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同心扫墓。站在老师的坟墓前，我总是心里默默地说，老师，你在那边还好吧？同心的蒸羊肉又更新了做法，记着吃一碗呀。晒晒太阳，和马尔克斯一起谈谈小说，一定是你最享受的。
老师最喜欢的小说家是马尔克斯。听师娘说，在病中他曾喃喃道：“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老师最终还是走了。纵使知道人终有一死，纵使清楚癌症他无法抗拒，我们依然悲痛万分，心如刀割。也许老师离去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有多怀念他。
老师去世后，我一次次去同心，利用假期，利用开会，利用采风，甚至利用周末短暂的一两天。红寺堡——同心，同心——红寺堡，反反复复。仅仅去年就八次赴同心。即使如此，老师去世的前几个月我终究没有见他一面，这样的遗憾别人是没法理解的，甚至有老师的学生问我，老师去世时我们都去看望了，你为什么不去？……
老师从患病到去世只有半年的时间。他得病，我是最后知道的。
记得老师去世前的那半年，简直就是“进祥年”。他的长篇小说《亚尔玛尼》以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气质刊登于2019年《民族文学》节2期，他的短篇小说集《生生不息》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项目丛书。在这段时间里，每天的朋友圈都是关于李进祥老师的各种头条，作家网的各种报道，他手头还有一个重写的“旧作”正在等待或寻找出版社。我猜测，老师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了，怎么会理会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基层作者，抑或老师可能在偷偷写东西，没空搭理，这样想过几次，我便不再纠结。4月初，我去银川看病，排队等候间隙，翻了老师的朋友圈，看他的动态是在吃药看病，于是就发了条信息“老师，我来银川看病，顺道看看您和师娘”。老师很快就回复了：“我很好，你师娘也好，无需挂念，照顾好自己。”（这是老师善意的拒绝）我顺从地答应了，看着那简短的几个字，眼泪模糊。
最后的时刻来临。6月初的一天，马悦老师打电话，说老师的病情加重了，已不能进食，全靠输液维持。我心急如焚，联系了师娘。她啜泣着说：“再别来了孩子，他身体好多了，这段时间谁也不见，他现在需要静养、休息，等他好了你们再来吧……”于是便自我安慰，算了，就别添乱了，等过些天老师身体真正好起来再去看吧。
2
我和李进祥老师的交往应该是2017年8月份。那时，我还是幼儿园的一名老师，上课教孩子之余，总感觉生命中缺了点啥，于是便写点小心情之类的东西，慰藉自己，但羞于示人。有一次我在朋友圈无意间看到李进祥老师的小说《三个女人》，文章顶部是作者的简介和照片，照片是黑白底子，两道浓浓的眉毛泛起柔柔的涟漪，好像一直带着笑意。他伏笔写作，给人一种静谧安详的画面感。
初见李进祥老师，缘于吴忠市文联组织的征文颁奖活动，晚会结束后，我在门口碰见李老师，他笑着说你就是胡静吧？这一笑，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两道弯月形的缝，向上翘着，露出有些宽的门牙，特别亲切随和。我说起老师的短篇小说《换水》，很多正在准备离婚的或者有离婚想法的看完这篇小说估计不会离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憨憨一笑，嘴唇紧抿，仿佛在刻意地保守着个秘密。
很快，红寺堡宣传部搞的征文，我和老师又相见了。老师既来颁奖，又搞讲座，给我们基层的作者送上了一桌大餐。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讲座，印象尤其深的是老师那特有的嘿嘿笑声，不知为什么，总有些不同一般。老师的讲座完全是聊天式的，随意而又自在，信息量很大。两个小时的讲座，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临结束时，老师突然提到了一件事：“我是用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讨生活，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在写作，先把生活搞好，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慢慢走。”说完嘿嘿笑几声，径自走了。
