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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汉大学著名学者星群中，韩德培教授是最年长的一颗明星，1911年出生的他跨越了前清、民国，在新中国建立初期便已是我国公认的国际私法学权威。被誉为“中国法学界的镇山之石”的他几乎与20世纪同行，一生见证了法学在现代中国的兴衰沉浮。
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方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今天惟一健在的是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的韩德培，是武汉大学终身教授。
留洋哈佛
韩德培的祖父韩大兴是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韩大兴流落苏州，后定居如皋。在家乡，韩德培被人称作“从石缝里蹦出的孩子”，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个小故事。当年，韩大兴眼看长子韩志忠连生三女而焦急苦恼，在算命先生指点下，1910年韩大兴在老家南京城外秣陵关立下一方碑石，镂刻碑文。第二年韩家果然添了个男丁，日后享誉中国的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就在如皋这方土地上出生了。但是，从“石缝里蹦出”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韩德培8岁丧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世事炎凉。
6岁时，韩德培进入私塾，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
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但是志向高远的他不满足于在小学教书，继续升学是他的强烈愿望。于是，在南通中学插班。1930年夏季，韩德培以全班第一的优秀成绩毕业。原本，韩德培打算报考中央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可临考时学校通知说韩德培成绩优异，可以免试保送中大。没有料到考期刚过，学校通知韩德培没有保送名额了。就在韩德培万分焦急之时，报纸上登出的一则浙江大学招考史政系新生的消息让他眼前一亮，于是，匆匆收拾行装，他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
半年之后，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初在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作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5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谓好事多磨，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等待消息，其时，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教授非常赏识韩德培，提升他为“讲师”，兼教一些课程。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段学复、林家翘、李春芬、沈昭文、靳文翰等人在上海集中后，就同乘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客轮经日本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在多伦多大学，韩德培师从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等，从事国际私法和英美普通法的学习与研究。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期间，韩德培还常到该市奥斯古德大厦法学院拜访该院院长福尔肯布里奇教授，这位教授是国际上早已知名的国际私法学者，他十分欣赏这位好学而多才的中国青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简直用不着改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哈佛的3年，可以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他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正是在那时，他想到中国人也应该在法学界、在世界有所贡献才好，立志将来也要写出一部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巨著，并写了一部40多万字的有关国际私法方面的书稿，令人痛心的是在几次抄家时被烧了。如今，想起自己那本书稿，韩德培还是非常心疼：“我那个写的书，引证非常多，英文、德文、法文，还甚至于日文、俄文都有，那个时候还相当好，结果不见了，没有办法了。”
1942年，参加联合国筹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专程来到哈佛大学邀请韩德培到他即将任校长的武汉大学做教授。对于韩德培，周鲠生赏识已久，因为当年韩德培参加庚款留学考试的试卷就是他批阅的。
最终，出于对周鲠生校长才学和人品的景仰，1945年底，韩德培婉言谢绝了国内其他大学的邀请，也放弃了到美国商务部做官员的机会，带着理想和抱负，选择了武汉大学。
武大岁月
1945年，从哈佛学成归国的韩德培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系主任，那时武大法律系名师云集，成为抗战后全国最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之一。在珞珈山任教这最初几年，韩德培在法学研究领域颇有进展。
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校长周鲠生邀请了当时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和留学国外的青年人到武大来任教，韩德培与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如今，韩德培是武汉大学最年长的教授，可1945年韩德培来到武汉大学时，被武大学生誉为"最年轻、最漂亮"的教授。那时的他喜欢穿西装，走路稳健，给学生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
