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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十九世纪中期的帝国,脸谱和心谱都各有特色,但脸谱是脸谱,心谱是心谱。
有道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把帝王看作帝国的脸谱,那么士大夫就是帝国的心谱。国运的兴与衰,其实就系于这两种人身上。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史学家历来就说,中国是文人治国,是文官政治。不仅古代的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要货与帝王家,取得参政的权利,而且往往还把持着朝政。曾国藩就说过,自宋朝以来,中国的皇帝就被文人士大夫所“劫持”,不仅那些能够或者敢于“劫持”皇帝的士大夫来自于科举考试,就是绝大多数皇帝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必要参加科举,但他们做太子时所读的书也大多相同,虽然人们常说他们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读书的条件上,他们要远远优于一般的读书人,不仅有国家图书馆,前朝的文献、掌故和史籍,本朝的行政经验,他们接触到的要比其他士子多得多。而且还有学富五车的当朝名儒大师做老师,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不过,那些来自草莽或乡间的读书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接触了现实,对社会这本大书读得远比帝王太子们多。总之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帝王们往往与大臣们所想的想不到一块儿去的原因所在了,因为皇帝们想到的更多的是历史,大臣们想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冲突使得他们常常在朝堂上吵架。
大臣们往往瞧不起他们的主子——皇帝,认为他不过是出身好,仗着祖宗的荫德,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实际上并无什么本事;而皇帝们也往往瞧不起他们的奴才下属,认为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赚一张粮票,养一家子人,替祖上风光风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治国的真才实学。所以,皇帝顺从他的臣子,只是利用他们替自己办事,而臣子们尊崇皇帝,也只是尊崇他们心目中的纲常道德。一旦真正碰上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往往就能臣辈出;而一旦碰到一个真正的雄才大略之主,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就都是灰头土脸。为什么东汉末年会英雄辈出呢,就与碰上桓、灵、哀、献一大溜无用之主有着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康雍乾时期,学究辈出呢,就因为碰上了这几个雄霸之主。自古虽然有“民贵君轻”之说,其实,民从来就贵不起来,所贵者唯君与士而已。不管是庸主还是雄主,一旦国家有事,最后还得靠帝国的“良心”们出来担当。所以,心谱如何,往往是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关键。只是,心谱又往往取决于脸谱。
历史上不同的帝国时期,脸谱与心谱往往是矛盾的。帝王代表着帝国的脸谱,士大夫代表了帝国的心谱。皇帝们一天到晚最怕的就是士大夫的心,最猜忌的也是他们的心;而士大夫们则主要看帝王的脸色行事,担心会有一天雷霆震怒,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帝王的脸是历史的晴雨表,士大夫的心则左右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或轨迹。
脸谱与心谱的矛盾,造成了许多历史的误会和悲剧。
汉献帝的几个大臣和妃子都死得冤,本来他(她)们都是可以不死的,倘若献帝知道曹操并没有要取而代之之心的话,他也没有必要搞什么衣带诏,弄得董承他们身首异处,甚至献帝的一个身怀六甲的妃子也因此送了命。献帝其实也知道总有一天天下不姓刘而姓曹,但此曹非彼曹,想要预防,不该去找曹操的麻烦,只须把曹操的几个儿子悄悄搞掉就是。对付儿曹比对付老曹还是要容易一些的吧。
所以历史上越是离皇帝近的地方越不安全,所谓伴君如伴虎。离皇帝远了,自己难以得到皇帝的欢心;离皇帝近了,又怕距离空间太少,自己回旋余地不多。其实,皇帝们又何尝不是一样伴臣如伴虎。大臣离自己太近了,不放心;离自己远了,更不放心。总之是两难。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心结。