那天台下的听众都是一些基层的作者，有农民、保安、清洁工、工人，大家面面相觑，有点尴尬，讲座的好坏没有人评论，对老师这个人，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作者认为，这位李老师盛气凌人，太高傲了，今后恐怕不大好接触。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作者认为，讲文学的老师，竟劝人过日子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老师留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委实不怎么好，摇头叹气的大有人在。
我心里嘀咕，写作和生活不冲突么，难道生活窘迫的人还不能搞文学了？文学也分生活质量？这也未免太……
后来我在老师的朋友圈、博客上认真地查找老师的小说，乃至一切与他有关的资料。忙碌了好几天，读了老师的五六十篇短篇小说，百万字左右。印象最深的是《口弦子奶奶》《换水》《女人的河》《四个穆萨》，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十月》《当代》《小说选刊》，当时能在这些刊物上接连不断发表文章的作者，在全区不是很多。尤其是《换水》，让我爱不释手，渐渐读出了清水河的苦涩与淳朴。他的扛鼎之作《换水》荣获少数民族骏马奖，《四个穆萨》荣获鲁迅文学提名奖，所以作者们对老师都很敬重，但大多数敬而远之，主动接近的比较少。
我读小说，抱着学习的心态。一些作者的阅读总是难以排除职业化的索取意义的，眼神乱飘，东摸西捏，反正多少刮点儿什么下来才算完，结构、情节、细节空间的处理，等等对老师的小说我放弃了类似的企图。一半愉悦一半不甘的放弃。愉悦的部分：可以回归到吞咽字纸的本初之乐，一心感受味蕾的颤动。不甘的部分，是有点拿老师没办法。他在清水河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样子、抿着嘴笑的瞬间里的朴素、家常你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想要模仿碾压恐怕没门。那样一定会很拙劣，破绽百出。这正是老师文学的特点，他的文本有一种对乡土的痴恋与悲悯，像一个未施粉黛的乡村姑娘，步履匆忙地埋着身子走，你明知道他是有意如此，仍会为之感到心碎，感到压迫，感到清水河的爱与疼。
仔细研读老师的小说，我似有所悟，对老师有了新的认识，自己也开始学写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觉得，老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老师看来，生活远远高于写作。我们还是读书太少。老师曾说，把日子过好了，再写作，文不養家嘛。但要想写作就要专门读书，不好好读书那你们来干什么？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大量读书，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比较。老师倡导搞文学的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不断地充实自己。在后来撰写的随笔《父母如花》中，老师特意提到了年少时读书的情景：“在同心的几年中，我大量阅读书籍，只要有时间就静心阅读。”读到此处，我好像听到了老师那独特的嘿嘿笑声，那应该是欣慰的笑声吧！ 是的，老师总爱嘿嘿笑，不管与基层的作者还是与成名的作家都一样。说话前嘿嘿，说话中嘿嘿，说话后嘿嘿。不同的语境，嘿嘿的内容，不大相同，且滋味非常丰富，常令人遐想。但在作者的眼中，老师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虽极有个性，很可爱，又不大讨人喜欢。在课堂上，老师却常常令我们惊喜，授课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新见迭出，又擅长指点文学之外时事，臧否人物，抑扬顿挫，痛快淋漓，嘿嘿不断。每节课后谈起来，我们都感到新鲜得很，非常解渴。大家热烈讨论，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兴致勃勃。现在想起来，这也许是老师屡遭磨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太直率。有一位老先生的著作，谬误较多，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并痛斥道：“这不仅是误人子弟，还是犯罪！”我们有些吃惊，甚至不好意思，可他一点顾忌也没有，压根儿没考虑到那位老先生能不能接受。批评完著作，见着人家老先生，又像没事儿一样，依旧嘿嘿地笑。
