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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面临的基本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说到目前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我认为核心就是一条：加速市场化的进程。
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扩张政策帮助经济迅速走向复苏，无论在宏观领域、微观领域还是对外开放领域，处处可见政府行政干预的力量。而今，危机逐渐退去。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已经出现，反通胀已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是继续依赖短期有效的行政干预，还是逐步减弱行政干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日前就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反危机降低了中国市场化水平
《南风窗》：您对行政干预市场始终持批评态度，您如何评价200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水平?
刘伟：2008年前，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评价，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评价是在不断提高的。就我的了解，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博士的课题组对中国市场化指数的评价达到了73％，当然这是最乐观的了。但不管是最乐观的，还是评价低一些的，总体上认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进展是比较快的，在这点上，国内外的机构已经达成了共识。
经过2008年治理国际金融危机和反危机措施实施之后，大家也有一个共识，中国的市场化水平降低了。这个降低是有客观原因的，全世界发动了二次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干预程度最全面、系统干预最强的政府干预。这是大的背景，也是可以理解的。
《南风窗》：2008年以来政府在微观领域进行了哪些行政干预?
刘伟：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价格的控制。当然价格干预有些是必要的，比如价格秩序的维护、反垄断行为以及一些不应有的价格歧视，以及在这些方面的市场克服。但显然，我们对微观领域的干预明显强化了。
二是政府通过国企进行行政干预。我们前一段讨论的国进民退，虽然统计数据称没有国进民退，但统计数据是从总量、资产额、国有资产的比重、产值占GDP的比重等进行统计的，倘若从结构指标上看就未必。在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的很多措施是通过国有企业的微观基础来发挥宏观作用的。这就使政府干预通过国企行为注入。
三是政府直接干预要素配置。这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实际上主要体现在商品市场化基本完成，现在95％左右的商品的定价是由市场定的。留给政府定价的商品种类已经不到10％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商品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场化非常滞后，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问题，中国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已经不低了’但其中的制度性歧视很严重；再如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土地真正的产权制度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交易和交易秩序问题还会存在更久；相对于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更加滞后的是金融要素，我们的利率是政府管制的，汇率也是政府有管制的浮动，也就是说在中国，货币资本的价格还是行政决定的。
在这三个方面，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相比危机前有了较明显的提升。
《南风窗》：除微观领域外，政府还在哪些领域进行了行政干预?
刘伟：在宏观层面，政府的干预也是比较强的。在危机前的2003年到2007年，我们的宏观政策采取的是松紧搭配的组合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组合，采用了反方向的组合。危机来临之后，政府干预在宏观上的力度加大了，那时称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行政色彩还是加深了。
行政色彩的加深主要有这么几方面：一是财政直接干预经济的力度加大了，中国的财政干预具有强烈的行政性。由于我国的财政体制朝公共财政体制方向的改革刚刚开始，远未完成，而公共财政体制核心有两个要素：第一，财政要提供公共产品，而非私人产品，第二，财政是公共选择、公共决策，其程序是民主的法制的。这两点中国的财政体制都不具备，因此在加大财政干预力度时，就必然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
二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具有强烈的行政性。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欠发达，货币政策很难通过有效的资本市场去传递，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的是既盯紧供应量，又盯紧利率的双锁定方式，行政色彩极浓。
三是货币和财政之间是配合的，即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财政化的。财政的扩张计划要求银行信贷的配套支持，比如财政担保的贴息贷款，就是财政和货币联手通过政府的行政指导完成的。比如两年4万亿的财政扩张计划，很多是通过银行信贷来支持的。因此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共同服从行政中枢的协调。
另外，除了以上讲到的微观和宏观干预两个方面(对内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还体现在对外经济开放方面(对外方面)。开放和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改革可以造假，开放是造不了假的。改革是内部制定规则，开放是适应外在的规则，本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性不应当很强烈，但在金融危机面前，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强烈抬头，中国也随之跟进，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
《南风窗》：您刚才讲到在微观、宏观、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国家的行政干预都加强了，您如何评价这些行政干预的效果?
刘伟：效果要从两方面看：一是增长效应，二是体制效应。从增长效应来说是肯定的。在反危机的时候，政府能起到比较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这可能还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从增长效应看，这种干预目前来看确实有比较好的效果。比如，2009年全世界经济出现自二次大战之后的首次负增长，而同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不到3％，同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则有10.3％。这种增长和政府的干预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增长的效应是短期的，由此引发的制度效应可能更值得深思。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是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市场干预，中国则只是一个经济转轨国家，正朝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如果中国的行政干预过猛或时间过长，可能阻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由此会牺牲长期效应。众所周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尽管偶有失灵，但从长期来说，比政府配置资源是更有效率的。因此从体制效应来说，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可能对经济的转轨造成历史性的阻碍，为此将付出更高的代价，这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低效率和行政上的高腐败。因此中国的行政干预应该在经济较好的时刻择机退出。或者说，我国在择机退出问题上可以也应当更积极些。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
《南风窗》：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稳定复苏的轨道上，可我们看到，2011年，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国家对微观领域的干预还在进一步持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伟：此次政府干预，需要引发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一轮思考。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都需要这样的思考。关于这种“政府一市场”关系，在经济思想
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系列扩张政策帮助经济迅速走向复苏，无论在宏观领域、微观领域还是对外开放领域，处处可见政府行政干预的力量。而今，危机逐渐退去。流动性过剩和通胀已经出现，反通胀已成为中国经济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是继续依赖短期有效的行政干预，还是逐步减弱行政干预同时坚定不移地推动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教授日前就此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
反危机降低了中国市场化水平
《南风窗》：您对行政干预市场始终持批评态度，您如何评价200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水平?
