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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去年12月27日上午，发生在德黑兰大街上的一幕，伊朗以外、仅凭TWTTER和一些网站、博客了解伊朗局势的人，感觉恐怕与坐过山车无异：几乎突如其来间，“伊朗爆发革命”、“警察倒戈”、“伊斯兰政体面临末日”之类图文并茂、生动鲜活的信息蜂拥而出，让一些人欢呼雀跃，更多的人惊愕莫名；欢呼声尚未平息，“军警开枪”、“街头喋血”、“穆萨维侄子遇害”等消息接连传出，刚刚还气势如虹的“伊朗革命大军”顷刻间作鸟兽散，令境外的“围观群众”错愕之余，颇有些丈二和尚摸不清头脑之憾。
伊朗到底怎么了?伊朗反对派究竟要做什么?他们有没有和体制抗衡的意愿与实力?
蒙塔泽里去世与阿舒拉节
12月26日，曾被指定为霍梅尼接班人的蒙塔泽里因病去世。这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曾是霍梅尼最得意的臂助，却因一系列政见分歧最终被打入冷宫，晚年的他不断批评“某些现任领导人”剥夺伊朗人的自由和人权，主张伊朗“反省过去的错误”、“不要让外人以为伊斯兰共和国是野蛮的屠夫”，并在2009年6月的选举风波中，自始至终站在反内贾德的一边。他的死适逢第二天阿舒拉节，即先知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遇难的纪念日，传统上这一天被视作“抗争的日子”，而伊朗行政当局对反对派的压制，以及对蒙塔泽里追悼仪式的压抑，都让许多人预言，12月27日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天”。
据当地媒体报道，正式的葬礼是在距德黑兰125公里的圣城库姆举行的，时间是12月27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上午5时30分。而在蒙塔泽里的家乡伊斯法罕省纳贾法巴德镇也有纪念活动，可是昙花一现的“革命”却爆发在首都德黑兰：当天在德黑兰的革命大街，示威者自东向西进行游行示威，示威过程中，据称上万的示威者忽然出现在示威路线以外的小道，令警察措手不及，随后就发生了至今理不清头绪的一幕：暴力、镇压，包括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侄子阿里·穆萨维在内至少4人死亡，数百人被拘捕。
虽然过程脉络不清，但结果是一清二楚的：反对派的兴奋只持续了几小时，而哈梅内伊－内贾德体制依然主宰着伊朗政治。
蒙塔泽里：是自由派的象征，但不是自由派
蒙塔泽里的确是自由派的象征，但他并非一个自由派人物。
的确，他反对霍梅尼判处托什迪死刑，主张更民主、更宽容的政体，反对“假冒伊斯兰革命名义，行独裁政治之实”，并曾激烈抨击哈梅内伊，甚至质疑其统治的合法性。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承认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前提下：他和霍梅尼的激辩，是“以《古兰经》名义反对另一种《古兰经》名义”；他主张的民主、宽容，是建立在伊斯兰共和国政体上的民主、宽容；他质疑哈梅内伊的根据同样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教合一的原则——“火箭提拔”的哈梅内伊，没有直升“大阿亚图拉”的资格。
尽管他的获释拜了改革派前总统哈塔米所赐，但他本人并未参加过哪怕一次反政府示威，甚至他的至亲们也未参加；他虽然被边缘化，但仍是大阿亚图拉，受到相当一部分体制内神职人员的尊崇。哈梅内伊和他恩怨极深，却也在其去世后发布讣告，给予高度评价(这点和内贾德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正因如此，利用蒙塔泽里之死掀起抗争高潮，可谓看似聪明、实则盲目的一招。
固然，蒙塔泽里的追随者很多，这些追随者对内贾德的压制十分不满，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改革派，或者充其量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希望有一个如蒙塔泽里般的“好阿亚图拉”执掌伊朗大权，取代“坏阿亚图拉”，而不是彻底颠覆伊斯兰共和国政体，因为正如蒙塔泽里所言，这个政教合一的框架“犹如他的亲儿子一般”。
可想而知，当自由派突然发难，并毫不隐晦地将矛头直指伊斯兰体制时，这些蒙塔泽里追随者是多么错愕和进退失据。很显然，他们并没有颠覆伊斯兰政体的心理准备，因此当镇压的力量开始发力，他们便理所当然地四散而去——本来，他们也没打算真的“革伊斯兰革命的命”。
伊朗自由派将蒙塔泽里树为象征，原本无可厚非，但他们将蒙塔泽里的追随者视作“天然盟友”，则是犯了天大的错误。
流水的营盘流水的兵
哈梅内伊一内贾德阵营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前者对后者的袒护与其说志同道合，毋宁说是审时度势而作出的政治抉择。当个性张扬的内贾德在某些问题上脱离哈梅内伊轨道时，神权的干涉从来就不会有任何犹豫。