3
一阵寒风吹过，树上便纷纷扬扬地飘舞着枯叶，老师站在文联的一棵老榆树下等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老师瘦了，瘦得很厉害但精神看上去还不错，他那天穿着一件黑色加厚外套，领子上还带点毛。远远望去，他打着寒战。
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我站在榆树下，问他什么时候学习回来的，冷不冷？他好像有些紧张，回答得迟疑而又短促。更多的时间是沉默，他默默地站着，一句也不说，只是目光在和我相遇时，我看见那眼睛里的清澈。
我郁郁地对老师絮叨，《银川新闻综合广播》找我做节目，安排的时间有点晚，节目录制完都这个点了……
老师感到很意外，他跺着脚双手捂着耳朵说，啥话？做节目？做啥节目？
我搓手不好意思地说，主持人赵枫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来。
老师情绪激动地说，报销路费吗？
不报销，自理。他们说，有作品了让我来，这是宣传宁夏本土作家……
老师毫不客气地打断我吞吞吐吐的话，宣传，你拿什么让人家宣传？你有五篇拿得出来的作品吗？你够宣传的分量吗？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我原以为老师会带着从前的微笑表扬我，有进步。
可是他往前走着，一阵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银色碎片，一波一波向前漂向岸边。
凝思片刻，老师注视着湖面，默默地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说，都6点了，还没有吃饭吧，走，吃饭走。
就近找了一家清真餐厅，月色也很好，老师坐到靠窗边的椅子上喝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明，星星放射出晶莹的光芒，仿佛眼里的泪花。一弯银镰悬挂苍穹，照得四周如同白昼。
那晚，他急着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几杯茶水下肚后，他慢慢地抬起头说，最近还忙吗？
我放下手里的茶杯说，也忙呢，我请假来的。
老师强调说，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参加，一个搞写作的人往热闹地方凑不好。
老师品着茶，直视着我，这时，我才发现他发黑的脸和泛青的眼圈，心里荡起了一阵凄然。
老师和我聊天的过程中他像往常那样神态自如，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后老师意味深长地说，写作是一件苦差事，没有捷径可走，还是把生活过好，写作放到最后。
我半晌无语。
4
我提着一大袋子书籍，踏着黄昏的路灯光慢悠悠地往家走去。都说女人天生爱逛街，可我更爱待在书店。好不容易上楼来，感觉骨头都散架了。家里黑乎乎的，摸索着打开灯，将手中的一整袋书，放到沙发上。对于买回来的书，我根本没有兴趣看，躺在书的一边闭着眼睛好好歇息會。当天晚上，我突然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梦，梦到老师看到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努力地抬着胳膊……
第二天一早，马悦老师发微信了，说李进祥老师昨晚口唤了，人已经拉到同心老家了，她们正在往过赶。我脑子里像一颗炸弹炸开了，我放开嗓子大哭。
2019年6月18日，老师去世了——不，他去清水河了。
一路上我的眼泪随着思绪飞舞，我压制不住内心的悲伤，等我和张治乾老师赶到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
