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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也就是我60岁生日时我退休了。退休是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退休第二天我就带着2岁的孙子到西宁海湖湿地公园玩，和孙子在湖边的沙滩上挖出弯弯曲曲的“转转沟”，在沟里筑起两个坝，用小塑料桶打来河水倒进上坝里，等上坝里储满水，再迅速扒开坝看水是否能冲毁下坝。这是五十多年前我和小伙伴们在故乡的河滩或水渠边常玩的游戏。看到上坝冲毁了下坝，水顺弯弯曲曲的“转转沟”又流进河里，孙子开心地笑了，我也笑了。玩累了回家睡觉，孙子很快睡着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躺在孙子身边守护着，闭着眼睛想心事。从记事起经历过的一桩桩往事像电影一样在脑海里浮现，故乡东山坡上的蝈蝈，冬日夜晚栖息在老屋椽缝里的麻雀，飞进奶奶种的菜瓜花里的黄蜂，故乡东山坡歇地里清脆的甘露儿，互助北山林区一片片青翠的青海云杉、祁连圆柏和桦树林，玛可河原始林区里的猕猴、娃娃鱼，还有红军长征经过时写在石崖上的标语，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柴达木盆地的胡杨、梭梭林，因饥饿闯进村庄里伤害人畜和被人畜伤害的雪豹和棕熊……
30多年来，我把这些经历用笔记录成280多篇120余万字的散文，编成了《行走在江河源》《江河源拾韵》《江河源随笔》和《绿意柴达木》4本散文集，还有近30万字计划出书，而书名还没有定。忙碌了几十年，在心中留下来的还是那些自己多年来爬过的山山水水和丛林山冈，对故土之愁和高原生态的感悟化作的一颗颗文字、一篇篇文章，成为我心中高扬的一面旗帜。
我学的是林业，从学校出来干了37年的林业工作。林业的范畴包括森林、荒漠化、湿地和野生动植物等。我的前28年工作是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后9年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最早的林业调查工作的环境离不开长树的地方，长树最多的地方是森林，我的工作时间大部分就在森林里。许多朋友说你们不是工作，是游山玩水，照妻子的话说是不顾家的游山玩水。其实我们林业调查工作者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里明白，有苦难言。许多人不知道青海有很多大森林，而且是原始森林。东北部有“青海江南”之称的互助北山林区，那是青海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北部有与互助北山相连的青海面积最大的仙米林区，再向北是祁连原始森林，前些年都已划入祁连山国家公园;东南部的黄南有著名的坎布拉林区，也是青海最早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再向西南有麦秀原始林区。玉树、果洛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殊不知那里有青海最大的原始天然森林，果洛的玛可河林区，玉树的江西、白扎林区都是一年四季常绿的松树和柏树林，森林大得几天都走不穿。而那些森林都分布在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森林涵养着江河，成为“三江源”。
每年的湟水谷地柳叶刚泛绿，我就背着行李出门，待到秋霜染红山林时，陪同最后一批南飞的大雁回家。森林是美好的，森林中的小河、野花、野生动物更动人，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一个人选择了林业调查规划事业，就意味着选择了寂寞、孤独，也选择了艰辛。第一次走进森林，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新奇、美丽的，但作为一生的事业，每天面对大山和森林，就完全不一样了。在长达半年多的野外调查生活中，除了工作的艰辛、生活的艰苦，打发业余时间是最难挨的事。四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驻扎在一条山沟里，一片森林一片森林地调查，不同组的队员间有时候一两个月都见不了面，每天只有小草、树木陪伴，偶尔听到野鸟、野鸡的叫鸣，多数是求偶的凄鸣。休息的日子只有用酒和麻将打发寂寞，而我却天生不喜欢打麻将和喝酒，每天从森林中回来，吃过饭，别人在喝酒打麻将中打发寂寞的时日，我躺在帐篷里，脑子里时常出现父母、妻子和孩子熟悉的身影，而更多的是故乡那再熟悉不过的田野、小河。于是我在帐篷里暗淡的烛光下，铺开稿纸，记录自己在漫长的野外工作中思念父母、妻子、孩子和故乡的情景，也记录自己每天去量测的森林和森林里的花草、野兽。
我喜欢文学不是走进寂寞的大森林后才有的。自幼我對文学就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和爱好，有时达到疯狂的地步。我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值十年“文革”，那时上了小学一年级的我，只有一本与母亲用花碎布连接缝成的书包一样大的《毛主席语录》，每天早上到校在教室里站着跟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唱完《东方红》《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歌曲，念上几段《毛主席语录》或读一遍“老三篇”的内容，近两年的时间没人过问我们的学习，我们在田野里、小河里、东山坡上疯玩。杏园里的杏树自开花之日起，从剥开花蕾吃针尖大的毛杏，到偷摘指头蛋大的青杏，拔指头粗的胡萝卜、白萝卜，揪带着未来得及掉落的麦花的麦穗在手心里碾尕场，摘豌豆荚、蚕豆角，掏鸟窝，捅马蜂窝，捉蝈蝈，夏季在小河里游泳、抓鱼，冬季在冰滩上用自制的冰车滑溜儿，这些说多少有多少的童年故事至今回想起来犹如昨日。那段岁月加深了我对故乡的恋情，对故乡的每片土地的印象都刻骨铭心，成为我创作中描写故土的源泉。
