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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衡阳聂氏家族,自清中叶至民国曾发达数百年之久,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望族巨家”。
光绪元年,曾国藩的“满女儿”(小女儿)曾纪芬“仅备仪仗而未用鼓乐”(因同治国丧)嫁入的就是衡阳聂家。这段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大致堪称“幸福”,关于此,我在《青瓷红釉》一书中已有分梳。曾纪芬为聂家生育了众多的儿女,家庭生活详情见诸《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对于进入民国之后的聂氏家族而言,聂缉规与曾纪芬所生第四子聂其杰(号云台,1880—1953),这位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1920),无疑成了这个百年巨族此刻实际上的领袖人物——如果说他的母亲理所当然依旧是家族的精神象征。在二十世纪初叶繁丽华缛的上海滩商业社会中打拼,却又不断致力出版聂、曾两家先德祖述之言,乃至有为家庭教育而创办《聂氏家言旬刊》(曾用名还有《家声》、《聂氏家语》等)这样稀奇的文化产物,聂其杰无疑一直是这些事件真正的主持者与实践者——此举,确也只能发生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上海,更只能发生在这聂、曾联姻所形成的特有的“双料家族文化”氛围之中。
《家声》(《聂氏家言旬刊》前身)第一期出版于民国十三年(1924)八月三日,“发刊词”出自聂光墀之手,其中历数了聂氏家族出版“家刊”的过程:
忆昔民国六年夏,吾家曾发行家庭周刊一种,名曰进德周刊,其宗旨以发表个人思想、联络情谊,意至善也。惜同人因课务繁冗,出版仅六星期而止,越后,虽复有人提议继续进行,迄未克如愿。七年春,光墀等乃有童子周刊之组织,九年春光地等又有仁勇圑周刊之发行。然人少事繁,亦皆等于昙花一现。
看来之前创办家刊者均为“光”字辈成员(曾纪芬孙辈),抑或跟他们此际多半就读大学对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感同身受有关。聂氏家族之所以如此看重此事,乃为“家人分居各地,家中情形常有隔膜之患,而同人等又多终年在校,聚首之缘既悭,感情因以日疏,兄弟姊妹转不若校友之亲密”。这样一种“家族焦虑”,在《家声选刊》民国十四年(1925)付有正书局出版时、近代报刊研究权威戈公振所做的“序”中,更从文化史的角度表露无遗:
海通以来,欧风东渐,国人眩于欧美国力之富,其人民生产力之强,又鉴于我国游民之多,一人操作所获,多数人赖之而食。以此为旧家族制度之诟病,于是盛倡小家庭之论,又进而为家庭革命之说,此固时势推迁之反动,而有所必至者。然天下事固未可一概而论,吾辈要当熟审中西新旧之短长得失,平心而论断之也。
戈氏又断《家声》乃“聂氏一姓之定期刊物”,宗旨在“联络家庭之情感,而切磋其道义”,这一形式更是“在吾国为创见,即在欧美新闻事业发达之国,亦未之前闻(因‘西俗尚小家庭’)”。
而聂氏家族“联络感情、切磋道义”的方式又不止于此。
例如《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零五期(民国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登载了第一次聂氏家族“家庭集会”的详细情况,具体介绍了聚会与会者、集会命名(“家庭集益会”)、定期(“星期日下午二时半”)、会所(“辽阳路崇德堂宅”)、甚至还规定了职员(“设干事一人,记录会议言辞,执行议定事件”)与议事规则等。或者,只有设身处地回到这样的“历史现场”,我们才会依稀体会到传统中国“修身-齐家”何以能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构成一种内在的理路一致性。
聂家历次家庭集会记录表明,这种集会规模多在二三十人,不仅与会众人热烈发言,“老太太”(曾纪芬)更是必然告谕,且有时还有集体唱诵诗歌以表“歌诗习礼”之意。聂其杰尝谓此会之倡办乃“仰体慈意”即曾纪芬的心思,应不全为客气。某次集会上聂其杰专题宣讲《择业之指导》盖为“今岁家中有大学毕业者多人,有此问题待决,欲得老成有经验者之指导,俾有所率循云”,这示显了家庭集会的另一功能意义。
《家言旬刊》上一系列翔实记载其实颇能让我们见识传统中国巨家望族日薄西山样的沉重而无奈。例如第七次家庭集益会上,“老太太”曾纪芬对于当时劳工例假制度逐渐发达的反应就是,“练习服劳,自己受用不浅”、“我辈若不习劳。使自己能生产,他日必有饥饿之时,悔无及已”(《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零九期,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九日)。聂其杰本人更不断有这种表态发表:“予之意趣……身处城市不忘山林,生于富贵志在寒素。近年鉴于家风日趋于骄奢惰逸,深以为忧,勉自刻苦,期矫其弊。”(《谕儿妇书》,原载《家声》第三十一期,转引自《家声选刊》)。在“改造家运之实施”(《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二十一期,民国十六年四月六日)中聂其杰又表达了“世运多艰,险祸不测,欲免灾厄,须仗修德”的愿望。在那个一切传统价值都变得不确定的时代这种努力确乎难免显出无力与惊慌,但倘若后世之人以为这只是一批乏味过时的“保守主义者”却并不公道。聂其杰本人就曾告谕儿辈“今日时代潮流所趋,诚多偏激过正之举,然旧有之社会情形,实亦多有不合古训之处,有以激而致之”。
二
若要追溯聂家此种家风养成,曾国藩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曾氏注重家族教化乃学界十分熟悉之话题,此刻我愿意将回眸的视线投向聂家自己的远祖:那位以一届布衣草民之《诫子书》而入《皇清经世文编》的“乐山公”聂继模,这个三代进士、两代翰林、以乐善好施而闻名远近的衡山望族的第一位奠基人。
