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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雄安新区承担着建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的历史重任。文章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借鉴美国硅谷和珠三角深圳创新城市发展经验，提出要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激励，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雄安新区集聚;建立京津雄跨行政区协作的制度安排、推进政策衔接及执行落实;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创新文化。
关键词：创新驱动;雄安新区;创新生态系统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跳出去”建设新城不仅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解决城市发展中问题的举措，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经验，这两个新区已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的核心助推力量。这从战略层面指出了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即一方面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也暗含出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发展是顺应世界城市发展趋势。2018年4月发布的《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雄安新区要建设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建设创新驱动引领区成为雄安新区肩负的历史使命，高水平建设雄安新区成为当前重大任务，借鉴国内外一流创新型城市发展经验，结合当前实际，为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可行路径成为当前值得研究的迫切问题。
国内外学者在创新驱动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创新”这个概念，把创新类比成一种数学函数的建立，企业家是主导要素，能够把生产要素、生产条件进行不同的新组合，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已不止于这些，还包括知识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等。之后关于创新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以索洛、爱德温·曼斯菲尔德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派和以诺斯、戴维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之后迈克尔·波特从企业角度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进行了研究，强调政府为企业创造创新环境职能的重要性，在其代表作《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了创新驱动概念，认为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个阶段。目前创新系统研究中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代表的研究尤其活跃。
当前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美国硅谷、珠三角深圳的创新发展对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内涵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源于生物学中生态系统的隐喻，应用在管理学中，是指一种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依赖、协同共生，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演变的复杂协同网络。Moore教授（1993年）较早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认为是一组具有共同进化能力的异质组织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这些组织可以是生产者、供应商、分销商、金融和研究机构、监管机构等。2006年，Ron Adner教授在重要期刊文章中提出创新战略要与创新生态系统相融合的观点，认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协作安排，通过创新生态系统战略的部署，能够把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众多关联的参与者凝聚起来，创造出企业个体额外附加的集体收益，增加其附加效用。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不同于描述组织网络的相似或重叠结构的定义特征，如集群（Porter，1998）和价值网络。集群指的是“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在一个领域中，不寻常竞争成功的关键群体”。这类例子包括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走廊、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公园等集群。集群的区域焦点将其与创新生态系统区分开来，创新生态系统的边界不是由特定的地理位置确定的，而是构成功能屏障的“集体功能”。事实上，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创新生态系统遍布全球，在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凝聚了无数参与者。价值网络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相互连接的网络，其中包含一组参与者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这些参与者通过制造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网络可以被视为制造商和市场的嵌套层次系统，它们生产和购买相应的组件、产品和整体系统的嵌套层次结构，考虑到创新生态系统的生物起源，创新生态系统不同于价值网络，它侧重于组织（类似于物种）相互作用时发生的共同进化过程，通常是共生的。与组织网络的重叠描述相比，创新生态系统结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这个网络中包含了最终用户，认为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提供技术或者服务等平台是“生态系统领导者”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体现。在创新生态系统中，领导者的角色可以是自然秩序演化中产生，也可以是由集群治理机制所决定。目前国外的文献研究中较为关注的行动者是“创新生态系统领导者”和“互补者”两个比较典型的角色，“生态系统领导者”的角色对于创建、确保生态系统治理、放弃合作伙伴关系、平台管理和价值分配是不可或缺的。“供应商”“组装者”“补充者”和“用户”反过来又是直接的价值创造角色，共同交付，组装和使用关键组件、互补性、產品和服务。关于创新生态系统行动者的研究对我国创新生态系统创建有很大借鉴意义，尤其目前市场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实际情况下，需要政府充当“创新生态领导者”的角色。目前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停留在应然阶段，停留在创新生态系统生命周期开始阶段，随着研究深入，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知识共同体等也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 美国硅谷创新型城市建设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区南部，早年因生产和创新硅芯片而得名，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技术创新聚集区，诞生了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如苹果、因特尔、谷歌、Facebook等，集聚5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吸纳世界各地优秀的高端科技人才，创造了全美最高的人均GDP。硅谷从20世纪50年底开始建设到现在成为世界创新“最佳实践”。
