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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单杰的中篇小说《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获得第三届孙犁文学奖。作为河北青年作家，单杰的文学创作历程，或许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一部分写作者的真实状态——熟悉农村生活，扎根现实土壤，善于营造故事、设计人物，语言具有泥土般的质朴清新。在让人眼前一亮之后，如何继续向前，也令读者充满期待。
结缘《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
仲夏：你的获奖小说《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一定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吧？
单杰：算是吧。我从2012年开始写作，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共发表了中短篇小说40多万字，但满意的作品好像也就两三篇。大多数时候是一开始写时觉得很满意，但是等放了一段时间，就会越看越不满意，觉得充满遗憾。
仲夏：那么这个中篇小说是如何完成的？为什么它写得很顺利、顺手？
单杰：这大概是缘分。我一直觉得，写一篇小说就像找一个恋人，需要多方面的因素，缘分来到，自然水到渠成。《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是乡村体验，底层人生，一如我以前写过的小说，都是我所熟悉的家乡的人和事。文学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我很庆幸我一直就在这泥土芬芳的農村，从未离开过土地，生活可以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
“老鲁”这篇小说的素材得益于我在乡村开饭店时一次被骗经历，开始是借钱的人玩失踪，找了两年时间，查无此人，等费尽周折找到他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一贫如洗”。那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土房冷灶，一家五口人睡在一个土坯炕上，晚上挤在一堆灰黑的破棉絮里面，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当时我是和我的家人一起去找他的，去的时候开着一辆三轮车，本来想好了要不到钱就搬走他家的东西，或者捉猪圈里的猪，逮鸡舍里的鸡，反正不能空手而归。但是看到那样的情景，开口要账的话一句都说不出来了，自然最后钱并没有要回来，还给他家添了两条新被子……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直在我脑海里翻来滚去，后来就有了“老鲁”这个人物，又有了“骗子唐大秋”“表哥救生”等等。他们的生活、烦恼和欢乐，整整在我脑子里纠缠了半年多，搅得我整夜失眠，寝食难安。当我决定把这些人拽到纸上，变为文字的时候，却是出奇得顺利，五万字，我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之后一字未改，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觉得这就是写作中的缘分使然，是我与“老鲁”的缘分，也是“老鲁”与读者的缘分。
仲夏：有这样真实刻骨的生活经历作为铺垫，写作过程就像走进了一条捷径，至少这篇是这样吧？
单杰：我从一次要账经历中虚构出了小说人物和他们的命运，但这些人物并非从自己的经历中照搬，而是现实生活中多个人物的综合。其实作家写作没有捷径，唯有不停地深入了解现实生活，才能挖掘素材写出作品。
仲夏：从你早期的短篇小说《紧急会议》，一直到获奖的这个中篇，你的创作方向一直指向“城”外，指向底层的“小人物”，“鸡毛蒜皮”的小事件。由此，我们可不可以说，你是有意关注和展示底层众生，有意以小见大，有意在传统与现代当中架起一座“桥”？
单杰：我觉得也并不是有意关注，而是因为我一直就生活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底层民众。我生活的圈子里面全是小人物，2013年以前，我见到的最大的官就是我们村的村支书了，所以我的笔下不知不觉就写出了这些小人物的脾气、秉性和爱恨情仇。从这方面看，作家更像是一方水土或一个阶层的歌者。
仲夏：是否可以把你的创作归类于现实主义？如果是，你觉得现实主义创作之于当下涌动的文化思潮又有何意义？
单杰：我觉得是。遵循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现实，关注当下，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指南针。
面对当下的文化思潮，波澜起伏，先锋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各样的潮流在涌动，是值得高兴的事，说明文学创作的活跃与深入。但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萎靡。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兴起至今，已经二百多年了，现实主义经久不衰，我想原因是现实主义在不断发展，它涵盖的方方面面和精神内核都在掘进和伸展，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其本质都是现实手法，没有脱离表现现实的轨道，且使现实主义更具有活力。因此，我的观点，任何文化思潮都是不能取代现实主义的，关切现实是创作的底色。
聚焦中短篇创作，“啃”下硬骨头