从聂其杰兄弟这辈人上溯,聂继模是聂家七世祖。聂继模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时为清初,在后世子孙撰写的《乐山公事略》中,这位老人被称为“积学能文而不应试”,生平所依无非一民间草医身份,且曾有经营不利、药店被窃至于关门大吉的种种坎坷。但这位好善乐施的老人却能够在疫病流行之年赈济贫民、泽被禁范(待罪囚徒),“全活甚众”,以其盛德博学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赢得了良好的处境乃至“人脉”——衡山县令所谓“翁存心救人,吾无以报公,当教汝子读书成名,即所以云报也”。在乐山公六十六岁率子入京会试、七十七岁率子入京铨选途中又屡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于此,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忍不住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述及老人八十多岁之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时,聂其杰强调的仍然是祖先这种“舍己济人之心如此真切”的高风亮节。
《诫子书》具体作于聂继模八十岁左右(书中所谓“八旬老翁”云云),信是写给时任陕西镇安知县的二子聂先焘的,为当时陕西巡抚陈宏谋(文恭)所见,大为称赏,至于“刊发通省官厅,以资策勉”。陈曾三评此信,初谓“表里雪亮,根底深厚,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入微”,再谓“理足词挚,真切有味”,更谓“只此一篇,抵过著书数十卷”。
的确,这份当时被誉为“知民教士之法”的家书让后世读者深刻见识了传统中国一个普通士人的家国责任、济世情怀、担当精神。老人是通达淡定的,信中第一句就是劝导儿子“在官不宜数问家事”,盖为“道远鸿稀,徒乱人意”,甚至为免儿子挂念,直承自己与老妻已习惯儿子常年离家,“岁时伏腊,不甚思念”;即使目前儿媳孙辈随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怅恋”,然“想亦不过一时情绪,久后渐就平坦”;次诫儿子目前任职之所县小、山僻、事简、责轻,因此“最足钝人志气”,要“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若果“偷安藏拙”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老人视此为儿子“下半生事”。显而易见,在那代人的价值体系当中,他们自然而然认定了“此身非吾有”,在父亲眼里,儿子的性命乃是“民社之身”,至于对待高年父母则是“以善养不以禄养”,莫因草菅民命而使得“数千里外老人魂梦作恶”。
这封家书中谈到为官应当如何避免滥杀无辜、全活百姓,则已经远迢迢地让我们看到了再几代之后聂亦峰(聂其杰之祖)处理“新宁余、李两姓械斗案”时的“为”与“守”:其“为”,使得丧亡近两千余命的“弥天巨案未刑一人而得了结”,盖为“两姓皆惩创已深,不堪再加刑戮”;其“守”,如此“恤民如伤”却屡被制军驳斥不允,但聂亦峰“抗秉至第五次坚持不移”,如此“制军始批准”,然仍“大不谓然”,以聂为“优容轻纵”,之后聂“闲居两年不见制军面”——实际就是赋闲、在官场“靠边站”。
《聂亦峰先生为宰公牍》初刻于同治二年,曾于民国二十三年、三十二年两次再版,“重刊略例”均出自聂其杰之手。书中刊载聂亦峰本人自叙,有谓为宦之难“惟恐上负国恩,下辜民望,玷清芬于祖父,贻恶报于子孙”,又说即使“虚心听断,实力讲求”,也难免“清夜自思,神天可质,而信心之处即系歉心之处,暗中过失,负疚良多”。
平心而论,今日读者尤其现今“为官作宦”之人实在没有资格讥笑这样一种不够“现代性”、不够“民主性”的传统中国的清官追求——我们还根本没有完成从“官场”到“政坛”的良性转化。聂亦峰此种思路——上承那位著名的远祖“乐山公”,其中包含的恰恰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所谓“东西文化撞击”当中越来越背弃直至湮没不见的一个“怕”字,中国人曾经很“怕”——而不是某些西化过度的学者先生所以为的“天不怕地不怕”。那一代中国人的“怕”不是“怕”或仅仅“怕”皇帝老儿或“顶头上司”,尤其对于那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士阶层”而言,中国人更“怕”自己的良知,“怕”已经深入中国民间生活的“果报”,怕“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某种超越性力量(“神天”)的监控与奖惩。
可以很确切地说,在传统中国的仕宦生涯当中,以聂家几世祖孙的经历而言,“好人”与“好官”之间并非隔膜乃至抵牾,二者乃是一体的,“好人”恰是“好官”的根本与保障,此即《大学》中所谓“修齐治平”的理念,“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那个时代“义利”之辨是明晰的,也更富有权威性,“尽所当为”四字有着充分的传统的依凭与高贵的力量。
然而,到聂其杰的父亲聂缉规,这位江南名宦就不得不留下“聂家子孙再也不要做官”的遗训。为什么?是否因为彼时中国官场已经恶劣到了“好人”寸步难行乃至无法生存的地步?在之后的民国,另一位湖南名宦谭延闿身上,我们已经明显见识到了这种“好人”与“好官”无法和平共处于一人一身的丑陋与苍凉。
聂其杰尽管秉承父训没有再踏入官场,其人生际遇却很难说得上平常意义上的“顺利”与“幸福”,尽管他是曾国藩的外孙,衡阳聂氏在聂其杰出生的时代似乎也登上了这个百年望族仕宦发达的巅峰时期:其父聂缉规在晚清官场显赫一时,历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苏松太道、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可谓巡遍江南,一代名宦。在彼时政坛论及口碑,聂缉规有着“才大心细,精干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的上佳评语。
三
聂其杰1893年中秀才,一度留学美国,回国后致力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最强音。1904年聂其杰成为复泰公司(经营纺织工业)经理、华新纺织局董事。1905年任复泰公司总经理(此时聂家拥有复泰百分之六十股权)。1909年收购华新,接办恒丰,担任恒丰纺织新局经理,恒丰纱厂是中国纺织界将蒸汽机引擎改为电动机之第一家。1919年聂其杰筹建大中华纱厂,1920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1921年前后聂其杰还分别与人合作创办了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纱厂、中国铁公司、中华劝工银行、上海纱布交易所、中美贸易公司……。实业发展以外,1915年聂其杰创办聂中丞公学(1941年更名缉规中学,1951年更名上海市东中学),1917年与蔡元培、黄炎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上海开设职业学校。
