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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张掖，并非受之于丹霞地貌绮丽风光的蛊惑，而是受之于史永平对葫芦画的和葫芦园的大肆渲染的引诱。在他的不断提及中，我突然就萌生出前往现场一探究竟的念头。丹霞地貌，远非稀缺之物，天南地北并不鲜见，只是有的蹲坐于水边，有的高耸于风口，经长年累月风霜雪雨的作用，相貌与气质略显不同罢了。张掖地处与西域的接壤地带，其丹霞地貌的形成，无疑是风的功劳。它不但以辽阔博大著称，而且像杂色布一样，呈现出纵横交错的五种颜色，因此而煽动得天下闲客，尤其是那些极力摆拍想要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搔首弄姿的“中国大妈”们，像彩色的候鸟那样翩跹而来。比之对丹霞地貌的耳熟能详，葫蘆画对于我，几近于闻所未闻。但人就是这样的奇怪，越是熟悉之物，越是弃之如敝履，反倒是那些越是陌生之物，越能吊起人的胃口。
一出高铁站，我见到的第一个当地人，就是葫芦画的传承人贾永华。这个言语短缺但始终微笑的中年汉子，其衣着与装扮，中规中矩，颇像某个职场的职员。但一到酒场上，贾永华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致，不但话语如黄河奔流，滔滔不竭，而且一旦举起杯子豪饮起来，就难舍难割。贾永华并非葫芦画的始作俑者，而是承继祖业，为该手艺的第三代传承者。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师傅;而他父亲的父亲，既是他父亲的师傅，又是葫芦画最初的开山鼻祖。也就是说，在他背靠的这个家庭里，往上追溯，有好几代人，都在生生不息地倾心于葫芦画的创作。众所周知，葫芦原本只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植物，当其鲜嫩时，鲜绿鲜绿的，可以请炒成菜肴;当其成熟晒干后，橙黄橙黄的，既能化作古旧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容器，又能化为屋舍内的装饰物。在农耕时期，日常所见用于舀水的葫芦瓢，就是由干葫芦后切割而成的。一些云游四方的僧侣，甚或一些长途贩运的脚夫，其胸前或跨间，总是垂吊着一个硕大的干葫芦。那些葫芦，在外人看来，仿佛属于闲置品和观赏物，但其实，它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它的作用，主要用于盛水，以解路途干渴之急。久而久之，葫芦和念珠就平起平坐起来，俨然化为了云僧的标配，仿佛缺少一个葫芦相伴，云僧的身份，便要受到无端地怀疑。
葫芦和绘画，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正所谓葫芦有葫芦的阳关道，绘画有绘画的独木桥。绘画归属于人文领域，是人吃饱穿暖后的一项精神活动，生成于人的大脑，产出于人的手指;而葫芦则来自于大自然的产出，依托于土地的孕育，根扎于土，身附于蔓，并不受制于人的操控。比起绘画，葫芦的生成更为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对人的眼色与脸色，根本不瞅不顾：人想让它硕大，它也许会很渺小;人想让它渺小，它也许会很硕大。
两种并不搭界的物事，是怎样进行有效链接的？这等问题，既是我疑惑之所在，又是我着力想要解开之谜题，甚至就是我不远千里地前来一探虚实之动力。
在临泽异常高档的酒店里，我几乎一夜未眠。本就脆弱的神经，稀薄的睡意，在同房壮汉杜永军那拉锯般忽急忽缓的鼾声中，被撕扯得仿佛破衣烂衫那般随风飘摆。转辗反侧到天亮，一碗漂浮着一层红辣油的牛肉拉面，瞬间驱逐了周身的微微寒意，让一颗烦乱的心，沉潜宁静了几许。
