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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湖南中南部的南岳衡山风光美丽，五岳独秀，由南至北，连绵七十二峰，首峰衡阳回雁，尾峰长沙岳麓，其中大部分山峰在衡阳地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与之相依相伴，逶迤北去，形成了一条奇特的衡岳湘水人文纽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衡阳山奇水秀，季节分明，人文蔚起，代不乏人，集中鲜明地展示了湖湘文化特有的精神实质。
自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为人类文明揭开新的篇章后，桑梓衡阳依托纸这一文明载体，让文化艺术创造了奇特炫目的光辉。北宋大儒周敦颐之所以开风气之先，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与他在衡阳多年的成长历程不无关系。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在南岳衡山兴办碧泉书堂和文定书院，上接周子学脉，秉承伊洛学说，以匡济时艰、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最高目标，吸引了大批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开创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南岳衡山遂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湖湘学派又经朱熹、张栻等人的力倡，而作为一种学风世代相传，滋润历代士人的心田。再传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手里，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巍然而为一座学术高峰，对湖湘士人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深远。
衡阳的书院文化是中国书院的缩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湖南乃至全国均居前列。唐代元和年间，秀才李宽在府城北面石鼓山创建书院，是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办学的书院。宋代景祐二年（1035），仁宗皇帝钦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后与岳麓、睢阳、白鹿洞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享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到了光绪年间，兵部尚书彭玉麟捐银一万二千两，在东洲岛上再建船山书院，并聘“湘学泰斗”王闿运为山长，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中绵延不绝的船山风骨节操，成为晚清中国著名书院。石鼓、船山等书院培养的弟子，像李芾、王夫之、彭玉麟、杨度、齐白石、蒋啸青、马宗霍等，可谓鸢飞鱼跃，桃李芬芳。他们皆自石鼓嘴、东洲岛顺江而下，对中国历史相继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衡阳本土英才辈出，外来文人也如流星划过闪亮的星空，留下千古佳话。自东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刘桢写下《登南岳》一诗后，陆机、庾阐、谢灵运、王勃、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罗洪先、徐霞客、释破门、魏源、李元度、释敬安、谭嗣同、郭沫若、朱自清、田汉、峻青等历代诗文大家，都先后来过衡阳，借助他们飞扬的文采和瑰丽的辞章，足以昭彰衡阳的人杰地灵，群星璀璨。这当中，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文宗韩愈在衡阳写下的篇篇珠玑，尤在衡阳的人文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2005年4月上旬，我去衡阳作《湖湘文化与彭玉麟》专题讲座。甘建华晚上来宾馆看望我，与我谈起衡阳的历史文化。我发现他不仅在新闻这个行当做得很好，而且对衡阳历史文化的脉胳梳理得非常清晰，对衡阳历史文化名人如数家珍，因此聊得非常投机。