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1947年，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在各地镇压学生运动。对学生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韩德培撰写了《对当前学生运动的看法》一文，在征得张培刚、金克木、邓启东等知名教授同意联合签名后，印制200多份，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张贴。不久，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又传讯武汉大学进步学生，意图加以迫害，韩德培以武大教授会代表的名义，出面进行营救，并发动法律系教师，准备出庭为他们进行辩护，最终反动当局被迫将全部传讯学生释放回校。
韩德培还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的文章，揭露了中美商约在移民问题上对中国的不平等规定，并建议中方应要求美国就中国移民问题取消或修改不合理的限制，加强对在美华侨利益的保护。1948年又在《国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号上发表论文《国际私法上的反致问题》，至今仍然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法学界曾有“南北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南方便是任教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韩德培教授。100多年来饱受战乱的华夏大地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建设的契机，法制建设更是重任在肩。韩培德全心投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他不仅将俄文《苏联的法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一书翻译出版，并发表了《要为法学上的争鸣创造条件》等论文，这些著作对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德培有20年时间被迫离开法学领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韩德培才重新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阵地。1978年后的20多年里，是韩德培在著书立说和学术研究上成果出多的时期。
在法学领域，韩德培造诣最深的是国际私法，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韩德培有个形象比喻，国际私法就好比一架飞机，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外延则是飞机的机翼——内涵既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
早在1983年韩德培就强调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使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在我国的国际私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及时发表了《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并与黄进教授在广泛参考和比较中外国际私法和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于1991年草拟了《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发表后受到了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行的广泛关注。
在探寻法学理论前沿阵地同时，韩德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韩德培的这门学问曾给国家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大调整，需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然而，合同另一方——日本、西德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须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赔偿额高达数亿美元。
受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特邀，韩德培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及李双元副教授一道进京提供咨询，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3/4。
除国际私法领域外，韩德培还在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贡献甚多。
发展中的中国却正面临着环境治理课题。在韩德培的主持推动下，武汉大学法学院同当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研究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环境法研究所。韩德培主编了我国环境法领域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1990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该书被誉为“开拓性的理论著作”，为此1998年他荣获地球奖。
有书为伴，韩德培的晚年没有寂寞。“在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中我们这一代法学研究者失去了太多宝贵的年华，我在法学领域的建树还远远未能达到我青年时代对自己的期望”。所以，老人希望中国法学教育能培养出像奥本海、狭骥和庞德这样的大法学家，期望他们为中华民族对全世界的法学发展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现代意义上的法学在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那时的中国方始引进西方现代法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上），可以找到名列其上的10位中国当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今天惟一健在的是被誉为“新中国国际私法学的一代宗师”的韩德培，是武汉大学终身教授。