然而和保守派相比，改革派的阵营则更加混乱。
在哈塔米时代，改革派内部虽然同样派系繁杂，但大体上还能捏合成型。哈塔米退隐后，穆萨维接掌大旗，但他早期的历史被许多自由派人士质疑，而“反对派大联合”反倒让力量变得更加分散。
即以2009年6月大选而论，所谓的“改革派”阵营中，有自由派教士卡鲁比，年轻的保守派人士雷扎伊，资深政治家拉里贾尼，前总统、大阿亚图拉拉夫桑贾尼，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巴迪律师，等等。这些人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是自由派，有的却比内贾德更加“原教旨”，有的主张引入西方体制，有的只不过希望在伊斯兰政体上“微调”，有的并不主张触及神权层级，而只将改革的触角停留在世俗政治层面。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内贾德。
许多伊朗问题专家都指出，伊朗社会并非一个封闭、保守的社会，6770万人口中城市人口占61％，20岁以下年轻人过半，受教育率高达79％，牛仔裤、互联网等西方文化因素，在伊朗从来就不乏追随者。这不但被改革派人士认为是自己的群众基础，也常常被西方分析家援引，认为足以成为滋生伊朗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
问题在于，这一切并不必然导致他们成为改革派的支持者。
伊斯兰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赤字、最高的失业率，和对妇女权益的漠视，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僵化，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制裁、孤立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民间对内贾德不满的主要源泉，但一盘散沙的反对派却并没有抓住这些可引起共鸣的问题大做文章，更没有深入社会和民众当中，真正倾听他们的主张，而是热衷于“内引外联”，热衷于组织类似“飞行集会”的活动，热衷于通过手机、互联网和微博客，向世人展示“伊朗改革的声音”。
早在6月选举时，许多德黑兰市民就坦承，“即使城里人也有很多不认识穆萨维”，虽然投了他的票，却并非认同他的理念，而仅仅是不想投票给内贾德。选举后不少年轻人对改革派的混乱，尤其他们坐视年轻人流血牺牲，自己却退居幕后寻求政治交易，感到失望和不满，一些人甚至坦言，自己仍反对内贾德，但绝不会再投穆萨维等人的票了。
“改革派”阵营内部面对内贾德这一行政层面的压力时，尚能稳住阵脚，一致面对，但一旦哈梅内伊挟神权力量发难，则很快分化：拉夫桑贾尼闭门不出，雷扎伊人间蒸发，穆萨维虽然因侄子阿里之死摆脱了再次被|几为“后台操纵者”的宿命，却并未发挥一个反对派领导者的作用。
阿舒拉节素来是伊朗变革的触发点，当年霍梅尼的上台，萌芽便是1978年的阿舒拉节学生游行，哈梅内伊等人都是组织者、策划者，对这一“节点”的利害心知肚明，甚至国外舆论、企业也早有预感，并作出相应报道、安排，急于事功的反对派匆匆发难，可谓正撞在枪口上。
由于自身的混乱、莫衷一是，改革派在6月大选时不敢发动民粹，不敢直斥内贾德内政外交的软肋，到了年底却又莫名其妙跃过内贾德，将矛头直指伊斯兰政体，忽左忽右，忽而保守过度，忽而又激进得离谱，焉有不败之理。
互联网：一柄双刃剑
许多人都认为，伊朗自6月以来的反对派街头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互联网功不可没。
通过反对派网站，可以组织、串联，向全球散发图片，发布信息，也可以争取海外援助，募集资金；通过网络交际方式，反对派的声音被放大，当局的封锁也变得格外艰难。
然而互联网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由于互联网的即时性和互动性，一些真假难辨的谣言不胫而走，让反对派骨干、追随者和境外关注者产生许多错觉、误判，此次“警察倒戈”、“革命成功”的天大误判，不可谓与此无关；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而造成的“天涯若比邻”固然带来不少方便，却也为内贾德一而再、再而三地揪出“西方黑手”，并引发民粹对改革派的反弹，创造了天然口实。
由于当局的限制和封锁，客观上让TWITTER等新互动手段，在伊朗成为少数“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这很容易让一些热情有余、阅历不足者误以为“大势所趋”、“万众响应”，而忽略了“TWTTIER上都是自己人”的现实，最终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改革派的弱不禁风并不能改变内贾德政权统治基础不稳的现实，却足以让伊朗内外许多不满内贾德的人士，同样对改革派领导人感到失望。
一场鲁莽的街头运动，让2009年12月27日的确成了“历史性的一天”——然而也仅仅只有一天而已。
伊朗到底怎么了?伊朗反对派究竟要做什么?他们有没有和体制抗衡的意愿与实力?