皇帝和他的臣子们也想过不少办法,比如,皇帝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臣子们心无大志就好,多买良田美宅,多蓄几个美女小妾,让他们沉浸在温柔富贵乡里,自己方可高枕无忧。宋太祖就是典型,其实哪个皇帝不想学宋太祖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如乾隆皇帝这样一个雄霸之主,他未必不知道和绅之贪,但他的贪正中了乾隆的心意。汉武帝也深知他的亲戚田蚡贪婪,但他还是重用他。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皇帝看来,贪点钱总不至于要了他的江山,贪钱者不如贪位(江山)者可恨。事实上,历史上多半贪官虽然对老百姓有害,但对朝廷害处则要少得多。反贪反贪,一般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往往是在太平无事之际,要么杀几只鸡给猴儿们看看,要么杀一只猴儿给鸡看看,未有彻底而善始善终者。反贪不能不反,不反则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而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没有反的必要了;反贪又不能反得太过,像雍正那个反法,只是特例,反得不好,反到自己头上就出状况了。所以历史上的反贪,其背后往往是有着很微妙的背景的。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反贪是越反越贪。这是规律,也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政治瓶颈。主子们既希望你贪,又不希望你贪的太过。只有在这个方面,脸谱与心谱才是相互默契的。
不要以为皇帝不清楚,做臣子贪还是不贪。连末代皇帝宣统都说过,他5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810斤猪肉,240只鸡鸭。如果说5岁的孩童算不清这笔帐,那么他的监护人也算不清?大家相互“理解”就是了。
聪明的臣子,在贪的这一方面他可以毫无顾忌,只要不碰到“严打”就行了,见好就收,还是好臣子。但在结党这一面,可是碰不得的。帝国脸谱不对帝国心谱,最厉害的莫过于党类太盛。结党是远比贪婪要可怕可恨的事情,因为这是在捞政治资本。皇帝宁愿放过一百个巨贪,而绝不会姑息容忍一个结党之人。然而,中国历史上,结党之事是屡见不绝的。从战国四公子开始,到明代的东林再到清代的帝党、后党,史不绝书。
倘若到了一个人既贪婪又结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离死期也就不远了。
不过,历史到了大清帝国,这个通例竟然打破了。
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便是跟曾国藩关系很大的官文。
官文(1798年～1891年),满洲正白旗人。王佳氏,字秀峰,历任蓝翎侍卫、头等侍卫、副都统。1854年任荆州将军,次年以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1861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1862年升文华展大学士。1864年,曾国藩攻下南京,他也受封一等伯爵。1866年被湖北巡抚曾国荃弹劾,免职。1876年,回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不久又代理直隶总督。1891年病死。
这个人大半生是和曾国藩密不可分的,从他的履历看,几乎是官运亨通,地位不在曾国藩之下。史载这个人“性柔缓,颛昧不谙政事”。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行政能力的人,庸才。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步步高升呢?有几个因素。第一,庸才而非蠢才,此人虽不会行政,但会做官。曾国荃曾笑,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做了,这个人就真是十足无用了。第二,他一直在帮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虽然两人面和心不和,但许多事情还是由官文来出面的,包括向朝廷奏请为湘军筹饷,所以打下南京自然有他一份功劳。这中间主要是由于当时做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会做人的结果。清制,总督与巡抚虽然级别上差半级,但并无领导关系,总督管两个省的军务,巡抚管一个省的政务,但如果督抚同城的话,就经常发生督抚不和。刚开始,官文瞧不起汉人带兵,所以事事掣肘湘军。胡林翼也想把他弄走,但一想,换一个人也许更坏。但由他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只好借助他,便屈节奉承他,把他哄得团团转,得到了官文的信任,什么事都让他放手去办,要他出面就出面,而官文也乐得逍遥,而且表功的时候,自己还在他人的前面,这也叫做双赢。第三,他是满人。
官文不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但他又类似于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虽是武将,却又不善带兵打仗,他不是文人,却做到文华殿大学士;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官却做得很大。然而,历史还是公道的,《清史稿》并没有因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而抬举他,反而只是一笔带过。
那么这个人的能耐到底在哪里呢?前面说了,就是“会做官”,这种会做官,换一个词,就是曾国藩私下说的“官文党类太盛”。说这句话时是咸丰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旧皇帝将死,新皇帝将来。这个时候连身在军营的曾国藩都知道他“结党”,朝廷未必不知道。而新寡妇西太后又是最忌结党之人的,那么为何后来,先诛肃顺一党,继而又罢奕亲王之后一直没对他采取行动?
