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腹中诗画气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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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20世紀40年代,周錬霞是上海文化名流圈内的活跃人物,她不仅在诗词方面与苏青、张爱玲、潘柳黛等齐名,而且在书画方面,也是从传统中出新。本文将叙述周錬霞的诗词交友,并阐释其绘画创作的继承与创新,从中可以看到民国时期海派女性绘画的一个侧面。
  关键词:民国 周錬霞 女性 诗画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8)19-0030-04
  周錬霞(1908-2000),本名周紫宜,号螺川,笔名錬霞,书斋名“螺川诗屋”。书画诗词都有相当造诣,人惊其才,誉称她“金闺国士”。[1]
  关于周錬霞的研究,其后人徐昱中、徐昭南出版的《女画家周錬霞》(2000年)介绍了周錬霞的生平活动、以仕女图为主的相关创作还有一些代表的诗词;桑农《海上花开花又落》(载《书屋》2005年3月)介绍了周錬霞的一生与诗词书画交往;关于周錬霞诗词文学,王军《周錬霞的文学创作》(载大连大学报2009年第5期)分析了周錬霞小说散文创作风格,赞叹其作为女艺人的不凡文笔;刘聪《无灯无月两心知》(北京出版社,2012年)整理收录了周錬霞大部分诗词,并对周錬霞的相关趣闻轶事进行了考证;刘聪《好句欲叫仙人妒——论周錬霞的诗词创作》(载《新文学评论》2013年3月)分析了周錬霞的诗词在语言风格上具有的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关于周錬霞的绘画创作,朱浩云《民国海上三大美女画家》(载《收藏》2014年3月)中提到周錬霞作品的拍卖情况与走势分析;邵文辉《天将仙才诗画合璧》(载《上海艺术家》2014年第5期)简要介绍了陈小翠和周錬霞的诗词绘画,其中周錬霞的作品,作者主要介绍了一幅《水果图》。
  根据以上研究可看出,关于周錬霞的诗词研究较为丰富,而对其绘画则缺乏细致的探讨。因此本文以周錬霞绘画代表作品为例,分析其绘画创作的继承与创新,并探讨民国时期海派女性画家思想的转变。
  一、錬霞其人与其诗
  周錬霞出生于一个书香文人世家,其父周鹤年是清末江西举人,曾从尹和白学画,擅画菊,所以錬霞从小耳濡目染,爱上丹青之道。她十四岁正式拜清末四大画家中的工笔大师郑德凝为师学画,十七岁从晚清四大词人之一的朱古微(孝臧)学词,又从蒋梅笙学诗,其酬唱之作,有《嘤鸣诗集》为一时所传诵,被海上名作家陈蝶衣称为“惊才绝艳”。[2]
  20世纪30-40年代,周錬霞经常在《礼拜六》《社会日报》《万象》《力报》《沪报》《铁报》等刊物上,发表大量诗词、散文、小说,以其优秀的文笔谋生,后来她陆续被锡珍女中、东南书画社、中华艺术书画学院等聘为教师。[3]
  当时,她频频出入于各种诗人画家的大小集会,左右逢源,应对自如,成为上海文化名流圈内的活跃人物。上海的报纸几乎每日都刊有她的新闻轶事,成为当时滬上无有不知的“錬师娘”。在当时的画坛诗家中,有一定的地位,她诗词上的才华,尤其为众人所折服。[4]
  她与冒鹤亭、吴湖帆、瞿蜕园、陈兼于、梅元鬯、徐行恭、林松峰、李蔬畦、苏渊雷、许傚庳等人时相往还,或书画合作,或诗酒唱和,风雅一时。她在诗词书画上的不凡造诣得到沪上名流的一致推崇。许效庳称:“画苑中人,论诗词,周錬霞第一,愧杀须眉。”更是有人赞赏她的词:“咳吐珠玉,可以乱漱玉(李清照)之真。”[5]
  冒鹤亭在《螺川韻语序》中谈到他最喜欢的一首诗:“余所喜螺川之作,则为采桑子词,有云‘人醉花扶,花醉人扶’,又云‘灯背人孤,人背灯孤’,尝举以语人,以为此十六字置之花间集中,几于乱楮。”[6]这句“人醉花扶,花醉人扶”[7]的句式,新颖奇妙,被当时很多人称赞欣赏。