上小学高年级时同学间在课余开始传看连环画。连环画只有家庭条件好一点或父亲在外工作的同学才有，也有偷拿母亲的鸡蛋去新华书店换来的。大多数书伙伴们传看完后便不要了，那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连环画，再大一点就是收集小说。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里，我没有条件买过一本书，但我收藏的书达三十多本，虽然残缺不全，但我精心存放起来，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不知看了多少遍，《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红旗谱》等书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至今还清晰地保留在脑海中。大量的阅读给我学习语文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使我的作文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期间始终得到老师的表扬，经常成为范文，还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取得好名次。那时我也曾暗下决心：学好语文，将来当个作家。
真正让我拿起笔写文章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那时我除从事森林规划设计外，开始承担全省沙漠化调查和可可西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规划。看惯了大森林的秀丽，走进沙漠给人的心理反差太大了。美丽的玛多草原大面积沙化，牧民成为“生态难民”离开自己的家园赶着牛羊四处流浪;三江源的生态急剧恶化，湖泊消失，河流断流，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倒在盗猎分子黑洞洞的枪口下。这一切促使我拿起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下来，告诉人们要尊重自然，爱护自己的家园，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从那时起，我在《青海日报》《青海湖》《雪莲》《中国绿色时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保护江河源头生态环境的生态文学，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创作的信心。 幸福和荣誉有时来得那样突然和意外。因长期用生态文学进行生态保护宣传，2005年我获得由团中央发起，全国绿化委员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八部委组成的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颁发的“第三届保护母亲河奖”，4月5日，在重庆市万州，曾培炎副总理向我颁发了奖杯和奖牌。2012年5月4日，我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九十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接见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涌现出来的各条战线的402名青年典型代表，并合影留念。
在会议期间，我见到了许多典型模范人物，其中有在小学课本中学过的小英雄戴碧蓉和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她们的英雄事迹影响和鼓励了我一生。
参加会议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的邢燕子;60年代初毅然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曾影响20世纪中国乃至苏联等国内外青年的董加耕;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老山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在四次负伤、八处重伤、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带领全排收复了两个高地，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的“战斗英雄”史光柱;1975年5月27日登上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潘多;全国新长征突击队——北京隋世忠;1993年8月17日，从家乡返回部队，在公共车上勇斗歹徒，身中十四刀，肠子流出体外达五十厘米，奇迹般地用背心兜住往外流的肠子，跳下车追歹徒的见义勇为青年英雄徐洪刚，等等。
参会期间和我住同室的玉树消防中队队长张新伟，在玉树“4·14”地震发生后，临危受命，震后仅十分钟，便带领消防战士携带装备，迅速开展救援和灭火工作。在灾区人民最危险、最需要的时刻，带领中队官兵抗震救灾、灭火救人，先后救出被困群众64人，扑救地震引起的火灾41起。并为各单位抗震救援队两千余人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书写了一曲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竭诚奉献的动人之歌。
走进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聆听中央领导的讲话，和那么多英雄模范在北京相聚，心中充满激动的同时，深感这样高的荣誉我受之有愧，而这崇高的荣誉和自己孜孜不倦的生态文学创作息息相关。2019年，我获得第八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很高的荣誉，也是对我三十多年来文学创作的肯定。
