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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弋铧的《难得有你》，一个想法跃然而生：内在于世界。这里头又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指这篇小说所涉及的经验是在世界视野中展开的，是内在于世界的。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是一个高度技术化的时代。技术的发展，使得空间的距离缩短了，或者说，空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世界就好像是真的平的。就拿《难得有你》中的主角刘春平来说吧，他是一个生活在加拿大的华人，却可以每天通过微信群和生活在中国的同学们随时保持着联系——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亲密。小说是从刘春平如何关注同学群里的状况写起的，后面也有不少篇幅写到“群居”的生活。航空技术的发展，则使得刘春平可以自由往返于加拿大和中国，为这三十年同学聚会也可以专门回国一次。由此，地球就好像真成了一个村落，生活在各国的村民们随时可以互动和往来。
内在于世界还有另一层意思：《难得有你》式的写作，是一种内在于世界的写作。这篇小说同时写到加拿大和中国，还有更广阔意义上的世界。这种空间经验的扩展，并非仅是出于想象，而是有其现实依据。在这个时代，中国本身可以说是内在于世界的，在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就在世界之中。《难得有你》里头有中国故事，有中国经验，但这故事和经验，都是内在于世界的，而不是与世界割裂的，因此并不局限于中国。以文学作为考察对象的话则会发现，以往的中国作家大多是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城市-乡村”的架构来书写人们的生存经验，城市和乡村彼此互为参照。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新的生存经验已经撑破以往的“城市-乡村”的架构，作家们也开始在“中国-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眼中与心中的文学图景。这种文学所写的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某个国族的人，而是在身份、文化层面具有跨国族意味的人，甚至是“世界人”，或者用《难得有你》中的话来说，是一种“国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只是“中国文学”，而是一种“世界文学”。而这样一种写作，在今天变得非常有必要，就像扎尔卡所说的，“有些问题，在很多年前仅仅依赖于地方的、区域的或国家的措施予以解决，而在当下却需要放在全世界的范围来加以关注。”{1}新的时代语境和现实处境需要有新的视野，也需要有新的文学。
这种内在于世界的写作，对于中国文学自身而言，自然是一种扩展。它为理解当下的世界、当下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也可以说是提供了不同的视野。《难得有你》当中，有着跨国度的生存经验，还有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它也尝试在一个历史的、比较的视野中，去理解中国人的爱与怕，去理解中国之心的困厄源自何处。小说中有一种历史的眼界，从中能够看到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的一些变化轨迹，多少有些历史的纵深感。小说还有从当下出发，横向比较的视野。在这种比较的视野当中，以往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东西，变得有些陌生化了。也仿佛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才开始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才更清晰地看清了它们的存在。比如中国人对世代传承的执着，比如中国人在教育子女上的那种无条件的付出，在《难得有你》当中，都因为有比较的视角而显得突出。
我还想指出的是，《难得有你》是一篇在叙事伦理上有很强的分寸感的小说。它尝试不带偏见地看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尝试理解小说中的每一个人。这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是挺难的。这要求小说的作者除了有热心肠，能够对人物所遭遇的一切感同身受，又要有足够强大的理智，不要因为过于浓烈的爱或恨而蒙蔽了心智。它还要求作者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能力，能够眼到手到，能够在写作中落实自己的想法。简而言之，就是眼界要高，手艺也要高。
