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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大小小的摄影作品展中，都会出现名为“纪实摄影”的系列，然细而思之，则与严格意义上的纪实摄影相去甚远。其实为一些纪实性的展现民俗或旅游风光，仅具纪实之貌，而少了一些“内在精神”。混淆了摄影的纪实性和纪实摄影二者之间的区别，纪实摄影的本质便被隐匿遮蔽掉了。
一、误读的由来
对各种概念的误读或者自定义，是时下国内的流弊，出现在包括摄影艺术领域在内的一些艺术领域。其形成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状况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艺术领域被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导，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与国际社会严重脱节。借助“开放”，封闭的古旧国度向世界打开了国门，西方的各种新鲜事物、新思想一时间蜂拥而至。而“改革”并未使举国上下做好充足的与西方接轨的准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取代了僵死的计划经济，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转型，生产力发展、国家财富积累一路高歌猛进。相较与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来的缓慢得多。当社会变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瓦解的因素，除了现代化以外，就是“西方化”了。
如何面对新的、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如何对之进行适应和定位，成了睁眼看世界的国人的心头事。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积累和个人经验。八十年代的艺术圈内，后现代、形式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都是时髦的词汇，“西方的就是先进的”仿佛成了艺术家们的共识。艺术家们为了释放内心压抑已久的热情与欲望，按捺不住新奇企图跃跃欲试，这也就难怪在八九十年代的20年的时间内把西方一百多年来的各个流派时空错乱地轮番上演了一遍。初识新事物，了解到的难免是一鳞半爪，各种时髦的“主义”吸引艺术家，或受到灵感启发自成一家，或穿凿附会地拉大旗作虎皮，各种艺术实践蒙上了浓浓的模仿的色彩，用现在的流行话讲，就是“山寨”。误解在所难免，却也可能为获得正确认识的做好准备，前提是具备一种反思的精神，这也是本文努力的目标和指向。
二、纪实摄影的历史
为了正确理解“纪实摄影”内涵，有必要追溯其历史。自1839年问世以来，摄影术以其准确复制的能力，满足人们纪录和保存的愿望。早期实践中，一些摄影家们忠于清晰地用相机纪录身边的事物与社会的变迁，如法国的欧仁·阿热特对巴黎街道的全景式纪录，约翰·汤普森把镜头对准了伦敦街道的劳动阶层。写实主义的先驱们将一种人文精神融入到发达工业时代的新技术操作中，为后来“纪实摄影”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概念总是不断被实践诠释和更新，“纪实摄影”亦如此。在19世紀80年代前后，纪实摄影有了新突破，丹麦的移民雅各布·里斯开始了他关于美国城市贫民遭受的卑贱生活条件的重要摄影工作，它的成果《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贫民窟的广泛关注，也促使纽约当局采取了积极的政策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之后，美国的社会学家刘易斯·海因继承了里斯的精神，他把相机作为揭发社会阴暗面的工具，在工厂和矿山拍摄了童工劳动的悲惨情景。海斯的影像终于打动了人心，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雇佣童工。海因和里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纪实摄影的内涵：纪实摄影不是单纯复制纪录，囿于自身的目的，其价值在于对现实的反作用；纪实摄影家眼中不应只有他的照片，而是带着写实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关怀现实。简言之，纪实摄影是一种社会力量。
在美国本世纪30十年代是社会纪实摄影的盛行时期，农业安全局的摄影家用摄影机纪录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农业地区，由是成就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纪实摄影家，如沃克·伊文思、多萝西亚·兰格等。美国摄影界社会纪实的风格倾向，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社会纪实摄影的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及战后，一张张纪实照片提供了战争对世界造成的创伤的真实写照。其中著名的摄影家有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戴维·摩西。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作为现实的镜子的社会纪实摄影，开始转移焦点，由宏观叙事转向微观体察，焦点从人类共同命运和普遍情感逐渐转向个人化的主观世界。这种以个人化的视角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独特情感体验的摄影新趋势，谓之“新纪实摄影”。