最先前往的，是贾永华位于高科技产业园的工作室，而这间颇为宽敞的工作室，就是他现在的葫芦画孵化基地。当贾永华的爷爷最初于自家的炕头，手持画笔，在葫芦上随心所欲地描画时，他一定不会料想到，自己那只握惯了镢头的粗砺之手，因一时的闲不住，竟能让一个古旧的艺术门类重新复活，并惠及于自己的子孙。心中有云彩，笔端才能盛开花朵，贾永华的爷爷虽为乡间布衣，但绝非仅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能将其信马由缰的心拴住。他的精神世界，比起那些吃饱穿暖就心满意足的人，无疑要更为欲壑难平。一个精神的梦游者，在孤独长夜里和无以言说的寂寞中，最容易陷入异想天开之中而不可自拔，于是在寻求排遣的渠道时，他很偶然亦很必然地抓住了那支曾经用来书写毛笔字而今早已荒疏的毛笔。在那个裤腰带勒紧一圈又一圈的饥馑年月，纵然有绘画的鸿鹄之志，或者有绘画的绝世天赋，但，但连宣纸都买不起的贫穷，会像铅球一样拖拽住人的后腿。何况商店里的货架上常年空空荡荡，连想买的白纸都寻觅无迹，更遑论宣纸了！手中徒有秃笔，却无着落处，在四处张望中，他的目光与挂在墙壁上的葫芦偶尔相碰，于是在灵感一闪之后，便就地取材，成就了彼此间的一份美好姻缘。干葫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不像树皮那样皮粗肉糙，而是肤色洁润，很适宜于人在其上描描画画。在葫芦上画画，古已有之，并非今人的创意。很多古代的画匠，都在以葫芦为纸，来表达宗教的意蕴与生活的情趣。地方戏曲诞生以后，无论南腔北调，都以葫芦为推广的载体。那些在葫芦上浓笔重彩描画出的人物脸谱，成为登台时不可或缺的道具——唱戏时蒙在脸上，闲暇时挂于墙上。
葫芦之芦，与“禄”字同音，加之它形貌滚圆，无棱无角，憨态可掬，很契合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因此就被人格外地青睐并推崇。圆滑世故，谁也不得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等，不正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相处之道吗？这种相处方式，貌似是为了成全他人，但其实却为了保全自己。见有障碍就回避，见有利刺就避让，见有冲撞就后退，见有动粗就蜷缩……像泥鳅一样滑溜，像面团一样柔软，像棉球一样浑圆。久而久之，眼里也好，心中也罢，就只剩下了利害，没有了是非：凡对我有利的，就举手拥护;凡对我无利的，就跺脚反对;获得一根树枝，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但丢掉一座森林，却麻木不仁，置若罔闻。
葫芦本是按照自身的基因遗传生长的，因此它无论长成什么样子，皆无所谓错，亦无所谓对。但当人赋予植物以文化的诠释时，植物就不再显得那么单纯，而是具有了鲜明的褒贬寓意，比如青松寓意顽强，荷花寓意清纯，梅花寓意孤傲，牡丹寓意富贵，而葫芦呢，以其名字，则象征着福禄;以其形体，则象征着圆满。
葫芦由植物转化为文化的载体，由来已久。在农妇的眼里，葫芦是制作菜肴的食材，或是舀水盛水的器皿;但在那些文人雅士的眼里，葫芦是一个可以把玩的物件，既可以雕刻，也可以绘画，更可以什么都不用附加，只是把它挂在墙上当吉祥物。 对葫芦画，我充满了好奇。过去虽然也见过在葫芦上画画的，却从未仔细地端详过。况且，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葫芦将几面墙遮蔽，这等竞相妖娆的奇观，并非能够随处目睹。因此，当我初次尾随贾永华踏进他的工作室时，还是难掩心中的激动。