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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系统性风险的测度与预警是摆在全世界监管当局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文章对现有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预警模型进行了系统回顾，对相关模型的概念、实践以及不足做出详细介绍，并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了总结分析。这对推动构建适于我国国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预警体系，进而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风险测度;期望损失
一、 前言
系统性风险的概念目前并未有普遍接受的定义，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从风险积累与传染、危及程度与范围、后续防范及治理等几方面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抽象或具体概括。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这些定义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都认为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结果，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既有对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的影响，又包括引发金融市场层面动荡的影响。由于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存在一个逐渐积聚的过程，使得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成为可能，并且这种防范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到了重点关注，其主要包括：第一，基于历史上发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经验总结与提炼，试图从中找到规律性或必然性的东西;第二，对当前经济的风险状况及未来可能遭受的风险冲击进行分析，试图测算出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翟金林，2001）。在当前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时期，如何对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行有效的估计，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预警模型的发展脉络（如图1），并对相关模型的概念、实践以及不足做出详细介绍，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预警体系提供参考。
二、 国内外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预警模型
1. 指标法。
（1）综合指标法。即通过构建子系统指标，综合衡量当前金融体系风险综合状况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选取对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的指标，二是采取一定的统计方法对指标进行综合，从而得到能够衡量当前系统性风险整体状况的指数。从预警应用角度来看，综合指数法基于历史数据设定阈值或划定风险等级，当指数高于阈值或在风险等级中处于高位时，可做出预警。
由于综合指数结构法明了清晰，并且运用较为灵活、可简可繁，因此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Caprio和Klingebiel（1996）选取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给、通货膨胀水平、财政及贸易收支平衡情况等指标对银行领域内的金融风险进行了衡量。Hakkio和Keeton（2009）为识别1990年～2009年美国金融风险水平，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取11个表征金融压力的指标综合计算出相应指数。综合指数法的发展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进入了“快车道”。IMF（2003）、亚洲开发银行（2004）和欧洲央行（2005）先后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前者建立了金融稳健性指标体系（FSI，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该体系由核心和鼓励两层指标集组合而成，可对银行等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估;后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宏观审慎指标体系（MPI，Macro-prudential Indicators），该体系由反映宏观经济风险状况与衡量个体风险状况的微观指标组成，可对相关领域的稳健性进行测度。然而无论是FSI还是MPI都是基于相对静态、低频率和缺乏预见性的宏观经济数据，存在一定不足。为此，学者们开始逐步尝试在指标体系中引入高频、动态的市场数据。Illing和Liu（2003）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他们构建了包含银行、债券、股票和外匯市场指标在内的金融压力指数（FSI，Financial Stress Indicators），较为准确地测度了加拿大近年来的金融困境事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反映出金融危机爆发的错综复杂性，也揭示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是构建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预警指标体系的重要一环。刘春航和朱元倩（2011）通过分析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与传导路径，提出了衡量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三维框架：第一维采用宏观风险指数（MRI，Macro-economic Risk Index）表征宏观经济冲击程度;第二维采用银行经营风险指数（ORI，Operational Risk Index）表征银行自身经营状态;第三维采用银行传染指数（BCI，Bank Contagion Index）表征传染和扩散效应。王春丽和胡玲（2014）为测度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在Illing和Liu（2003）指标的基础上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我国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应对危机时信贷的较快增长、股票市场及其监管体系的不完善。