  周錬霞的诗词除了句式奇妙,题材同样也新颖别致。她的一部分诗词是配画用的,所以题材广泛,寻常事物都可入诗,就连香烟、咸鸭蛋、风帽、粉镜,种种信手拈来的家常玩意儿,她都能入诗入词,把一些不太入诗的咏物小诗,写得清新别致,别有一番情趣在心头。如《咸蛋诗》[8],还有《消寒九咏》中的《手笼》[9]等都写的细腻体贴,别有诗裁,传神至极,令友人传颂一时。
  周錬霞最为世人传颂的一首诗是《庆清平·寒夜》小令,词曰:
  “几度低声软语,道是寒轻夜犹浅。早些归去早些眠,梦里和君相见。丁宁后约毋忘。星眸滟滟生光。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10]
  虽不饰以雕琢,然而风流尽得。该词于《海报》首次发表后,上世纪40年代上海各家报刊曾频频称引,在当时的文艺界产生过不小的影响。据郑逸梅《艺林散叶》载“周錬霞词:‘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冒鹤亭亟称之,谓之不让李漱玉。”[11]但也正是这首词在文革中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首词被指为“但求黑暗,不要光明”。周錬霞被殴打至伤,一只眼失明。仅余一目的周錬霞不仅没有轻生,反而请画家来楚生为自己刻了一枚章“一目了然”。又请书画家高络园为篆”眇眇予怀“印,选用屈原《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12]之句。这种气度,令人敬佩。
  二、周錬霞绘画的继承与创新
  二十多岁的周錬霞,就担任了南京路上的“王星记”“怡春堂”“九华堂”等笺扇莊的固定作者,在滬上以鬻画为生。那时她画的扇子,一金一把,且买一送一,藉以扬名。不出几年,周錬霞就已在上海书画界里小有名气了。[13]她与李秋君、陆小曼、吴青霞、陈小翠、顾青瑶、冯文凤、庞左玉等发起成立“中国女子书画会”(图2)[14],这是我国第一个专由女性组成的书画团体,在当时影响甚大。在与众多女画家的交流切磋中,周錬霞的画艺大有进境,作品也愈加成熟,后来还一度被选送“加拿大国际艺术展”,获得金奖。其后,她又被列入英国和意大利出版的《世界艺术名人录》,蜚声海内外。
  周錬霞作画,以仕女花鸟为主。所画仕女人物,师法仇十洲、费晓楼,明净秀雅,仪态举止端庄娴静,却又姿态婀娜;所绘翎毛花卉,设色明丽,却艳而不俗,且工笔雅正。有人说“她的作品,既有迎合当时市民趣味的海派绘画的特点,又不能失传统文人的笔墨意趣,可谓十分难得。”[15]   其中她的工筆仕女,尤见生色。“腹中诗画气自华”,流露在笔墨之外,亦正是其超凡脱俗之处。但是画工笔仕女费时太多,画不快,出品少。大幅画作从创作到完工,动辄经月,所以现在流传下来的很少。
  从其后人整理出版的《女画家周錬霞》收录的几幅仕女画可以看出,周錬霞受传统绘画的影响颇深,在《捲簾仕女》《吹笛仕女》《梅花白衣仕女》这几幅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在构图、设色、用墨以及落款,都是遵循传统的中国绘画特点,技法方面也是继承了传统工笔的特点。但是继承传统并不仅仅是搬用模仿,它们或多或少的都与传统绘画相比,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区别。
  而这幅《梅花白衣仕女》图(图3)[16],素雅的梅花树下,妙龄仕女手拿梅花枝,好似要起舞。工中带写,工写兼具,笔墨劲挺流畅,色彩明丽隽秀,线条婉转轻盈,流动的着大家闺秀气派,没有了清末流弊中的阴柔羸弱,也没有市井海派的浓丽艳俗。
  《大忽雷》(图4)[17]作品中少女端庄淑慧,目如秋水,唇似樱桃,手中精致的大忽雷映衬着少女纯净、典雅的脸庞。画面构图饱满大气,线条圆润简约、洒脱飘逸,衣袍上丰富强烈的色彩对比在微妙的纯度调和里趋于协调,浓郁中不失沉稳,明快中不失柔和,整体看来显得更加含蓄内敛,充满东方韵味。与传统仕女画中的人物相比,周錬霞笔下的仕女摆脱了传统的忧郁、柔弱气质,眉眼间显得更加自信与坚定,似乎更加从容,敢于展示自我。
  画面中女性人物的自信表现,在她的黑白装饰画上更能看的出来。
  例如她的《佳音》图中(图5)[18],少女身穿华丽旗袍,头发烫着时髦小卷,佩戴戒指与手表,手拿电话听筒,对着画面外灿烂微笑,自信洋溢在明眸皓齿之间。