作为自主创新的典范，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硅谷？硅谷模式一度被解读为是知识和资本的完美结合。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成长发展起来，1951年成立的斯坦福工业园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成为硅谷技术研发中心和人力资本资源库;同时斯坦福大学注重培养技术企业家，密切公司与大学的联系，工程师可以直接参与研究生课程学习，学生也可以参加到公司的研发中，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创业离不开资金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硅谷创业者的主要资金来源由国防军费转为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机产业成为硅谷经济引擎，世界上最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汇于此，围绕风投产业形成了高效的风险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体系、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法律服务体系和互信网络，促进了科研机构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硅谷的成功不仅仅是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美国得克萨斯州和新泽西州试图复制硅谷模式，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效。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构建被认为是硅谷持续创新发展的关键。甚至美国总统智库在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也把科学和技术创新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归结于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认为硅谷是“创新创业栖息地”，是各种创新物种、创新群落相互连接，创新要素融合流动的生态网络。硅谷的成功除顶尖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集聚外，和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不可分割。硅谷培养了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敢于创新冒险、崇尚开拓进取，宽容失败、容忍“背叛”被认为是硅谷的创新文化。硅谷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营造了硅谷独有的创新环境，硅谷舒适的气候条件、优美的生态环境、海港空港优势、发达的公路交通、便利的生活设施打造了硅谷高品质的城市创新环境。硅谷尽管是市场主导的发展方式，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对硅谷的发展起到了激励和规制约束引导的作用，比如“专利和商标修正法令”，该法令明晰了科研成果专利的归属及收益分享责任机制，对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提供的研发创新经费支持、税收优惠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类措施为硅谷创新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创新环境。
三、 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
深圳位于广东南部，与香港一水之隔，现辖9个行政区、1个新区，占地1 997.47平方公里，常驻人口约1 300万，交通发达，水陆空铁口岸俱全，城市化率100%。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被誉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由当初的边陲小渔村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位列国内一线城市行列，目前已成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快，高新产业集聚度高的城市之一。
深圳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在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深圳致力于创建国际一流创新型城市建设。自2004年起，深圳出台一系列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的行政法规、总体规划等政策文件，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国率先布局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并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成为深圳现代产业体系的四大支柱产业。深圳逐渐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集聚了以华为、中兴、腾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2015年，深圳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同年出台《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2020年）》;深圳在自主创新的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更是赋予深圳发挥创新型城市引领作用的历史使命。深圳的创新发展被寄予成为带动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力量。
深圳的创新发展是在政府和市场主导作用下走了一条“扦插嫁接型”道路。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聚集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外商投资，倚托香港实现与全球产业链的对接;利用经济特区的政治地位和政策优势，迅速集聚国内创新资源，吸引外省企业来深圳投资办厂，形成外企、国企、民企等多类型企业多元融合发展的势头;到90年代初，政府积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为深圳的创新驱动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利用香港亚太金融中心地位，率先在国内发展金融资本市场，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的政策优势和经济发展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聚集，催生了一批潜力巨大的民营科技企业。2006年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以来，高新科技公司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增强，成为国家领军企业如华为公司、金蝶软件公司、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等等，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纷纷在深圳设立研究院或分院，增强了人力资本和科技成果产出。
