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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中央政府在港发售50亿元人民币债券获超额认购，受到投资者热捧。在欧美债务危机的背景下，欧美市场大幅下挫之后，虽然经济刺激预期增强，欧美股市近期有上扬趋势，但市场对其观望态势依然强烈，中国概念在香港成为另一根稻草。
大和资本市场驻香港经济学家赖志文曾指出，今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收缩0.5%，这个亚洲最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经济体已经“一只脚踏入衰退当中”。
如今全球金融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大动荡，高企的债务和波动的股价，表明西方发达经济体正站在衰退的悬崖边上，不同于以往的几次金融危机，亚洲国家成功击退危机，不但没有衰退，还实现了资金和订单的丰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香港一度成为金融资本的避风港，因此在过去的10年内，香港的楼市和金融业高速增长，截至6月30日，香港的财政储备达到5860亿港元，香港奉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积极不干预原则备受称道。然而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亚洲风景不再独好，香港已饱受高物价和高楼价的困扰，开始踏入衰退的边缘。
过去，香港依托自由经济模式获取经济增长，然而在发达经济体均迈入衰退之时，香港如何继续以往的“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才能避免香港经济与欧美一起沉沦？
香港与全球化
香港的“小政府、大社会”积极不干预政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香港施行的是一种货币发行局制度，1983年以来一直将港元币值与美元挂钩。虽然香港仍然维持着独立的货币，但这种联系汇率制度使之与美国构成了一个货币联盟。被称为“联系汇率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祁连活认为，香港成功与美国结成事实上的货币联盟，取决于美国和香港都是相当自由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轻松实现自由流动，工资和物价的高度灵活，香港通过维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可以实现工资和物价水平的调整，美元走强则工资提升，美元走弱则工资降低，以保证香港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香港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公共福利支出较小，在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实现财政储备，经济衰退之时就可以对经济进行补贴。不过由于“小政府”原则，香港政府的财政补贴一直仅限于“派糖”模式，只能暂时纾缓民困，并不能达到对经济的有效刺激。
对香港政府而言，这是非常成功的政府管理模式，香港连续7年被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政府的廉政排名也一直很靠前，这也是香港政府引以为傲之处。
奥地利学派的朝圣山学会一直宣扬自由市场理论，香港也有狮子山学会，他们的信念在经济学上比较倾右，主张个人自由，同时支持自由市场的理念。他们坚持“小政府”理念，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这一市场原则是在与欧美经济体对接时奉行的自由经济原则，当今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香港继续与欧美市场挂钩，衰退则不可避免，因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在短期内还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模式。
香港的大环境已经变了，凤凰卫视经济评论员石齐平认为，香港这个联系汇率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经济形势，在未来的形势下难以为继。“虽然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一再强调这一制度没有更改的必要，但因为美元不断在贬值，未来一定是长期走弱，这对香港而言绝非好事。1983年，香港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动荡，人才和资金外流的趋势比较严重，因此当时的英国政府制定了这一联系汇率制度，将香港与美国紧密挂钩，实现了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但现在的问题来了，如果美元一直是单向贬值，港币也必定会长期贬值，联系汇率制度调节经济的功能因此失效。更重要的是，当年香港和美国的关系密切，而现在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一个实施“小政府”原则，与美国经济挂钩的经济体，在与中国内地发展模式的对撞中，很难获得完美的平衡。
政府为难
这不是一场自发的危机，2008年以后已经演变成一场政府的危机，政府对市场的错误干预进一步恶化了危机。欧美金融危机原本是由过高的私人部门负债和杠杆率所引爆的，政府为防止大萧条再度上演，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公共部门大量举债，以刺激经济复苏。但此举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由劳动力价值向资本价值转移的危机，资本的力量被过度放大，由此换来的经济复苏绵软无力，达不到预期水平，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在高昂的债务中苦苦挣扎，找不到经济的新一轮增长点。