  另一幅《妆》(图6)[19],画面中女人身穿吊带睡衣,随意的坐在化妆镜前,手拿粉扑准备化妆,从图中随意放在沙发上的衣服,掉落在地上的衣服。还有女人翘着二郎腿随性的坐姿,无不让人感受到女人的悠闲与自在。
  几幅画作的对比可以看出,经过多方面的学习,使得周錬霞在人物画上有独到的见解,她既尊重传统,又有所创新。
  三、民国女性画家意识的觉醒
  錬霞在传统中出新的画风形成,离不开两方面因素:一方面是商品化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女性意识的觉醒。
  商品化经济发展带动了艺术品需求的增长,而“商业精神很明显是上海新风格出现的原动力。”[20]
  周錬霞虽然后来陆续被锡珍女中、东南书画社、中华艺术书画学院等聘为教师,但是学校之教职虽可比拟为传统体制中的学官,却无其经济特权,薪俸也不高,经常无法提供充分的生活保障,故常需赖其作品之出售,来弥补生活资源之匮乏。[21]1936年周錬霞参加了美术团体“力社”,这力社背后的赞助者是王一亭。查看王一亭年谱会发现,他间接赞助了周錬霞不少艺术活动,例如:
  1928年10月12日,赵半坡、谢公展为组织书画金石展览会,假宁波同乡会宴请上海文艺界,展览会定名为“秋英”,宴会邀请了周錬霞参加。[22]
  1936年8月8日,力社书画展览会在大新公司四楼揭幕,周錬霞的《仕女》画也得到展出。[23]
  1937年10月22日至11月5日,中国画会、中国女子书画会联合举行慰劳将士书画展览会,周錬霞的《墨兰》得以展出。[24]
  周錬霞还有一位赞助人——虞洽卿。由他赞助,周錬霞、李秋君、陈小翠等人共同发起的中国女子书画会,1934年在宁波同乡会举办第一次展览[25],随后多次在宁波同乡会会馆举办展览。
  这种由赞助人支持的书画社团形式和后来的展览会形式,使画家创作的内容和形式有了变化。首先作品尺幅和创作观念就有了变化。社团展览或展览会这种公开性的展示,导致了如上海大学张长虹教授所言的“书画艺术品的观摩方式,由旧时雅集时摩挲把玩式,逐渐转向现代巨大展中的远距离观赏,由此也必然相应带来书画尺幅的阔大和创作观念的变化。”[26]其次就是在内容题材和风格上的变化。从山水画到花鸟人物(包括肖像画),从笔法严谨到奔放洒脱,从水墨到重彩,这些在风格、品味和题材上的重要转变,背后因社团和展览所带来的经济因素不容忽视。
  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民国时期女画家意识的觉醒。
  受新文化思潮和“西学东渐”的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高,尤其在辛亥革命期间,资产阶级革命家提出,女性应当摆脱父权和夫权的束缚,培养独立人格,实现性别解放,[27]所以相较于前代,民国时期的女性拥有更多追求平等、自由和社交的权利,甚至踏出国门,游学欧洲与日本。因此女子教育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女性有了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众多女性接受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自由等思想,自主意识增强,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独立性,比以前获得了更多的自由。许多女性特别是知识女性可选择自己喜欢的职业或生活,众多女性也有了名正言顺画画的机会,女性画家的群体较以前明显壮大。
  随着女性自身的觉醒,像周錬霞这样擅长仕女画的女画家们,在对待侍女题材时,她们的笔下也出现了新气象。
  女画家们开始摆脱仕女画中的病态相和媚俗态,不同于古代的仕女图中的女子皆拥有着修颈、削肩、柳腰的体貌,长脸、细目、樱唇的容颜,“风露清愁”的韵致,“倚风娇无力”的仪态,她们开始追求端庄高雅的格调。比如吴青霞画的仕女丽质端秀,落落大方,毫无妖气媚骨。陈小翠也认为“作仕女画,秀,非弱也;美,非媚也;静,非呆也;逸,非野也。差之毫厘,失之千里。”[28]
  四、结语
