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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化”一词的界定,一可谓源远流长,二可谓莫衷一是。我国古籍《易·贲卦》中称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其“化成天下”这四个字,所言所指包含了上至“天文”,下至“人文”的审视与诠释,深刻地阐明了上至政治教化下至人格修养的宏旨与归宿。至于西方,其“文化”一词则为Culture(英)Kultur(德)……乃源自拉丁文Cultura及其动词Colo,本意为动植物的驯养、保护、耕作、培育等,直至引申为人类的技能、人格、品德和心灵的修炼功夫,以及艺术、科学和人际间关系等各方面的培养。缘于此一言以蔽之,文化的广义系指永续于世的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的总和,而文化的狭义则系指永续于世的语言文字、科学文艺等等之类的精神产品。由此当可认定,文化是人类共同创造的一个社会性产物,并在动态中一直呈现着绵延不断的积累与发展,应该说这就是它的基本特征。沿此思路加以细观探察,中西方对“文化”一词的界定,可以认为是大致相同的。
有一点似乎应该指出,如果我们接受上述关于“文化”界定之说,那么数千年时空的诸多现象早已证实,在人际时际各类基本元素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大千世界里,因时、因地、因故并进而应运而生的各类文化,就逐步地构成了一个在组成上相互交融、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完整体系,且因不分人种、不分地域的不断交流(当然其中也有冲突),必然成为其发展的方向,并继而强化了自身的免疫力与生命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由此当可断言,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支柱和共同财富的各类文化,其孤立独特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而其嫁接交融的现象则是持久的。
当笔者持有上述观点之际,有幸在2009年第八期《书屋》上读到万之先生的《殖民文化嫁接的果实》一文,这是作者在其新近出版的描述十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像的力作——《凯旋曲》一书中的一个选篇,读后思绪蹁跹,以致令我萌生了有关文化嫁接这一话题的一点极不成熟的随想。现不揣谫陋地试说一二,以作引玉之砖而求正于诸多方家。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一语点破该文的主题:“放眼世界,在殖民者种下的苦果树上经过数百年的演化、改植、嫁接,依然还是能够结出颇为美丽的花果。”继而又进一步指出:“仅在英语文学世界,在宗主国英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力日渐衰落的时候,倒是原来英殖民地的文化纷纷结出硕果。”有鉴于此,作者即以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英籍印裔小说家奈保尔的文学创作之路作为背景,提炼出殖民文化嫁接这样的一个别有创意的主题,而在评述文章中娓娓道来。
窃以为,文章的通篇是以其主人公奈保尔的传奇的身世、丰富的阅历和文学成就的特征作为主线条,并融以瑞典学院颁奖词的内涵而逐次展开细腻深刻的评述的。瑞典学院颁奖词是这样提纲挈领地指出的——“在作品中结合了感觉敏锐的叙事和不受流俗腐蚀的审察,迫使我们看到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众所周知,殖民地的历史就是一幅遭受宗主国压迫的画卷,奈保尔怀着融激情与深情为一体的心态而去精微的审视与洞察,借助文学特有的传播功能而将这样的画卷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尽管他是一个恃才傲物、性情乖张、怀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信念的文人,瑞典学院诺奖评委们还是力排众议、独具慧眼将那份历来为世人深切关注的荣誉颁给了他。
时值全球化趋势日益获得进展之际,背井离乡的海外学子也与日俱增。从事各种职业并卓有表现的海外游子们的各项成就,不仅体现在自己的专业上,更是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了将不同的文化赋予交流融合的功能,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高行健、米勒以及本文作者万之等人均此。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林语堂曾以一副楹联作为自我肖像的描绘:“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一经对照感受,可谓寓意邃密。