直到去年，政策制定者还不断推出新政，例如靠推高资产价格启动经济复苏，财政刺激、零利率、两轮“量化宽松”、给坏账“扎篱笆”、用数万亿美元给银行和金融机构赎身并提供周转资金，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
即便是在中国内地，政府寻求的也是类似的解决模式。地方政府大量举债，进行基础建设，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而在香港，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
自去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打击短期炒楼的新措施，新增“额外印花税”，并下调豪宅按揭成数。“这种措施并没有遏制香港楼市的暴涨，反而将投资需求挤压到普通住宅市场，影响了真正消费房产的人群，政府并非没有用力，而是用错了地方。” 香港城市大学高级研究员吴木銮说。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曾对媒体说，“港府绝不会对影响社会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风险坐视不理，在有需要时，我们会再次以强而有力的手法，维持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外界曾有观点认为，香港之所以在“亚洲四小龙”中发展竞争力落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忽视政府引导经济和制定长远规划的重要性。由于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过分依赖市场调节，忽视了政府制定长远科学发展规划的重要性，香港经济一直不瘟不火，过度依赖金融和地产，从而显得弹性不足。
为了让市场经济重新正常运转、发挥作用，政府需要重新发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既要远离英美的自由放任模式和里根教义，也要远离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因为这两种模式几乎都已宣告破产。
但中国内地的模式也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香港能否在其中找到“第三条道路”？似乎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反对“积极不干预政策”，他们对香港政府“无所作为”的消极应对嗤之以鼻。
政府是否要有所作为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政府对经济有所干预，但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认为实际上香港“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开始转型，政府一鼓作气组建了一系列政府机构，比如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出口保险局、旅游发展局，这些都是政府服务部门，你能说这个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么？”
在过去的日子里，浮动汇率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经济可自我调节，对外部变化迅速做出反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许多国家货币急剧贬值，而香港通过维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通过工资和物价水平双双降低的“内部贬值”，香港的竞争力得到了恢复。这时的经济自由度很高，也比较灵活，不需要政府介入，香港经济便可自动调节。
在美元长期贬值，量化宽松的大趋势下，香港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等金融政策，也从来没有过产业政策，什么政策都没有，全部依赖自由调节，也只能随着欧美市场陷入衰退。
很多香港人都看到了未来难以抗拒的衰退趋势，对香港经济普遍悲观。刘乃强认为规划很重要，尤其是在与内地经济对接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人家有规划，你没有规划，是件很吃亏的事情，比如香港和广东政府的合作，以往都是广东提出政策，香港进行配合，因为香港没有习惯提出战略规划，那自然得按照人家的规划走。”
刘乃强说，香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要求改变的人很多，希望在当下的经济大环境下，政府有所作为，“但香港不知道该转向何方，过去的道路行不通了，却不知如何改变，我们长期习惯了无所作为，一旦出现危机，需要政府做点事情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下手。”
香港很想做出积极回应，但苦于机制不足，“香港政府财权很小，1000万的资金都需要立法会讨论通过，程序繁复冗长，这个机制无法和内地对接。而且我们不知道如何和内地政府打交道，内地政府的许多工作在香港都是通过行业协会、公民社会完成的，但内地的行业协会和公民社会并不发达，对接时难度比较大。”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关于香港公务员的一番话，引起很大争议，王光亚指出，香港公务员只是懂得执行，回归后却“不知道怎样当Boss（老板）、怎样当个Master（主人）”，缺乏长远规划视野，认为他们要以主人翁态度考虑香港未来发展。石齐平认为，香港政府官员不仅不敢做主，想都不敢想，“小政府我绝对支持，但当环境有所改变的时候，政府还是得有所动作，如果说政府什么都不做，那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如果美元没有出现量化宽松，没有出现长期贬值的趋势，香港政府的这些做法都没有问题，但如今大环境改变了，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可以学学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小规模经济，但新加坡和一揽子货币挂钩，并不是单一的联系汇率制，新加坡可以，香港也可以。”