  民国时期的上海地区,思想和潮流趋于前卫,但以大家闺秀为主体的女性书画家,不像同期男性书画家和女性油画家一样,脱离了传统的窠臼,她们擅长的主题与形制,与前代相差无几。
  像周錬霞这样继承传统的画家,虽然师法古人,但不像古人题材局限,技法单一,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顺应时代思潮,勇敢创新,呈现出自身的特色,开创传统绘画的新局面。使此时期女性书画家参与市场的种种行为,呈现出与前代后世截然不同的特殊面貌。[29]   注释:
  [1][2]徐昱中,徐昭南:《女画家周錬霞》,出版社不详,2000年版,第9页。
  [3]刘聪:《无灯无月两心知》,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4]徐昱中,徐昭南:《女画家周錬霞》,第10页。
  [5]薛峰:《周錬霞的华美人生》,《文艺报》,2011年4月8日,第007版。
  [6]徐昱中,徐昭南:《女画家周錬霞》,第33页。
  [7]徐昱中,徐昭南:《女画家周錬霞》,第33页。《采桑子》:“当时记得曾携手,人醉花扶。花醉人扶。羞褪红香粉欲酥。而今祗是成相忆,灯背人孤。人背灯孤。千种思量一梦无。”
  [8]刘聪:《无灯无月两心知》,第323页。《咸蛋诗》“硃磦赭石画来宜,点就丹心自正齐。金石内藏初不见,先应滚得一身泥。春江水暖未成胎,盐海泥涂去已回。剖出寸心颜色好,满山云为夕阳开。”
  [9]徐昱中,徐昭南:《女画家周錬霞》,第122页。《手笼》“常共貂裘觅醉吟,相携不畏雪霜侵。浅深恰护柔荑玉,开合频牵细链金。密密囊中藏粉镜,依依袖底拥芳襟。旗亭酒冷人将别,一握难禁暖到心。”
  [10]徐昱中,徐昭南:《女畫家周錬霞》,第34页。
  [11]刘聪:《无灯无月两心知》,第226页。
  [12]李朝辉:《屈原楚辞正宗》,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13]刘聪:《无灯无月两心知》,第4页。
  [14]图见《礼拜六》,1934年第559期,第23页。
  [15]刘聪:《无灯无月两心知》,第4页。
  [16]图见徐昱中,徐昭南:《女画家周錬霞》,第29页。
  [17]图见徐昱中,徐昭南:《女画家周錬霞》,第28页。
  [18]图见《邮声》,1929年第3卷第1期,第13页。
  [19]图见《邮声》,1928年,第2卷冬季汇刊,第24页。
  [20]李渝,《19世纪上海的艺术赞助》,见李晋铸《中国画家与赞助人——中国绘画中的社会及经济因素》,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第200页。
  [21]石守谦:《从风格到画意:反思中国美术史》,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390-392页。
  [22]王中秀:《王一亭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版,第449页。《申报》,1928年10月14日。
  [23]王中秀:《王一亭年谱长编》,第705页。《申报》,1936年8月9日。
  [24]王中秀:《王一亭年谱长编》,第750页。《申报》,1937年10月31日。
  [25]《申报》,1934年6月3日,第4张,第14版。
  [26]张长虹:《1933年“巴黎中国美术展览会”研究》,见《艺术探索》,2013年第5期,第30页。
  [27]王岩:《批判与启示——西方近现代政治哲学流派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6页。
  [28]董苏娜:《民国女性绘画研究》,硕士论文,济宁: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
  [29]严方圆:《海上闺秀之风——清末民国上海女性书画家特性研究》,《荣宝斋》,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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