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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是前苏联、东欧特有的文化现象，针对的是这些国家的书报检查制度。在东欧各国中，捷克的萨米亚特最为发达。两位捷克作家克里玛和瓦楚里克，都在其访谈与回忆中讲述过萨米亚特的产生。他们的内心都曾经历过对乌托邦的幻想和破灭，转而遵循19世纪以来的欧洲文化传统：当一个社会遭受压迫时，知识分子必须承担起社会良知的角色。
这些作者注重从道德角度探讨极权制度的伦理结构和这个制度下人性的普遍状况。对他们来说，宪政法治只是在自由状态下的道路取径，实现自由得靠另外的理论。正如胡塞尔上世纪30年代在布拉格的演讲中所说：“欧洲的未来无非走向两端，要么在仇恨和野蛮中沉沦，要么在哲学的精神中重生。”源于这一知识传统，他们更热衷的是阿伦特，而不是哈耶克；是存在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
与西方学者的极权批判注重民主法治相比，萨米亚特知识分子的后极权批判更注重存在的自由，并通过哲学、伦理和文学去探索生活的真实意义。后极权制度不仅使人民生活贫困，而且摧毁人的心灵，它以政治高压和物质享受来交换人们的良知和责任感，让每一个人将制度的目标当做自己生活的目标。但制度目标和生活目标永远是不同的，生活在本质上是自我的、多元的，而制度却要求一致和服从，结果必然导致不真实的生活。
哈维尔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蔬菜店经理在橱窗里安放了一条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经理并不真的关心标语的内容，但他却很清楚，想要生存就必须这样做。这条标语既大且空，服从它无关痛痒，不会伤害自尊。但实际上，他是将失去工作的恐惧掩藏在意识形态背后，使自己生活在谎言中。正是人们对基本道德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支撑了后极权制度。为此，捷克知识分子对自己提出一个生活原则：生活在真实中。
这里的“真实”还有更高一层的哲学含义，即拒绝价值和意义的丧失。正如七七宪章发言人帕托切克所指出：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捷克知识分子重新探讨自由的根源和目的，甚至回溯到15世纪胡斯的宗教改革，即萨米亚特哲学家厄纳兹姆·科哈克所说的“中世纪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对非笛卡尔世界的认知，它保留了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仍然把世界看做一个和谐的整体，承认价值和意义是一种事实。
这就是当代的捷克现象学，其代表人物是帕托切克。他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他的“自在世界”观念接近老子的自然哲学，但同时又坚持价值的根源性，即道德标准不是历史构建的，而是先在的内在于人的。他对普遍人权观念的阐述便是基于这一超越性立场，“深信国家和社会必须认可某些高于它们的绝对的事物，某些即使对它们来说也是受制于此、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事物。”在他看来，自由、良知和责任都是绝对的超越的价值，是人的本质存在，因而值得人为此做出牺牲。
帕托切克的哲学著作被列为禁书，只能靠翻译谋生。但他坚持地下写作，在家里秘密给青年学生讲授哲学。七七宪章发表后，他以七十高龄出任其发言人。1977年3月13日，在一次长达十小时的审讯后，他突发脑溢血去世，最终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主张：“道德的存在不只是为了维系社会运转，而是让人成为人。人不是依据自己反复无常的需要、愿望、癖好与渴望来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
捷克知识分子摆脱功利主义理论，回归对道德本原的探求。这一切都与现代政治的实用主义规则相悖。七七宪章的宗旨就是注重基本人权，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中的道德因素。这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它建立在道德良知的基础上，承认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也就是说，萨米亚特作者的自我牺牲完全是出于责任，超越所有政治责任和权力之上的责任。
这种对自由的超验价值的肯定不是要重新回到宗教，而是将自由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以对抗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道德标准，从而获得内在的个人责任感和道德勇气。