我紧紧跟着张治乾老师的后面，向老师告别。白布紧紧地裹着瘦小的身躯，只露出一张发黑的脸，那双发青的眼睛深深地塌陷下去，我无法想象他是经历了怎样的疼痛折磨。我站在他的遗体旁边不走，我放声痛哭。
老师的坟在茫茫的平原上显得特别小，就像一个孩子玩耍时堆的土堆。死亡的景象是那么卑微和荒凉，老师是热爱这片泥土的，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么早就回到了清水河，这永恒的归宿。
又是清明，屈指算，这是老师走后的第二个清明节了。这段时间，我的日子里充满了对老师的回忆，伤感却温暖！
胡静，女，90后，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朔方》《黄河文学》《六盘山》等。
每年清明，我都会去同心扫墓。站在老师的坟墓前，我总是心里默默地说，老师，你在那边还好吧？同心的蒸羊肉又更新了做法，记着吃一碗呀。晒晒太阳，和马尔克斯一起谈谈小说，一定是你最享受的。
老师最喜欢的小说家是马尔克斯。听师娘说，在病中他曾喃喃道：“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老师最终还是走了。纵使知道人终有一死，纵使清楚癌症他无法抗拒，我们依然悲痛万分，心如刀割。也许老师离去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有多怀念他。
老师去世后，我一次次去同心，利用假期，利用开会，利用采风，甚至利用周末短暂的一两天。红寺堡——同心，同心——红寺堡，反反复复。仅仅去年就八次赴同心。即使如此，老师去世的前几个月我终究没有见他一面，这样的遗憾别人是没法理解的，甚至有老师的学生问我，老师去世时我们都去看望了，你为什么不去？……
老师从患病到去世只有半年的时间。他得病，我是最后知道的。
记得老师去世前的那半年，简直就是“进祥年”。他的长篇小说《亚尔玛尼》以充满魔幻现实主义的气质刊登于2019年《民族文学》节2期，他的短篇小说集《生生不息》入选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之星项目丛书。在这段时间里，每天的朋友圈都是关于李进祥老师的各种头条，作家网的各种报道，他手头还有一个重写的“旧作”正在等待或寻找出版社。我猜测，老师现在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家”了，怎么会理会我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基层作者，抑或老师可能在偷偷写东西，没空搭理，这样想过几次，我便不再纠结。4月初，我去银川看病，排队等候间隙，翻了老师的朋友圈，看他的动态是在吃药看病，于是就发了条信息“老师，我来银川看病，顺道看看您和师娘”。老师很快就回复了：“我很好，你师娘也好，无需挂念，照顾好自己。”（这是老师善意的拒绝）我顺从地答应了，看着那简短的几个字，眼泪模糊。
最后的时刻来临。6月初的一天，马悦老师打电话，说老师的病情加重了，已不能进食，全靠输液维持。我心急如焚，联系了师娘。她啜泣着说：“再别来了孩子，他身体好多了，这段时间谁也不见，他现在需要静养、休息，等他好了你们再来吧……”于是便自我安慰，算了，就别添乱了，等过些天老师身体真正好起来再去看吧。
2
我和李进祥老师的交往应该是2017年8月份。那时，我还是幼儿园的一名老师，上课教孩子之余，总感觉生命中缺了点啥，于是便写点小心情之类的东西，慰藉自己，但羞于示人。有一次我在朋友圈无意间看到李进祥老师的小说《三个女人》，文章顶部是作者的简介和照片，照片是黑白底子，两道浓浓的眉毛泛起柔柔的涟漪，好像一直带着笑意。他伏笔写作，给人一种静谧安详的画面感。
初见李进祥老师，缘于吴忠市文联组织的征文颁奖活动，晚会结束后，我在门口碰见李老师，他笑着说你就是胡静吧？这一笑，本来不大的眼睛眯成了两道弯月形的缝，向上翘着，露出有些宽的门牙，特别亲切随和。我说起老师的短篇小说《换水》，很多正在准备离婚的或者有离婚想法的看完这篇小说估计不会离了。可是他什么也没有说，憨憨一笑，嘴唇紧抿，仿佛在刻意地保守着个秘密。