深圳成功从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生产基地转型为国际创新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创新资源来看，民营企业是创新主体，市场主导配置资源形成有序的竞争环境。但同时，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是深圳创新驱动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出台一系列对高新技术产业支持的政策文件，把自主创新作为创新型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在政府资助、人才培养引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激励和保障措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形成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做到政府的有限有为。新型的“官助民办”研发机构成为创新的新生力量，新型研发机构形式灵活，有校地共建、院所共建、企业自建、联盟和民间创办等多种类型。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冒险探索，肯干实干成为第一代深圳创新开创者的精神气质，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造就了新一代自主、自强的创新文化。以市场为导向，民营企业为主体，开放实干、自主自强的创新文化，同时保持市场体系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构成了深圳创新生态体系。
四、 国内外创新城市建设对雄安新區创新驱动发展的启示
在研究借鉴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美国硅谷、珠三角深圳创新城市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建议路径，如下：
1. 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激励，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雄安新区集聚。中央和省的高度重视及大力支持是雄安新区初期发展起步的关键。2019年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支持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提升新区管理发展权限。雄安新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利于各种创新资源要素的凝聚。站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角度，做好雄安新区的规划，尤其产业、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形成与京津错位发展、良性竞争的全域发展规划。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激励，疏解北京的高校、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他公共事业单位来雄安新区发展。加强雄安新区公共服务资源与北京的对接，从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入手，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品质，吸引更多的创新人才来雄安新区安家落户。
2. 建立京津雄跨行政区协作的制度安排，推进政策衔接及执行落实。雄安新区建设是河北省政府主导建设的新城，行政归属河北，但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聚地，与通州构成首都发展两翼，京津雄三方需要建立跨行政区发展的协作机制，尤其创新驱动发展政策规划制定中，要明确三地的创新发展定位，尤其需要在科技创新上加强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使创新产业有合理分工，形成高端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生态发展模式，避免创新发展零和博弈。通过提高政策制定的协同性，增进三方的信任合作，提升政策执行的协同性，发挥京津雄协同创新的整体效能。 3. 建设高水平雄安大学，构建多层次人才结构。根据深圳创新发展经验，成果转化模式并未助推深圳高新技术发展，自主研发成为深圳突破创新“达尔文海”的法宝。河北提出“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创新发展模式，需要建立在京津冀科技政策协调发展的前提下，雄安的创新驱动发展是要立足河北，但河北科技创新能力是短板，如何嫁接高新技术到雄安，依托北京丰富的科教资源，建设高水平雄安大学是首要之选。以高水平的雄安大学为平台吸引海内外高端科技人才落户雄安，同时加强对雄安本地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多层次人才结构。
4. 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美国硅谷、深圳等创新型城市发展中看到，在新城发展初期，政府都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及时出台的规划及法律法规政策引导创新发展向上趋势，同时美国硅谷、深圳的发展都说明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有效。雄安新区的建设应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发展初期，政府主导推动创新资源集聚雄安新区，建设政产学研平台，做好交通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雄安新区发展有获得感;产业聚集形成规模后，政府应适时稳妥的做到有限政府，让信息流、资金流、人力流自由的在市场流动，建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发展模式。
5. 培育优质企业家精神，打造创新文化。无论是美国硅谷，还是深圳特区，开放探索，包容进取，自主自强的创新文化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企业家聚集，雄安新区应培养与之相匹配的创新文化。优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宝贵财富。雄安新区首先要用法治塑造市场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破除“关系”文化。其次，培育高度互信和竞争合作的网络关系，个人诚信品德教育和政府、企业信用体系协同共建。最后，营造系统组织学习的氛围，创新的过程是知识增进的过程，但就像柯兹纳所言“集中计划无法解决知识分散的过程”，创新知识源自每一个创新主体，激发创新能力需要开放务实、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也需要制度激励激发人力资本创新能力，通过科技制度创新，培育创新文化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 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3] 李钟文，威廉·米勒，玛格丽特·韩柯克，亨利·羅文.硅谷优势：创新与创业精神的栖息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 李文江，周吉萍，李林军.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深圳策略[J].开放导报，2016，（1）：44-48.
[5] 杨宏山.首都功能疏解与雄安新区发展的路径探讨[J].中国行政管理，2017，（9）：65-69.