2008年10月中旬，甘建华来到我在岳麓书社的办公室，拿着一摞厚厚的资料，向我咨询有关曾国藩祖籍的问题。我告诉他，黎庶昌撰写的《曾国藩年谱》中写得很清楚：“曾氏祖籍衡阳。”道光十年（1830），曾氏二十岁时，“肄业于衡阳唐氏家塾，从师汪觉庵先生”。曾氏岳家也是衡阳人。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氏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到衡阳练兵，湘军这支部队是在衡阳奠定基础的。曾氏与衡阳有着很深的渊源。
告别记者生涯后，甘建华无意功利，悠游林泉，读书立品，雅言澄心。从2004年至今，他执著于“湖湘文化名人衡阳丛书”的编撰工作，立志为衡阳历史接续文脉，这本《江山多少人杰》只是其撰写的一个部分而已。
阅读《江山多少人杰》，分明能感觉到甘建华敏锐的记者视野，生动的作家文风，深沉的学者气度，并触摸到湖湘士子重操守、敢担当的理学源头。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文化地位，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无法言说的遗憾。甘建华从茫茫人海中，对衡阳先贤投以关注的目光，进行抢救发掘，使他们终于得以免遭永埋故纸的厄运。譬如吕温，在唐代灿若星辰的诗人中，并不是特别有名，但他有些诗作确实写得很好，《全唐诗》收其诗二卷百余首，可惜生平极其简略，更遑论衡州刺史之任。他在衡州的时间虽短，衡州诗坛的第一缕清新之风却是他带来的。甘建华历时两年，孜孜以求，写就《天下谁识吕衡州》，让人见识了一位优秀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很多人都知道海岩这个当今中国最红的小说家和优秀电视剧编剧，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侣朋。这位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著名歌剧导演，其实就是海岩的父亲。侣朋在世的时候，只有零星的几条报道和一个小传，没有一篇像样的哪怕几百字的专文介绍。甘建华冒雨到其老家衡南县廖田镇陆堡村余家岭采访，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成文后再经海岩审校，让海岩“陡生一股衡阳情结”。为了写作“铁面御史”陈嘉言及其儿子、“现代唐伯虎”陈少梅，甘建华不但数次到衡东县鹤桥陈家大屋采风，而且与陈少梅第三子陈长龙数十次通话、电邮，更正了此前有关陈氏父子的诸多错讹说法，整个陈氏家族为之奔走相告，陈氏女婿米景扬为其挥毫泼墨，留下多幅书画佳作。十年前，甘建华写下《大画家钟增亚的天地性情》，钟增亚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这是写我最好的一篇文章”，他的夫人崔德鵾大姐至今记忆犹新。
明代万历年间，衡阳进士陈宗契曾写下《登回雁峰怀赵扬州》一诗，其佳句“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现刻于衡阳市区回雁峰烟雨池畔。就在南岳衡山首峰，甘建华上溯伟大的造纸术发明家蔡伦，下迄现代风水研究学者刘沛林，为三十五位衡阳历代文化名人树碑立传，呈现湖湘文化的衡阳面孔，让人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慨，其功德岂可一时而论哉？我为家乡拥有如此俊彦后学而欣慰和自豪。
是为序。
（《江山多少人杰》，甘建华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
自从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为人类文明揭开新的篇章后，桑梓衡阳依托纸这一文明载体，让文化艺术创造了奇特炫目的光辉。北宋大儒周敦颐之所以开风气之先，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山祖，与他在衡阳多年的成长历程不无关系。南宋初年，胡安国、胡宏父子在南岳衡山兴办碧泉书堂和文定书院，上接周子学脉，秉承伊洛学说，以匡济时艰、经世致用作为治学的最高目标，吸引了大批湖湘士子前来就学，开创了一个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理学派别——湖湘学派，南岳衡山遂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湖湘学派又经朱熹、张栻等人的力倡，而作为一种学风世代相传，滋润历代士人的心田。再传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的手里，更是集前人之大成，巍然而为一座学术高峰，对湖湘士人的影响更为直接而深远。