1923年建立的大中华纱厂拥有纱锭四万五千枚,规模设备堪称当时一流,被誉为“模范纱厂”,但也就是在这一年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聂其杰“运气”开始急转直下。也许是外资入侵,也许是造化弄人,几乎类似茅盾《子夜》中的悲剧,聂氏家族企业恒丰纱厂没过多久至于负债六十万银元。1924年大中华纱厂成立一年之后就不得不以一百五十余万两低价卖出。1926年聂其杰退居幕后,仅仅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顾问。
甚至,和近代民族工业的共同命运一样,聂家与聂其杰本人所遇的打击与衰落并未到此结束:1927年华丰纺织厂被日本人收购,1932年中国铁公司毁于“一·二八”战火,1937—1945年间恒丰纱厂被日本军管,1942年被迫与日本大康纱厂合办成立“恒丰纺绩株式会社”。1943年聂其杰本人又因骨结核截去半腿,从此不良于行,而他的夫人萧氏早在1917年就已去世。
早年留美就曾加入基督教兄弟会组织的聂其杰1916年与母亲、妻子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在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有着甚为清晰的记载:
(民国四年)正月,与其杰及儿妇同领洗于上海昆山路监理会。先是庚戌三月,送女其纯赴沪,视其杰夫妇疾。内侄季融邀赴杭州未果,渠常来为余说基督教真理。余深为开悟,遂有服膺之志。回湘后时为亲友言之,及辛亥再来沪上,感于世事日非,实由人心陷溺之故。弥以为欲救人心之迷惑当从爱人如己入手,自此益坚信力焉。
这里提到的曾季融即曾广钟,曾国藩次子曾纪泽第五子,他和长兄曾广钧之女曾宝荪是曾家第一批入教受洗之人。
后来,聂其杰因晚年在商业上突遭巨大挫折、才由基督徒转身成为佛教徒的。此正映衬了《红楼梦》中瓦罐寺下那句残忍的真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当然,信仰深处个中曲折外人不便轻易揣度,值得玩味的倒是1942春—1943春聂其杰撰写了《保富法》一文,先是在《罗汉菜月刊》登出,后又在上海《申报》连载,引起不小的社会轰动。
《保富法》之主旨,可说就在《大学》“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一句。如今很有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传统“义利”之辨乃是中国无法“现代化”的绊脚石。沉浮商海多年的聂其杰却犀利指出《孟子》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此“富”乃指“贪财”意:为“贪财”而追求发财是能造罪的,“贪念”势必要导致损害他人的利益幸福。《保富法》文中,聂其杰特举曾国藩为官做宦多年未曾在省中建一间房、未曾买一亩田为例,论证“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之事,“小人无碍,君子不为”。
因此,《保富法》生生是在讲一段“人”学:人者,仁也。
传统中国所谓“三教(儒、道、释)合一”似乎经常会是个让人尴尬的话题,然对人性培植却经常显得极为切近实用。聂其杰总结“保富法”时有这样一段话:
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
这里所牵涉的概念与著述,“业果”、“报应”、“天理”、“天”、《尚书》、《易经》、《华严经》……囊括了儒、道、释三家,但讲一个做人的道理则如一。尽管在“天道”、“中和”等儒学术语掺入佛学的解释难免显得左右支绌,但讲一个做人的道理则无二。
在传统中国的民间生活中,这样的“三教合一”毋宁说是温暖而实效的。
《记学佛因果说》中,聂其杰记述了自己民国九年(1921)冬欧游返国,“外感欧陆战后凄凉困苦之状,归观北方旱灾流离死亡之惨,立志持斋戒杀,盖深信佛说因果之意”。次年(1921)在杭州西湖,聂其杰与微军和尚之间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聂)佛以度众生为志,而为僧必离世潜修,是自为而不为人也。似不若仍居市朝为利益众生之事,如基督教之所为者为善。
(僧)潜修乃为度众生之预备,若自己尚不明白,何以济人?汝今自思,凡汝所为利众之事,果皆有益于众生者乎?凡事须究竟,勿但观表面也。
不敢断言,聂其杰是否是聂、曾联姻后这个双料名门望族子孙中最后的儒家,尽管在信仰上他选择了佛教,但饱受上海洋场濡染、出入欧美、躬持实业的聂其杰发为言论却确是个十足纯正的儒者——即使在入佛之后,他也未曾有过“非儒”之论——除非在涉及儒家不积极主张“戒杀”时,然仍要曲意回护:“儒家以人为本位的,所以把亲亲仁民要紧,爱物的事放在后面了”、“忙人要紧,不暇及物”。他甚至写过《明孔孟之道以弭阶级专制之祸说》这样直接弘扬儒家学说的文章。更在《勉为其难说》中明确宣称自己“素来是崇拜儒教的”。《断除习气说》中则如此等视二教:
孔子教人笃行之前,必须先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如果辨不明、思不慎、问不审、学不博,却只说我是深信笃行,这就是前头所讲的“我见执著”了。这种事情,修善修学的人,也很多犯此病,就是意识中习气为害,把辨别义理是非的正知见障蔽住了。所以孔子、释迦牟尼教人都是从明字入手。大学明明德,中庸自识明,佛家重修慧求明觉,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明字,是做一切功夫的终点。
聂其杰在《家言旬刊》上另有一文《与某侄论新旧文化书》,谈到“凡属学问,总以良心安稳和实际受用为目的,不是拿来逞口才争意气的。所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为己的意思就是使良心安稳实际受用。反面说,若于事理不求其惬心贵当,但逞口辩争意气胜人为止,那就是为人了”:
我说现今世界有一个致祸乱的大根原,就是理论家太多,人人都要发明一种新理论,说是古人太糊涂,要照我这样方对。于是要把这理论来推翻旁的理论,如果行不通,就要用武力牺牲些人命也要行行看。……现在的理论家理想之多,自信力之强,正好比王安石一样。学堂里教的是理论,文化家经济家讲的是理论。遇着一个新理论就奉为至宝,就拿来攻击古人,不晓得这个至宝再过几年又要被后人痛骂也要被古人暗笑。