刘伟：2008年前，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评价，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的一些研究机构，评价是在不断提高的。就我的了解，北京师范大学李晓西博士的课题组对中国市场化指数的评价达到了73％，当然这是最乐观的了。但不管是最乐观的，还是评价低一些的，总体上认为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进展是比较快的，在这点上，国内外的机构已经达成了共识。
经过2008年治理国际金融危机和反危机措施实施之后，大家也有一个共识，中国的市场化水平降低了。这个降低是有客观原因的，全世界发动了二次大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持续时间最长的、干预程度最全面、系统干预最强的政府干预。这是大的背景，也是可以理解的。
《南风窗》：2008年以来政府在微观领域进行了哪些行政干预?
刘伟：至少有以下三方面：一是价格的控制。当然价格干预有些是必要的，比如价格秩序的维护、反垄断行为以及一些不应有的价格歧视，以及在这些方面的市场克服。但显然，我们对微观领域的干预明显强化了。
二是政府通过国企进行行政干预。我们前一段讨论的国进民退，虽然统计数据称没有国进民退，但统计数据是从总量、资产额、国有资产的比重、产值占GDP的比重等进行统计的，倘若从结构指标上看就未必。在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国家的很多措施是通过国有企业的微观基础来发挥宏观作用的。这就使政府干预通过国企行为注入。
三是政府直接干预要素配置。这点显得尤其突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化实际上主要体现在商品市场化基本完成，现在95％左右的商品的定价是由市场定的。留给政府定价的商品种类已经不到10％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商品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但要素市场化非常滞后，比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问题，中国劳动力的市场化程度看起来已经不低了’但其中的制度性歧视很严重；再如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土地真正的产权制度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交易和交易秩序问题还会存在更久；相对于劳动力和土地要素，更加滞后的是金融要素，我们的利率是政府管制的，汇率也是政府有管制的浮动，也就是说在中国，货币资本的价格还是行政决定的。
在这三个方面，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相比危机前有了较明显的提升。
《南风窗》：除微观领域外，政府还在哪些领域进行了行政干预?
刘伟：在宏观层面，政府的干预也是比较强的。在危机前的2003年到2007年，我们的宏观政策采取的是松紧搭配的组合方式，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组合，采用了反方向的组合。危机来临之后，政府干预在宏观上的力度加大了，那时称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行政色彩还是加深了。
行政色彩的加深主要有这么几方面：一是财政直接干预经济的力度加大了，中国的财政干预具有强烈的行政性。由于我国的财政体制朝公共财政体制方向的改革刚刚开始，远未完成，而公共财政体制核心有两个要素：第一，财政要提供公共产品，而非私人产品，第二，财政是公共选择、公共决策，其程序是民主的法制的。这两点中国的财政体制都不具备，因此在加大财政干预力度时，就必然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
二是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具有强烈的行政性。由于中国的资本市场欠发达，货币政策很难通过有效的资本市场去传递，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采取的是既盯紧供应量，又盯紧利率的双锁定方式，行政色彩极浓。
三是货币和财政之间是配合的，即货币政策很大程度上是财政化的。财政的扩张计划要求银行信贷的配套支持，比如财政担保的贴息贷款，就是财政和货币联手通过政府的行政指导完成的。比如两年4万亿的财政扩张计划，很多是通过银行信贷来支持的。因此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共同服从行政中枢的协调。
另外，除了以上讲到的微观和宏观干预两个方面(对内方面)，政府的行政干预还体现在对外经济开放方面(对外方面)。开放和改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改革可以造假，开放是造不了假的。改革是内部制定规则，开放是适应外在的规则，本来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行政性不应当很强烈，但在金融危机面前，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强烈抬头，中国也随之跟进，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
《南风窗》：您刚才讲到在微观、宏观、对外开放三个方面，国家的行政干预都加强了，您如何评价这些行政干预的效果?
刘伟：效果要从两方面看：一是增长效应，二是体制效应。从增长效应来说是肯定的。在反危机的时候，政府能起到比较大的整合资源的作用，这可能还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从增长效应看，这种干预目前来看确实有比较好的效果。比如，2009年全世界经济出现自二次大战之后的首次负增长，而同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接近10％。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不到3％，同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则有10.3％。这种增长和政府的干预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增长的效应是短期的，由此引发的制度效应可能更值得深思。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是在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加强市场干预，中国则只是一个经济转轨国家，正朝市场经济过渡，因此如果中国的行政干预过猛或时间过长，可能阻碍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由此会牺牲长期效应。众所周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尽管偶有失灵，但从长期来说，比政府配置资源是更有效率的。因此从体制效应来说，政府过多干预市场，可能对经济的转轨造成历史性的阻碍，为此将付出更高的代价，这种代价主要是经济上的低效率和行政上的高腐败。因此中国的行政干预应该在经济较好的时刻择机退出。或者说，我国在择机退出问题上可以也应当更积极些。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重新思考
《南风窗》：现在中国经济已经进入稳定复苏的轨道上，可我们看到，2011年，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国家对微观领域的干预还在进一步持续，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伟：此次政府干预，需要引发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一轮思考。在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都需要这样的思考。关于这种“政府一市场”关系，在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