《难得有你》的叙事重心，主要是落在刘春平身上。刘春平是这篇小说的主角。这是一个有奋斗精神的人。“他一惯把搞音乐的和堕落的青春联系起来，摇头丸、大麻、乱淫、飞扬跋扈的青春。他的青春不是这样的，他的青春不是堕落和沉沦的，他的青春全部用来拼刺高考，过独木桥，成为天之骄子，从农村到大城市，再从大城市到海外。”刘春平还有坚韧的意志，也有一定的能力。他的运气并不算特别好，在海外也生活得挺委屈。《难得有你》写到了他的委屈，对他有同情，但并不回避他的问题。“李凡也不是没察觉，她这样出众的女孩子，从初中就有大把的男生垂涎欲滴，她根本没把刘春平放在眼里，这个长相一般，有时候甚而带点猥琐气质的小镇青年——说是小镇，家里却还是务农的。小城市、地区、乡镇、农村，这些在大都市生大都市长的女孩子李凡看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一个阶层的，根本和她不在一个段位上……小城来的也就罢了，偏偏还爱巴结人，见谁有价值就巴结谁，虚头巴脑的人物，却是李凡这种世故的大都市姑娘最讨厌的。班主任连教授的家几乎就是刘春平的劳动场所，扛煤气罐，背大米白面，帮助连教授的孩子拨弄自行车，夏天安装电扇，冬天跑着领大白菜，天啊，哪有这么没骨气的学生？”李凡是刘春平的前妻，当弋铧从李凡的视角入手去写刘春平的过往时，李凡的叙述中虽然不乏偏激的成分，但是她也未曾没有注意到刘春平身上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弱点和缺点。如果说刚才引用的李凡的那段话多少有些偏激和个人偏见成分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段，则可以说是更为客观的分析和叙述：“刘春平缺乏好多东西，英俊的相貌，倜傥的身材，幽默的谈吐，丰厚的家世，但唯一不缺的，就是他的毅力和恒心，他为着目标誓不罢休的努力和奋斗，埋首进取，百折不屈，穷追猛打，他要得到他认为自己该得到的东西。”这是一种近乎客观的分析，它出自小说的叙述者，从整篇小说所透露的信息而言，它可能也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和立场。
《难得有你》中对事物的认知，也力求客观，最起码也提供多个角度的认识。比如小说中写到深圳。刘春平并不喜欢深圳，觉得太紧张也太功利。“现在那边的年轻人除了房子和赚钱，基本没有别的话题，连爱情都带着创业的功利性，先要算算折损率。”小鹤则不认同，“得了吧，你又没在深圳待多长时间，老觉得那城市像暴发户。其实深圳挺好的，至少吃得比温哥华多。而且天气也不错啊，永远都是夏天。”
《难得有你》对人物的分析，对事物的认知，有着平实、朴素的意味，并不刻意追求深刻和独到。然而，这种中正的、不带偏见的叙事伦理，是当下文学创作中非常缺乏的。对于文学世界，对于正在变动中的世界，这样的认知和立场，可以说是非常有益的。实际上，弋铧也并没有让这种认知仅仅局限于文本，而是将之视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立场。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小鹤，她是刘春平的第二任妻子。初到加拿大时，小鹤并不是十分适应加拿大的环境，但是她的观念转变得比较快，甚至能很清楚地看到刘春平所存在的问题：刘春平固然可能在加拿大中受到歧视，但是他本人也缺乏足够开放的心态。比如同样的建议，由白人律师之口说出，刘春平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可是当它由华人之口说出，刘春平就接受了。面对这样一种情景，小鹤说道：“你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成为国际人，国际人是什么？就是不带偏见地看待任何事，没有任何感情地去判断任何事。”这一番话，让我想起阿皮亚所提倡的“不带偏见的世界主义理念”，觉得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在《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一书中，阿皮亚谈到这样一种处境：“世界越来越拥挤，在今后的半个世纪里，人类这个曾经四处寻食的种类，数量将增加到90亿。根据不同的情况，跨越国境的对话可以是愉悦的，也可能是令人烦恼的，不过，无论它们是愉悦的还是令人烦恼的它们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2}由此，阿皮亚提倡建立一种世界主义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在他看来，世界主义理念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特别高贵的存在：“世界主义不应当被视作某种高贵的理念，它不过是始于人类社会（比如一国之内的各个社会）的一种简单思想，我们需要培养共存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按照‘对话’的原始含意，养成共同生活、相互提携的习惯。”{3}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跨越国境的生活无疑将会变得更为普遍，各种价值观的互动，也将会变得更为普遍。而以开放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尝试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任何事，这是一种朴素的、甚至可以说是古老的理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全球化时代中大多数人，尤其是世界公民或“国际人”所需要具备的实践理性。
