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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开始的经济衰退还在继续，除非我们能很好地理解这次危机的原因，否则就不可能拿出有效的复苏战略。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两样都没能做到。
我们被告知，这是一次金融危机，因此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均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银行上。刺激计划作为暂时药方大行其道，要到金融部门复苏、私人贷款重现活力才会收回。但银行利润和奖金早已恢复了原状，贷款却没有复苏。
银行声称，贷款行为依然受到缺乏信誉良好借款人的约束，而后者又是拜萎靡的经济所赐。这么说不无道理，毕竟大企业无不手握万亿美元现金，因此钱并不是让它们不愿投资和雇佣工人的原因。但有些小企业的境况大不相同，它们饱受资金缺乏困扰，甚至收缩规模。
总的来说，商业投资（除建筑投资）占GDP比重已回到10％（危机前是10.6％）。在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过剩产能的情况下，信心不可能迅速恢复，不管对银行部门施以什么措施。
由于愚蠢的去监管化政策，金融部门得以随心所欲，因此出现不可原谅的轻率鲁莽。显然，这是引爆危机的一大主因。房地产业产能过剩和家庭过度负债的余波让复苏难上加难。
实际上，经济在危机前就已非常疲软，只是被房地产泡沫掩盖了。如果没有泡沫支持的消费，总需求就会出现非常大的短缺。
与此相对的是个人储蓄率跌至1％。即使金融部门完全恢复元气，即使这些奢华浪费的美国人不从中领悟储蓄的重要性，他们的消费也将被限制在收入的100％以内。因此任何关于消费者“归来”的言论都是痴人说梦。
修复金融部门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为了明白我们需要做什么，必须理解经济在危机袭来之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美国和全世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制造业生产力的快速上升超过了需求的增加，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量的下滑。劳动力必须转移到服务业中去。
这一问题与20世纪初的问题非常相似。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将劳动力从农村地区逐出，驱赶到城镇制造业中心。1929年-1932年，农业收入下降了50％以上，工人被“困”在了农业部门：他们没有迁徙的本钱，同时下降的收入大大恶化了总需求，以至于城镇/制造业失业率也出现了飙升。
在美国和欧洲，劳动力从制造业中流出的需要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制造业岗位总数有限是全球性问题，但比重下降却只限国内。
其次，全球化是造成不平等性增加的因素之一。收入从会花钱的人那里转移到了不会花钱的人手中，这拉低了总需求。同理，能源价格上涨把购买力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了原油出口国，而后者意识到能源价格的波动性，自然会将大量收入储蓄起来。
最后，新兴市场囤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而造成全球总需求疲软。东亚国家认定，没有储备会带来失去经济主权的危险。囤积储备固然能保护它们，但流入储备的钱却是花不掉的。
眼下，能做些什么来修正基础性问题？囤积了大量储备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因此囤积储备的激励会被进一步强化。
同理，尽管银行奖金已回到原来水平，但员工仍在工资下降和工时缩短的困境中挣扎，这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此外，美国也没能摆脱原油依赖。今年夏天，原油价格再次回到了100美元/桶上方，钱又一次流向原油出口国。而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进展十分缓慢。
政府在为人民需要的服务提供资金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但欧洲和美国都选择了财政紧缩，这将使经济转型更加缓慢。
全球经济病痛的药方需参照诊断才得出：一是以有利结构调整、促进能源节省和消除不平等性为目标的大规模政府支出；二是能为囤积储备创造替代方案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世界领导人终究会认识到这一点。随着增长前景的继续恶化，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我们被告知，这是一次金融危机，因此大西洋两岸的政府均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银行上。刺激计划作为暂时药方大行其道，要到金融部门复苏、私人贷款重现活力才会收回。但银行利润和奖金早已恢复了原状，贷款却没有复苏。
银行声称，贷款行为依然受到缺乏信誉良好借款人的约束，而后者又是拜萎靡的经济所赐。这么说不无道理，毕竟大企业无不手握万亿美元现金，因此钱并不是让它们不愿投资和雇佣工人的原因。但有些小企业的境况大不相同，它们饱受资金缺乏困扰，甚至收缩规模。
总的来说，商业投资（除建筑投资）占GDP比重已回到10％（危机前是10.6％）。在房地产业存在大量过剩产能的情况下，信心不可能迅速恢复，不管对银行部门施以什么措施。
由于愚蠢的去监管化政策，金融部门得以随心所欲，因此出现不可原谅的轻率鲁莽。显然，这是引爆危机的一大主因。房地产业产能过剩和家庭过度负债的余波让复苏难上加难。
实际上，经济在危机前就已非常疲软，只是被房地产泡沫掩盖了。如果没有泡沫支持的消费，总需求就会出现非常大的短缺。
与此相对的是个人储蓄率跌至1％。即使金融部门完全恢复元气，即使这些奢华浪费的美国人不从中领悟储蓄的重要性，他们的消费也将被限制在收入的100％以内。因此任何关于消费者“归来”的言论都是痴人说梦。
修复金融部门是经济复苏的必要条件，但远不是充分条件。为了明白我们需要做什么，必须理解经济在危机袭来之前存在的问题。
首先，美国和全世界成了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制造业生产力的快速上升超过了需求的增加，这意味着制造业就业量的下滑。劳动力必须转移到服务业中去。
这一问题与20世纪初的问题非常相似。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将劳动力从农村地区逐出，驱赶到城镇制造业中心。1929年-1932年，农业收入下降了50％以上，工人被“困”在了农业部门：他们没有迁徙的本钱，同时下降的收入大大恶化了总需求，以至于城镇/制造业失业率也出现了飙升。
在美国和欧洲，劳动力从制造业中流出的需要产生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制造业岗位总数有限是全球性问题，但比重下降却只限国内。
其次，全球化是造成不平等性增加的因素之一。收入从会花钱的人那里转移到了不会花钱的人手中，这拉低了总需求。同理，能源价格上涨把购买力从美国和欧洲转移到了原油出口国，而后者意识到能源价格的波动性，自然会将大量收入储蓄起来。
最后，新兴市场囤积了大量外汇储备，从而造成全球总需求疲软。东亚国家认定，没有储备会带来失去经济主权的危险。囤积储备固然能保护它们，但流入储备的钱却是花不掉的。
眼下，能做些什么来修正基础性问题？囤积了大量储备的国家能更好地抵御经济危机，因此囤积储备的激励会被进一步强化。
同理，尽管银行奖金已回到原来水平，但员工仍在工资下降和工时缩短的困境中挣扎，这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此外，美国也没能摆脱原油依赖。今年夏天，原油价格再次回到了100美元/桶上方，钱又一次流向原油出口国。而发达经济体的结构调整进展十分缓慢。
政府在为人民需要的服务提供资金方面扮演着中心角色。但欧洲和美国都选择了财政紧缩，这将使经济转型更加缓慢。
全球经济病痛的药方需参照诊断才得出：一是以有利结构调整、促进能源节省和消除不平等性为目标的大规模政府支出；二是能为囤积储备创造替代方案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
世界领导人终究会认识到这一点。随着增长前景的继续恶化，我们别无选择。
作者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