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项目号：2112018275）。
作者简介：王丽（1978-），女，汉族，河北省定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博士生，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治理、制度分析。
收稿日期：2019-08-17。
关键词：创新驱动;雄安新区;创新生态系统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跳出去”建设新城不仅是国际上普遍采取的解决城市发展中问题的举措，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经济特区、上海浦东新区的建设经验，这两个新区已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的发展的核心助推力量。这从战略层面指出了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即一方面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另一方面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也暗含出雄安新区的设立和发展是顺应世界城市发展趋势。2018年4月发布的《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指出雄安新区要建设成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一极、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建设创新驱动引领区成为雄安新区肩负的历史使命，高水平建设雄安新区成为当前重大任务，借鉴国内外一流创新型城市发展经验，结合当前实际，为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可行路径成为当前值得研究的迫切问题。
国内外学者在创新驱动方面做了大量研究。约瑟夫·熊彼特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最早提出“创新”这个概念，把创新类比成一种数学函数的建立，企业家是主导要素，能够把生产要素、生产条件进行不同的新组合，是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资源配置创新和组织创新。随着时代的发展，创新已不止于这些，还包括知识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等。之后关于创新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以索洛、爱德温·曼斯菲尔德等为代表的技术创新经济学派和以诺斯、戴维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创新学派。之后迈克尔·波特从企业角度对国家创新系统理论进行了研究，强调政府为企业创造创新环境职能的重要性，在其代表作《国家竞争优势》中首次提出了创新驱动概念，认为经济发展分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个阶段。目前创新系统研究中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代表的研究尤其活跃。
当前创新驱动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美国硅谷、珠三角深圳的创新发展对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内涵
创新生态系统理论是源于生物学中生态系统的隐喻，应用在管理学中，是指一种创新要素间的相互依赖、协同共生，共同创造价值的动态演变的复杂协同网络。Moore教授（1993年）较早提出创新生态系统概念，认为是一组具有共同进化能力的异质组织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这些组织可以是生产者、供应商、分销商、金融和研究机构、监管机构等。2006年，Ron Adner教授在重要期刊文章中提出创新战略要与创新生态系统相融合的观点，认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种协作安排，通过创新生态系统战略的部署，能够把从生产端到消费端的众多关联的参与者凝聚起来，创造出企业个体额外附加的集体收益，增加其附加效用。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不同于描述组织网络的相似或重叠结构的定义特征，如集群（Porter，1998）和价值网络。集群指的是“在一个地方，特别是在一个领域中，不寻常竞争成功的关键群体”。这类例子包括硅谷、波士顿128号公路走廊、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公园等集群。集群的区域焦点将其与创新生态系统区分开来，创新生态系统的边界不是由特定的地理位置确定的，而是构成功能屏障的“集体功能”。事实上，苹果和谷歌等公司的创新生态系统遍布全球，在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凝聚了无数参与者。价值网络描述了一个复杂的、相互连接的网络，其中包含一组参与者之间的直接和间接联系，这些参与者通过制造的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价值。网络可以被视为制造商和市场的嵌套层次系统，它们生产和购买相应的组件、产品和整体系统的嵌套层次结构，考虑到创新生态系统的生物起源，创新生态系统不同于价值网络，它侧重于组织（类似于物种）相互作用时发生的共同进化过程，通常是共生的。与组织网络的重叠描述相比，创新生态系统结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这个网络中包含了最终用户，认为在创新生态系统中提供技术或者服务等平台是“生态系统领导者”发挥领导作用的重要体现。在创新生态系统中，领导者的角色可以是自然秩序演化中产生，也可以是由集群治理机制所决定。目前国外的文献研究中较为关注的行动者是“创新生态系统领导者”和“互补者”两个比较典型的角色，“生态系统领导者”的角色对于创建、确保生态系统治理、放弃合作伙伴关系、平台管理和价值分配是不可或缺的。“供应商”“组装者”“补充者”和“用户”反过来又是直接的价值创造角色，共同交付，组装和使用关键组件、互补性、產品和服务。关于创新生态系统行动者的研究对我国创新生态系统创建有很大借鉴意义，尤其目前市场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实际情况下，需要政府充当“创新生态领导者”的角色。目前国内创新生态系统的研究还停留在应然阶段，停留在创新生态系统生命周期开始阶段，随着研究深入，创新生态系统中的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知识共同体等也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二、 美国硅谷创新型城市建设