蒙塔泽里去世与阿舒拉节
12月26日，曾被指定为霍梅尼接班人的蒙塔泽里因病去世。这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奠基人之一曾是霍梅尼最得意的臂助，却因一系列政见分歧最终被打入冷宫，晚年的他不断批评“某些现任领导人”剥夺伊朗人的自由和人权，主张伊朗“反省过去的错误”、“不要让外人以为伊斯兰共和国是野蛮的屠夫”，并在2009年6月的选举风波中，自始至终站在反内贾德的一边。他的死适逢第二天阿舒拉节，即先知穆罕默德外孙侯赛因遇难的纪念日，传统上这一天被视作“抗争的日子”，而伊朗行政当局对反对派的压制，以及对蒙塔泽里追悼仪式的压抑，都让许多人预言，12月27日将成为“历史性的一天”。
据当地媒体报道，正式的葬礼是在距德黑兰125公里的圣城库姆举行的，时间是12月27日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上午5时30分。而在蒙塔泽里的家乡伊斯法罕省纳贾法巴德镇也有纪念活动，可是昙花一现的“革命”却爆发在首都德黑兰：当天在德黑兰的革命大街，示威者自东向西进行游行示威，示威过程中，据称上万的示威者忽然出现在示威路线以外的小道，令警察措手不及，随后就发生了至今理不清头绪的一幕：暴力、镇压，包括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侄子阿里·穆萨维在内至少4人死亡，数百人被拘捕。
虽然过程脉络不清，但结果是一清二楚的：反对派的兴奋只持续了几小时，而哈梅内伊－内贾德体制依然主宰着伊朗政治。
蒙塔泽里：是自由派的象征，但不是自由派
蒙塔泽里的确是自由派的象征，但他并非一个自由派人物。
的确，他反对霍梅尼判处托什迪死刑，主张更民主、更宽容的政体，反对“假冒伊斯兰革命名义，行独裁政治之实”，并曾激烈抨击哈梅内伊，甚至质疑其统治的合法性。
但这一切都建立在承认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前提下：他和霍梅尼的激辩，是“以《古兰经》名义反对另一种《古兰经》名义”；他主张的民主、宽容，是建立在伊斯兰共和国政体上的民主、宽容；他质疑哈梅内伊的根据同样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教合一的原则——“火箭提拔”的哈梅内伊，没有直升“大阿亚图拉”的资格。
尽管他的获释拜了改革派前总统哈塔米所赐，但他本人并未参加过哪怕一次反政府示威，甚至他的至亲们也未参加；他虽然被边缘化，但仍是大阿亚图拉，受到相当一部分体制内神职人员的尊崇。哈梅内伊和他恩怨极深，却也在其去世后发布讣告，给予高度评价(这点和内贾德形成鲜明对比)，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
正因如此，利用蒙塔泽里之死掀起抗争高潮，可谓看似聪明、实则盲目的一招。
固然，蒙塔泽里的追随者很多，这些追随者对内贾德的压制十分不满，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不是改革派，或者充其量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希望有一个如蒙塔泽里般的“好阿亚图拉”执掌伊朗大权，取代“坏阿亚图拉”，而不是彻底颠覆伊斯兰共和国政体，因为正如蒙塔泽里所言，这个政教合一的框架“犹如他的亲儿子一般”。
可想而知，当自由派突然发难，并毫不隐晦地将矛头直指伊斯兰体制时，这些蒙塔泽里追随者是多么错愕和进退失据。很显然，他们并没有颠覆伊斯兰政体的心理准备，因此当镇压的力量开始发力，他们便理所当然地四散而去——本来，他们也没打算真的“革伊斯兰革命的命”。
伊朗自由派将蒙塔泽里树为象征，原本无可厚非，但他们将蒙塔泽里的追随者视作“天然盟友”，则是犯了天大的错误。
流水的营盘流水的兵
哈梅内伊一内贾德阵营其实也并非铁板一块，前者对后者的袒护与其说志同道合，毋宁说是审时度势而作出的政治抉择。当个性张扬的内贾德在某些问题上脱离哈梅内伊轨道时，神权的干涉从来就不会有任何犹豫。
然而和保守派相比，改革派的阵营则更加混乱。
在哈塔米时代，改革派内部虽然同样派系繁杂，但大体上还能捏合成型。哈塔米退隐后，穆萨维接掌大旗，但他早期的历史被许多自由派人士质疑，而“反对派大联合”反倒让力量变得更加分散。
