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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海人文社科界，有知名度都很高的“二红”——一位是青海省社会科学院的崔永红，一位是青海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的董得红。他们两位，一位致力于青海历史的研究，一位致力于青海林业生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与管理。一位在历史坐标里观照青海，一位在现实坐标里观照青海。崔永红的历史古色斑斓，董得红的现实满眼是绿。
在青海文学界，董得红在致力于自然世界的观照与书写上，算得上是起步较早的一位作家。他对动植物世界的兴趣，应该说，首先来自于他在乡村世界的生活。农耕世界直接与自然世界的花草树木发生零距离的接触。这种与自然世界习得的亲缘性，再加上他后来在林业学校的专业培养，使他的知识结构从自然的经验习得，与学科化的科学研究理性融合在一起。与大多数自然书写者长于早年生活经验里积累起来的朴素的动植物知识不同，董得红在观物致知的基础上，比别人又多出了学科知识的优势。因为这个优势，他既可以在自然的书写中很自然地与从前积累在心的经验相互打通，又能够站在动植物学科的科学认知的高度，让专业知识来“加持”他的自然书写的精度和纯度。
从他三十多年的写作经历中，读者也可以看出他在自然书写上的一些变化。相较于他近些年的自然书写，很长一段时间里，董得红自然书写的视野或者说他聚焦的对象，都是放在高原植物的书写和观照里。他笔下的花花草草，成为他自然书写的前期阶段里的一个十分鲜明的题材特征。如果他就此一直把自己圈定在高原植物的范围里来观照，他在写作的标识度可能会更明确，他的写作辨识度也会更高。但那样的书写，特别容易造成偏狭的视野，形成生态知识的茧房。作为一个勤勉于职守的林业生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的工作者，董得红这些年给了读者一种新的期待——他已经自觉地开始扩大自己的自然书写领域。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只是停留在植物的书写上，他也开始尝试书写、记录动物，书写自然环境的管理者。这种视野的扩大，无疑对他日后形成相对完整和系统的自然文学书写，多有裨益。
相较于他从前植物书写重在知识传输——介绍花草的科属、生长环境、分布区域等，董得红的动物与人的书写，就把关注点从单纯的识物致知，转向了现实性的环境思考、生态反思。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书写取向。《棕熊演绎的故事》一文，就是通过对棕熊出没于人的生活场域这一生态现象，引出相关思考。我们可以先摘录其中的几个关键性表述：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加大，生态环境不断好转，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多年不见的棕熊、雪豹时常出没草原，曾经用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们的狼，也实实在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尤其是棕熊數量的增加和栖息地环境的变迁，引发的人兽冲突，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这些故事也提醒人们应该如何重新和野生动物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面对棕熊等野生动物造成的伤害，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们也在苦苦寻找答案。作为高级食肉动物，棕熊、雪豹、狼等野生动物数量逐步恢复，而其食物资源高原鼠兔等小型动物，由于多年大规模的草原灭鼠，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青海省作为鼠疫疫病的主要自然疫源地，每年相关部门开展药物灭旱獭工作，加之人为的捕猎旱獭，导致食物链严重破坏。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范围的延伸扩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与人类生产生活区域发生交叉的面积不断扩大，同时畜牧业生产中大量拉设网围栏，阻隔了野生动物生存和捕食空间。
人和动物的冲突不能光从人的视角出发，要知道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和人类一样平等的生存地位，但人类有时不按自然规律自觉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不断侵占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这才是导致了人和野生动物冲突的重要原因。三江源、可可西里和柴达木地区，本来是野生动物的领地，现在放牧的、开矿的、挖药的和旅游的都进去了。所以说，野生动物“肇事”的背后，是它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留给它们的地方已经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了。