那些葫芦，大者比牛头还大，小者比核桃还小，且经过描画之后，神态各异：有的浑浑噩噩，像是在打盹;有的嬉皮笑脸，像是在娶亲;有的一副闲来无事的模样，像无所事事的看客;有的交头接耳，似乎是咀嚼他人的舌根……當然，贾永华的绘画，总体上还是沿着传统的套路行进，并以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人物为画面主体——如此过于标准的姿势和过于正确的主题，极易把艺术沦为公婆面前孝顺的小媳妇，羞眉羞眼，迈动着一双三寸金莲，噤若寒蝉，不敢放肆，不敢撒泼，不敢打滚，更不敢癫狂。然而艺术的创造，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勇于越轨和敢于背叛的产物。凡具有艺术雄心的艺术家，实际上都是一些离经叛道者，都不肯在人来人往的既定道路上重复着走正步，而是执意于要把自己化为一条路，并确立为一个标杆——唯有推倒心中的藩篱，并从自我囚禁中越狱而出，在没有路的千山万壑中摸索向前，才能踩踏出属于自己的清晰脚印。
工作室里的葫芦，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宛若扮装一新的新娘，进过洞房，度过蜜月，尽管显得圆滑成熟，但在有得有失的定律之下，毕竟失却于处女的天生丽质。但葫芦园里的葫芦就大为不同，虽然采摘期已过，却还原封不动地垂吊于半空。它们迟迟未能落架，其因仅有一个，那就是只为等候我的到来——我的西行日期一再延后，不知葫芦的心充溢着欢喜，还是充斥着抱怨？它们是在感恩我延续了它们的寿命，还是在责怪我推迟了它们的涅槃？
葫芦园的葫芦都还活着，这从颜色上就能判断出。它们翠绿翠绿的，一个个像成熟女性垂吊的母乳一般，大大咧咧地暴晒于阳光里。葫芦园位居丹霞山脉的旁侧，距离丹霞山脉的西向的出入口，不足三百米。漫步于葫芦园中，回头凝望，绵延起伏的丹霞山脉，仿佛染色的骆驼。而葫芦园，则宛骆驼踩出的蹄印，深情地凝望着骆驼远去的背影。廊道蜿蜒曲折，从这条廊道转入那条廊道，从这个廊道步入那个廊道，额头与葫芦磕碰着，视线被葫芦遮挡着，似乎大千世界，其他东西都消隐不见，唯独剩下了葫芦。葫芦憨态可掬，或长或短，或圆或扁，它们像纷纭尘世的各色人等，呈现出千奇百怪的样态：有的像顽童，单纯而搞怪;有的像少妇，羞赧而风骚;有的像莽汉，率直而放肆;有的像老妪，慈祥而木然;有的肩并肩，像一对共进共退的双胞胎;有的紧密相拥，像正在偷情的恋人……藤蔓在横横竖竖的钢管上纠缠着，而每一根藤蔓上，都垂吊着密密匝匝的葫芦。冷硬的秋风将绿叶吹黄，黄叶零落于地，但葫芦却初心不改，依旧翠绿鲜嫩。
与贾永华相聊，得知葫芦园的葫芦，几乎融汇了天下所有的葫芦品种，它们有的故乡在南美，有的故乡在中非，有的祖籍在中原，有的祖籍在西域……那一粒粒的葫芦种子，从遥远的地方像被盗取的火种那般采购而来，经过本土化地栽植，纷纷在丹霞旁侧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安身立命。长腿的人在迁徙，不长腿的葫芦也在迁徙。当迁徙成为生活的常态时，无论人还是葫芦，其实都已迷路，再也无法搞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
葫芦是一种生命体。凡为生命，皆除了肉体，还有情感。我相信葫芦是多情之物，有爱恨，有喜忧，会笑会哭，会撒娇会撒泼，只是它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无所洞悉并无所察觉而已。当葫芦作为菜品，被刀刃切成碎片，扔进煎油锅里时，葫芦一定会痛不欲生;当葫芦作为艺术的载体，被涂抹上各种色彩时，葫芦一定会喜气洋洋。在葫芦短至一个季节的生命历程中，大概唯有艺术，能促使葫芦复活，并获得另一种形式的永恒——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贾永华的所作所为，也许会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他不但是艺术的传承者，而且是赋予葫芦以新生命的拯救者。