作者在文章中写道:“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奈保尔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比斯瓦斯的房子》才真正展现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大师水准。”然后笔锋一转而指出:“一个移民之子,终于能够摆脱殖民文化的阴影。”其实,这正是文化融合的现实造就了这位移民之子的辉煌一页。作者在文章中还言道:“奈保尔所以成为大家,因为他还是一个文体创新的作家。”读至此,笔者不由地产生一个想法,即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学形式,因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其体裁上往往会因循守旧,而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与交融,才会促进或者有意识地去冲破无形的藩篱而创造新的文体。我想,作者此言的潜台词恐亦在此。
奈保尔在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个人价值后,提出了“普世文明”之说。作者在评述中借此而感慨地认为,这位诺奖得主的精神家园就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他个人。其实,如若广义地说,这样的审视可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文章末尾的一段话令我甚为感叹:“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很多离开故土而寄居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会认同奈保尔的理念,我们没有必要觉得自己背井离乡就没有文化根基,没有精神家园而无家可归。……我们需要在中文的文学中再造我们个人的精神家园。”由此点着眼则可进而言之,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断积累的表征,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类在不断追寻自我创造的理想境界即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累累硕果的表征。尽管人们在苦苦追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每一代人当中总会有那么一群会陷入始自惝怳迷惘却又终于惝怳迷惘的循环之中,但无数事实却表明了,只要持之以恒,坚毅地冲破追寻途中的羁绊,最终定会抵达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乃至社会价值的精神家园的彼岸。
然而“普世文明”的提法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却又谈何容易?盖因文化向来制约于政治,从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分与合,也就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时隐时现,研究者更是见仁见智。土耳其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突厥语作家帕慕克,曾在一次采访中言道:“文化就是融合。文化意味着来自别的东西的融合,而我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是这种融合。事实上,伊斯坦布尔以及我的作品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是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走到了一起,而这正是我们应该探究的东西。”然而相反的一面,也是事实。万之曾在一封书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在《凯旋曲》书中,提到帕慕克,文明废墟上的新星,说到两种文明可以并立,其实也不太确切。在这里,文明的冲突也是激烈的,互相的杀戮是惨绝人寰的。”事实上中外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评述,可谓历历在目,令人深思。书至此,笔者联想了近日读到的万之另一篇文章,他曾在关于尼日利亚作家努阿·阿契贝写于半个世纪前的长篇小说《瓦解》(中文译本已由天津科技翻译公司出版发行)的题为“《瓦解》中‘重生’的非洲文学”的书评中言道:“本文评介阿契贝代表作品、已被列为非洲文学经典的长篇小说《瓦解》,而此作又象征了非洲文学的‘重生’?这是否证明,瓦解重生,盛衰兴替,沧海桑田,其实本是人间正道?”同时他又写道:“在笔者看来,阿契贝这种既强调本土文化而抵制西方殖民文化,然而又明显受西方文化精华之影响而具备普世历史视角的态度,以及他对西方文明这种‘既爱又恨’(Ambivalence)的心态,在当代非西方作家中是非常典型的。”如此评述,应该说,作者在这篇书评中所要表达的另一面潜在意义,正在于希望读者能够感到这是从另一视角来阐释文化嫁接这一主题的。