就是这样一个官文,竟然在肃顺被诛的时候没有被牵连,也是一大怪事。
同治五年,曾老九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听到官文在军粮一事上故意为难湘军,一气之下,向朝廷参了一本。本来,老九弹劾官文前,曾去信和大哥曾国藩商量,这位大哥犹豫了一会竟然也同意了。这一本竟然灵了,官文被革职。作为肃顺的党羽,而且自己也大肆结党的官文到了这个时候才被处理,又说明什么呢?
原来,曾老九弹劾官文的罪名,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到他“党类太盛”等别的方面,仅仅是说他“贫庸骄蹇”。
这是一件小事情,却能做出大题目来。
首先这说明,至少在帝国黄昏时期,士大夫即帝国的“良心”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看曾国藩及其同时代的官员,在弹劾他人的奏折中,基本上就是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而不如前朝或者后来那样喜欢上岗上线,除了勾出被参对象的私生活还不过瘾,还要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晚清不是这样。倘若,曾老九告官文一个“党类太盛”,我想西寡妇不会这么轻饶了他的,后来又让他官复原职,做直隶总督了。
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西寡妇在经历顾命八大臣、撤掉恭亲王以及控制光绪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她寻找到了一个解决两千年来未能解决的那个“政治心结”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汉武帝搞内廷外廷的办法,也不是明代皇帝那样搞特务统治的办法,也不仅仅是雍下皇帝那样搞密折制度,而是以毒攻毒。你八大臣不是想联合起来搞掉孤儿寡母吗?你小皇帝不是想亲政,结成“帝党”要搞掉老娘吗?那么,老娘也来组织一个“党”,这个党,史称“后党”。既然解决了这么一个连男人都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对于官文这种小党也就不必放在心上。至此,帝国脸谱与帝国心谱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曾老九这样做,很可能是他大哥授意,只就事论事。作为帝国黄昏时期的良心,曾国藩也始终对国事、国运充满了忧心。甚至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担心起来。他担心的其实正是两点,一是士人之一代不如一代,一是君德之正与不正。
有次,他就对其幕僚赵烈文说起,“今日有四川庶常来见,其言谈举止不类士夫。前日有同级庶常送诗,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庶常就是庶吉士,在学历上地位已经是很高了,尚且“排不成排,古不成古”,这类代表国家心谱的人物一旦如此,其后果可以预料。
曾国藩所以被时人称为“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归因就在他代表了帝国的心谱。那一类“古不成古”的读书人,此时还未能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真正发挥作用的便是曾国藩及其同时代的士大夫代表。他的幕僚赵烈文虽然官阶不高,但也算得上一个心谱人物。
曾国藩之所以信任他,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有时,许多心里话,他还对赵烈文说,比如心里有郁积难以排解之时,两人常有议论。
赵烈文是跟随曾国藩时间最久也是关系最密切的心腹幕僚之一,他受曾国藩的影响和薰陶至深,也了解曾国藩的性情与喜忧。故曾氏担忧京城气象之时,赵颇有见地地为他开解,目前还不至于土崩瓦解。但是同时他又指出,不出50年就会出现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局面。不料,此话果然应验。他似乎预见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和军阀割据的场景。曾国藩未尝预见不到,但他与赵不同,赵可以置身其外,而曾则置身其中,故而他没有反驳,倒是在想解决之道,南迁学晋宋退居东南半壁。可见他的最坏打算还是希望能够留半口气。可是,赵烈文的回答倒泼了他一盆冷水。不过,赵的解释则显得很苍白,“取天下太巧”并不是这个帝国必然彻底灭亡的根本原因,至于“天道难知”则更是迂腐之论。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帝国“良心”的对话,倒提前给我们撕开了帝国脸谱的真相,揭开了50年后的历史篇章。两年以后,也就是曾国藩晋京拜见两宫太后和皇帝之后不久,他对赵烈文说的一番话,让人回味。他说:“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上圭痟多灾,暂晴己旱,一雨辄潦。”“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馀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忧患不出帝国脸谱和心谱。脸谱则可用“冲默”二字形容,心谱则可用“碌碌”二字归之,有此二端,能不叹息?