安黎，1962年出生，原籍陕西耀州，现居西安，系《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五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耳旁的风》等十余部书籍。诸多作品被《作家文摘》《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有多篇（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蒙古文、哈萨克文等并获多种文学奖项。
责任编辑 袁姣素
一出高铁站，我见到的第一个当地人，就是葫芦画的传承人贾永华。这个言语短缺但始终微笑的中年汉子，其衣着与装扮，中规中矩，颇像某个职场的职员。但一到酒场上，贾永华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致，不但话语如黄河奔流，滔滔不竭，而且一旦举起杯子豪饮起来，就难舍难割。贾永华并非葫芦画的始作俑者，而是承继祖业，为该手艺的第三代传承者。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师傅;而他父亲的父亲，既是他父亲的师傅，又是葫芦画最初的开山鼻祖。也就是说，在他背靠的这个家庭里，往上追溯，有好几代人，都在生生不息地倾心于葫芦画的创作。众所周知，葫芦原本只是一种极其普通的植物，当其鲜嫩时，鲜绿鲜绿的，可以请炒成菜肴;当其成熟晒干后，橙黄橙黄的，既能化作古旧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容器，又能化为屋舍内的装饰物。在农耕时期，日常所见用于舀水的葫芦瓢，就是由干葫芦后切割而成的。一些云游四方的僧侣，甚或一些长途贩运的脚夫，其胸前或跨间，总是垂吊着一个硕大的干葫芦。那些葫芦，在外人看来，仿佛属于闲置品和观赏物，但其实，它具有相当的实用性。它的作用，主要用于盛水，以解路途干渴之急。久而久之，葫芦和念珠就平起平坐起来，俨然化为了云僧的标配，仿佛缺少一个葫芦相伴，云僧的身份，便要受到无端地怀疑。
葫芦和绘画，原本风马牛不相及，正所谓葫芦有葫芦的阳关道，绘画有绘画的独木桥。绘画归属于人文领域，是人吃饱穿暖后的一项精神活动，生成于人的大脑，产出于人的手指;而葫芦则来自于大自然的产出，依托于土地的孕育，根扎于土，身附于蔓，并不受制于人的操控。比起绘画，葫芦的生成更为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对人的眼色与脸色，根本不瞅不顾：人想让它硕大，它也许会很渺小;人想让它渺小，它也许会很硕大。
两种并不搭界的物事，是怎样进行有效链接的？这等问题，既是我疑惑之所在，又是我着力想要解开之谜题，甚至就是我不远千里地前来一探虚实之动力。
在临泽异常高档的酒店里，我几乎一夜未眠。本就脆弱的神经，稀薄的睡意，在同房壮汉杜永军那拉锯般忽急忽缓的鼾声中，被撕扯得仿佛破衣烂衫那般随风飘摆。转辗反侧到天亮，一碗漂浮着一层红辣油的牛肉拉面，瞬间驱逐了周身的微微寒意，让一颗烦乱的心，沉潜宁静了几许。