文学并不一定要来源于现实，也不一定要回归于现实。不过，能够打通文学和现实的边界，让现实和文学可以互相滋养的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看重《难得有你》这样的作品。
注释：
{1}[法]扎爾卡著，赵靓译：《重建世界主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
{2}{3}[美]阿皮亚著，苗华建译：《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第12页。
（作者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冯祉艾
内在于世界还有另一层意思：《难得有你》式的写作，是一种内在于世界的写作。这篇小说同时写到加拿大和中国，还有更广阔意义上的世界。这种空间经验的扩展，并非仅是出于想象，而是有其现实依据。在这个时代，中国本身可以说是内在于世界的，在世界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就在世界之中。《难得有你》里头有中国故事，有中国经验，但这故事和经验，都是内在于世界的，而不是与世界割裂的，因此并不局限于中国。以文学作为考察对象的话则会发现，以往的中国作家大多是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城市-乡村”的架构来书写人们的生存经验，城市和乡村彼此互为参照。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新的生存经验已经撑破以往的“城市-乡村”的架构，作家们也开始在“中国-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眼中与心中的文学图景。这种文学所写的人，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某个国族的人，而是在身份、文化层面具有跨国族意味的人，甚至是“世界人”，或者用《难得有你》中的话来说，是一种“国际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不只是“中国文学”，而是一种“世界文学”。而这样一种写作，在今天变得非常有必要，就像扎尔卡所说的，“有些问题，在很多年前仅仅依赖于地方的、区域的或国家的措施予以解决，而在当下却需要放在全世界的范围来加以关注。”{1}新的时代语境和现实处境需要有新的视野，也需要有新的文学。
这种内在于世界的写作，对于中国文学自身而言，自然是一种扩展。它为理解当下的世界、当下的中国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也可以说是提供了不同的视野。《难得有你》当中，有着跨国度的生存经验，还有跨文化的对话与交流。它也尝试在一个历史的、比较的视野中，去理解中国人的爱与怕，去理解中国之心的困厄源自何处。小说中有一种历史的眼界，从中能够看到中国在最近几十年的一些变化轨迹，多少有些历史的纵深感。小说还有从当下出发，横向比较的视野。在这种比较的视野当中，以往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东西，变得有些陌生化了。也仿佛是从这时候开始，我们才开始注意到它们的存在，才更清晰地看清了它们的存在。比如中国人对世代传承的执着，比如中国人在教育子女上的那种无条件的付出，在《难得有你》当中，都因为有比较的视角而显得突出。
我还想指出的是，《难得有你》是一篇在叙事伦理上有很强的分寸感的小说。它尝试不带偏见地看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尝试理解小说中的每一个人。这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是挺难的。这要求小说的作者除了有热心肠，能够对人物所遭遇的一切感同身受，又要有足够强大的理智，不要因为过于浓烈的爱或恨而蒙蔽了心智。它还要求作者有高超的叙事技巧和叙事能力，能够眼到手到，能够在写作中落实自己的想法。简而言之，就是眼界要高，手艺也要高。