即以2009年6月大选而论，所谓的“改革派”阵营中，有自由派教士卡鲁比，年轻的保守派人士雷扎伊，资深政治家拉里贾尼，前总统、大阿亚图拉拉夫桑贾尼，还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巴迪律师，等等。这些人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是自由派，有的却比内贾德更加“原教旨”，有的主张引入西方体制，有的只不过希望在伊斯兰政体上“微调”，有的并不主张触及神权层级，而只将改革的触角停留在世俗政治层面。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反内贾德。
许多伊朗问题专家都指出，伊朗社会并非一个封闭、保守的社会，6770万人口中城市人口占61％，20岁以下年轻人过半，受教育率高达79％，牛仔裤、互联网等西方文化因素，在伊朗从来就不乏追随者。这不但被改革派人士认为是自己的群众基础，也常常被西方分析家援引，认为足以成为滋生伊朗自由主义思想的温床。
问题在于，这一切并不必然导致他们成为改革派的支持者。
伊斯兰共和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赤字、最高的失业率，和对妇女权益的漠视，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僵化，和随之而来的国际制裁、孤立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是民间对内贾德不满的主要源泉，但一盘散沙的反对派却并没有抓住这些可引起共鸣的问题大做文章，更没有深入社会和民众当中，真正倾听他们的主张，而是热衷于“内引外联”，热衷于组织类似“飞行集会”的活动，热衷于通过手机、互联网和微博客，向世人展示“伊朗改革的声音”。
早在6月选举时，许多德黑兰市民就坦承，“即使城里人也有很多不认识穆萨维”，虽然投了他的票，却并非认同他的理念，而仅仅是不想投票给内贾德。选举后不少年轻人对改革派的混乱，尤其他们坐视年轻人流血牺牲，自己却退居幕后寻求政治交易，感到失望和不满，一些人甚至坦言，自己仍反对内贾德，但绝不会再投穆萨维等人的票了。
“改革派”阵营内部面对内贾德这一行政层面的压力时，尚能稳住阵脚，一致面对，但一旦哈梅内伊挟神权力量发难，则很快分化：拉夫桑贾尼闭门不出，雷扎伊人间蒸发，穆萨维虽然因侄子阿里之死摆脱了再次被|几为“后台操纵者”的宿命，却并未发挥一个反对派领导者的作用。
阿舒拉节素来是伊朗变革的触发点，当年霍梅尼的上台，萌芽便是1978年的阿舒拉节学生游行，哈梅内伊等人都是组织者、策划者，对这一“节点”的利害心知肚明，甚至国外舆论、企业也早有预感，并作出相应报道、安排，急于事功的反对派匆匆发难，可谓正撞在枪口上。
由于自身的混乱、莫衷一是，改革派在6月大选时不敢发动民粹，不敢直斥内贾德内政外交的软肋，到了年底却又莫名其妙跃过内贾德，将矛头直指伊斯兰政体，忽左忽右，忽而保守过度，忽而又激进得离谱，焉有不败之理。
互联网：一柄双刃剑
许多人都认为，伊朗自6月以来的反对派街头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互联网功不可没。
通过反对派网站，可以组织、串联，向全球散发图片，发布信息，也可以争取海外援助，募集资金；通过网络交际方式，反对派的声音被放大，当局的封锁也变得格外艰难。
然而互联网其实是一柄双刃剑。
由于互联网的即时性和互动性，一些真假难辨的谣言不胫而走，让反对派骨干、追随者和境外关注者产生许多错觉、误判，此次“警察倒戈”、“革命成功”的天大误判，不可谓与此无关；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而造成的“天涯若比邻”固然带来不少方便，却也为内贾德一而再、再而三地揪出“西方黑手”，并引发民粹对改革派的反弹，创造了天然口实。
由于当局的限制和封锁，客观上让TWITTER等新互动手段，在伊朗成为少数“志同道合者”的小圈子，这很容易让一些热情有余、阅历不足者误以为“大势所趋”、“万众响应”，而忽略了“TWTTIER上都是自己人”的现实，最终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改革派的弱不禁风并不能改变内贾德政权统治基础不稳的现实，却足以让伊朗内外许多不满内贾德的人士，同样对改革派领导人感到失望。
一场鲁莽的街头运动，让2009年12月27日的确成了“历史性的一天”——然而也仅仅只有一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