综上，早期关于综合指标法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宏观、微观和市场三个层面构建子系统指标，并指出银行业是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症结，其数据主要来源于银行业。之后学者们在综合指标法中逐渐引入金融市场数据，完善了系统性风险测度和预警的指标体系。由于传统的综合指数法无法体现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效应，近期的研究在预警体系中加入金融风险传染指标以解决这一弊病。将金融风险传染的相关理论引入综合指标法将是大势所趋。
（2）早期预警法。即选取能够反映金融危机的因变量以及与该因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的自变量，通过建立拟合方程得出由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风险变化，由此对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
1977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是早期预警法研究的时间起点，而Bilson（1979）则是最早提出早期预警（EWS，Early Warning System）理论的学者，他提出基础货币、影子汇率以及国际储备可作为预警指标，这为早期预警法在风险预警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此后，Sachs等（1995）和Kaminsky等（1998）分别提出STV模型和KLR信号法，前者通过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检验表明若一国国内贷款扩张而经济体系脆弱、汇率高估而国际储备较低时，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高，后者成为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预警模型之一。 国内关于早期预警法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是基于国外模型进行本国实践。唐旭和张伟（2002）基于Pattillo和Berg（1998）的工作，深入比较FR概率模型、STV模型和KLR信号分析法的优劣，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股市危机构建了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体系。徐道宣和石璋铭（2007）引进KLR预警模型研究我国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结合郑振龙（1998）、刘志强（1999）等所选定的预警指标，对KLR做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改进。
上述模型在使用过程中都需将连续变量转换成离散的0～1变量，这不可避免的造成信息损失，且以上模型均为静态。为克服上述缺陷，Fratzscher（1999）、Jeanne和Masson（2000）在预警模型中引入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变量，以此表征金融风险的动态效应，增加预警的有效性。Knedlik和Scheufele（2007）针对2006年南非货币危机分别运用Probit/Logit模型、KLR信号模型以及马尔科夫模型进行模拟比较，结果显示马尔科夫模型的预测能力在三类模型中最强，在危机爆发前两个月发出了明显的预警信号。
如上所述，早期预警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国外，对中国而言适用性不强，这是由该法的前提条件所决定的。早期预警法应用的前提是目标经济体在历史上存在金融危机或对系统性风险预警事件有准确的定义。对于历史上未曾从严格意义上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而言，如中国，早期预警法的应用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有学者通过设定金融指标数据的临界值（张元萍、孙刚，2003）或通过构建危机指标并对危机指标设置阈值（陈守东等，2006;安辉等，2013）的方式对风险预警事件做出定义。但是，当实际金融数据超过金融危机时的相应临界值或阈值时就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么？学界对此并无定论。
2. 网络模型法。矩阵法和网络分析法是网络模型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测度方法，这类方法通过测度单个银行网络中所累计的风险确认危机状况，其主要路径是通过利用银行间相互敞口和交易数据建立网络，对各类网络形状模拟风险传染情况（IMF，2009）。
Muller（2003）运用网络分析法结合神经网络模拟法，根据不同银行类型不同的网络形状，识别系统性风险。由于网络分析法能使监管者超越初始问题，获取多轮外溢效应，因此该方法被认为是度量系统性关联度风险的重要方法（Allen
关键词：系统性风险;风险测度;期望损失
一、 前言
系统性风险的概念目前并未有普遍接受的定义，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从风险积累与传染、危及程度与范围、后续防范及治理等几方面对系统性风险进行抽象或具体概括。但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这些定义都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都认为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是金融风险不断积累的结果，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既有对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的影响，又包括引发金融市场层面动荡的影响。由于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存在一个逐渐积聚的过程，使得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成为可能，并且这种防范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受到了重点关注，其主要包括：第一，基于历史上发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经验总结与提炼，试图从中找到规律性或必然性的东西;第二，对当前经济的风险状况及未来可能遭受的风险冲击进行分析，试图测算出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翟金林，2001）。在当前我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时期，如何对风险发生的概率进行有效的估计，对于维护金融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梳理了国内外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预警模型的发展脉络（如图1），并对相关模型的概念、实践以及不足做出详细介绍，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测度与预警体系提供参考。