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区南部，早年因生产和创新硅芯片而得名，是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技术创新聚集区，诞生了世界知名的高科技企业，如苹果、因特尔、谷歌、Facebook等，集聚5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吸纳世界各地优秀的高端科技人才，创造了全美最高的人均GDP。硅谷从20世纪50年底开始建设到现在成为世界创新“最佳实践”。
作为自主创新的典范，到底是什么造就了硅谷？硅谷模式一度被解读为是知识和资本的完美结合。硅谷依托斯坦福大学成长发展起来，1951年成立的斯坦福工业园奠定了硅谷电子业的基础，斯坦福大学和加州伯克利大学分校成为硅谷技术研发中心和人力资本资源库;同时斯坦福大学注重培养技术企业家，密切公司与大学的联系，工程师可以直接参与研究生课程学习，学生也可以参加到公司的研发中，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创业离不开资金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初，硅谷创业者的主要资金来源由国防军费转为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机产业成为硅谷经济引擎，世界上最密集的风险投资基金汇于此，围绕风投产业形成了高效的风险资本市场、金融服务体系、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法律服务体系和互信网络，促进了科研机构和金融资本的融合。 硅谷的成功不仅仅是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融合。美国得克萨斯州和新泽西州试图复制硅谷模式，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效。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构建被认为是硅谷持续创新发展的关键。甚至美国总统智库在发布的研究报告中，也把科学和技术创新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归结于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打造。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的观点认为硅谷是“创新创业栖息地”，是各种创新物种、创新群落相互连接，创新要素融合流动的生态网络。硅谷的成功除顶尖的人力资本、金融资本集聚外，和开放包容的创新文化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不可分割。硅谷培养了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敢于创新冒险、崇尚开拓进取，宽容失败、容忍“背叛”被认为是硅谷的创新文化。硅谷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完善的基础设施营造了硅谷独有的创新环境，硅谷舒适的气候条件、优美的生态环境、海港空港优势、发达的公路交通、便利的生活设施打造了硅谷高品质的城市创新环境。硅谷尽管是市场主导的发展方式，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引导对硅谷的发展起到了激励和规制约束引导的作用，比如“专利和商标修正法令”，该法令明晰了科研成果专利的归属及收益分享责任机制，对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热情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政府提供的研发创新经费支持、税收优惠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各类措施为硅谷创新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创新环境。
三、 深圳创新型城市建设
深圳位于广东南部，与香港一水之隔，现辖9个行政区、1个新区，占地1 997.47平方公里，常驻人口约1 300万，交通发达，水陆空铁口岸俱全，城市化率100%。深圳是中国设立的第一个经济特区，被誉为“改革开放的窗口”，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由当初的边陲小渔村一跃成为国际化大都市，位列国内一线城市行列，目前已成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快，高新产业集聚度高的城市之一。
深圳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城市，在创新型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深圳致力于创建国际一流创新型城市建设。自2004年起，深圳出台一系列创新型城市建设发展的行政法规、总体规划等政策文件，利用自身的地理区位、资金和人力资本优势，在全国率先布局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并制定相应的产业发展战略规划，高新技术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成为深圳现代产业体系的四大支柱产业。深圳逐渐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体系，集聚了以华为、中兴、腾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2015年，深圳提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同年出台《深圳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规划纲要（2015年～2020年）》;深圳在自主创新的路上走在了全国前列，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更是赋予深圳发挥创新型城市引领作用的历史使命。深圳的创新发展被寄予成为带动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力量。
深圳的创新发展是在政府和市场主导作用下走了一条“扦插嫁接型”道路。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聚集了劳动密集型企业，吸引外商投资，倚托香港实现与全球产业链的对接;利用经济特区的政治地位和政策优势，迅速集聚国内创新资源，吸引外省企业来深圳投资办厂，形成外企、国企、民企等多类型企业多元融合发展的势头;到90年代初，政府积极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为深圳的创新驱动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利用香港亚太金融中心地位，率先在国内发展金融资本市场，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的政策优势和经济发展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聚集，催生了一批潜力巨大的民营科技企业。2006年成为创新型城市试点以来，高新科技公司自主研发能力不断增强，成为国家领军企业如华为公司、金蝶软件公司、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等等，同时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纷纷在深圳设立研究院或分院，增强了人力资本和科技成果产出。