留洋哈佛
韩德培的祖父韩大兴是多年跟随翼王石达开南征北战的一名副将。1864年太平军失败后，韩大兴流落苏州，后定居如皋。在家乡，韩德培被人称作“从石缝里蹦出的孩子”，关于他的出生还有个小故事。当年，韩大兴眼看长子韩志忠连生三女而焦急苦恼，在算命先生指点下，1910年韩大兴在老家南京城外秣陵关立下一方碑石，镂刻碑文。第二年韩家果然添了个男丁，日后享誉中国的一代法学宗师韩德培就在如皋这方土地上出生了。但是，从“石缝里蹦出”来到人世间的韩德培却是个苦孩子——那时韩家已逐渐败落，韩德培8岁丧母，小小年纪便尝到了世事炎凉。
6岁时，韩德培进入私塾，读了《大学》、《论语》、《孟子》、《幼学》等，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基础。
1928年，韩德培师范毕业。但是志向高远的他不满足于在小学教书，继续升学是他的强烈愿望。于是，在南通中学插班。1930年夏季，韩德培以全班第一的优秀成绩毕业。原本，韩德培打算报考中央大学或清华大学的外文系，可临考时学校通知说韩德培成绩优异，可以免试保送中大。没有料到考期刚过，学校通知韩德培没有保送名额了。就在韩德培万分焦急之时，报纸上登出的一则浙江大学招考史政系新生的消息让他眼前一亮，于是，匆匆收拾行装，他赴杭州赶考，一举考中浙江大学史政系。
半年之后，浙大史政系合并到中央大学，韩德培也随之转入中央大学。初在中央大学，一次旁听课却改变了韩德培的志向与爱好。当时，讲课的教授是后来作过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时任中大法律系主任的谢冠生，他主讲的是“法律就是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由此，韩德培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也知道了法学是一门解决人与人之间纠纷的一门学问，对社会非常有用。因此，他从史政系转到了法律系。
1934年，韩德培从中央大学法律系毕业。5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在中国招留英公费生，经过激烈竞争，28岁的韩德培夺得留学剑桥大学的机会。可谓好事多磨，正当韩德培等准备出发之际，欧战突然爆发。韩德培只得回到中央大学等待消息，其时，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校长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教授非常赏识韩德培，提升他为“讲师”，兼教一些课程。
可是，欧战愈演愈烈，到英国去留学已经非常困难。1年后，中英庚款董事会决定所有考取的24名公费留学生一律改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学习。1941年7月底，韩德培和一道考取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的钱伟长、张龙翔、段学复、林家翘、李春芬、沈昭文、靳文翰等人在上海集中后，就同乘加拿大的“俄国皇后”号客轮经日本前往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在多伦多大学，韩德培师从著名国际私法学者莫法特·汉考克教授等，从事国际私法和英美普通法的学习与研究。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期间，韩德培还常到该市奥斯古德大厦法学院拜访该院院长福尔肯布里奇教授，这位教授是国际上早已知名的国际私法学者，他十分欣赏这位好学而多才的中国青年。
在多伦多大学学习的第二年，韩德培在汉考克教授指导下写作论文，他选择的论文题目是《国际私法中的实质与程序问题》。汉考克教授审阅过这篇论文后，很高兴地评价道：“你写的论文很好，我简直用不着改一个字。”这样，韩德培很顺利地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硕士学位。这是当时该法学院所能授予的最高学位。
1942年，韩德培以特别研究生的身份来到当时世界上声望最高的哈佛大学法学院，在哈佛的3年，可以说对他一生影响最大。韩德培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国际私法、国际公法和法理学，他还撰写了一些国际私法新著的书评和评介庞德的社会法学派学说以及凯尔森的纯粹法学说等文章，发表于浙江大学发行的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及其他刊物上。正是在那时，他想到中国人也应该在法学界、在世界有所贡献才好，立志将来也要写出一部有世界影响的法学巨著，并写了一部40多万字的有关国际私法方面的书稿，令人痛心的是在几次抄家时被烧了。如今，想起自己那本书稿，韩德培还是非常心疼：“我那个写的书，引证非常多，英文、德文、法文，还甚至于日文、俄文都有，那个时候还相当好，结果不见了，没有办法了。”
1942年，参加联合国筹备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顾问、著名的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专程来到哈佛大学邀请韩德培到他即将任校长的武汉大学做教授。对于韩德培，周鲠生赏识已久，因为当年韩德培参加庚款留学考试的试卷就是他批阅的。
最终，出于对周鲠生校长才学和人品的景仰，1945年底，韩德培婉言谢绝了国内其他大学的邀请，也放弃了到美国商务部做官员的机会，带着理想和抱负，选择了武汉大学。
武大岁月
1945年，从哈佛学成归国的韩德培在武汉大学法律系担任教授、系主任，那时武大法律系名师云集，成为抗战后全国最著名的法学研究中心之一。在珞珈山任教这最初几年，韩德培在法学研究领域颇有进展。
武汉大学渊源于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的自强学堂。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法学精英，成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镇。校长周鲠生邀请了当时国内许多知名学者和留学国外的青年人到武大来任教，韩德培与和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人、经济系教授张培刚及世界史学家、历史系教授吴于廑，被哈佛的中国同学戏称周校长邀请的“哈佛三剑客”。
如今，韩德培是武汉大学最年长的教授，可1945年韩德培来到武汉大学时，被武大学生誉为"最年轻、最漂亮"的教授。那时的他喜欢穿西装，走路稳健，给学生讲授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外国法律思想史等课程。