《难得有你》的叙事重心，主要是落在刘春平身上。刘春平是这篇小说的主角。这是一个有奋斗精神的人。“他一惯把搞音乐的和堕落的青春联系起来，摇头丸、大麻、乱淫、飞扬跋扈的青春。他的青春不是这样的，他的青春不是堕落和沉沦的，他的青春全部用来拼刺高考，过独木桥，成为天之骄子，从农村到大城市，再从大城市到海外。”刘春平还有坚韧的意志，也有一定的能力。他的运气并不算特别好，在海外也生活得挺委屈。《难得有你》写到了他的委屈，对他有同情，但并不回避他的问题。“李凡也不是没察觉，她这样出众的女孩子，从初中就有大把的男生垂涎欲滴，她根本没把刘春平放在眼里，这个长相一般，有时候甚而带点猥琐气质的小镇青年——说是小镇，家里却还是务农的。小城市、地区、乡镇、农村，这些在大都市生大都市长的女孩子李凡看来，都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是一个阶层的，根本和她不在一个段位上……小城来的也就罢了，偏偏还爱巴结人，见谁有价值就巴结谁，虚头巴脑的人物，却是李凡这种世故的大都市姑娘最讨厌的。班主任连教授的家几乎就是刘春平的劳动场所，扛煤气罐，背大米白面，帮助连教授的孩子拨弄自行车，夏天安装电扇，冬天跑着领大白菜，天啊，哪有这么没骨气的学生？”李凡是刘春平的前妻，当弋铧从李凡的视角入手去写刘春平的过往时，李凡的叙述中虽然不乏偏激的成分，但是她也未曾没有注意到刘春平身上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弱点和缺点。如果说刚才引用的李凡的那段话多少有些偏激和个人偏见成分的话，那么下面这一段，则可以说是更为客观的分析和叙述：“刘春平缺乏好多东西，英俊的相貌，倜傥的身材，幽默的谈吐，丰厚的家世，但唯一不缺的，就是他的毅力和恒心，他为着目标誓不罢休的努力和奋斗，埋首进取，百折不屈，穷追猛打，他要得到他认为自己该得到的东西。”这是一种近乎客观的分析，它出自小说的叙述者，从整篇小说所透露的信息而言，它可能也代表着作者的态度和立场。
《难得有你》中对事物的认知，也力求客观，最起码也提供多个角度的认识。比如小说中写到深圳。刘春平并不喜欢深圳，觉得太紧张也太功利。“现在那边的年轻人除了房子和赚钱，基本没有别的话题，连爱情都带着创业的功利性，先要算算折损率。”小鹤则不认同，“得了吧，你又没在深圳待多长时间，老觉得那城市像暴发户。其实深圳挺好的，至少吃得比温哥华多。而且天气也不错啊，永远都是夏天。”
《难得有你》对人物的分析，对事物的认知，有着平实、朴素的意味，并不刻意追求深刻和独到。然而，这种中正的、不带偏见的叙事伦理，是当下文学创作中非常缺乏的。对于文学世界，对于正在变动中的世界，这样的认知和立场，可以说是非常有益的。实际上，弋铧也并没有让这种认知仅仅局限于文本，而是将之视为一种认识世界的立场。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很值得注意，那就是小鹤，她是刘春平的第二任妻子。初到加拿大时，小鹤并不是十分适应加拿大的环境，但是她的观念转变得比较快，甚至能很清楚地看到刘春平所存在的问题：刘春平固然可能在加拿大中受到歧视，但是他本人也缺乏足够开放的心态。比如同样的建议，由白人律师之口说出，刘春平其实是不太能接受的，可是当它由华人之口说出，刘春平就接受了。面对这样一种情景，小鹤说道：“你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成为国际人，国际人是什么？就是不带偏见地看待任何事，没有任何感情地去判断任何事。”这一番话，让我想起阿皮亚所提倡的“不带偏见的世界主义理念”，觉得它们之间有相通之处。在《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一书中，阿皮亚谈到这样一种处境：“世界越来越拥挤，在今后的半个世纪里，人类这个曾经四处寻食的种类，数量将增加到90亿。根据不同的情况，跨越国境的对话可以是愉悦的，也可能是令人烦恼的，不过，无论它们是愉悦的还是令人烦恼的它们都是一种无法避免的现象。”{2}由此，阿皮亚提倡建立一种世界主义的、具有普遍性的规范。在他看来，世界主义理念本身并不是什么特别高深、特别高贵的存在：“世界主义不应当被视作某种高贵的理念，它不过是始于人类社会（比如一国之内的各个社会）的一种简单思想，我们需要培养共存的习惯，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按照‘对话’的原始含意，养成共同生活、相互提携的习惯。”{3}在一个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时代，跨越国境的生活无疑将会变得更为普遍，各种价值观的互动，也将会变得更为普遍。而以开放的视角去看待世界，尝试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任何事，这是一种朴素的、甚至可以说是古老的理念，也是不断变化的全球化时代中大多数人，尤其是世界公民或“国际人”所需要具备的实践理性。
文学并不一定要来源于现实，也不一定要回归于现实。不过，能够打通文学和现实的边界，让现实和文学可以互相滋养的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不可缺少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始终看重《难得有你》这样的作品。
注释：
{1}[法]扎爾卡著，赵靓译：《重建世界主义》，福建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06页。
{2}{3}[美]阿皮亚著，苗华建译：《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里的道德规范》，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16页、第12页。
（作者单位：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冯祉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