匈牙利裔学者穆瑞曾将东欧知识分子的思想称做“世俗精神”，正是看到了他们的道德追求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它唤醒了被摧毁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向现代强权政治证明了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力量”。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
这些作者注重从道德角度探讨极权制度的伦理结构和这个制度下人性的普遍状况。对他们来说，宪政法治只是在自由状态下的道路取径，实现自由得靠另外的理论。正如胡塞尔上世纪30年代在布拉格的演讲中所说：“欧洲的未来无非走向两端，要么在仇恨和野蛮中沉沦，要么在哲学的精神中重生。”源于这一知识传统，他们更热衷的是阿伦特，而不是哈耶克；是存在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
与西方学者的极权批判注重民主法治相比，萨米亚特知识分子的后极权批判更注重存在的自由，并通过哲学、伦理和文学去探索生活的真实意义。后极权制度不仅使人民生活贫困，而且摧毁人的心灵，它以政治高压和物质享受来交换人们的良知和责任感，让每一个人将制度的目标当做自己生活的目标。但制度目标和生活目标永远是不同的，生活在本质上是自我的、多元的，而制度却要求一致和服从，结果必然导致不真实的生活。
哈维尔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蔬菜店经理在橱窗里安放了一条标语：“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经理并不真的关心标语的内容，但他却很清楚，想要生存就必须这样做。这条标语既大且空，服从它无关痛痒，不会伤害自尊。但实际上，他是将失去工作的恐惧掩藏在意识形态背后，使自己生活在谎言中。正是人们对基本道德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支撑了后极权制度。为此，捷克知识分子对自己提出一个生活原则：生活在真实中。
这里的“真实”还有更高一层的哲学含义，即拒绝价值和意义的丧失。正如七七宪章发言人帕托切克所指出：现代最大的危机是意义的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捷克知识分子重新探讨自由的根源和目的，甚至回溯到15世纪胡斯的宗教改革，即萨米亚特哲学家厄纳兹姆·科哈克所说的“中世纪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是对非笛卡尔世界的认知，它保留了中世纪的宇宙图景，仍然把世界看做一个和谐的整体，承认价值和意义是一种事实。
这就是当代的捷克现象学，其代表人物是帕托切克。他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学生，他的“自在世界”观念接近老子的自然哲学，但同时又坚持价值的根源性，即道德标准不是历史构建的，而是先在的内在于人的。他对普遍人权观念的阐述便是基于这一超越性立场，“深信国家和社会必须认可某些高于它们的绝对的事物，某些即使对它们来说也是受制于此、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事物。”在他看来，自由、良知和责任都是绝对的超越的价值，是人的本质存在，因而值得人为此做出牺牲。
帕托切克的哲学著作被列为禁书，只能靠翻译谋生。但他坚持地下写作，在家里秘密给青年学生讲授哲学。七七宪章发表后，他以七十高龄出任其发言人。1977年3月13日，在一次长达十小时的审讯后，他突发脑溢血去世，最终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主张：“道德的存在不只是为了维系社会运转，而是让人成为人。人不是依据自己反复无常的需要、愿望、癖好与渴望来界定道德，而是道德界定人。”
捷克知识分子摆脱功利主义理论，回归对道德本原的探求。这一切都与现代政治的实用主义规则相悖。七七宪章的宗旨就是注重基本人权，注重私人生活和政治中的道德因素。这是一种“反政治”的政治，它建立在道德良知的基础上，承认自由是每个人天赋的权利。也就是说，萨米亚特作者的自我牺牲完全是出于责任，超越所有政治责任和权力之上的责任。
这种对自由的超验价值的肯定不是要重新回到宗教，而是将自由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以对抗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道德标准，从而获得内在的个人责任感和道德勇气。
匈牙利裔学者穆瑞曾将东欧知识分子的思想称做“世俗精神”，正是看到了他们的道德追求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它唤醒了被摧毁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准则，向现代强权政治证明了哈维尔所说的“无权者的力量”。
作者为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