石齐平认为香港的经济问题拖下去对香港和内地都不利，“拖下去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将是个社会问题，现在内地人都来香港买房子，都来香港投资，香港资源原本就贫乏，这么小个池子怎么能承受如此大的需求呢？”
香港如今面临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民怨问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经济空间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公民意识日益觉醒，这是香港政府必须出手解决的危机。
8月29日，香港政府开始向长者派发6000元港币，以展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但香港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此番“派糖”行为对改善通胀、刺激经济作用有限。
香港下一步该怎么走，包括政府和社会要慎重考虑。
大和资本市场驻香港经济学家赖志文曾指出，今年第二季度，香港经济收缩0.5%，这个亚洲最容易受外部因素影响的经济体已经“一只脚踏入衰退当中”。
如今全球金融市场正在经历一场大动荡，高企的债务和波动的股价，表明西方发达经济体正站在衰退的悬崖边上，不同于以往的几次金融危机，亚洲国家成功击退危机，不但没有衰退，还实现了资金和订单的丰收，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香港一度成为金融资本的避风港，因此在过去的10年内，香港的楼市和金融业高速增长，截至6月30日，香港的财政储备达到5860亿港元，香港奉行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积极不干预原则备受称道。然而这一次的金融危机，亚洲风景不再独好，香港已饱受高物价和高楼价的困扰，开始踏入衰退的边缘。
过去，香港依托自由经济模式获取经济增长，然而在发达经济体均迈入衰退之时，香港如何继续以往的“积极不干预”政策？香港政府应该做些什么，才能避免香港经济与欧美一起沉沦？
香港与全球化
香港的“小政府、大社会”积极不干预政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香港施行的是一种货币发行局制度，1983年以来一直将港元币值与美元挂钩。虽然香港仍然维持着独立的货币，但这种联系汇率制度使之与美国构成了一个货币联盟。被称为“联系汇率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祁连活认为，香港成功与美国结成事实上的货币联盟，取决于美国和香港都是相当自由开放的经济体，资本和劳动力能够轻松实现自由流动，工资和物价的高度灵活，香港通过维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可以实现工资和物价水平的调整，美元走强则工资提升，美元走弱则工资降低，以保证香港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香港一直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公共福利支出较小，在经济高速增长之时实现财政储备，经济衰退之时就可以对经济进行补贴。不过由于“小政府”原则，香港政府的财政补贴一直仅限于“派糖”模式，只能暂时纾缓民困，并不能达到对经济的有效刺激。
对香港政府而言，这是非常成功的政府管理模式，香港连续7年被评为最自由的经济体，政府的廉政排名也一直很靠前，这也是香港政府引以为傲之处。
奥地利学派的朝圣山学会一直宣扬自由市场理论，香港也有狮子山学会，他们的信念在经济学上比较倾右，主张个人自由，同时支持自由市场的理念。他们坚持“小政府”理念，反对政府干预市场。但这一市场原则是在与欧美经济体对接时奉行的自由经济原则，当今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香港继续与欧美市场挂钩，衰退则不可避免，因为资本主义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危机，在短期内还无法找到有效的解决模式。
香港的大环境已经变了，凤凰卫视经济评论员石齐平认为，香港这个联系汇率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经济形势，在未来的形势下难以为继。“虽然所有的政府官员都一再强调这一制度没有更改的必要，但因为美元不断在贬值，未来一定是长期走弱，这对香港而言绝非好事。1983年，香港政府发生了比较大的动荡，人才和资金外流的趋势比较严重，因此当时的英国政府制定了这一联系汇率制度，将香港与美国紧密挂钩，实现了经济和政治的稳定。但现在的问题来了，如果美元一直是单向贬值，港币也必定会长期贬值，联系汇率制度调节经济的功能因此失效。更重要的是，当年香港和美国的关系密切，而现在是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
一个实施“小政府”原则，与美国经济挂钩的经济体，在与中国内地发展模式的对撞中，很难获得完美的平衡。
政府为难
这不是一场自发的危机，2008年以后已经演变成一场政府的危机，政府对市场的错误干预进一步恶化了危机。欧美金融危机原本是由过高的私人部门负债和杠杆率所引爆的，政府为防止大萧条再度上演，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公共部门大量举债，以刺激经济复苏。但此举并没有解决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由劳动力价值向资本价值转移的危机，资本的力量被过度放大，由此换来的经济复苏绵软无力，达不到预期水平，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在高昂的债务中苦苦挣扎，找不到经济的新一轮增长点。