刚从抗战中走出来的中国，内战不断升级，物价飞涨，官僚腐败，民不聊生，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与“海归”韩德培理想中的民主法治社会有着天壤之别。那时，韩培德曾在著名的《观察》杂志上发表了“我们所需要的法治”一文，提出民众所需要的法治应该是建立在民主政治上的法治。
1947年，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在各地镇压学生运动。对学生运动持同情和支持态度的韩德培撰写了《对当前学生运动的看法》一文，在征得张培刚、金克木、邓启东等知名教授同意联合签名后，印制200多份，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张贴。不久，武汉特种刑事法庭又传讯武汉大学进步学生，意图加以迫害，韩德培以武大教授会代表的名义，出面进行营救，并发动法律系教师，准备出庭为他们进行辩护，最终反动当局被迫将全部传讯学生释放回校。
韩德培还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评中美商约中的移民规定》的文章，揭露了中美商约在移民问题上对中国的不平等规定，并建议中方应要求美国就中国移民问题取消或修改不合理的限制，加强对在美华侨利益的保护。1948年又在《国立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季刊)》第9卷第1号上发表论文《国际私法上的反致问题》，至今仍然是我国国际私法学界关于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法学界曾有“南北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南方便是任教于武汉大学法学院的韩德培教授。100多年来饱受战乱的华夏大地第一次迎来了和平建设的契机，法制建设更是重任在肩。韩培德全心投入中国的法制建设事业，他不仅将俄文《苏联的法院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院》一书翻译出版，并发表了《要为法学上的争鸣创造条件》等论文，这些著作对于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和法学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由于历史的原因，韩德培有20年时间被迫离开法学领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韩德培才重新回到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阵地。1978年后的20多年里，是韩德培在著书立说和学术研究上成果出多的时期。
在法学领域，韩德培造诣最深的是国际私法，他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际私法学理论体。韩德培有个形象比喻，国际私法就好比一架飞机，其内涵是飞机的机身，外延则是飞机的机翼——内涵既包括冲突法，也包括统一实体法，甚至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商事关系的法律；而两翼之一则是国籍及外国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处理涉外民事关系的前提，另一翼则是发生纠纷时，解决纠纷的国际民事诉讼及仲裁程序，这包括管辖权、司法协助，外国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执行。
早在1983年韩德培就强调香港、澳门的回归和中国的统一事业将使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区际私法在我国的国际私法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及时发表了《论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问题》，并与黄进教授在广泛参考和比较中外国际私法和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于1991年草拟了《大陆地区与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民事法律适用示范条例》，发表后受到了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同行的广泛关注。
在探寻法学理论前沿阵地同时，韩德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积极为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韩德培的这门学问曾给国家挽回了上亿美元的损失。1981年，我国国民经济计划大调整，需终止“文革”后期签订的几个重点工程项目的涉外合同。然而，合同另一方——日本、西德等公司提出，终止合同须赔偿100%的经济损失，还要加上因与中国签订合同而未接受第三国订货的间接损失，赔偿额高达数亿美元。
受当时的国家进出口委员会特邀，韩德培和另一位研究国际公法的法学家周子亚先生及李双元副教授一道进京提供咨询，仔细研究了合同书和国际上有关法律条文，写出了一份报告。报告引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和日德两国民法典，充分说明了中国公司不是根本违反合同，不应当承担100%的赔偿责任。报告还指出，对方也具有采取合理措施帮助减轻损失的责任。中方只能“适当补偿”，经过谈判，将损失减少了3/4。
除国际私法领域外，韩德培还在环境法学教育和研究方面贡献甚多。
发展中的中国却正面临着环境治理课题。在韩德培的主持推动下，武汉大学法学院同当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环境研究院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环境法研究所。韩德培主编了我国环境法领域最早的较为全面系统的教材《环境保护法教程》，1990年他又主编了《中国环境法的理论与实践》——该书被誉为“开拓性的理论著作”，为此1998年他荣获地球奖。
有书为伴，韩德培的晚年没有寂寞。“在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中我们这一代法学研究者失去了太多宝贵的年华，我在法学领域的建树还远远未能达到我青年时代对自己的期望”。所以，老人希望中国法学教育能培养出像奥本海、狭骥和庞德这样的大法学家，期望他们为中华民族对全世界的法学发展作出历史性的伟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