衡阳的书院文化是中国书院的缩影，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在湖南乃至全国均居前列。唐代元和年间，秀才李宽在府城北面石鼓山创建书院，是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所由私人办学的书院。宋代景祐二年（1035），仁宗皇帝钦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后与岳麓、睢阳、白鹿洞并称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享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到了光绪年间，兵部尚书彭玉麟捐银一万二千两，在东洲岛上再建船山书院，并聘“湘学泰斗”王闿运为山长，大力弘扬湖湘文化中绵延不绝的船山风骨节操，成为晚清中国著名书院。石鼓、船山等书院培养的弟子，像李芾、王夫之、彭玉麟、杨度、齐白石、蒋啸青、马宗霍等，可谓鸢飞鱼跃，桃李芬芳。他们皆自石鼓嘴、东洲岛顺江而下，对中国历史相继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衡阳本土英才辈出，外来文人也如流星划过闪亮的星空，留下千古佳话。自东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刘桢写下《登南岳》一诗后，陆机、庾阐、谢灵运、王勃、王安石、苏东坡、黄庭坚、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罗洪先、徐霞客、释破门、魏源、李元度、释敬安、谭嗣同、郭沫若、朱自清、田汉、峻青等历代诗文大家，都先后来过衡阳，借助他们飞扬的文采和瑰丽的辞章，足以昭彰衡阳的人杰地灵，群星璀璨。这当中，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文宗韩愈在衡阳写下的篇篇珠玑，尤在衡阳的人文历史留下了深深的印痕。
2005年4月上旬，我去衡阳作《湖湘文化与彭玉麟》专题讲座。甘建华晚上来宾馆看望我，与我谈起衡阳的历史文化。我发现他不仅在新闻这个行当做得很好，而且对衡阳历史文化的脉胳梳理得非常清晰，对衡阳历史文化名人如数家珍，因此聊得非常投机。
2008年10月中旬，甘建华来到我在岳麓书社的办公室，拿着一摞厚厚的资料，向我咨询有关曾国藩祖籍的问题。我告诉他，黎庶昌撰写的《曾国藩年谱》中写得很清楚：“曾氏祖籍衡阳。”道光十年（1830），曾氏二十岁时，“肄业于衡阳唐氏家塾，从师汪觉庵先生”。曾氏岳家也是衡阳人。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氏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到衡阳练兵，湘军这支部队是在衡阳奠定基础的。曾氏与衡阳有着很深的渊源。
告别记者生涯后，甘建华无意功利，悠游林泉，读书立品，雅言澄心。从2004年至今，他执著于“湖湘文化名人衡阳丛书”的编撰工作，立志为衡阳历史接续文脉，这本《江山多少人杰》只是其撰写的一个部分而已。
阅读《江山多少人杰》，分明能感觉到甘建华敏锐的记者视野，生动的作家文风，深沉的学者气度，并触摸到湖湘士子重操守、敢担当的理学源头。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文化地位，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无法言说的遗憾。甘建华从茫茫人海中，对衡阳先贤投以关注的目光，进行抢救发掘，使他们终于得以免遭永埋故纸的厄运。譬如吕温，在唐代灿若星辰的诗人中，并不是特别有名，但他有些诗作确实写得很好，《全唐诗》收其诗二卷百余首，可惜生平极其简略，更遑论衡州刺史之任。他在衡州的时间虽短，衡州诗坛的第一缕清新之风却是他带来的。甘建华历时两年，孜孜以求，写就《天下谁识吕衡州》，让人见识了一位优秀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很多人都知道海岩这个当今中国最红的小说家和优秀电视剧编剧，但没有多少人知道侣朋。这位延安鲁艺培养出来的著名歌剧导演，其实就是海岩的父亲。侣朋在世的时候，只有零星的几条报道和一个小传，没有一篇像样的哪怕几百字的专文介绍。甘建华冒雨到其老家衡南县廖田镇陆堡村余家岭采访，并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成文后再经海岩审校，让海岩“陡生一股衡阳情结”。为了写作“铁面御史”陈嘉言及其儿子、“现代唐伯虎”陈少梅，甘建华不但数次到衡东县鹤桥陈家大屋采风，而且与陈少梅第三子陈长龙数十次通话、电邮，更正了此前有关陈氏父子的诸多错讹说法，整个陈氏家族为之奔走相告，陈氏女婿米景扬为其挥毫泼墨，留下多幅书画佳作。十年前，甘建华写下《大画家钟增亚的天地性情》，钟增亚生前曾多次对人说“这是写我最好的一篇文章”，他的夫人崔德鵾大姐至今记忆犹新。
明代万历年间，衡阳进士陈宗契曾写下《登回雁峰怀赵扬州》一诗，其佳句“青天七十二芙蓉，回雁南来第一峰”，现刻于衡阳市区回雁峰烟雨池畔。就在南岳衡山首峰，甘建华上溯伟大的造纸术发明家蔡伦，下迄现代风水研究学者刘沛林，为三十五位衡阳历代文化名人树碑立传，呈现湖湘文化的衡阳面孔，让人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慨，其功德岂可一时而论哉？我为家乡拥有如此俊彦后学而欣慰和自豪。
是为序。
（《江山多少人杰》，甘建华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