仲夏：当下文学圈很大一部分青年作家在“啃”中短篇小说，你觉得中短篇这块“骨头”硬吗？好不好“啃”？中短篇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又有何具体意义？
单杰：就小说门类来说，在短篇、中篇、长篇中，短篇小说要在很短的篇幅内传达作者的意图与体验，要有意蕴和内涵，要留下空白——写出不需要写的部分，确实比较难，而中篇与短篇相比，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中篇小说是一定要讲好一个故事的，在结构上要讲究。写作者还是要在中短篇上多下功夫，不断地尝试变换艺术手法，创作出有思想、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通过中短篇的锤炼，使自己趋于成熟。
至于说中短篇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意义，我想，每个写作者的初衷都是爱好，是因为热爱文学而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并非外在的因素。小说固然不可以当饭吃，但写小说给写作者带来的愉悦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作家不是为了追求哪种意义而写作。当然，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为了还债拼命写作，而托尔斯泰不被金钱所累，在舒服的环境中写作，但他们却通向了一条共通之路——给世界文学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仲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啃”难度很大的中短篇尤其是短篇小说写作，不觉得是在自找苦吃吗？
单杰：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文学是时代的履痕、人性的折射、心灵的呢喃，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反映人类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动态，让人们在文学的海洋里得到精神的滋养，思想的启迪，奋进的动力，这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
啃中短篇确实是自找苦吃，但我觉得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必须要能够吃如此的苦，一步一步走稳当，打好坚实的基础，才能出大作品。鲁迅没有写一部长篇小说，但他仍是我们尊崇的大师。沈从文、张爱玲最大的贡献也是中短篇小说。海明威虽然写了好几部长篇，但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短篇小说。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写作者的终极关切
仲夏：最后一个问题，从你个人的角度看，作家的“良心”是什么？
单杰：一个作家的良心首先是敢说真话，能够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敢于揭露丑恶的现象。但是，是对社会善意的劝诫，绝不是抹黑和诋毁，更不是让人们放弃希望，而是透过某些区域的黑暗，最终见到曙光。作家孙犁说：“人在写作之时，不要只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人，想到时代，因为个人的幸与不幸，总和时代有关。”多关切时代，多关心他人，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对人的怜惜与深情。怀着悲悯和一颗善良的心对待笔下的人物，这是我以为的一个写作者的“良心”。
特约主持：安春华
结缘《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
仲夏：你的获奖小说《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一定是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吧？
单杰：算是吧。我从2012年开始写作，在省级以上的刊物共发表了中短篇小说40多万字，但满意的作品好像也就两三篇。大多数时候是一开始写时觉得很满意，但是等放了一段时间，就会越看越不满意，觉得充满遗憾。
仲夏：那么这个中篇小说是如何完成的？为什么它写得很顺利、顺手？
单杰：这大概是缘分。我一直觉得，写一篇小说就像找一个恋人，需要多方面的因素，缘分来到，自然水到渠成。《老鲁那年冬天的闹心事》，是乡村体验，底层人生，一如我以前写过的小说，都是我所熟悉的家乡的人和事。文学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我很庆幸我一直就在这泥土芬芳的農村，从未离开过土地，生活可以给我提供源源不断的写作素材。
“老鲁”这篇小说的素材得益于我在乡村开饭店时一次被骗经历，开始是借钱的人玩失踪，找了两年时间，查无此人，等费尽周折找到他的时候，我才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一贫如洗”。那真是出乎我的想象，土房冷灶，一家五口人睡在一个土坯炕上，晚上挤在一堆灰黑的破棉絮里面，连一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当时我是和我的家人一起去找他的，去的时候开着一辆三轮车，本来想好了要不到钱就搬走他家的东西，或者捉猪圈里的猪，逮鸡舍里的鸡，反正不能空手而归。但是看到那样的情景，开口要账的话一句都说不出来了，自然最后钱并没有要回来，还给他家添了两条新被子……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直在我脑海里翻来滚去，后来就有了“老鲁”这个人物，又有了“骗子唐大秋”“表哥救生”等等。他们的生活、烦恼和欢乐，整整在我脑子里纠缠了半年多，搅得我整夜失眠，寝食难安。当我决定把这些人拽到纸上，变为文字的时候，却是出奇得顺利，五万字，我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写成之后一字未改，可以说是一气呵成。我觉得这就是写作中的缘分使然，是我与“老鲁”的缘分，也是“老鲁”与读者的缘分。