有道是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把帝王看作帝国的脸谱,那么士大夫就是帝国的心谱。国运的兴与衰,其实就系于这两种人身上。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史学家历来就说,中国是文人治国,是文官政治。不仅古代的知识分子学成文武艺,要货与帝王家,取得参政的权利,而且往往还把持着朝政。曾国藩就说过,自宋朝以来,中国的皇帝就被文人士大夫所“劫持”,不仅那些能够或者敢于“劫持”皇帝的士大夫来自于科举考试,就是绝大多数皇帝也都是知识分子出身,他们虽然没有也不必要参加科举,但他们做太子时所读的书也大多相同,虽然人们常说他们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在读书的条件上,他们要远远优于一般的读书人,不仅有国家图书馆,前朝的文献、掌故和史籍,本朝的行政经验,他们接触到的要比其他士子多得多。而且还有学富五车的当朝名儒大师做老师,学起来自然更方便。不过,那些来自草莽或乡间的读书人,他们也有他们的优势,那就是他们更多地接触了现实,对社会这本大书读得远比帝王太子们多。总之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帝王们往往与大臣们所想的想不到一块儿去的原因所在了,因为皇帝们想到的更多的是历史,大臣们想到的更多的是现实。现实与历史经验的冲突使得他们常常在朝堂上吵架。
大臣们往往瞧不起他们的主子——皇帝,认为他不过是出身好,仗着祖宗的荫德,坐上了皇帝的宝座,实际上并无什么本事;而皇帝们也往往瞧不起他们的奴才下属,认为他们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混个一官半职,赚一张粮票,养一家子人,替祖上风光风光,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治国的真才实学。所以,皇帝顺从他的臣子,只是利用他们替自己办事,而臣子们尊崇皇帝,也只是尊崇他们心目中的纲常道德。一旦真正碰上一个懦弱无能的皇帝,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往往就能臣辈出;而一旦碰到一个真正的雄才大略之主,这个时候的大臣们就都是灰头土脸。为什么东汉末年会英雄辈出呢,就与碰上桓、灵、哀、献一大溜无用之主有着重要的关系;为什么康雍乾时期,学究辈出呢,就因为碰上了这几个雄霸之主。自古虽然有“民贵君轻”之说,其实,民从来就贵不起来,所贵者唯君与士而已。不管是庸主还是雄主,一旦国家有事,最后还得靠帝国的“良心”们出来担当。所以,心谱如何,往往是最终决定历史命运的关键。只是,心谱又往往取决于脸谱。
历史上不同的帝国时期,脸谱与心谱往往是矛盾的。帝王代表着帝国的脸谱,士大夫代表了帝国的心谱。皇帝们一天到晚最怕的就是士大夫的心,最猜忌的也是他们的心;而士大夫们则主要看帝王的脸色行事,担心会有一天雷霆震怒,晴转多云、多云转阴。帝王的脸是历史的晴雨表,士大夫的心则左右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或轨迹。
脸谱与心谱的矛盾,造成了许多历史的误会和悲剧。
汉献帝的几个大臣和妃子都死得冤,本来他(她)们都是可以不死的,倘若献帝知道曹操并没有要取而代之之心的话,他也没有必要搞什么衣带诏,弄得董承他们身首异处,甚至献帝的一个身怀六甲的妃子也因此送了命。献帝其实也知道总有一天天下不姓刘而姓曹,但此曹非彼曹,想要预防,不该去找曹操的麻烦,只须把曹操的几个儿子悄悄搞掉就是。对付儿曹比对付老曹还是要容易一些的吧。
所以历史上越是离皇帝近的地方越不安全,所谓伴君如伴虎。离皇帝远了,自己难以得到皇帝的欢心;离皇帝近了,又怕距离空间太少,自己回旋余地不多。其实,皇帝们又何尝不是一样伴臣如伴虎。大臣离自己太近了,不放心;离自己远了,更不放心。总之是两难。