直到去年，政策制定者还不断推出新政，例如靠推高资产价格启动经济复苏，财政刺激、零利率、两轮“量化宽松”、给坏账“扎篱笆”、用数万亿美元给银行和金融机构赎身并提供周转资金，政府使尽了浑身解数。
即便是在中国内地，政府寻求的也是类似的解决模式。地方政府大量举债，进行基础建设，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而在香港，政府也并非无所作为。
自去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打击短期炒楼的新措施，新增“额外印花税”，并下调豪宅按揭成数。“这种措施并没有遏制香港楼市的暴涨，反而将投资需求挤压到普通住宅市场，影响了真正消费房产的人群，政府并非没有用力，而是用错了地方。” 香港城市大学高级研究员吴木銮说。
香港财政司司长曾俊华曾对媒体说，“港府绝不会对影响社会经济和金融稳定的风险坐视不理，在有需要时，我们会再次以强而有力的手法，维持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外界曾有观点认为，香港之所以在“亚洲四小龙”中发展竞争力落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忽视政府引导经济和制定长远规划的重要性。由于奉行“积极不干预”政策，过分依赖市场调节，忽视了政府制定长远科学发展规划的重要性，香港经济一直不瘟不火，过度依赖金融和地产，从而显得弹性不足。
为了让市场经济重新正常运转、发挥作用，政府需要重新发现市场与政府的合理边界，既要远离英美的自由放任模式和里根教义，也要远离欧洲大陆的赤字福利国家模式，因为这两种模式几乎都已宣告破产。
但中国内地的模式也可能不是最优的选择，香港能否在其中找到“第三条道路”？似乎越来越多的香港人开始反对“积极不干预政策”，他们对香港政府“无所作为”的消极应对嗤之以鼻。
政府是否要有所作为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政府对经济有所干预，但香港全国政协委员刘乃强认为实际上香港“积极不干预”的政策从来没有真正实施过，“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经济开始转型，政府一鼓作气组建了一系列政府机构，比如贸易发展局、生产力促进局、出口保险局、旅游发展局，这些都是政府服务部门，你能说这个是‘积极不干预’政策么？”
在过去的日子里，浮动汇率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下，经济可自我调节，对外部变化迅速做出反应。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许多国家货币急剧贬值，而香港通过维持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通过工资和物价水平双双降低的“内部贬值”，香港的竞争力得到了恢复。这时的经济自由度很高，也比较灵活，不需要政府介入，香港经济便可自动调节。
在美元长期贬值，量化宽松的大趋势下，香港没有自己的货币政策、利率政策等金融政策，也从来没有过产业政策，什么政策都没有，全部依赖自由调节，也只能随着欧美市场陷入衰退。
很多香港人都看到了未来难以抗拒的衰退趋势，对香港经济普遍悲观。刘乃强认为规划很重要，尤其是在与内地经济对接的过程中，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人家有规划，你没有规划，是件很吃亏的事情，比如香港和广东政府的合作，以往都是广东提出政策，香港进行配合，因为香港没有习惯提出战略规划，那自然得按照人家的规划走。”
刘乃强说，香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要求改变的人很多，希望在当下的经济大环境下，政府有所作为，“但香港不知道该转向何方，过去的道路行不通了，却不知如何改变，我们长期习惯了无所作为，一旦出现危机，需要政府做点事情的时候反而不知从何下手。”
香港很想做出积极回应，但苦于机制不足，“香港政府财权很小，1000万的资金都需要立法会讨论通过，程序繁复冗长，这个机制无法和内地对接。而且我们不知道如何和内地政府打交道，内地政府的许多工作在香港都是通过行业协会、公民社会完成的，但内地的行业协会和公民社会并不发达，对接时难度比较大。”
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关于香港公务员的一番话，引起很大争议，王光亚指出，香港公务员只是懂得执行，回归后却“不知道怎样当Boss（老板）、怎样当个Master（主人）”，缺乏长远规划视野，认为他们要以主人翁态度考虑香港未来发展。石齐平认为，香港政府官员不仅不敢做主，想都不敢想，“小政府我绝对支持，但当环境有所改变的时候，政府还是得有所动作，如果说政府什么都不做，那要这个政府做什么？”
如果美元没有出现量化宽松，没有出现长期贬值的趋势，香港政府的这些做法都没有问题，但如今大环境改变了，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可以学学新加坡，新加坡也是小规模经济，但新加坡和一揽子货币挂钩，并不是单一的联系汇率制，新加坡可以，香港也可以。”
石齐平认为香港的经济问题拖下去对香港和内地都不利，“拖下去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也将是个社会问题，现在内地人都来香港买房子，都来香港投资，香港资源原本就贫乏，这么小个池子怎么能承受如此大的需求呢？”
香港如今面临两个最紧迫的问题，一个是物价上涨，一个是民怨问题，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对经济空间的要求无法得到满足，公民意识日益觉醒，这是香港政府必须出手解决的危机。
8月29日，香港政府开始向长者派发6000元港币，以展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但香港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此番“派糖”行为对改善通胀、刺激经济作用有限。
香港下一步该怎么走，包括政府和社会要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