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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简单的数据往往最能揭破看似复杂的问题与现象。有这么一组数据：“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1%，到2003年上升到19.03%，而且近年来行政管理费用增长还在大幅度上升，平均每年增长23%！”
无论是公众的感性认识和切身体会，还是专家学者细致科学的调查分析，政府财政使用存在臃肿、低效、高耗等问题，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也是陈述重点之一。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如何减少寄生“吃饭财政”中的庸官冗员，改变政府财政支出远远超前于国民经济发展承受力的现实，除了提出种种远景目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将预期性指标落实为约束性指标，建立不容讨价还价的硬性约束机制，让约束性指标落地。
财政越紧张的边远和贫困地区，越容易沦为“吃饭财政”。这组数据证明了行政学管理的一个判断：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管理效力呈现出发散性——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贫困地区，很容易与上级讨价还价，上级需要基层的财税交纳和服务运作，基层需要上级的弹性管理和事后庇护。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利益妥协，公共财政变成唐僧肉，人人都来咬一口。
吴敬琏委员说：“‘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最明显的特点是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规划不是像过去那样靠指令性指标，靠分钱、分物、分项目实施的老式计划，而是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来提升经济。”他的话反证出以往五年发展计划纲要存在的一大弊端：政府过去主导经济资源调配走向的意愿过于强烈，导致中央财政预算给地方部门和政府的讨价还价空间过大。媒体曝光的地方驻京办跑关系、要项目，项目预算一到手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等现象，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其实，从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不难发现：政府思路倾斜于民生，将政府财政投入转向公共服务领域，提出一系列减免税费和增加公共设施投入的思路，无一不是在还原政府财政的公共服务属性。政府对财政投入的走向进行控制，硬性规定其中相当部分资源必须用于教育、医疗等领域，减少了财政投入被自由支配的可操作空间。
破“行政费用超标”，行政监督手段的更新不过是皮毛，将有限的政府财政投入集中到国计民生中，并且用量化的民生指标（环保、医疗、教育投入）来决定一个地方官员的乌纱帽，不容讨价还价，让他不敢也无力再把政府财政变成私欲的盘中餐，也许才触及了问题的根本。
无论是公众的感性认识和切身体会，还是专家学者细致科学的调查分析，政府财政使用存在臃肿、低效、高耗等问题，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温家宝总理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大力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也是陈述重点之一。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如何减少寄生“吃饭财政”中的庸官冗员，改变政府财政支出远远超前于国民经济发展承受力的现实，除了提出种种远景目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将预期性指标落实为约束性指标，建立不容讨价还价的硬性约束机制，让约束性指标落地。
财政越紧张的边远和贫困地区，越容易沦为“吃饭财政”。这组数据证明了行政学管理的一个判断：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中，管理效力呈现出发散性——远离政治中心的边远贫困地区，很容易与上级讨价还价，上级需要基层的财税交纳和服务运作，基层需要上级的弹性管理和事后庇护。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就是利益妥协，公共财政变成唐僧肉，人人都来咬一口。
吴敬琏委员说：“‘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最明显的特点是从计划到规划的转变。规划不是像过去那样靠指令性指标，靠分钱、分物、分项目实施的老式计划，而是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来提升经济。”他的话反证出以往五年发展计划纲要存在的一大弊端：政府过去主导经济资源调配走向的意愿过于强烈，导致中央财政预算给地方部门和政府的讨价还价空间过大。媒体曝光的地方驻京办跑关系、要项目，项目预算一到手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等现象，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其实，从本届政府工作报告中不难发现：政府思路倾斜于民生，将政府财政投入转向公共服务领域，提出一系列减免税费和增加公共设施投入的思路，无一不是在还原政府财政的公共服务属性。政府对财政投入的走向进行控制，硬性规定其中相当部分资源必须用于教育、医疗等领域，减少了财政投入被自由支配的可操作空间。
破“行政费用超标”，行政监督手段的更新不过是皮毛，将有限的政府财政投入集中到国计民生中，并且用量化的民生指标（环保、医疗、教育投入）来决定一个地方官员的乌纱帽，不容讨价还价，让他不敢也无力再把政府财政变成私欲的盘中餐，也许才触及了问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