很快，红寺堡宣传部搞的征文，我和老师又相见了。老师既来颁奖，又搞讲座，给我们基层的作者送上了一桌大餐。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讲座，印象尤其深的是老师那特有的嘿嘿笑声，不知为什么，总有些不同一般。老师的讲座完全是聊天式的，随意而又自在，信息量很大。两个小时的讲座，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临结束时，老师突然提到了一件事：“我是用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在讨生活，百分之二十的时间在写作，先把生活搞好，写作是一辈子的事情，慢慢走。”说完嘿嘿笑几声，径自走了。
那天台下的听众都是一些基层的作者，有农民、保安、清洁工、工人，大家面面相觑，有点尴尬，讲座的好坏没有人评论，对老师这个人，倒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少作者认为，这位李老师盛气凌人，太高傲了，今后恐怕不大好接触。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作者认为，讲文学的老师，竟劝人过日子好像有点说不过去。老师留给大家的第一印象，委实不怎么好，摇头叹气的大有人在。
我心里嘀咕，写作和生活不冲突么，难道生活窘迫的人还不能搞文学了？文学也分生活质量？这也未免太……
后来我在老师的朋友圈、博客上认真地查找老师的小说，乃至一切与他有关的资料。忙碌了好几天，读了老师的五六十篇短篇小说，百万字左右。印象最深的是《口弦子奶奶》《换水》《女人的河》《四个穆萨》，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十月》《当代》《小说选刊》，当时能在这些刊物上接连不断发表文章的作者，在全区不是很多。尤其是《换水》，让我爱不释手，渐渐读出了清水河的苦涩与淳朴。他的扛鼎之作《换水》荣获少数民族骏马奖，《四个穆萨》荣获鲁迅文学提名奖，所以作者们对老师都很敬重，但大多数敬而远之，主动接近的比较少。
我读小说，抱着学习的心态。一些作者的阅读总是难以排除职业化的索取意义的，眼神乱飘，东摸西捏，反正多少刮点儿什么下来才算完，结构、情节、细节空间的处理，等等对老师的小说我放弃了类似的企图。一半愉悦一半不甘的放弃。愉悦的部分：可以回归到吞咽字纸的本初之乐，一心感受味蕾的颤动。不甘的部分，是有点拿老师没办法。他在清水河走路的样子、说话的样子、抿着嘴笑的瞬间里的朴素、家常你看得一清二楚，但是想要模仿碾压恐怕没门。那样一定会很拙劣，破绽百出。这正是老师文学的特点，他的文本有一种对乡土的痴恋与悲悯，像一个未施粉黛的乡村姑娘，步履匆忙地埋着身子走，你明知道他是有意如此，仍会为之感到心碎，感到压迫，感到清水河的爱与疼。
仔细研读老师的小说，我似有所悟，对老师有了新的认识，自己也开始学写小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甚至觉得，老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老师看来，生活远远高于写作。我们还是读书太少。老师曾说，把日子过好了，再写作，文不養家嘛。但要想写作就要专门读书，不好好读书那你们来干什么？有比较才有鉴别，只有大量读书，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比较。老师倡导搞文学的一定要多读书，读好书，不断地充实自己。在后来撰写的随笔《父母如花》中，老师特意提到了年少时读书的情景：“在同心的几年中，我大量阅读书籍，只要有时间就静心阅读。”读到此处，我好像听到了老师那独特的嘿嘿笑声，那应该是欣慰的笑声吧！ 是的，老师总爱嘿嘿笑，不管与基层的作者还是与成名的作家都一样。说话前嘿嘿，说话中嘿嘿，说话后嘿嘿。不同的语境，嘿嘿的内容，不大相同，且滋味非常丰富，常令人遐想。但在作者的眼中，老师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嫉恶如仇，是非分明，眼睛里容不得沙子。虽极有个性，很可爱，又不大讨人喜欢。在课堂上，老师却常常令我们惊喜，授课天马行空，纵横驰骋，新见迭出，又擅长指点文学之外时事，臧否人物，抑扬顿挫，痛快淋漓，嘿嘿不断。每节课后谈起来，我们都感到新鲜得很，非常解渴。大家热烈讨论，交换着各自的看法，兴致勃勃。现在想起来，这也许是老师屡遭磨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太直率。有一位老先生的著作，谬误较多，他毫不留情地指出来，并痛斥道：“这不仅是误人子弟，还是犯罪！”我们有些吃惊，甚至不好意思，可他一点顾忌也没有，压根儿没考虑到那位老先生能不能接受。批评完著作，见着人家老先生，又像没事儿一样，依旧嘿嘿地笑。