最先前往的，是贾永华位于高科技产业园的工作室，而这间颇为宽敞的工作室，就是他现在的葫芦画孵化基地。当贾永华的爷爷最初于自家的炕头，手持画笔，在葫芦上随心所欲地描画时，他一定不会料想到，自己那只握惯了镢头的粗砺之手，因一时的闲不住，竟能让一个古旧的艺术门类重新复活，并惠及于自己的子孙。心中有云彩，笔端才能盛开花朵，贾永华的爷爷虽为乡间布衣，但绝非仅有“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能将其信马由缰的心拴住。他的精神世界，比起那些吃饱穿暖就心满意足的人，无疑要更为欲壑难平。一个精神的梦游者，在孤独长夜里和无以言说的寂寞中，最容易陷入异想天开之中而不可自拔，于是在寻求排遣的渠道时，他很偶然亦很必然地抓住了那支曾经用来书写毛笔字而今早已荒疏的毛笔。在那个裤腰带勒紧一圈又一圈的饥馑年月，纵然有绘画的鸿鹄之志，或者有绘画的绝世天赋，但，但连宣纸都买不起的贫穷，会像铅球一样拖拽住人的后腿。何况商店里的货架上常年空空荡荡，连想买的白纸都寻觅无迹，更遑论宣纸了！手中徒有秃笔，却无着落处，在四处张望中，他的目光与挂在墙壁上的葫芦偶尔相碰，于是在灵感一闪之后，便就地取材，成就了彼此间的一份美好姻缘。干葫芦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不像树皮那样皮粗肉糙，而是肤色洁润，很适宜于人在其上描描画画。在葫芦上画画，古已有之，并非今人的创意。很多古代的画匠，都在以葫芦为纸，来表达宗教的意蕴与生活的情趣。地方戏曲诞生以后，无论南腔北调，都以葫芦为推广的载体。那些在葫芦上浓笔重彩描画出的人物脸谱，成为登台时不可或缺的道具——唱戏时蒙在脸上，闲暇时挂于墙上。
葫芦之芦，与“禄”字同音，加之它形貌滚圆，无棱无角，憨态可掬，很契合中华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因此就被人格外地青睐并推崇。圆滑世故，谁也不得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等等，不正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相处之道吗？这种相处方式，貌似是为了成全他人，但其实却为了保全自己。见有障碍就回避，见有利刺就避让，见有冲撞就后退，见有动粗就蜷缩……像泥鳅一样滑溜，像面团一样柔软，像棉球一样浑圆。久而久之，眼里也好，心中也罢，就只剩下了利害，没有了是非：凡对我有利的，就举手拥护;凡对我无利的，就跺脚反对;获得一根树枝，欢天喜地，感恩戴德，但丢掉一座森林，却麻木不仁，置若罔闻。
葫芦本是按照自身的基因遗传生长的，因此它无论长成什么样子，皆无所谓错，亦无所谓对。但当人赋予植物以文化的诠释时，植物就不再显得那么单纯，而是具有了鲜明的褒贬寓意，比如青松寓意顽强，荷花寓意清纯，梅花寓意孤傲，牡丹寓意富贵，而葫芦呢，以其名字，则象征着福禄;以其形体，则象征着圆满。
葫芦由植物转化为文化的载体，由来已久。在农妇的眼里，葫芦是制作菜肴的食材，或是舀水盛水的器皿;但在那些文人雅士的眼里，葫芦是一个可以把玩的物件，既可以雕刻，也可以绘画，更可以什么都不用附加，只是把它挂在墙上当吉祥物。 对葫芦画，我充满了好奇。过去虽然也见过在葫芦上画画的，却从未仔细地端详过。况且，上千个大大小小的葫芦将几面墙遮蔽，这等竞相妖娆的奇观，并非能够随处目睹。因此，当我初次尾随贾永华踏进他的工作室时，还是难掩心中的激动。那些葫芦，大者比牛头还大，小者比核桃还小，且经过描画之后，神态各异：有的浑浑噩噩，像是在打盹;有的嬉皮笑脸，像是在娶亲;有的一副闲来无事的模样，像无所事事的看客;有的交头接耳，似乎是咀嚼他人的舌根……當然，贾永华的绘画，总体上还是沿着传统的套路行进，并以人们耳熟能详的传说人物为画面主体——如此过于标准的姿势和过于正确的主题，极易把艺术沦为公婆面前孝顺的小媳妇，羞眉羞眼，迈动着一双三寸金莲，噤若寒蝉，不敢放肆，不敢撒泼，不敢打滚，更不敢癫狂。然而艺术的创造，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勇于越轨和敢于背叛的产物。凡具有艺术雄心的艺术家，实际上都是一些离经叛道者，都不肯在人来人往的既定道路上重复着走正步，而是执意于要把自己化为一条路，并确立为一个标杆——唯有推倒心中的藩篱，并从自我囚禁中越狱而出，在没有路的千山万壑中摸索向前，才能踩踏出属于自己的清晰脚印。