从董得红以上的表述里，读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者对一直以来大行其道的人类中心主义开始了深刻反省。他没有袒护人类，而是站在他长期对自然的关注和逐渐扩大的视野上，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视点上。我们都知道，以往延续了很长时间的一种主导的世界观或者说流行的价值取向，就是完全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自然仅仅当作无限索取的对象。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可以不断地采掘自然资源。尤其是随着人类欲望的膨胀，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不但没有理性的节制，没有对自然万物的尊重，结果，对自然世界的索取变成了疯狂的掠夺和屠杀，变成了工业进步不惜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荒谬行为。而新兴的生态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将人视为与自然平等的存在，或是认为人是自然演化发展的产物，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发展，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林业生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的人，董得红显然对人与自然出现的矛盾冲突，有着基于感性和理性交汇成的一种痛楚的体验。他的可贵之处，就是以一种更为深谋远虑的生态价值观，以我们当下更为先进的环保理念，去修复、弥补人类带给自然世界的创伤，去用现代理性尝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不希望人类继续去扮演一个庞然巨大的征服者角色、一个恃强凌弱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董得红在考量人与动物的生存环境的矛盾时，他给出的结论是：“人类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曾经是野生动物家园的土地，重塑野生动物和人类互不干扰、和平相处的新关系是人类应该考虑的问题。”
新的现实生态问题和人与自然产生的生态矛盾，是这些年来董得红不间歇地考察、调研高原生态环境，所获得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视角和思维兴奋点。要解决、处理好这些敏感、棘手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生态和环境系统的大问题，它需要人类更宽博的智慧、持久的耐心和超越功利心的大格局思维来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作为读者，我们会对董得红接下来还将继续的自然关注、环境观察与反思，还有他混合着乡愁的自然文学书写，报以热切的期待。
与此同时，作为读者，我们还期待他的自然文学的表达质量，有一个更高层面的提升。毕竟，自然文学已经获有了基于中外文学传统的参照系，那些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的绿色书写，也早已给作家和读者，提供出自然文学写作的标高。
前面还有好流水，这是诗人昌耀视界里关于自然的期许。同样，在董得红那里，他也会诚挚地期许好的生态、和谐健旺的生灵。
在青海文学界，董得红在致力于自然世界的观照与书写上，算得上是起步较早的一位作家。他对动植物世界的兴趣，应该说，首先来自于他在乡村世界的生活。农耕世界直接与自然世界的花草树木发生零距离的接触。这种与自然世界习得的亲缘性，再加上他后来在林业学校的专业培养，使他的知识结构从自然的经验习得，与学科化的科学研究理性融合在一起。与大多数自然书写者长于早年生活经验里积累起来的朴素的动植物知识不同，董得红在观物致知的基础上，比别人又多出了学科知识的优势。因为这个优势，他既可以在自然的书写中很自然地与从前积累在心的经验相互打通，又能够站在动植物学科的科学认知的高度，让专业知识来“加持”他的自然书写的精度和纯度。
从他三十多年的写作经历中，读者也可以看出他在自然书写上的一些变化。相较于他近些年的自然书写，很长一段时间里，董得红自然书写的视野或者说他聚焦的对象，都是放在高原植物的书写和观照里。他笔下的花花草草，成为他自然书写的前期阶段里的一个十分鲜明的题材特征。如果他就此一直把自己圈定在高原植物的范围里来观照，他在写作的标识度可能会更明确，他的写作辨识度也会更高。但那样的书写，特别容易造成偏狭的视野，形成生态知识的茧房。作为一个勤勉于职守的林业生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的工作者，董得红这些年给了读者一种新的期待——他已经自觉地开始扩大自己的自然书写领域。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不只是停留在植物的书写上，他也开始尝试书写、记录动物，书写自然环境的管理者。这种视野的扩大，无疑对他日后形成相对完整和系统的自然文学书写，多有裨益。