三、纪实摄影在中国：成长出于艰辛
在1992年出版的《ICP摄影百科全书》对纪实摄影的概念有明确的规定，“纪实摄影”这一术语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根植于摄影的现实纪录功能，每一张照片都具有纪录性。第二层含义趋向于纪实摄影的社会性，一般定义为“社会纪实摄影”，社会纪实摄影要纪录下某种社会状态，进而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变革。稳定的极权体制下的变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面对这样的事实，说改革开放前中国不存在纪实摄影，大概没有什么疑议。
纪实摄影的概念在1980年代被引入中国，当时出现在一本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国际摄影》上，这个杂志主要是以文摘翻译的形式介绍西方的摄影状态。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映，關于当时的摄影理论引入和传播，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半径很小的摄影圈，并不足以辐射到全国。
但在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期大约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段所谓的纪实报道摄影浪潮或运动。20世纪90年代初谢海龙的《希望工程》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纪实摄影作品。他把中国现实社会中最真实一面给揭露了出来，并促进社会在这一方面的改良。并且在这种行为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和认可，并且切切实实地促进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现状的改良。再后来，卢广的《艾滋病村》，也让当地的人获得了援助。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世界也急于了解陌生的中国。国际传媒开始产生对中国影像的成规模的需要。一些摄影家为了迎合西方传媒市场的需求开始创作一些能够代表中国改革迹象的所谓的纪实摄影作品，一种后殖民主义批评关注的就是这种创作方式的文化后果。还有部分摄影家企图摆脱文革时期的唯美的图像，开始寻求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作题材。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纪实摄影除了发源于纪实摄影家的社会关怀意识外，也受到了商业力量的刺激。不过，这场纪实摄影运动差不多到千禧年就已经结束了，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究其原因，当代艺术市场开始繁荣，纪实摄影家们根据市场的风向标纷纷转向 “观念摄影”去了。市场又一次显示了自身左右纪实摄影的力量。
除了市场和西方他者的眼光，一种“艺术至上”、唯美是从的倾向也制约了纪实摄影的发展。多数人所理解的摄影的“纪实性”，只是停留在其机械复制的表层功能上，批评标准也只限于构图、色调、光影等形式方面，忽视了纪实摄影的本质，“美”取代了“真”与“善”。纪实摄影深受一种流行观念的限定和约束，即纪实摄影应当是一种艺术形式。对于摄影这样一种融功能性和审美性为一体的媒介而言，我们早应该超越艺术本体论的争议。一种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将影像视为具有多元价值的文本，从不同的评价标准来看，便具有不同的意义。即使仅仅视摄影为一种艺术形式，一件艺术品除了审美价值以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上世纪整个90年代的纪实摄影运动但也残留了精神硕果。陕西一派摄影人超越了题材论，提出了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张。这体现了中国纪实摄影人心中的人文精神和现实关怀，是和纪实摄影的内在精神一致。这种内在精神即是一种自觉的现实关怀意识。
四、结语：新的希望
纪实摄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在摄影家的实践中，在批评家的指引下，摄影由实践上升到理念。纪实摄影经历了早起写实主义的探索，到战地摄影家对纪实摄影精神的诠释，再到后来印刷媒体时代铸就了纪实摄影的全盛时期。在数码时代，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印刷媒体的主导性地位逐渐被新媒体取代，纪实摄影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载体，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许纪实摄影已经失去作为一场“运动”的意义，但一种纪实精神已深深的渗入摄影的历史当中。