工作室里的葫芦，经过艺术化的处理，宛若扮装一新的新娘，进过洞房，度过蜜月，尽管显得圆滑成熟，但在有得有失的定律之下，毕竟失却于处女的天生丽质。但葫芦园里的葫芦就大为不同，虽然采摘期已过，却还原封不动地垂吊于半空。它们迟迟未能落架，其因仅有一个，那就是只为等候我的到来——我的西行日期一再延后，不知葫芦的心充溢着欢喜，还是充斥着抱怨？它们是在感恩我延续了它们的寿命，还是在责怪我推迟了它们的涅槃？
葫芦园的葫芦都还活着，这从颜色上就能判断出。它们翠绿翠绿的，一个个像成熟女性垂吊的母乳一般，大大咧咧地暴晒于阳光里。葫芦园位居丹霞山脉的旁侧，距离丹霞山脉的西向的出入口，不足三百米。漫步于葫芦园中，回头凝望，绵延起伏的丹霞山脉，仿佛染色的骆驼。而葫芦园，则宛骆驼踩出的蹄印，深情地凝望着骆驼远去的背影。廊道蜿蜒曲折，从这条廊道转入那条廊道，从这个廊道步入那个廊道，额头与葫芦磕碰着，视线被葫芦遮挡着，似乎大千世界，其他东西都消隐不见，唯独剩下了葫芦。葫芦憨态可掬，或长或短，或圆或扁，它们像纷纭尘世的各色人等，呈现出千奇百怪的样态：有的像顽童，单纯而搞怪;有的像少妇，羞赧而风骚;有的像莽汉，率直而放肆;有的像老妪，慈祥而木然;有的肩并肩，像一对共进共退的双胞胎;有的紧密相拥，像正在偷情的恋人……藤蔓在横横竖竖的钢管上纠缠着，而每一根藤蔓上，都垂吊着密密匝匝的葫芦。冷硬的秋风将绿叶吹黄，黄叶零落于地，但葫芦却初心不改，依旧翠绿鲜嫩。
与贾永华相聊，得知葫芦园的葫芦，几乎融汇了天下所有的葫芦品种，它们有的故乡在南美，有的故乡在中非，有的祖籍在中原，有的祖籍在西域……那一粒粒的葫芦种子，从遥远的地方像被盗取的火种那般采购而来，经过本土化地栽植，纷纷在丹霞旁侧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并安身立命。长腿的人在迁徙，不长腿的葫芦也在迁徙。当迁徙成为生活的常态时，无论人还是葫芦，其实都已迷路，再也无法搞清楚自己的来龙去脉。
葫芦是一种生命体。凡为生命，皆除了肉体，还有情感。我相信葫芦是多情之物，有爱恨，有喜忧，会笑会哭，会撒娇会撒泼，只是它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我们无所洞悉并无所察觉而已。当葫芦作为菜品，被刀刃切成碎片，扔进煎油锅里时，葫芦一定会痛不欲生;当葫芦作为艺术的载体，被涂抹上各种色彩时，葫芦一定会喜气洋洋。在葫芦短至一个季节的生命历程中，大概唯有艺术，能促使葫芦复活，并获得另一种形式的永恒——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贾永华的所作所为，也许会得出与众不同的结论：他不但是艺术的传承者，而且是赋予葫芦以新生命的拯救者。
安黎，1962年出生，原籍陕西耀州，现居西安，系《美文》杂志副主编。在国内外百余家杂志发表各类文学作品，累计五百余万字，出版有长篇小说《痉挛》《小人物》《时间的面孔》以及散文集《我是麻子村村民》《耳旁的风》等十余部书籍。诸多作品被《作家文摘》《读者》《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中华文学选刊》等转载，并有多篇（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蒙古文、哈萨克文等并获多种文学奖项。
责任编辑 袁姣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