中国文化教义是从哲学上立根基,中国哲学是以盈虚消长因果循环为主脑,所以东方教义多在此点注重,以调和情感为目的,以节制欲望为方法。西方文化是从科学推演的,科学是有进无退,一往直前,他认为世间上各项事业的失败都由于科学不到家的缘故,若是科学完密,就必然有成无败,所以奖励人尽量的发展欲望,同时增进物质的便利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欲望不能人人满足就要靠武力来维持。凡有阻挡我们的欲望的事物必须用科学物质来帮助武力,要胜过这些阻挠为止,所以西方最重视的是机关枪和飞机战船。
这几十年前说的话,即使十分朴素,于今也不能说毫无偏颇(例如西方是否如今还是最重视“机关枪和飞机战船”),然合理竟然大于偏颇,让我们今天这些日日叫喊“东西文化”理论翻新的学者先生仍然大有可以惭愧的余地。有意思的是,聂其杰这段话主旨与梁漱溟出版于1922年的《东西文化概观》观点颇有相近之处,可见“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类持论其实颇不寂寞。
关于“自由独立”,聂其杰认为时下青年单纯追求“物性自由”(“物质方面讲自由独立”,也可说“外面的自由”,包括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而忽略“心性自由”(“精神方面讲自由独立”)属于对自由不曾“彻底研究”:
个性与孔孟及陆象山所讲的自由独立的意思相同,若认为发展个人的特性或发展性欲就大错了。所以要真正的保存和发展“个性”是要从节制性欲用功,就是要从饮食男女上节制。这就是古圣人制礼立教的深心。
现在的时代是千年一过的时代,这种时代正好试验我们的才智。因为现在的学说,新鲜奇怪,凡是我们几千年来所认为好的,他们说是万恶,我们几千年来所认为坏的,他们以为极善。这个当口,没有见识的人,就跟着人瞎追。若是真明白的人,就应该平心静气,开亮了眼,打清了算盘,来定个自己的主见,不把多数人道听途说的言谈、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做个我的指南针,庶几像孔子所说的,“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但是这不是容易做到的,必须又要照孔子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若是能照着这五句做去,自然不会胡乱跟着人狂言瞎跑了。
这篇出于告诫年轻人“理论与人事实验之不能相同、群众运动多数心理的不尽对”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某侄”针对“旧文化”的几点批判。也许今日读者会看着聂其杰此种言论过于呆气,或许还会有人将其中年商业挫折归因于其不能“与时俱进”——然不着边际的“与时俱进”其实多是一种缺乏根基的过程而已,轻飘惊慌,没有笃定的方向感。“返本出新”其实更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四
以镇压“拜上帝”的太平天国而造就终身事业的曾国藩的不少后人却均成为上帝的教民,包括他的满女儿曾纪芬,这确近乎近代中国命运的一个文化寓言。由曾纪芬本人口授、聂其杰拟稿的《老太太覆美友贾太太书》(《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三十七期,民国十六年九月十日)甚至告诉我们,她的母亲即曾国藩夫人欧阳氏就是个佛教徒:
吾母为佛教信徒,礼佛甚虔。予亦自幼受其影响。予出阁后,因子女多病,亦引动佛教之信仰。盖佛教专言唯心感应之理,而夙业所致之魔障痛苦,亦能藉至诚大善之心力以消之,如戒杀、放生、持斋、礼佛、布施、救苦之类是也。予遵而行之几四十年。诸子女幼时亦以因果之书为之讲解。近年虽颇信造物一神之说,实仍赖此因果感应之教义植其根基,而回想前数十年所信仰奉行者,实于深心确有实效,而西方输入之学术思想多有弊害。
曾纪芬这段自述清楚表明,她从来不曾觉得佛教因果感应之理是她转而侍奉上帝的障碍——这一定大大出于不少激烈的动辄排斥“异教徒”的信众意外,抑或再一次证明了“大拼盘”式的中国文化的包容能力。关于这一点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也有说明:“我家祖训,不信僧道……却有几点例外。我们家每年吃素四天……这几天全家上下都吃斋,听说是文正夫人所许的愿。”曾国藩本人晚年也是读过佛典的,只是中堂大人似乎佛缘甚浅,没什么感觉而已。当然,我要提醒列位看官,对于此种“代笔”文章,我们不能尽道其诬却也不能尽信其实——虔诚的佛教徒聂其杰在这封写给西方友人的书信中显然掺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此函接下来又写道:
近日小儿其杰有见于此(笔者按,即所谓“西方输入之学术思想多有弊害”)常发挥中国古训著为论说,欲矫正一时之谬误思想,并刊印家庭旬报,已四年矣。去秋迁入新居以来,小儿逢星期开家庭会,为家人演说,大抵皆古人治家修身之名理,而于文正公嘉言懿行三致意焉。每次集会家人到者平均二十余人。每次讲演均有记录,刊入旬刊。……此小小旬刊并未登报发行,惟友人辗转传布而流通者,现每期印一千八百余份也。
更为有意思的还有,曾纪芬这封信函发表于《聂氏家言旬刊》第五辑,此时聂其杰已放弃基督教转而信奉佛教,作为聂氏家族此刻实际上的“家长”他甚至每周一次都要举行家庭佛学会,在聂家营造了一种浓厚的“辟耶弘法”的佛教氛围。《聂氏家言选刊》所载家庭聚会记录曾纪芬每次都是出席者之一。不过,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初八日开始聂其杰主持的“家庭佛教会”,曾纪芬是不参加的。可以想象,这位早年信奉佛教竟而转投“外道”的母亲一定是“背教者”(相对于基督教)聂其杰的重点劝化对象。资料所限,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宽厚的老祖母对基督教的教义理解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但“因信称义”,她的虔诚与坚持是毋庸置疑了。有趣的就在她身处儿子所营造的浓厚的佛教氛围中似乎不觉其宗教生活有任何滞碍,亦佛亦耶、亦耶亦佛地安稳祥和走完她九十二岁高龄的生命。传统中国充分拓展与发达人情需要的“家族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类宗教性”,犹如强调“亲亲”的儒家教化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一直在承荷某种宗教功能,此有别于其他文化模式。也许,进入近代之后,众多大家族生活与家族文化不可避免的没落与倾颓正刺激他们对于宗教生活的向往并积极参入,曾纪芬和聂其杰的宗教选择可以作为例证的。这确实值得比较宗教学家耐心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化之“爱的能力”暨其包容性,究竟如何丰富豁达又必然有其限度与依止呢?