纪实摄影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摄影史上占据半壁江山，因为纪实摄影见证了人类的苦难。伟大的纪实摄影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历史铭记，因为这些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当代中国，我们提倡纪实摄影，不仅仅是倡导一种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更为核心的是呼唤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现实批判的立场与态度。我们期待纪实摄影在中国成为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所谓“纪实”的价值不就在于现实意义么？
一、误读的由来
对各种概念的误读或者自定义，是时下国内的流弊，出现在包括摄影艺术领域在内的一些艺术领域。其形成发展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状况密不可分。改革开放之前，我国艺术领域被官方意识形态所主导，社会思想文化发展与国际社会严重脱节。借助“开放”，封闭的古旧国度向世界打开了国门，西方的各种新鲜事物、新思想一时间蜂拥而至。而“改革”并未使举国上下做好充足的与西方接轨的准备。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取代了僵死的计划经济，加快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转型，生产力发展、国家财富积累一路高歌猛进。相较与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要来的缓慢得多。当社会变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速度，造成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瓦解的因素，除了现代化以外，就是“西方化”了。
如何面对新的、来自西方的新事物，如何对之进行适应和定位，成了睁眼看世界的国人的心头事。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离不开一定的知识积累和个人经验。八十年代的艺术圈内，后现代、形式主义、超现实主义等都是时髦的词汇，“西方的就是先进的”仿佛成了艺术家们的共识。艺术家们为了释放内心压抑已久的热情与欲望，按捺不住新奇企图跃跃欲试，这也就难怪在八九十年代的20年的时间内把西方一百多年来的各个流派时空错乱地轮番上演了一遍。初识新事物，了解到的难免是一鳞半爪，各种时髦的“主义”吸引艺术家，或受到灵感启发自成一家，或穿凿附会地拉大旗作虎皮，各种艺术实践蒙上了浓浓的模仿的色彩，用现在的流行话讲，就是“山寨”。误解在所难免，却也可能为获得正确认识的做好准备，前提是具备一种反思的精神，这也是本文努力的目标和指向。
二、纪实摄影的历史
为了正确理解“纪实摄影”内涵，有必要追溯其历史。自1839年问世以来，摄影术以其准确复制的能力，满足人们纪录和保存的愿望。早期实践中，一些摄影家们忠于清晰地用相机纪录身边的事物与社会的变迁，如法国的欧仁·阿热特对巴黎街道的全景式纪录，约翰·汤普森把镜头对准了伦敦街道的劳动阶层。写实主义的先驱们将一种人文精神融入到发达工业时代的新技术操作中，为后来“纪实摄影”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概念总是不断被实践诠释和更新，“纪实摄影”亦如此。在19世紀80年代前后，纪实摄影有了新突破，丹麦的移民雅各布·里斯开始了他关于美国城市贫民遭受的卑贱生活条件的重要摄影工作，它的成果《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贫民窟的广泛关注，也促使纽约当局采取了积极的政策解决社会贫困问题。之后，美国的社会学家刘易斯·海因继承了里斯的精神，他把相机作为揭发社会阴暗面的工具，在工厂和矿山拍摄了童工劳动的悲惨情景。海斯的影像终于打动了人心，促使美国国会通过立法禁止雇佣童工。海因和里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纪实摄影的内涵：纪实摄影不是单纯复制纪录，囿于自身的目的，其价值在于对现实的反作用；纪实摄影家眼中不应只有他的照片，而是带着写实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关怀现实。简言之，纪实摄影是一种社会力量。