不知不觉我已走进夕阳年华，坐上公交车会有年轻人让座。而在我的笔下尚留下许多半成品或刚定名的文稿，仿佛自己文学的步子刚刚迈开。微信和电视把一名闲居老人的视野引向远方，时常得知青海正在建设国家公园省，互助北山林区、门源仙米林区和大通北川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发现雪豹的踪迹，这是近半个世纪未曾听说的事;也得知江河源头日益增加的野生猛兽因找不到吃食而伤害人畜和野生动物受人类报复性伤害的事，青海生态保护和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用生态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良知，人人自觉加入青海生态保护的行列。养育过我的故乡土地是一片富硒的土地，昔日种麦子洋芋的耕地如今种植着富含硒元素的西瓜、草莓，城里人开着私家车去采摘。我将紧握手中的笔，继续沿着文学的崎岖小道一直走下去，写故土，写家园。
30多年来，我把这些经历用笔记录成280多篇120余万字的散文，编成了《行走在江河源》《江河源拾韵》《江河源随笔》和《绿意柴达木》4本散文集，还有近30万字计划出书，而书名还没有定。忙碌了几十年，在心中留下来的还是那些自己多年来爬过的山山水水和丛林山冈，对故土之愁和高原生态的感悟化作的一颗颗文字、一篇篇文章，成为我心中高扬的一面旗帜。
我学的是林业，从学校出来干了37年的林业工作。林业的范畴包括森林、荒漠化、湿地和野生动植物等。我的前28年工作是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后9年是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管理。最早的林业调查工作的环境离不开长树的地方，长树最多的地方是森林，我的工作时间大部分就在森林里。许多朋友说你们不是工作，是游山玩水，照妻子的话说是不顾家的游山玩水。其实我们林业调查工作者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心里明白，有苦难言。许多人不知道青海有很多大森林，而且是原始森林。东北部有“青海江南”之称的互助北山林区，那是青海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北部有与互助北山相连的青海面积最大的仙米林区，再向北是祁连原始森林，前些年都已划入祁连山国家公园;东南部的黄南有著名的坎布拉林区，也是青海最早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和国家地质公园;再向西南有麦秀原始林区。玉树、果洛在人们的印象中只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殊不知那里有青海最大的原始天然森林，果洛的玛可河林区，玉树的江西、白扎林区都是一年四季常绿的松树和柏树林，森林大得几天都走不穿。而那些森林都分布在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森林涵养着江河，成为“三江源”。
每年的湟水谷地柳叶刚泛绿，我就背着行李出门，待到秋霜染红山林时，陪同最后一批南飞的大雁回家。森林是美好的，森林中的小河、野花、野生动物更动人，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但是，一个人选择了林业调查规划事业，就意味着选择了寂寞、孤独，也选择了艰辛。第一次走进森林，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新奇、美丽的，但作为一生的事业，每天面对大山和森林，就完全不一样了。在长达半年多的野外调查生活中，除了工作的艰辛、生活的艰苦，打发业余时间是最难挨的事。四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驻扎在一条山沟里，一片森林一片森林地调查，不同组的队员间有时候一两个月都见不了面，每天只有小草、树木陪伴，偶尔听到野鸟、野鸡的叫鸣，多数是求偶的凄鸣。休息的日子只有用酒和麻将打发寂寞，而我却天生不喜欢打麻将和喝酒，每天从森林中回来，吃过饭，别人在喝酒打麻将中打发寂寞的时日，我躺在帐篷里，脑子里时常出现父母、妻子和孩子熟悉的身影，而更多的是故乡那再熟悉不过的田野、小河。于是我在帐篷里暗淡的烛光下，铺开稿纸，记录自己在漫长的野外工作中思念父母、妻子、孩子和故乡的情景，也记录自己每天去量测的森林和森林里的花草、野兽。
我喜欢文学不是走进寂寞的大森林后才有的。自幼我對文学就有一种深深的敬意和爱好，有时达到疯狂的地步。我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值十年“文革”，那时上了小学一年级的我，只有一本与母亲用花碎布连接缝成的书包一样大的《毛主席语录》，每天早上到校在教室里站着跟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唱完《东方红》《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歌曲，念上几段《毛主席语录》或读一遍“老三篇”的内容，近两年的时间没人过问我们的学习，我们在田野里、小河里、东山坡上疯玩。杏园里的杏树自开花之日起，从剥开花蕾吃针尖大的毛杏，到偷摘指头蛋大的青杏，拔指头粗的胡萝卜、白萝卜，揪带着未来得及掉落的麦花的麦穗在手心里碾尕场，摘豌豆荚、蚕豆角，掏鸟窝，捅马蜂窝，捉蝈蝈，夏季在小河里游泳、抓鱼，冬季在冰滩上用自制的冰车滑溜儿，这些说多少有多少的童年故事至今回想起来犹如昨日。那段岁月加深了我对故乡的恋情，对故乡的每片土地的印象都刻骨铭心，成为我创作中描写故土的源泉。