衡阳聂氏家族,自清中叶至民国曾发达数百年之久,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望族巨家”。
光绪元年,曾国藩的“满女儿”(小女儿)曾纪芬“仅备仪仗而未用鼓乐”(因同治国丧)嫁入的就是衡阳聂家。这段基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大致堪称“幸福”,关于此,我在《青瓷红釉》一书中已有分梳。曾纪芬为聂家生育了众多的儿女,家庭生活详情见诸《崇德老人自订年谱》。
对于进入民国之后的聂氏家族而言,聂缉规与曾纪芬所生第四子聂其杰(号云台,1880—1953),这位上海总商会第一任会长(1920),无疑成了这个百年巨族此刻实际上的领袖人物——如果说他的母亲理所当然依旧是家族的精神象征。在二十世纪初叶繁丽华缛的上海滩商业社会中打拼,却又不断致力出版聂、曾两家先德祖述之言,乃至有为家庭教育而创办《聂氏家言旬刊》(曾用名还有《家声》、《聂氏家语》等)这样稀奇的文化产物,聂其杰无疑一直是这些事件真正的主持者与实践者——此举,确也只能发生在二十世纪前期的上海,更只能发生在这聂、曾联姻所形成的特有的“双料家族文化”氛围之中。
《家声》(《聂氏家言旬刊》前身)第一期出版于民国十三年(1924)八月三日,“发刊词”出自聂光墀之手,其中历数了聂氏家族出版“家刊”的过程:
忆昔民国六年夏,吾家曾发行家庭周刊一种,名曰进德周刊,其宗旨以发表个人思想、联络情谊,意至善也。惜同人因课务繁冗,出版仅六星期而止,越后,虽复有人提议继续进行,迄未克如愿。七年春,光墀等乃有童子周刊之组织,九年春光地等又有仁勇圑周刊之发行。然人少事繁,亦皆等于昙花一现。
看来之前创办家刊者均为“光”字辈成员(曾纪芬孙辈),抑或跟他们此际多半就读大学对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感同身受有关。聂氏家族之所以如此看重此事,乃为“家人分居各地,家中情形常有隔膜之患,而同人等又多终年在校,聚首之缘既悭,感情因以日疏,兄弟姊妹转不若校友之亲密”。这样一种“家族焦虑”,在《家声选刊》民国十四年(1925)付有正书局出版时、近代报刊研究权威戈公振所做的“序”中,更从文化史的角度表露无遗:
海通以来,欧风东渐,国人眩于欧美国力之富,其人民生产力之强,又鉴于我国游民之多,一人操作所获,多数人赖之而食。以此为旧家族制度之诟病,于是盛倡小家庭之论,又进而为家庭革命之说,此固时势推迁之反动,而有所必至者。然天下事固未可一概而论,吾辈要当熟审中西新旧之短长得失,平心而论断之也。
戈氏又断《家声》乃“聂氏一姓之定期刊物”,宗旨在“联络家庭之情感,而切磋其道义”,这一形式更是“在吾国为创见,即在欧美新闻事业发达之国,亦未之前闻(因‘西俗尚小家庭’)”。
而聂氏家族“联络感情、切磋道义”的方式又不止于此。
例如《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零五期(民国十五年十月三十一日)登载了第一次聂氏家族“家庭集会”的详细情况,具体介绍了聚会与会者、集会命名(“家庭集益会”)、定期(“星期日下午二时半”)、会所(“辽阳路崇德堂宅”)、甚至还规定了职员(“设干事一人,记录会议言辞,执行议定事件”)与议事规则等。或者,只有设身处地回到这样的“历史现场”,我们才会依稀体会到传统中国“修身-齐家”何以能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构成一种内在的理路一致性。
聂家历次家庭集会记录表明,这种集会规模多在二三十人,不仅与会众人热烈发言,“老太太”(曾纪芬)更是必然告谕,且有时还有集体唱诵诗歌以表“歌诗习礼”之意。聂其杰尝谓此会之倡办乃“仰体慈意”即曾纪芬的心思,应不全为客气。某次集会上聂其杰专题宣讲《择业之指导》盖为“今岁家中有大学毕业者多人,有此问题待决,欲得老成有经验者之指导,俾有所率循云”,这示显了家庭集会的另一功能意义。
《家言旬刊》上一系列翔实记载其实颇能让我们见识传统中国巨家望族日薄西山样的沉重而无奈。例如第七次家庭集益会上,“老太太”曾纪芬对于当时劳工例假制度逐渐发达的反应就是,“练习服劳,自己受用不浅”、“我辈若不习劳。使自己能生产,他日必有饥饿之时,悔无及已”(《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零九期,民国十五年十二月九日)。聂其杰本人更不断有这种表态发表:“予之意趣……身处城市不忘山林,生于富贵志在寒素。近年鉴于家风日趋于骄奢惰逸,深以为忧,勉自刻苦,期矫其弊。”(《谕儿妇书》,原载《家声》第三十一期,转引自《家声选刊》)。在“改造家运之实施”(《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二十一期,民国十六年四月六日)中聂其杰又表达了“世运多艰,险祸不测,欲免灾厄,须仗修德”的愿望。在那个一切传统价值都变得不确定的时代这种努力确乎难免显出无力与惊慌,但倘若后世之人以为这只是一批乏味过时的“保守主义者”却并不公道。聂其杰本人就曾告谕儿辈“今日时代潮流所趋,诚多偏激过正之举,然旧有之社会情形,实亦多有不合古训之处,有以激而致之”。
二
若要追溯聂家此种家风养成,曾国藩的影响毋庸置疑。但曾氏注重家族教化乃学界十分熟悉之话题,此刻我愿意将回眸的视线投向聂家自己的远祖:那位以一届布衣草民之《诫子书》而入《皇清经世文编》的“乐山公”聂继模,这个三代进士、两代翰林、以乐善好施而闻名远近的衡山望族的第一位奠基人。
从聂其杰兄弟这辈人上溯,聂继模是聂家七世祖。聂继模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时为清初,在后世子孙撰写的《乐山公事略》中,这位老人被称为“积学能文而不应试”,生平所依无非一民间草医身份,且曾有经营不利、药店被窃至于关门大吉的种种坎坷。但这位好善乐施的老人却能够在疫病流行之年赈济贫民、泽被禁范(待罪囚徒),“全活甚众”,以其盛德博学为自己以及子孙后代赢得了良好的处境乃至“人脉”——衡山县令所谓“翁存心救人,吾无以报公,当教汝子读书成名,即所以云报也”。在乐山公六十六岁率子入京会试、七十七岁率子入京铨选途中又屡次济人危难、施药疗疾——于此,他的七世孙聂其杰忍不住感叹:“放下自己要事,以救他人,最为难能。”述及老人八十多岁之后仍为生产危症深夜冒雪出诊时,聂其杰强调的仍然是祖先这种“舍己济人之心如此真切”的高风亮节。