3
一阵寒风吹过，树上便纷纷扬扬地飘舞着枯叶，老师站在文联的一棵老榆树下等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老师瘦了，瘦得很厉害但精神看上去还不错，他那天穿着一件黑色加厚外套，领子上还带点毛。远远望去，他打着寒战。
天已经黑透了，半个月亮从东边天际升起，我站在榆树下，问他什么时候学习回来的，冷不冷？他好像有些紧张，回答得迟疑而又短促。更多的时间是沉默，他默默地站着，一句也不说，只是目光在和我相遇时，我看见那眼睛里的清澈。
我郁郁地对老师絮叨，《银川新闻综合广播》找我做节目，安排的时间有点晚，节目录制完都这个点了……
老师感到很意外，他跺着脚双手捂着耳朵说，啥话？做节目？做啥节目？
我搓手不好意思地说，主持人赵枫给我打电话说，让我来。
老师情绪激动地说，报销路费吗？
不报销，自理。他们说，有作品了让我来，这是宣传宁夏本土作家……
老师毫不客气地打断我吞吞吐吐的话，宣传，你拿什么让人家宣传？你有五篇拿得出来的作品吗？你够宣传的分量吗？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我原以为老师会带着从前的微笑表扬我，有进步。
可是他往前走着，一阵风吹过，湖面的新月倒影被揉成银色碎片，一波一波向前漂向岸边。
凝思片刻，老师注视着湖面，默默地打开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说，都6点了，还没有吃饭吧，走，吃饭走。
就近找了一家清真餐厅，月色也很好，老师坐到靠窗边的椅子上喝茶，目光投向无垠的夜空。夜空清明，星星放射出晶莹的光芒，仿佛眼里的泪花。一弯银镰悬挂苍穹，照得四周如同白昼。
那晚，他急着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几杯茶水下肚后，他慢慢地抬起头说，最近还忙吗？
我放下手里的茶杯说，也忙呢，我请假来的。
老师强调说，以后这样的活动再不要参加，一个搞写作的人往热闹地方凑不好。
老师品着茶，直视着我，这时，我才发现他发黑的脸和泛青的眼圈，心里荡起了一阵凄然。
老师和我聊天的过程中他像往常那样神态自如，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最后老师意味深长地说，写作是一件苦差事，没有捷径可走，还是把生活过好，写作放到最后。
我半晌无语。
4
我提着一大袋子书籍，踏着黄昏的路灯光慢悠悠地往家走去。都说女人天生爱逛街，可我更爱待在书店。好不容易上楼来，感觉骨头都散架了。家里黑乎乎的，摸索着打开灯，将手中的一整袋书，放到沙发上。对于买回来的书，我根本没有兴趣看，躺在书的一边闭着眼睛好好歇息會。当天晚上，我突然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梦，梦到老师看到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努力地抬着胳膊……
第二天一早，马悦老师发微信了，说李进祥老师昨晚口唤了，人已经拉到同心老家了，她们正在往过赶。我脑子里像一颗炸弹炸开了，我放开嗓子大哭。
2019年6月18日，老师去世了——不，他去清水河了。
一路上我的眼泪随着思绪飞舞，我压制不住内心的悲伤，等我和张治乾老师赶到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
我紧紧跟着张治乾老师的后面，向老师告别。白布紧紧地裹着瘦小的身躯，只露出一张发黑的脸，那双发青的眼睛深深地塌陷下去，我无法想象他是经历了怎样的疼痛折磨。我站在他的遗体旁边不走，我放声痛哭。
老师的坟在茫茫的平原上显得特别小，就像一个孩子玩耍时堆的土堆。死亡的景象是那么卑微和荒凉，老师是热爱这片泥土的，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么早就回到了清水河，这永恒的归宿。
又是清明，屈指算，这是老师走后的第二个清明节了。这段时间，我的日子里充满了对老师的回忆，伤感却温暖！
胡静，女，90后，宁夏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四川文学》《朔方》《黄河文学》《六盘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