上小学高年级时同学间在课余开始传看连环画。连环画只有家庭条件好一点或父亲在外工作的同学才有，也有偷拿母亲的鸡蛋去新华书店换来的。大多数书伙伴们传看完后便不要了，那时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连环画，再大一点就是收集小说。在那个贫困的年代里，我没有条件买过一本书，但我收藏的书达三十多本，虽然残缺不全，但我精心存放起来，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看，不知看了多少遍，《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红旗谱》等书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至今还清晰地保留在脑海中。大量的阅读给我学习语文奠定了深厚的基础，使我的作文在小学高年级和中学期间始终得到老师的表扬，经常成为范文，还在全校作文比赛中取得好名次。那时我也曾暗下决心：学好语文，将来当个作家。
真正让我拿起笔写文章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事，那时我除从事森林规划设计外，开始承担全省沙漠化调查和可可西里、三江源自然保护区规划。看惯了大森林的秀丽，走进沙漠给人的心理反差太大了。美丽的玛多草原大面积沙化，牧民成为“生态难民”离开自己的家园赶着牛羊四处流浪;三江源的生态急剧恶化，湖泊消失，河流断流，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倒在盗猎分子黑洞洞的枪口下。这一切促使我拿起笔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下来，告诉人们要尊重自然，爱护自己的家园，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从那时起，我在《青海日报》《青海湖》《雪莲》《中国绿色时报》等报刊陆续发表保护江河源头生态环境的生态文学，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反响，也进一步激发了我创作的信心。 幸福和荣誉有时来得那样突然和意外。因长期用生态文学进行生态保护宣传，2005年我获得由团中央发起，全国绿化委员会、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环境保护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八部委组成的全国保护母亲河行动领导小组颁发的“第三届保护母亲河奖”，4月5日，在重庆市万州，曾培炎副总理向我颁发了奖杯和奖牌。2012年5月4日，我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九十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接见了共和国成立以来涌现出来的各条战线的402名青年典型代表，并合影留念。
在会议期间，我见到了许多典型模范人物，其中有在小学课本中学过的小英雄戴碧蓉和草原英雄小姐妹龍梅，她们的英雄事迹影响和鼓励了我一生。
参加会议的还有20世纪50年代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被称为“毛泽东时代的好姑娘”的邢燕子;60年代初毅然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的机会，立志回乡务农，曾影响20世纪中国乃至苏联等国内外青年的董加耕;新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梁军;老山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在四次负伤、八处重伤、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带领全排收复了两个高地，胜利完成战斗任务的“战斗英雄”史光柱;1975年5月27日登上8848米的珠穆朗玛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从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潘多;全国新长征突击队——北京隋世忠;1993年8月17日，从家乡返回部队，在公共车上勇斗歹徒，身中十四刀，肠子流出体外达五十厘米，奇迹般地用背心兜住往外流的肠子，跳下车追歹徒的见义勇为青年英雄徐洪刚，等等。
参会期间和我住同室的玉树消防中队队长张新伟，在玉树“4·14”地震发生后，临危受命，震后仅十分钟，便带领消防战士携带装备，迅速开展救援和灭火工作。在灾区人民最危险、最需要的时刻，带领中队官兵抗震救灾、灭火救人，先后救出被困群众64人，扑救地震引起的火灾41起。并为各单位抗震救援队两千余人提供了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书写了一曲勇往直前、舍生忘死、竭诚奉献的动人之歌。
走进雄伟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聆听中央领导的讲话，和那么多英雄模范在北京相聚，心中充满激动的同时，深感这样高的荣誉我受之有愧，而这崇高的荣誉和自己孜孜不倦的生态文学创作息息相关。2019年，我获得第八届青海省文学艺术奖，这对一个作者来说是很高的荣誉，也是对我三十多年来文学创作的肯定。
不知不觉我已走进夕阳年华，坐上公交车会有年轻人让座。而在我的笔下尚留下许多半成品或刚定名的文稿，仿佛自己文学的步子刚刚迈开。微信和电视把一名闲居老人的视野引向远方，时常得知青海正在建设国家公园省，互助北山林区、门源仙米林区和大通北川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发现雪豹的踪迹，这是近半个世纪未曾听说的事;也得知江河源头日益增加的野生猛兽因找不到吃食而伤害人畜和野生动物受人类报复性伤害的事，青海生态保护和建设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包括用生态文学去唤醒人们的良知，人人自觉加入青海生态保护的行列。养育过我的故乡土地是一片富硒的土地，昔日种麦子洋芋的耕地如今种植着富含硒元素的西瓜、草莓，城里人开着私家车去采摘。我将紧握手中的笔，继续沿着文学的崎岖小道一直走下去，写故土，写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