《诫子书》具体作于聂继模八十岁左右(书中所谓“八旬老翁”云云),信是写给时任陕西镇安知县的二子聂先焘的,为当时陕西巡抚陈宏谋(文恭)所见,大为称赏,至于“刊发通省官厅,以资策勉”。陈曾三评此信,初谓“表里雪亮,根底深厚,人情物理无不洞悉入微”,再谓“理足词挚,真切有味”,更谓“只此一篇,抵过著书数十卷”。
的确,这份当时被誉为“知民教士之法”的家书让后世读者深刻见识了传统中国一个普通士人的家国责任、济世情怀、担当精神。老人是通达淡定的,信中第一句就是劝导儿子“在官不宜数问家事”,盖为“道远鸿稀,徒乱人意”,甚至为免儿子挂念,直承自己与老妻已习惯儿子常年离家,“岁时伏腊,不甚思念”;即使目前儿媳孙辈随子赴任“未免增一番怅恋”,然“想亦不过一时情绪,久后渐就平坦”;次诫儿子目前任职之所县小、山僻、事简、责轻,因此“最足钝人志气”,要“时时将此心提醒激发”,若果“偷安藏拙”则“日成痿痹,是为世界木偶人”,老人视此为儿子“下半生事”。显而易见,在那代人的价值体系当中,他们自然而然认定了“此身非吾有”,在父亲眼里,儿子的性命乃是“民社之身”,至于对待高年父母则是“以善养不以禄养”,莫因草菅民命而使得“数千里外老人魂梦作恶”。
这封家书中谈到为官应当如何避免滥杀无辜、全活百姓,则已经远迢迢地让我们看到了再几代之后聂亦峰(聂其杰之祖)处理“新宁余、李两姓械斗案”时的“为”与“守”:其“为”,使得丧亡近两千余命的“弥天巨案未刑一人而得了结”,盖为“两姓皆惩创已深,不堪再加刑戮”;其“守”,如此“恤民如伤”却屡被制军驳斥不允,但聂亦峰“抗秉至第五次坚持不移”,如此“制军始批准”,然仍“大不谓然”,以聂为“优容轻纵”,之后聂“闲居两年不见制军面”——实际就是赋闲、在官场“靠边站”。
《聂亦峰先生为宰公牍》初刻于同治二年,曾于民国二十三年、三十二年两次再版,“重刊略例”均出自聂其杰之手。书中刊载聂亦峰本人自叙,有谓为宦之难“惟恐上负国恩,下辜民望,玷清芬于祖父,贻恶报于子孙”,又说即使“虚心听断,实力讲求”,也难免“清夜自思,神天可质,而信心之处即系歉心之处,暗中过失,负疚良多”。
平心而论,今日读者尤其现今“为官作宦”之人实在没有资格讥笑这样一种不够“现代性”、不够“民主性”的传统中国的清官追求——我们还根本没有完成从“官场”到“政坛”的良性转化。聂亦峰此种思路——上承那位著名的远祖“乐山公”,其中包含的恰恰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所谓“东西文化撞击”当中越来越背弃直至湮没不见的一个“怕”字,中国人曾经很“怕”——而不是某些西化过度的学者先生所以为的“天不怕地不怕”。那一代中国人的“怕”不是“怕”或仅仅“怕”皇帝老儿或“顶头上司”,尤其对于那个充满理想精神的“士阶层”而言,中国人更“怕”自己的良知,“怕”已经深入中国民间生活的“果报”,怕“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某种超越性力量(“神天”)的监控与奖惩。
可以很确切地说,在传统中国的仕宦生涯当中,以聂家几世祖孙的经历而言,“好人”与“好官”之间并非隔膜乃至抵牾,二者乃是一体的,“好人”恰是“好官”的根本与保障,此即《大学》中所谓“修齐治平”的理念,“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那个时代“义利”之辨是明晰的,也更富有权威性,“尽所当为”四字有着充分的传统的依凭与高贵的力量。
然而,到聂其杰的父亲聂缉规,这位江南名宦就不得不留下“聂家子孙再也不要做官”的遗训。为什么?是否因为彼时中国官场已经恶劣到了“好人”寸步难行乃至无法生存的地步?在之后的民国,另一位湖南名宦谭延闿身上,我们已经明显见识到了这种“好人”与“好官”无法和平共处于一人一身的丑陋与苍凉。
聂其杰尽管秉承父训没有再踏入官场,其人生际遇却很难说得上平常意义上的“顺利”与“幸福”,尽管他是曾国藩的外孙,衡阳聂氏在聂其杰出生的时代似乎也登上了这个百年望族仕宦发达的巅峰时期:其父聂缉规在晚清官场显赫一时,历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苏松太道、江苏巡抚、安徽巡抚、浙江巡抚……可谓巡遍江南,一代名宦。在彼时政坛论及口碑,聂缉规有着“才大心细,精干廉明,为守兼优,局量远大”的上佳评语。
三
聂其杰1893年中秀才,一度留学美国,回国后致力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最强音。1904年聂其杰成为复泰公司(经营纺织工业)经理、华新纺织局董事。1905年任复泰公司总经理(此时聂家拥有复泰百分之六十股权)。1909年收购华新,接办恒丰,担任恒丰纺织新局经理,恒丰纱厂是中国纺织界将蒸汽机引擎改为电动机之第一家。1919年聂其杰筹建大中华纱厂,1920年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1921年前后聂其杰还分别与人合作创办了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华丰纱厂、中国铁公司、中华劝工银行、上海纱布交易所、中美贸易公司……。实业发展以外,1915年聂其杰创办聂中丞公学(1941年更名缉规中学,1951年更名上海市东中学),1917年与蔡元培、黄炎培、张謇等人发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上海开设职业学校。
1923年建立的大中华纱厂拥有纱锭四万五千枚,规模设备堪称当时一流,被誉为“模范纱厂”,但也就是在这一年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聂其杰“运气”开始急转直下。也许是外资入侵,也许是造化弄人,几乎类似茅盾《子夜》中的悲剧,聂氏家族企业恒丰纱厂没过多久至于负债六十万银元。1924年大中华纱厂成立一年之后就不得不以一百五十余万两低价卖出。1926年聂其杰退居幕后,仅仅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和顾问。