在美国本世纪30十年代是社会纪实摄影的盛行时期，农业安全局的摄影家用摄影机纪录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农业地区，由是成就了一批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纪实摄影家，如沃克·伊文思、多萝西亚·兰格等。美国摄影界社会纪实的风格倾向，在世界范围内推动了社会纪实摄影的传播。第二次世界大战战时及战后，一张张纪实照片提供了战争对世界造成的创伤的真实写照。其中著名的摄影家有罗伯特·卡帕、尤金·史密斯、戴维·摩西。此后的二三十年间，作为现实的镜子的社会纪实摄影，开始转移焦点，由宏观叙事转向微观体察，焦点从人类共同命运和普遍情感逐渐转向个人化的主观世界。这种以个人化的视角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独特情感体验的摄影新趋势，谓之“新纪实摄影”。
三、纪实摄影在中国：成长出于艰辛
在1992年出版的《ICP摄影百科全书》对纪实摄影的概念有明确的规定，“纪实摄影”这一术语具有双重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根植于摄影的现实纪录功能，每一张照片都具有纪录性。第二层含义趋向于纪实摄影的社会性，一般定义为“社会纪实摄影”，社会纪实摄影要纪录下某种社会状态，进而影响社会，推动社会的变革。稳定的极权体制下的变革只能是自上而下的，面对这样的事实，说改革开放前中国不存在纪实摄影，大概没有什么疑议。
纪实摄影的概念在1980年代被引入中国，当时出现在一本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国际摄影》上，这个杂志主要是以文摘翻译的形式介绍西方的摄影状态。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映，關于当时的摄影理论引入和传播，仅仅是局限于一个半径很小的摄影圈，并不足以辐射到全国。
但在世纪九十年代和21世纪初期大约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段所谓的纪实报道摄影浪潮或运动。20世纪90年代初谢海龙的《希望工程》是当代具有代表性的纪实摄影作品。他把中国现实社会中最真实一面给揭露了出来，并促进社会在这一方面的改良。并且在这种行为得到了官方的默许和认可，并且切切实实地促进中国贫困地区教育现状的改良。再后来，卢广的《艾滋病村》，也让当地的人获得了援助。
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世界也急于了解陌生的中国。国际传媒开始产生对中国影像的成规模的需要。一些摄影家为了迎合西方传媒市场的需求开始创作一些能够代表中国改革迹象的所谓的纪实摄影作品，一种后殖民主义批评关注的就是这种创作方式的文化后果。还有部分摄影家企图摆脱文革时期的唯美的图像，开始寻求具有现代意义的创作题材。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纪实摄影除了发源于纪实摄影家的社会关怀意识外，也受到了商业力量的刺激。不过，这场纪实摄影运动差不多到千禧年就已经结束了，只有短短十多年的时间。究其原因，当代艺术市场开始繁荣，纪实摄影家们根据市场的风向标纷纷转向 “观念摄影”去了。市场又一次显示了自身左右纪实摄影的力量。
除了市场和西方他者的眼光，一种“艺术至上”、唯美是从的倾向也制约了纪实摄影的发展。多数人所理解的摄影的“纪实性”，只是停留在其机械复制的表层功能上，批评标准也只限于构图、色调、光影等形式方面，忽视了纪实摄影的本质，“美”取代了“真”与“善”。纪实摄影深受一种流行观念的限定和约束，即纪实摄影应当是一种艺术形式。对于摄影这样一种融功能性和审美性为一体的媒介而言，我们早应该超越艺术本体论的争议。一种更为合理的做法是将影像视为具有多元价值的文本，从不同的评价标准来看，便具有不同的意义。即使仅仅视摄影为一种艺术形式，一件艺术品除了审美价值以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上世纪整个90年代的纪实摄影运动但也残留了精神硕果。陕西一派摄影人超越了题材论，提出了现实主义和人本主义的主张。这体现了中国纪实摄影人心中的人文精神和现实关怀，是和纪实摄影的内在精神一致。这种内在精神即是一种自觉的现实关怀意识。
四、结语：新的希望
纪实摄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在摄影家的实践中，在批评家的指引下，摄影由实践上升到理念。纪实摄影经历了早起写实主义的探索，到战地摄影家对纪实摄影精神的诠释，再到后来印刷媒体时代铸就了纪实摄影的全盛时期。在数码时代，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印刷媒体的主导性地位逐渐被新媒体取代，纪实摄影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撑载体，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也许纪实摄影已经失去作为一场“运动”的意义，但一种纪实精神已深深的渗入摄影的历史当中。
纪实摄影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摄影史上占据半壁江山，因为纪实摄影见证了人类的苦难。伟大的纪实摄影作品之所以能够被历史铭记，因为这些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当代中国，我们提倡纪实摄影，不仅仅是倡导一种艺术观念和艺术风格，更为核心的是呼唤一种普世的人文关怀精神和现实批判的立场与态度。我们期待纪实摄影在中国成为推动变革的社会力量。所谓“纪实”的价值不就在于现实意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