行文至此,笔者抒发如下一点切身感受。盖中外古今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的无数事例,可谓此起彼伏,绵延不绝。曾记否?当满族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因文化差异而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大规模的嗜血屠杀,然而历经漫长岁月磨砺后,汉、满文化几乎已融于一体,从而表征了文化上的交融最终会导致民族的和解。毫无歧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正因为历经时空千锤百炼的各民族传统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从不间断的纽带,那就是与世长存的文化交融与文化嫁接。放眼海外,举世闻名的因宗教文化冲突而导致断续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为此而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期互相仇视,当事国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比惨重。然而十字军东征却增进了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团结,自此以往,一批欧洲人涌向东方,东方古老灿烂的文化也反过来促成欧洲文明的觉醒,其结果则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基本条件。然而述及此,也不能不重视当前面临的一个事实,即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等强势力量早已对文化起着主导作用,文化的地位似乎居而次之,进而也就导致了文化嫁接可能是强势文化之间嫁接的倾向。概而言之,反观中外各类历史文化所呈现的相反相克、相辅相成的现象,可谓不胜枚举。若由此点着眼,面对当今各种文化之间冲突的现实,文化嫁接这一主题的提出及其相应研究,必然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有一点似乎应该指出,如果我们接受上述关于“文化”界定之说,那么数千年时空的诸多现象早已证实,在人际时际各类基本元素相互碰撞和相互交融的大千世界里,因时、因地、因故并进而应运而生的各类文化,就逐步地构成了一个在组成上相互交融、功能上相互依存的完整体系,且因不分人种、不分地域的不断交流(当然其中也有冲突),必然成为其发展的方向,并继而强化了自身的免疫力与生命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由此当可断言,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支柱和共同财富的各类文化,其孤立独特的现象只能是暂时的,而其嫁接交融的现象则是持久的。
当笔者持有上述观点之际,有幸在2009年第八期《书屋》上读到万之先生的《殖民文化嫁接的果实》一文,这是作者在其新近出版的描述十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肖像的力作——《凯旋曲》一书中的一个选篇,读后思绪蹁跹,以致令我萌生了有关文化嫁接这一话题的一点极不成熟的随想。现不揣谫陋地试说一二,以作引玉之砖而求正于诸多方家。
作者在文章的开头,一语点破该文的主题:“放眼世界,在殖民者种下的苦果树上经过数百年的演化、改植、嫁接,依然还是能够结出颇为美丽的花果。”继而又进一步指出:“仅在英语文学世界,在宗主国英国本土的文学创造力日渐衰落的时候,倒是原来英殖民地的文化纷纷结出硕果。”有鉴于此,作者即以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英籍印裔小说家奈保尔的文学创作之路作为背景,提炼出殖民文化嫁接这样的一个别有创意的主题,而在评述文章中娓娓道来。
窃以为,文章的通篇是以其主人公奈保尔的传奇的身世、丰富的阅历和文学成就的特征作为主线条,并融以瑞典学院颁奖词的内涵而逐次展开细腻深刻的评述的。瑞典学院颁奖词是这样提纲挈领地指出的——“在作品中结合了感觉敏锐的叙事和不受流俗腐蚀的审察,迫使我们看到被压抑的历史的存在”。众所周知,殖民地的历史就是一幅遭受宗主国压迫的画卷,奈保尔怀着融激情与深情为一体的心态而去精微的审视与洞察,借助文学特有的传播功能而将这样的画卷展示在广大读者面前。尽管他是一个恃才傲物、性情乖张、怀有天生我材必有用之信念的文人,瑞典学院诺奖评委们还是力排众议、独具慧眼将那份历来为世人深切关注的荣誉颁给了他。
时值全球化趋势日益获得进展之际,背井离乡的海外学子也与日俱增。从事各种职业并卓有表现的海外游子们的各项成就,不仅体现在自己的专业上,更是或多或少地、自觉不自觉地起到了将不同的文化赋予交流融合的功能,诸如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高行健、米勒以及本文作者万之等人均此。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了林语堂曾以一副楹联作为自我肖像的描绘:“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一经对照感受,可谓寓意邃密。
作者在文章中写道:“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奈保尔的一部自传体小说《比斯瓦斯的房子》才真正展现出了他作为小说家的大师水准。”然后笔锋一转而指出:“一个移民之子,终于能够摆脱殖民文化的阴影。”其实,这正是文化融合的现实造就了这位移民之子的辉煌一页。作者在文章中还言道:“奈保尔所以成为大家,因为他还是一个文体创新的作家。”读至此,笔者不由地产生一个想法,即作为文化载体之一的文学形式,因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其体裁上往往会因循守旧,而不同文化背景的碰撞与交融,才会促进或者有意识地去冲破无形的藩篱而创造新的文体。我想,作者此言的潜台词恐亦在此。