甚至,和近代民族工业的共同命运一样,聂家与聂其杰本人所遇的打击与衰落并未到此结束:1927年华丰纺织厂被日本人收购,1932年中国铁公司毁于“一·二八”战火,1937—1945年间恒丰纱厂被日本军管,1942年被迫与日本大康纱厂合办成立“恒丰纺绩株式会社”。1943年聂其杰本人又因骨结核截去半腿,从此不良于行,而他的夫人萧氏早在1917年就已去世。
早年留美就曾加入基督教兄弟会组织的聂其杰1916年与母亲、妻子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这在曾纪芬《崇德老人自订年谱》中有着甚为清晰的记载:
(民国四年)正月,与其杰及儿妇同领洗于上海昆山路监理会。先是庚戌三月,送女其纯赴沪,视其杰夫妇疾。内侄季融邀赴杭州未果,渠常来为余说基督教真理。余深为开悟,遂有服膺之志。回湘后时为亲友言之,及辛亥再来沪上,感于世事日非,实由人心陷溺之故。弥以为欲救人心之迷惑当从爱人如己入手,自此益坚信力焉。
这里提到的曾季融即曾广钟,曾国藩次子曾纪泽第五子,他和长兄曾广钧之女曾宝荪是曾家第一批入教受洗之人。
后来,聂其杰因晚年在商业上突遭巨大挫折、才由基督徒转身成为佛教徒的。此正映衬了《红楼梦》中瓦罐寺下那句残忍的真理:“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当然,信仰深处个中曲折外人不便轻易揣度,值得玩味的倒是1942春—1943春聂其杰撰写了《保富法》一文,先是在《罗汉菜月刊》登出,后又在上海《申报》连载,引起不小的社会轰动。
《保富法》之主旨,可说就在《大学》“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一句。如今很有一批“经济学家”认为传统“义利”之辨乃是中国无法“现代化”的绊脚石。沉浮商海多年的聂其杰却犀利指出《孟子》所谓“为富不仁,为仁不富”此“富”乃指“贪财”意:为“贪财”而追求发财是能造罪的,“贪念”势必要导致损害他人的利益幸福。《保富法》文中,聂其杰特举曾国藩为官做宦多年未曾在省中建一间房、未曾买一亩田为例,论证“借着政权、地位,取巧营私”之事,“小人无碍,君子不为”。
因此,《保富法》生生是在讲一段“人”学:人者,仁也。
传统中国所谓“三教(儒、道、释)合一”似乎经常会是个让人尴尬的话题,然对人性培植却经常显得极为切近实用。聂其杰总结“保富法”时有这样一段话:
我若是存了一家独富之心,而不顾及他家的死活,就是不仁慈、不平等到了极处。除了本人自己受到业报外,还要受到余报的支配,也就是《易经》所谓的余庆、余殃的支配,使独富的家败得格外的快,使大众亲眼见到果报的昭彰,能够醒悟。……佛法的天理,就在人人心中。人人感谢的人,天就欢喜;人人所怨怒的事,天就发怒。古语说“千夫所指,无疾而终”,《尚书》云“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华严经》云“若令众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所以欲求得福,须多造福于人,否则,佛天亦无可奈何。
这里所牵涉的概念与著述,“业果”、“报应”、“天理”、“天”、《尚书》、《易经》、《华严经》……囊括了儒、道、释三家,但讲一个做人的道理则如一。尽管在“天道”、“中和”等儒学术语掺入佛学的解释难免显得左右支绌,但讲一个做人的道理则无二。
在传统中国的民间生活中,这样的“三教合一”毋宁说是温暖而实效的。
《记学佛因果说》中,聂其杰记述了自己民国九年(1921)冬欧游返国,“外感欧陆战后凄凉困苦之状,归观北方旱灾流离死亡之惨,立志持斋戒杀,盖深信佛说因果之意”。次年(1921)在杭州西湖,聂其杰与微军和尚之间发生了如下的对话:
(聂)佛以度众生为志,而为僧必离世潜修,是自为而不为人也。似不若仍居市朝为利益众生之事,如基督教之所为者为善。
(僧)潜修乃为度众生之预备,若自己尚不明白,何以济人?汝今自思,凡汝所为利众之事,果皆有益于众生者乎?凡事须究竟,勿但观表面也。
不敢断言,聂其杰是否是聂、曾联姻后这个双料名门望族子孙中最后的儒家,尽管在信仰上他选择了佛教,但饱受上海洋场濡染、出入欧美、躬持实业的聂其杰发为言论却确是个十足纯正的儒者——即使在入佛之后,他也未曾有过“非儒”之论——除非在涉及儒家不积极主张“戒杀”时,然仍要曲意回护:“儒家以人为本位的,所以把亲亲仁民要紧,爱物的事放在后面了”、“忙人要紧,不暇及物”。他甚至写过《明孔孟之道以弭阶级专制之祸说》这样直接弘扬儒家学说的文章。更在《勉为其难说》中明确宣称自己“素来是崇拜儒教的”。《断除习气说》中则如此等视二教:
孔子教人笃行之前,必须先要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如果辨不明、思不慎、问不审、学不博,却只说我是深信笃行,这就是前头所讲的“我见执著”了。这种事情,修善修学的人,也很多犯此病,就是意识中习气为害,把辨别义理是非的正知见障蔽住了。所以孔子、释迦牟尼教人都是从明字入手。大学明明德,中庸自识明,佛家重修慧求明觉,都是一个意思。这个明字,是做一切功夫的终点。
聂其杰在《家言旬刊》上另有一文《与某侄论新旧文化书》,谈到“凡属学问,总以良心安稳和实际受用为目的,不是拿来逞口才争意气的。所以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为己的意思就是使良心安稳实际受用。反面说,若于事理不求其惬心贵当,但逞口辩争意气胜人为止,那就是为人了”:
我说现今世界有一个致祸乱的大根原,就是理论家太多,人人都要发明一种新理论,说是古人太糊涂,要照我这样方对。于是要把这理论来推翻旁的理论,如果行不通,就要用武力牺牲些人命也要行行看。……现在的理论家理想之多,自信力之强,正好比王安石一样。学堂里教的是理论,文化家经济家讲的是理论。遇着一个新理论就奉为至宝,就拿来攻击古人,不晓得这个至宝再过几年又要被后人痛骂也要被古人暗笑。