深圳成功从全球最大的消费电子生产基地转型为国际创新型城市，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被认为是成功的关键所在。从创新资源来看，民营企业是创新主体，市场主导配置资源形成有序的竞争环境。但同时，政府的政策支持引导是深圳创新驱动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出台一系列对高新技术产业支持的政策文件，把自主创新作为创新型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在政府资助、人才培养引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激励和保障措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形成完善的创新政策体系，做到政府的有限有为。新型的“官助民办”研发机构成为创新的新生力量，新型研发机构形式灵活，有校地共建、院所共建、企业自建、联盟和民间创办等多种类型。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冒险探索，肯干实干成为第一代深圳创新开创者的精神气质，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新造就了新一代自主、自强的创新文化。以市场为导向，民营企业为主体，开放实干、自主自强的创新文化，同时保持市场体系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构成了深圳创新生态体系。
四、 国内外创新城市建设对雄安新區创新驱动发展的启示
在研究借鉴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美国硅谷、珠三角深圳创新城市发展经验基础上，提出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的建议路径，如下：
1. 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激励，引导优质创新资源向雄安新区集聚。中央和省的高度重视及大力支持是雄安新区初期发展起步的关键。2019年中办国办出台的“关于支持河北雄安新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指导意见”，意见进一步明确支持雄安新区创新驱动发展，提升新区管理发展权限。雄安新区的特殊政治地位有利于各种创新资源要素的凝聚。站在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协同发展的角度，做好雄安新区的规划，尤其产业、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规划，形成与京津错位发展、良性竞争的全域发展规划。通过规划手段和政策激励，疏解北京的高校、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及其他公共事业单位来雄安新区发展。加强雄安新区公共服务资源与北京的对接，从教育、住房、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入手，通过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提升城市品质，吸引更多的创新人才来雄安新区安家落户。
2. 建立京津雄跨行政区协作的制度安排，推进政策衔接及执行落实。雄安新区建设是河北省政府主导建设的新城，行政归属河北，但作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聚地，与通州构成首都发展两翼，京津雄三方需要建立跨行政区发展的协作机制，尤其创新驱动发展政策规划制定中，要明确三地的创新发展定位，尤其需要在科技创新上加强科技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使创新产业有合理分工，形成高端产业发展的全产业链生态发展模式，避免创新发展零和博弈。通过提高政策制定的协同性，增进三方的信任合作，提升政策执行的协同性，发挥京津雄协同创新的整体效能。 3. 建设高水平雄安大学，构建多层次人才结构。根据深圳创新发展经验，成果转化模式并未助推深圳高新技术发展，自主研发成为深圳突破创新“达尔文海”的法宝。河北提出“京津研发，河北转化”的创新发展模式，需要建立在京津冀科技政策协调发展的前提下，雄安的创新驱动发展是要立足河北，但河北科技创新能力是短板，如何嫁接高新技术到雄安，依托北京丰富的科教资源，建设高水平雄安大学是首要之选。以高水平的雄安大学为平台吸引海内外高端科技人才落户雄安，同时加强对雄安本地人的职业技能培训，构建多层次人才结构。
4. 厘清政府和市场边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美国硅谷、深圳等创新型城市发展中看到，在新城发展初期，政府都起到了重要的主导作用，及时出台的规划及法律法规政策引导创新发展向上趋势，同时美国硅谷、深圳的发展都说明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更有效。雄安新区的建设应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发展初期，政府主导推动创新资源集聚雄安新区，建设政产学研平台，做好交通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让企业在雄安新区发展有获得感;产业聚集形成规模后，政府应适时稳妥的做到有限政府，让信息流、资金流、人力流自由的在市场流动，建立以企业为创新主体的发展模式。
5. 培育优质企业家精神，打造创新文化。无论是美国硅谷，还是深圳特区，开放探索，包容进取，自主自强的创新文化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和企业家聚集，雄安新区应培养与之相匹配的创新文化。优质企业家精神是创新型城市建设的宝贵财富。雄安新区首先要用法治塑造市场环境，培育企业家精神，破除“关系”文化。其次，培育高度互信和竞争合作的网络关系，个人诚信品德教育和政府、企业信用体系协同共建。最后，营造系统组织学习的氛围，创新的过程是知识增进的过程，但就像柯兹纳所言“集中计划无法解决知识分散的过程”，创新知识源自每一个创新主体，激发创新能力需要开放务实、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也需要制度激励激发人力资本创新能力，通过科技制度创新，培育创新文化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体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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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重大规划项目（项目号：2112018275）。
作者简介：王丽（1978-），女，汉族，河北省定州市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博士生，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政府治理、制度分析。
收稿日期：2019-0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