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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司马迁的《史记》是其立名思想的集中体现，列传所载历史人物的立名思想呈现出英雄主义色彩，主要体现在抗争强暴精神、自强不息精神、人人平等精神三个方面。这些思想是受战国士风的历史因素和汉朝盛世的时代风气的双重影响而形成的。
关键词：《史记》 立名思想 英雄情结
“立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德、立功和立言是古人所谓的“三不朽”，三者的最终归宿都是追求名声的不朽。“立名”是很多古人的终生追求，伍子胥在“父不可弃，名不可废”的情况下选择了名；孔子以没世无名为耻；孟子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名声，就不需要其他文饰，“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孟子·告子上》）。司马迁承继先人的立名思想，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行之极也”，以立身扬名为一个人一生的最高境界，认为“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悲士不遇赋》）。正是在立名思想的激励下，司马迁含垢忍辱，发愤著书，欲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实现扬名后世的理想。
一
《史记》是司马迁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桐生说：“司马迁生活在英雄时代，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与研究使他极为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结束分裂动乱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在其残酷壮烈的斗争中所形成的悲壮淋漓、慷慨伤怀的英雄情感，由此而形成了及时立功名的英雄人生观。”{1}
（一）抗争强暴精神。《史记》中记载了一些见义勇为，不畏牺牲，敢于和强暴抗争的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人。曹沫在鲁国战败之时，挺身而出与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进行较量，他手无寸铁，却颜色不改，辞令如故，使齐桓公“尽归鲁之侵地”；专诸刺王僚，维护公子光的世袭地位；豫让刺赵襄子，为智伯报仇；聂政刺韩相侠累，为严仲子报仇；荆轲在图穷匕见之时，勇刺秦王，以报答燕太子丹。他们行为的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和强暴抗争。荆轲是司马迁着力刻画的形象，《史记》生动地记叙了送行的场面、行刺的场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荆轲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轲以自己的生命去与秦王的强暴抗争，司马迁本人似乎也站在这送行的行列里了”{2}。司马迁身临其境地刻画荆轲，充分表现了其精神寄托，他总结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不论结果成功与否，此五人的精神可嘉，他们能名传后世，绝不虚妄。
秦王是历史上残暴的君主之一，敢于与秦王抗争的人，其反抗精神愈加可贵。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着力刻画了“完璧归赵”和“渑池会”中蔺相如的抗暴精神。在“完璧归赵”中，相如面对秦王的戏弄，“怒发上冲冠”，说道：“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在他咄咄逼人的反抗下，最终使和氏璧安然归赵。在“渑池会”中，相如凭着自己顽强的抗争精神，在强秦面前，维护了赵国的尊严，面对强秦的侮辱，他发誓“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吓得“左右皆靡”，最终强秦不能加胜于赵。司马迁称赞道：“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相如的威震敌国就是其抗暴精神的体现。与相如抗暴精神类似的还有陈涉，在“天下苦秦久矣”之际，遇雨失时，他对大家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他认为即使去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留下不朽的壮士声名，以此来号召士卒造反，推翻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这些勇猛之士，都通过与强暴抗争，展现了其英雄本色，留下了不朽的壮士声名。
（二）自强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意思是天的运行是刚强劲健的，君子也应不停地自我奋发图强，故云“自强不息”。{3}司马迁就是自强不息的典范，他在忍受“最下腐刑，极矣”之时，虽深以为耻，但并未一蹶不振，想到了古人的发愤著书，想到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人生价值之不同，再加上自己远大理想尚未实现，所以他隐忍苟活，发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发愤著书，终扬名于世。《史记》中他称赞了许多具有隐忍发愤、自强不息精神的人物。孔子在道不可行之时，以作《春秋》留于后世；伍子胥弃父而隐忍发愤，成就功名，终于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楚将季布甘蒙钳奴之辱，而终为汉名将；辩士虞卿在
穷愁之时不气馁，发愤著书而垂名；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终成汉名将。
凡此种种忍辱发愤的人物，皆是在遭受挫折之时，含垢忍辱，不气馁，自强不息，终于成就一代声名。陈桐生概括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为愤书理论：“愤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复仇，它是建立在对文化符号超出人的生命长度的认识之上。从人生观的角度来说，愤书是司马迁及时立功名的英雄人生观在困境中的体现。”{4}愤书理论的核心是自强不息，只有在困境中自强不息，才能实现对耻辱的补偿，才能实现立功名的英雄人生观。
（三）人人平等精神。在司马迁之前曾经出现了早期的平等观念，即战国士林的价值观。战国时期诸侯争相养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打破了尊卑等级观念，形成一种以思想、道术、伦理、人格、义气、才能为标准的新价值观。司马迁继承了战国士林的价值观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他重视人物的实际功业而不重等级地位和身份贵贱，只要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功名，取得业绩，司马迁就为之立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他打破了只为王公贵族立传的标准，把眼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对一些地位显赫的将相，如果他们仅“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张丞相列传》）便不为之立传。反而对一些出身低微，有功业卓世者给予热情赞颂，如游侠、刺客、日者、农工商虞、医者等下层人物，只要有名于世者，便尽情地叙述。《游侠列传》记述了朱家、剧孟、郭解三位大侠的侠义行为，他们行侠仗义，救人于困厄的高尚精神赢得了广泛的声名。尤其对郭解大书特书，以其名声最大，“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游侠列传》）。