二、 国内外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预警模型
1. 指标法。
（1）综合指标法。即通过构建子系统指标，综合衡量当前金融体系风险综合状况的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步骤，一是选取对系统性风险影响较大的指标，二是采取一定的统计方法对指标进行综合，从而得到能够衡量当前系统性风险整体状况的指数。从预警应用角度来看，综合指数法基于历史数据设定阈值或划定风险等级，当指数高于阈值或在风险等级中处于高位时，可做出预警。
由于综合指数结构法明了清晰，并且运用较为灵活、可简可繁，因此在实践中被广泛运用。Caprio和Klingebiel（1996）选取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给、通货膨胀水平、财政及贸易收支平衡情况等指标对银行领域内的金融风险进行了衡量。Hakkio和Keeton（2009）为识别1990年～2009年美国金融风险水平，基于主成分分析法选取11个表征金融压力的指标综合计算出相应指数。综合指数法的发展在亚洲金融风暴后进入了“快车道”。IMF（2003）、亚洲开发银行（2004）和欧洲央行（2005）先后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前者建立了金融稳健性指标体系（FSI，Financial Soundness Indicators），该体系由核心和鼓励两层指标集组合而成，可对银行等金融市场风险进行评估;后者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宏观审慎指标体系（MPI，Macro-prudential Indicators），该体系由反映宏观经济风险状况与衡量个体风险状况的微观指标组成，可对相关领域的稳健性进行测度。然而无论是FSI还是MPI都是基于相对静态、低频率和缺乏预见性的宏观经济数据，存在一定不足。为此，学者们开始逐步尝试在指标体系中引入高频、动态的市场数据。Illing和Liu（2003）便是其中的代表性学者，他们构建了包含银行、债券、股票和外匯市场指标在内的金融压力指数（FSI，Financial Stress Indicators），较为准确地测度了加拿大近年来的金融困境事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不仅反映出金融危机爆发的错综复杂性，也揭示了金融风险的传染效应是构建系统性风险测度与预警指标体系的重要一环。刘春航和朱元倩（2011）通过分析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与传导路径，提出了衡量银行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三维框架：第一维采用宏观风险指数（MRI，Macro-economic Risk Index）表征宏观经济冲击程度;第二维采用银行经营风险指数（ORI，Operational Risk Index）表征银行自身经营状态;第三维采用银行传染指数（BCI，Bank Contagion Index）表征传染和扩散效应。王春丽和胡玲（2014）为测度近年来我国金融风险，在Illing和Liu（2003）指标的基础上利用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对国际金融危机传染进行模拟，模拟结果显示我国金融风险主要来源于应对危机时信贷的较快增长、股票市场及其监管体系的不完善。
综上，早期关于综合指标法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宏观、微观和市场三个层面构建子系统指标，并指出银行业是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症结，其数据主要来源于银行业。之后学者们在综合指标法中逐渐引入金融市场数据，完善了系统性风险测度和预警的指标体系。由于传统的综合指数法无法体现金融机构间的风险传染效应，近期的研究在预警体系中加入金融风险传染指标以解决这一弊病。将金融风险传染的相关理论引入综合指标法将是大势所趋。
（2）早期预警法。即选取能够反映金融危机的因变量以及与该因变量存在一定相关性的自变量，通过建立拟合方程得出由自变量的变化所引起的风险变化，由此对危机的发生进行预测。
1977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是早期预警法研究的时间起点，而Bilson（1979）则是最早提出早期预警（EWS，Early Warning System）理论的学者，他提出基础货币、影子汇率以及国际储备可作为预警指标，这为早期预警法在风险预警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此后，Sachs等（1995）和Kaminsky等（1998）分别提出STV模型和KLR信号法，前者通过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检验表明若一国国内贷款扩张而经济体系脆弱、汇率高估而国际储备较低时，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较高，后者成为当前使用最为广泛的预警模型之一。 国内关于早期预警法的研究并不多，主要是基于国外模型进行本国实践。唐旭和张伟（2002）基于Pattillo和Berg（1998）的工作，深入比较FR概率模型、STV模型和KLR信号分析法的优劣，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和股市危机构建了中国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体系。徐道宣和石璋铭（2007）引进KLR预警模型研究我国金融风险预警体系，结合郑振龙（1998）、刘志强（1999）等所选定的预警指标，对KLR做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改进。
上述模型在使用过程中都需将连续变量转换成离散的0～1变量，这不可避免的造成信息损失，且以上模型均为静态。为克服上述缺陷，Fratzscher（1999）、Jeanne和Masson（2000）在预警模型中引入马尔科夫区制转移变量，以此表征金融风险的动态效应，增加预警的有效性。Knedlik和Scheufele（2007）针对2006年南非货币危机分别运用Probit/Logit模型、KLR信号模型以及马尔科夫模型进行模拟比较，结果显示马尔科夫模型的预测能力在三类模型中最强，在危机爆发前两个月发出了明显的预警信号。
如上所述，早期预警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国外，对中国而言适用性不强，这是由该法的前提条件所决定的。早期预警法应用的前提是目标经济体在历史上存在金融危机或对系统性风险预警事件有准确的定义。对于历史上未曾从严格意义上发生过金融危机的国家而言，如中国，早期预警法的应用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尽管有学者通过设定金融指标数据的临界值（张元萍、孙刚，2003）或通过构建危机指标并对危机指标设置阈值（陈守东等，2006;安辉等，2013）的方式对风险预警事件做出定义。但是，当实际金融数据超过金融危机时的相应临界值或阈值时就一定会发生金融危机么？学界对此并无定论。
2. 网络模型法。矩阵法和网络分析法是网络模型法中具有代表性的测度方法，这类方法通过测度单个银行网络中所累计的风险确认危机状况，其主要路径是通过利用银行间相互敞口和交易数据建立网络，对各类网络形状模拟风险传染情况（IMF，2009）。
Muller（2003）运用网络分析法结合神经网络模拟法，根据不同银行类型不同的网络形状，识别系统性风险。由于网络分析法能使监管者超越初始问题，获取多轮外溢效应，因此该方法被认为是度量系统性关联度风险的重要方法（All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