仲夏：有这样真实刻骨的生活经历作为铺垫，写作过程就像走进了一条捷径，至少这篇是这样吧？
单杰：我从一次要账经历中虚构出了小说人物和他们的命运，但这些人物并非从自己的经历中照搬，而是现实生活中多个人物的综合。其实作家写作没有捷径，唯有不停地深入了解现实生活，才能挖掘素材写出作品。
仲夏：从你早期的短篇小说《紧急会议》，一直到获奖的这个中篇，你的创作方向一直指向“城”外，指向底层的“小人物”，“鸡毛蒜皮”的小事件。由此，我们可不可以说，你是有意关注和展示底层众生，有意以小见大，有意在传统与现代当中架起一座“桥”？
单杰：我觉得也并不是有意关注，而是因为我一直就生活在农村，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底层民众。我生活的圈子里面全是小人物，2013年以前，我见到的最大的官就是我们村的村支书了，所以我的笔下不知不觉就写出了这些小人物的脾气、秉性和爱恨情仇。从这方面看，作家更像是一方水土或一个阶层的歌者。
仲夏：是否可以把你的创作归类于现实主义？如果是，你觉得现实主义创作之于当下涌动的文化思潮又有何意义？
单杰：我觉得是。遵循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现实，关注当下，一直是我文学创作的指南针。
面对当下的文化思潮，波澜起伏，先锋文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各样的潮流在涌动，是值得高兴的事，说明文学创作的活跃与深入。但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并没有因此而萎靡。从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兴起至今，已经二百多年了，现实主义经久不衰，我想原因是现实主义在不断发展，它涵盖的方方面面和精神内核都在掘进和伸展，比如魔幻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其本质都是现实手法，没有脱离表现现实的轨道，且使现实主义更具有活力。因此，我的观点，任何文化思潮都是不能取代现实主义的，关切现实是创作的底色。
聚焦中短篇创作，“啃”下硬骨头
仲夏：当下文学圈很大一部分青年作家在“啃”中短篇小说，你觉得中短篇这块“骨头”硬吗？好不好“啃”？中短篇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又有何具体意义？
单杰：就小说门类来说，在短篇、中篇、长篇中，短篇小说要在很短的篇幅内传达作者的意图与体验，要有意蕴和内涵，要留下空白——写出不需要写的部分，确实比较难，而中篇与短篇相比，相对容易一些，但是，中篇小说是一定要讲好一个故事的，在结构上要讲究。写作者还是要在中短篇上多下功夫，不断地尝试变换艺术手法，创作出有思想、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通过中短篇的锤炼，使自己趋于成熟。
至于说中短篇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意义，我想，每个写作者的初衷都是爱好，是因为热爱文学而走向文学创作之路的，并非外在的因素。小说固然不可以当饭吃，但写小说给写作者带来的愉悦是局外人难以理解的。作家不是为了追求哪种意义而写作。当然，陀斯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为了还债拼命写作，而托尔斯泰不被金钱所累，在舒服的环境中写作，但他们却通向了一条共通之路——给世界文学留下了宝贵的文学遗产。
仲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啃”难度很大的中短篇尤其是短篇小说写作，不觉得是在自找苦吃吗？
单杰：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有它的意义和价值，文学是时代的履痕、人性的折射、心灵的呢喃，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反映人类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生活方式和社会动态，让人们在文学的海洋里得到精神的滋养，思想的启迪，奋进的动力，这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
啃中短篇确实是自找苦吃，但我觉得一个有追求的写作者，必须要能够吃如此的苦，一步一步走稳当，打好坚实的基础，才能出大作品。鲁迅没有写一部长篇小说，但他仍是我们尊崇的大师。沈从文、张爱玲最大的贡献也是中短篇小说。海明威虽然写了好几部长篇，但我认为写得最好的是短篇小说。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
写作者的终极关切
仲夏：最后一个问题，从你个人的角度看，作家的“良心”是什么？
单杰：一个作家的良心首先是敢说真话，能够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敢于揭露丑恶的现象。但是，是对社会善意的劝诫，绝不是抹黑和诋毁，更不是让人们放弃希望，而是透过某些区域的黑暗，最终见到曙光。作家孙犁说：“人在写作之时，不要只想到自己，也应该想到别人，想到大多数人，想到时代，因为个人的幸与不幸，总和时代有关。”多关切时代，多关心他人，体现在作品中就是对人的怜惜与深情。怀着悲悯和一颗善良的心对待笔下的人物，这是我以为的一个写作者的“良心”。
特约主持：安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