奈保尔在找到了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个人价值后,提出了“普世文明”之说。作者在评述中借此而感慨地认为,这位诺奖得主的精神家园就在他自己身上,就是他个人。其实,如若广义地说,这样的审视可用于每一个人的身上。特别是文章末尾的一段话令我甚为感叹:“我相信,包括我自己在内,还有很多离开故土而寄居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会认同奈保尔的理念,我们没有必要觉得自己背井离乡就没有文化根基,没有精神家园而无家可归。……我们需要在中文的文学中再造我们个人的精神家园。”由此点着眼则可进而言之,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不断积累的表征,换句话说,也就是人类在不断追寻自我创造的理想境界即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所取得的累累硕果的表征。尽管人们在苦苦追寻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每一代人当中总会有那么一群会陷入始自惝怳迷惘却又终于惝怳迷惘的循环之中,但无数事实却表明了,只要持之以恒,坚毅地冲破追寻途中的羁绊,最终定会抵达能够实现自我价值乃至社会价值的精神家园的彼岸。
然而“普世文明”的提法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却又谈何容易?盖因文化向来制约于政治,从而不同文化之间的分与合,也就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时隐时现,研究者更是见仁见智。土耳其小说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突厥语作家帕慕克,曾在一次采访中言道:“文化就是融合。文化意味着来自别的东西的融合,而我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就是这种融合。事实上,伊斯坦布尔以及我的作品就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可以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时候是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走到了一起,而这正是我们应该探究的东西。”然而相反的一面,也是事实。万之曾在一封书信中直言不讳地写道:“我在《凯旋曲》书中,提到帕慕克,文明废墟上的新星,说到两种文明可以并立,其实也不太确切。在这里,文明的冲突也是激烈的,互相的杀戮是惨绝人寰的。”事实上中外历史关于这方面的记载与评述,可谓历历在目,令人深思。书至此,笔者联想了近日读到的万之另一篇文章,他曾在关于尼日利亚作家努阿·阿契贝写于半个世纪前的长篇小说《瓦解》(中文译本已由天津科技翻译公司出版发行)的题为“《瓦解》中‘重生’的非洲文学”的书评中言道:“本文评介阿契贝代表作品、已被列为非洲文学经典的长篇小说《瓦解》,而此作又象征了非洲文学的‘重生’?这是否证明,瓦解重生,盛衰兴替,沧海桑田,其实本是人间正道?”同时他又写道:“在笔者看来,阿契贝这种既强调本土文化而抵制西方殖民文化,然而又明显受西方文化精华之影响而具备普世历史视角的态度,以及他对西方文明这种‘既爱又恨’(Ambivalence)的心态,在当代非西方作家中是非常典型的。”如此评述,应该说,作者在这篇书评中所要表达的另一面潜在意义,正在于希望读者能够感到这是从另一视角来阐释文化嫁接这一主题的。
行文至此,笔者抒发如下一点切身感受。盖中外古今的文化冲突与文化交融的无数事例,可谓此起彼伏,绵延不绝。曾记否?当满族入关、定鼎中原之时,因文化差异而发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样大规模的嗜血屠杀,然而历经漫长岁月磨砺后,汉、满文化几乎已融于一体,从而表征了文化上的交融最终会导致民族的和解。毫无歧义,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与和谐,正因为历经时空千锤百炼的各民族传统文化之间一直存在着一条从不间断的纽带,那就是与世长存的文化交融与文化嫁接。放眼海外,举世闻名的因宗教文化冲突而导致断续长达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为此而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长期互相仇视,当事国生命财产的损失更是无比惨重。然而十字军东征却增进了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团结,自此以往,一批欧洲人涌向东方,东方古老灿烂的文化也反过来促成欧洲文明的觉醒,其结果则为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基本条件。然而述及此,也不能不重视当前面临的一个事实,即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等强势力量早已对文化起着主导作用,文化的地位似乎居而次之,进而也就导致了文化嫁接可能是强势文化之间嫁接的倾向。概而言之,反观中外各类历史文化所呈现的相反相克、相辅相成的现象,可谓不胜枚举。若由此点着眼,面对当今各种文化之间冲突的现实,文化嫁接这一主题的提出及其相应研究,必然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