中国文化教义是从哲学上立根基,中国哲学是以盈虚消长因果循环为主脑,所以东方教义多在此点注重,以调和情感为目的,以节制欲望为方法。西方文化是从科学推演的,科学是有进无退,一往直前,他认为世间上各项事业的失败都由于科学不到家的缘故,若是科学完密,就必然有成无败,所以奖励人尽量的发展欲望,同时增进物质的便利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欲望不能人人满足就要靠武力来维持。凡有阻挡我们的欲望的事物必须用科学物质来帮助武力,要胜过这些阻挠为止,所以西方最重视的是机关枪和飞机战船。
这几十年前说的话,即使十分朴素,于今也不能说毫无偏颇(例如西方是否如今还是最重视“机关枪和飞机战船”),然合理竟然大于偏颇,让我们今天这些日日叫喊“东西文化”理论翻新的学者先生仍然大有可以惭愧的余地。有意思的是,聂其杰这段话主旨与梁漱溟出版于1922年的《东西文化概观》观点颇有相近之处,可见“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类持论其实颇不寂寞。
关于“自由独立”,聂其杰认为时下青年单纯追求“物性自由”(“物质方面讲自由独立”,也可说“外面的自由”,包括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而忽略“心性自由”(“精神方面讲自由独立”)属于对自由不曾“彻底研究”:
个性与孔孟及陆象山所讲的自由独立的意思相同,若认为发展个人的特性或发展性欲就大错了。所以要真正的保存和发展“个性”是要从节制性欲用功,就是要从饮食男女上节制。这就是古圣人制礼立教的深心。
现在的时代是千年一过的时代,这种时代正好试验我们的才智。因为现在的学说,新鲜奇怪,凡是我们几千年来所认为好的,他们说是万恶,我们几千年来所认为坏的,他们以为极善。这个当口,没有见识的人,就跟着人瞎追。若是真明白的人,就应该平心静气,开亮了眼,打清了算盘,来定个自己的主见,不把多数人道听途说的言谈、似是而非的理论,来做个我的指南针,庶几像孔子所说的,“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但是这不是容易做到的,必须又要照孔子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若是能照着这五句做去,自然不会胡乱跟着人狂言瞎跑了。
这篇出于告诫年轻人“理论与人事实验之不能相同、群众运动多数心理的不尽对”的文章主要讨论了“某侄”针对“旧文化”的几点批判。也许今日读者会看着聂其杰此种言论过于呆气,或许还会有人将其中年商业挫折归因于其不能“与时俱进”——然不着边际的“与时俱进”其实多是一种缺乏根基的过程而已,轻飘惊慌,没有笃定的方向感。“返本出新”其实更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四
以镇压“拜上帝”的太平天国而造就终身事业的曾国藩的不少后人却均成为上帝的教民,包括他的满女儿曾纪芬,这确近乎近代中国命运的一个文化寓言。由曾纪芬本人口授、聂其杰拟稿的《老太太覆美友贾太太书》(《聂氏家言旬刊》第一百三十七期,民国十六年九月十日)甚至告诉我们,她的母亲即曾国藩夫人欧阳氏就是个佛教徒:
吾母为佛教信徒,礼佛甚虔。予亦自幼受其影响。予出阁后,因子女多病,亦引动佛教之信仰。盖佛教专言唯心感应之理,而夙业所致之魔障痛苦,亦能藉至诚大善之心力以消之,如戒杀、放生、持斋、礼佛、布施、救苦之类是也。予遵而行之几四十年。诸子女幼时亦以因果之书为之讲解。近年虽颇信造物一神之说,实仍赖此因果感应之教义植其根基,而回想前数十年所信仰奉行者,实于深心确有实效,而西方输入之学术思想多有弊害。
曾纪芬这段自述清楚表明,她从来不曾觉得佛教因果感应之理是她转而侍奉上帝的障碍——这一定大大出于不少激烈的动辄排斥“异教徒”的信众意外,抑或再一次证明了“大拼盘”式的中国文化的包容能力。关于这一点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也有说明:“我家祖训,不信僧道……却有几点例外。我们家每年吃素四天……这几天全家上下都吃斋,听说是文正夫人所许的愿。”曾国藩本人晚年也是读过佛典的,只是中堂大人似乎佛缘甚浅,没什么感觉而已。当然,我要提醒列位看官,对于此种“代笔”文章,我们不能尽道其诬却也不能尽信其实——虔诚的佛教徒聂其杰在这封写给西方友人的书信中显然掺入了不少自己的观点。此函接下来又写道:
近日小儿其杰有见于此(笔者按,即所谓“西方输入之学术思想多有弊害”)常发挥中国古训著为论说,欲矫正一时之谬误思想,并刊印家庭旬报,已四年矣。去秋迁入新居以来,小儿逢星期开家庭会,为家人演说,大抵皆古人治家修身之名理,而于文正公嘉言懿行三致意焉。每次集会家人到者平均二十余人。每次讲演均有记录,刊入旬刊。……此小小旬刊并未登报发行,惟友人辗转传布而流通者,现每期印一千八百余份也。
更为有意思的还有,曾纪芬这封信函发表于《聂氏家言旬刊》第五辑,此时聂其杰已放弃基督教转而信奉佛教,作为聂氏家族此刻实际上的“家长”他甚至每周一次都要举行家庭佛学会,在聂家营造了一种浓厚的“辟耶弘法”的佛教氛围。《聂氏家言选刊》所载家庭聚会记录曾纪芬每次都是出席者之一。不过,民国十六年(1927)三月初八日开始聂其杰主持的“家庭佛教会”,曾纪芬是不参加的。可以想象,这位早年信奉佛教竟而转投“外道”的母亲一定是“背教者”(相对于基督教)聂其杰的重点劝化对象。资料所限,我们已经很难知道这位宽厚的老祖母对基督教的教义理解究竟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但“因信称义”,她的虔诚与坚持是毋庸置疑了。有趣的就在她身处儿子所营造的浓厚的佛教氛围中似乎不觉其宗教生活有任何滞碍,亦佛亦耶、亦耶亦佛地安稳祥和走完她九十二岁高龄的生命。传统中国充分拓展与发达人情需要的“家族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类宗教性”,犹如强调“亲亲”的儒家教化在传统社会生活中一直在承荷某种宗教功能,此有别于其他文化模式。也许,进入近代之后,众多大家族生活与家族文化不可避免的没落与倾颓正刺激他们对于宗教生活的向往并积极参入,曾纪芬和聂其杰的宗教选择可以作为例证的。这确实值得比较宗教学家耐心思考的问题:中国文化之“爱的能力”暨其包容性,究竟如何丰富豁达又必然有其限度与依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