关键词：《史记》 立名思想 英雄情结
“立名”最早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立德、立功和立言是古人所谓的“三不朽”，三者的最终归宿都是追求名声的不朽。“立名”是很多古人的终生追求，伍子胥在“父不可弃，名不可废”的情况下选择了名；孔子以没世无名为耻；孟子认为只要有了好的名声，就不需要其他文饰，“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孟子·告子上》）。司马迁承继先人的立名思想，在《报任安书》中说“立名，行之极也”，以立身扬名为一个人一生的最高境界，认为“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悲士不遇赋》）。正是在立名思想的激励下，司马迁含垢忍辱，发愤著书，欲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实现扬名后世的理想。
一
《史记》是司马迁思想的集中体现。陈桐生说：“司马迁生活在英雄时代，对历史的深入考察与研究使他极为深刻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在结束分裂动乱重新走向统一的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那种特有的刚健奋发、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在其残酷壮烈的斗争中所形成的悲壮淋漓、慷慨伤怀的英雄情感，由此而形成了及时立功名的英雄人生观。”{1}
（一）抗争强暴精神。《史记》中记载了一些见义勇为，不畏牺牲，敢于和强暴抗争的人物，最有代表性的是《刺客列传》中的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人。曹沫在鲁国战败之时，挺身而出与五霸之首的齐桓公进行较量，他手无寸铁，却颜色不改，辞令如故，使齐桓公“尽归鲁之侵地”；专诸刺王僚，维护公子光的世袭地位；豫让刺赵襄子，为智伯报仇；聂政刺韩相侠累，为严仲子报仇；荆轲在图穷匕见之时，勇刺秦王，以报答燕太子丹。他们行为的共同特点，就是敢于和强暴抗争。荆轲是司马迁着力刻画的形象，《史记》生动地记叙了送行的场面、行刺的场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荆轲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轲以自己的生命去与秦王的强暴抗争，司马迁本人似乎也站在这送行的行列里了”{2}。司马迁身临其境地刻画荆轲，充分表现了其精神寄托，他总结道：“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不论结果成功与否，此五人的精神可嘉，他们能名传后世，绝不虚妄。
秦王是历史上残暴的君主之一，敢于与秦王抗争的人，其反抗精神愈加可贵。司马迁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着力刻画了“完璧归赵”和“渑池会”中蔺相如的抗暴精神。在“完璧归赵”中，相如面对秦王的戏弄，“怒发上冲冠”，说道：“大王必欲急臣，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在他咄咄逼人的反抗下，最终使和氏璧安然归赵。在“渑池会”中，相如凭着自己顽强的抗争精神，在强秦面前，维护了赵国的尊严，面对强秦的侮辱，他发誓“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吓得“左右皆靡”，最终强秦不能加胜于赵。司马迁称赞道：“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相如的威震敌国就是其抗暴精神的体现。与相如抗暴精神类似的还有陈涉，在“天下苦秦久矣”之际，遇雨失时，他对大家说：“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世家》）他认为即使去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留下不朽的壮士声名，以此来号召士卒造反，推翻秦王朝的残暴统治。这些勇猛之士，都通过与强暴抗争，展现了其英雄本色，留下了不朽的壮士声名。
（二）自强不息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意思是天的运行是刚强劲健的，君子也应不停地自我奋发图强，故云“自强不息”。{3}司马迁就是自强不息的典范，他在忍受“最下腐刑，极矣”之时，虽深以为耻，但并未一蹶不振，想到了古人的发愤著书，想到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人生价值之不同，再加上自己远大理想尚未实现，所以他隐忍苟活，发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发愤著书，终扬名于世。《史记》中他称赞了许多具有隐忍发愤、自强不息精神的人物。孔子在道不可行之时，以作《春秋》留于后世；伍子胥弃父而隐忍发愤，成就功名，终于弃小义，雪大耻，名垂后世；楚将季布甘蒙钳奴之辱，而终为汉名将；辩士虞卿在
穷愁之时不气馁，发愤著书而垂名；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终成汉名将。
凡此种种忍辱发愤的人物，皆是在遭受挫折之时，含垢忍辱，不气馁，自强不息，终于成就一代声名。陈桐生概括司马迁的发愤著书为愤书理论：“愤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复仇，它是建立在对文化符号超出人的生命长度的认识之上。从人生观的角度来说，愤书是司马迁及时立功名的英雄人生观在困境中的体现。”{4}愤书理论的核心是自强不息，只有在困境中自强不息，才能实现对耻辱的补偿，才能实现立功名的英雄人生观。
（三）人人平等精神。在司马迁之前曾经出现了早期的平等观念，即战国士林的价值观。战国时期诸侯争相养士，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打破了尊卑等级观念，形成一种以思想、道术、伦理、人格、义气、才能为标准的新价值观。司马迁继承了战国士林的价值观作为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他重视人物的实际功业而不重等级地位和身份贵贱，只要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功名，取得业绩，司马迁就为之立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太史公自序》）他打破了只为王公贵族立传的标准，把眼光投向了广阔的社会，对一些地位显赫的将相，如果他们仅“为丞相备员而已，无所发明功名有著于当世者”（《张丞相列传》）便不为之立传。反而对一些出身低微，有功业卓世者给予热情赞颂，如游侠、刺客、日者、农工商虞、医者等下层人物，只要有名于世者，便尽情地叙述。《游侠列传》记述了朱家、剧孟、郭解三位大侠的侠义行为，他们行侠仗义，救人于困厄的高尚精神赢得了广泛的声名。尤其对郭解大书特书，以其名声最大，“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游侠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