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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是气象、地理学家，是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创始人。他深入研究了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及变迁等，写了许多篇论文，对中国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人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海公园的守门人都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早晨有位老人从北门进入公园，然后从南门出；晚上从南门进，北门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走了20多个年头。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
他进公园，不是像一般人那样为了游览，而是为了对公园里山水、花草等进行观察。他想知道：哪天北海的冰开始融化，哪天桃花开放，哪天白色的柳絮飞舞，哪天布谷鸟初次鸣叫……几十年对大自然的观察，练就了竺可桢一双敏锐的眼睛。他能从千树万枝中发现长出的第一片绿叶，从喧闹的城市噪音中听出第一声蛙鸣，透过空中密如蛛网的电线看到第一只燕子，从春风中辨认出第一丝柳絮……。他把看到的都记录在大自然日记里：
“3月12日，北海冰融。”
“4月20日，燕始见。”
“5月1日，柳絮飞。”
“5月23日，布谷鸟初鸣。”
……
观察这些普普通通的自然现象有什么用呢？冰融花放，絮飞鸟来，都是物候学的信号，它们同气候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弄清楚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和活动规律对气候的反应，可以用来预测农时，指导农业生产，还可供预报天气时参考。竺可桢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在北海公园观察了23个年头，从而绘制出一幅十分珍贵的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
竺可桢观察物候，都留有详细的记录。有时因工作忙，不能亲自去观察，就请爱人和女儿帮忙作记录。他从1936年1月1日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1974年2月6日），共计38年零37天，从未间断。每天记录天气阴晴、风力级别、气温高低，以及相应的物候现象。他的自然日记有40多本，有近千万字。在取得了这样十分雄厚材料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备受人们欢迎的《物候学》一书；83岁时还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不仅学到老，而且还做到老。1974年2月6日清晨6点，天还没破晓，寒气袭人。躺在病床上的竺可桢慢慢坐起来，习惯地摸了一下外衣左边的小口袋处，然后又慢慢地把手放下来。这一习惯性的动作，勾起了他多少美好的回忆啊！
原来，竺可桢平日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每天清晨一起来，他就把那支白铜套子里的钢笔式温度表拿到院子里放好，然后做早操，做完早操后记录所量的气温。这只温度表，就插在外衣左边的小口袋里。现在，他再也不能到院子用那支心爱的温度表测量气温了。然而，事业心在驱使着他，抬起颤抖的手，拧开收音机的旋钮，仔细倾听着天气预报。戴上眼镜，借着台灯的光，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小字：
“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写完后，老人想把笔记本合上，忽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又戴上眼镜，在刚才那行小字下面，注上两个字：“局报。”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他为什么要在记下天气预报之后，又加了“局报”两字呢？原来，这“局报”是指“气象局预报”的意思，它有别于自己平日亲自观测记录的天气情况。这对于一个习惯自己给大自然记日记的人来说，只有在他病得不能起床时，才不得已根据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作记录。
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北海公园的守门人都还清楚地记得，每天早晨有位老人从北门进入公园，然后从南门出；晚上从南门进，北门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走了20多个年头。这位老人就是我国著名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
他进公园，不是像一般人那样为了游览，而是为了对公园里山水、花草等进行观察。他想知道：哪天北海的冰开始融化，哪天桃花开放，哪天白色的柳絮飞舞，哪天布谷鸟初次鸣叫……几十年对大自然的观察，练就了竺可桢一双敏锐的眼睛。他能从千树万枝中发现长出的第一片绿叶，从喧闹的城市噪音中听出第一声蛙鸣，透过空中密如蛛网的电线看到第一只燕子，从春风中辨认出第一丝柳絮……。他把看到的都记录在大自然日记里：
“3月12日，北海冰融。”
“4月20日，燕始见。”
“5月1日，柳絮飞。”
“5月23日，布谷鸟初鸣。”
……
观察这些普普通通的自然现象有什么用呢？冰融花放，絮飞鸟来，都是物候学的信号，它们同气候的变化关系十分密切。弄清楚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过程和活动规律对气候的反应，可以用来预测农时，指导农业生产，还可供预报天气时参考。竺可桢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在北海公园观察了23个年头，从而绘制出一幅十分珍贵的北京春季物候现象变化曲线图。
竺可桢观察物候，都留有详细的记录。有时因工作忙，不能亲自去观察，就请爱人和女儿帮忙作记录。他从1936年1月1日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1974年2月6日），共计38年零37天，从未间断。每天记录天气阴晴、风力级别、气温高低，以及相应的物候现象。他的自然日记有40多本，有近千万字。在取得了这样十分雄厚材料的基础上，他写出了备受人们欢迎的《物候学》一书；83岁时还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不仅学到老，而且还做到老。1974年2月6日清晨6点，天还没破晓，寒气袭人。躺在病床上的竺可桢慢慢坐起来，习惯地摸了一下外衣左边的小口袋处，然后又慢慢地把手放下来。这一习惯性的动作，勾起了他多少美好的回忆啊！
原来，竺可桢平日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温度计，每天清晨一起来，他就把那支白铜套子里的钢笔式温度表拿到院子里放好，然后做早操，做完早操后记录所量的气温。这只温度表，就插在外衣左边的小口袋里。现在，他再也不能到院子用那支心爱的温度表测量气温了。然而，事业心在驱使着他，抬起颤抖的手，拧开收音机的旋钮，仔细倾听着天气预报。戴上眼镜，借着台灯的光，哆哆嗦嗦地在笔记本上写下了一行小字：
“气温最高零下1℃，最低零下7℃，东风一至二级，晴转多云。”
写完后，老人想把笔记本合上，忽然想起一件要紧的事，又戴上眼镜，在刚才那行小字下面，注上两个字：“局报。”这是老人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第二天就与世长辞了。
他为什么要在记下天气预报之后，又加了“局报”两字呢？原来，这“局报”是指“气象局预报”的意思，它有别于自己平日亲自观测记录的天气情况。这对于一个习惯自己给大自然记日记的人来说，只有在他病得不能起床时，才不得已根据收音机里的天气预报作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