相较于他从前植物书写重在知识传输——介绍花草的科属、生长环境、分布区域等，董得红的动物与人的书写，就把关注点从单纯的识物致知，转向了现实性的环境思考、生态反思。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书写取向。《棕熊演绎的故事》一文，就是通过对棕熊出没于人的生活场域这一生态现象，引出相关思考。我们可以先摘录其中的几个关键性表述：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力度加大，生态环境不断好转，野生动物数量不断增加，多年不见的棕熊、雪豹时常出没草原，曾经用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们的狼，也实实在在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尤其是棕熊數量的增加和栖息地环境的变迁，引发的人兽冲突，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这些故事也提醒人们应该如何重新和野生动物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面对棕熊等野生动物造成的伤害，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们也在苦苦寻找答案。作为高级食肉动物，棕熊、雪豹、狼等野生动物数量逐步恢复，而其食物资源高原鼠兔等小型动物，由于多年大规模的草原灭鼠，数量急剧减少;同时，青海省作为鼠疫疫病的主要自然疫源地，每年相关部门开展药物灭旱獭工作，加之人为的捕猎旱獭，导致食物链严重破坏。
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活动范围的延伸扩展，野生动物栖息地与人类生产生活区域发生交叉的面积不断扩大，同时畜牧业生产中大量拉设网围栏，阻隔了野生动物生存和捕食空间。
人和动物的冲突不能光从人的视角出发，要知道自然界的每一种生物都有和人类一样平等的生存地位，但人类有时不按自然规律自觉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不断侵占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这才是导致了人和野生动物冲突的重要原因。三江源、可可西里和柴达木地区，本来是野生动物的领地，现在放牧的、开矿的、挖药的和旅游的都进去了。所以说，野生动物“肇事”的背后，是它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了，留给它们的地方已经不能满足它们的生存需要了。
从董得红以上的表述里，读者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作者对一直以来大行其道的人类中心主义开始了深刻反省。他没有袒护人类，而是站在他长期对自然的关注和逐渐扩大的视野上，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视点上。我们都知道，以往延续了很长时间的一种主导的世界观或者说流行的价值取向，就是完全站在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自然仅仅当作无限索取的对象。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可以不断地采掘自然资源。尤其是随着人类欲望的膨胀，人类对自然的索取，不但没有理性的节制，没有对自然万物的尊重，结果，对自然世界的索取变成了疯狂的掠夺和屠杀，变成了工业进步不惜以污染环境为代价的荒谬行为。而新兴的生态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是将人视为与自然平等的存在，或是认为人是自然演化发展的产物，人不能离开自然而生存、发展，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而存在，人与自然应该和谐共处、共同发展。作为一位长期致力于林业生态、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管理的人，董得红显然对人与自然出现的矛盾冲突，有着基于感性和理性交汇成的一种痛楚的体验。他的可贵之处，就是以一种更为深谋远虑的生态价值观，以我们当下更为先进的环保理念，去修复、弥补人类带给自然世界的创伤，去用现代理性尝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不希望人类继续去扮演一个庞然巨大的征服者角色、一个恃强凌弱的形象。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董得红在考量人与动物的生存环境的矛盾时，他给出的结论是：“人类主动为野生动物让出曾经是野生动物家园的土地，重塑野生动物和人类互不干扰、和平相处的新关系是人类应该考虑的问题。”
新的现实生态问题和人与自然产生的生态矛盾，是这些年来董得红不间歇地考察、调研高原生态环境，所获得的一个富有挑战性的视角和思维兴奋点。要解决、处理好这些敏感、棘手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自然生态和环境系统的大问题，它需要人类更宽博的智慧、持久的耐心和超越功利心的大格局思维来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作为读者，我们会对董得红接下来还将继续的自然关注、环境观察与反思，还有他混合着乡愁的自然文学书写，报以热切的期待。
与此同时，作为读者，我们还期待他的自然文学的表达质量，有一个更高层面的提升。毕竟，自然文学已经获有了基于中外文学传统的参照系，那些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的绿色书写，也早已给作家和读者，提供出自然文学写作的标高。
前面还有好流水，这是诗人昌耀视界里关于自然的期许。同样，在董得红那里，他也会诚挚地期许好的生态、和谐健旺的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