见一次面,最好每年都见面。
  另外,中美双方还应该拓宽话题:比如战略性的话题,特别是中美两国的军事及军事技术交流还应有更大的空间。美国的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跟中国的国防部、总参谋部可以进行对话和交流,可以讨论更多更高层次的问题;比如中东问题,两国军方的高层都还没有坐下来交流过彼此的看法。解决巴以冲突,我们认为需要跟中国军方交流,使我们能够找到更恰当的方法来处理好这个地区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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