如何解决这个难题,一直是中国政治的一个心结。
皇帝和他的臣子们也想过不少办法,比如,皇帝们总是希望自己的臣子们心无大志就好,多买良田美宅,多蓄几个美女小妾,让他们沉浸在温柔富贵乡里,自己方可高枕无忧。宋太祖就是典型,其实哪个皇帝不想学宋太祖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再如乾隆皇帝这样一个雄霸之主,他未必不知道和绅之贪,但他的贪正中了乾隆的心意。汉武帝也深知他的亲戚田蚡贪婪,但他还是重用他。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在皇帝看来,贪点钱总不至于要了他的江山,贪钱者不如贪位(江山)者可恨。事实上,历史上多半贪官虽然对老百姓有害,但对朝廷害处则要少得多。反贪反贪,一般情况下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往往是在太平无事之际,要么杀几只鸡给猴儿们看看,要么杀一只猴儿给鸡看看,未有彻底而善始善终者。反贪不能不反,不反则可能一发不可收拾;而一发不可收拾了就没有反的必要了;反贪又不能反得太过,像雍正那个反法,只是特例,反得不好,反到自己头上就出状况了。所以历史上的反贪,其背后往往是有着很微妙的背景的。也正因为如此,历来反贪是越反越贪。这是规律,也是怎么也突破不了的政治瓶颈。主子们既希望你贪,又不希望你贪的太过。只有在这个方面,脸谱与心谱才是相互默契的。
不要以为皇帝不清楚,做臣子贪还是不贪。连末代皇帝宣统都说过,他5岁的时候,一个月要吃掉810斤猪肉,240只鸡鸭。如果说5岁的孩童算不清这笔帐,那么他的监护人也算不清?大家相互“理解”就是了。
聪明的臣子,在贪的这一方面他可以毫无顾忌,只要不碰到“严打”就行了,见好就收,还是好臣子。但在结党这一面,可是碰不得的。帝国脸谱不对帝国心谱,最厉害的莫过于党类太盛。结党是远比贪婪要可怕可恨的事情,因为这是在捞政治资本。皇帝宁愿放过一百个巨贪,而绝不会姑息容忍一个结党之人。然而,中国历史上,结党之事是屡见不绝的。从战国四公子开始,到明代的东林再到清代的帝党、后党,史不绝书。
倘若到了一个人既贪婪又结党的时候,那么这个人离死期也就不远了。
不过,历史到了大清帝国,这个通例竟然打破了。
举个例子,这个例子便是跟曾国藩关系很大的官文。
官文(1798年～1891年),满洲正白旗人。王佳氏,字秀峰,历任蓝翎侍卫、头等侍卫、副都统。1854年任荆州将军,次年以钦差大臣兼湖广总督。1861年拜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1862年升文华展大学士。1864年,曾国藩攻下南京,他也受封一等伯爵。1866年被湖北巡抚曾国荃弹劾,免职。1876年,回京管理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不久又代理直隶总督。1891年病死。
这个人大半生是和曾国藩密不可分的,从他的履历看,几乎是官运亨通,地位不在曾国藩之下。史载这个人“性柔缓,颛昧不谙政事”。换句话说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际行政能力的人,庸才。这样一个人凭什么能步步高升呢?有几个因素。第一,庸才而非蠢才,此人虽不会行政,但会做官。曾国荃曾笑,一个人要是连官都不会做了,这个人就真是十足无用了。第二,他一直在帮助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虽然两人面和心不和,但许多事情还是由官文来出面的,包括向朝廷奏请为湘军筹饷,所以打下南京自然有他一份功劳。这中间主要是由于当时做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会做人的结果。清制,总督与巡抚虽然级别上差半级,但并无领导关系,总督管两个省的军务,巡抚管一个省的政务,但如果督抚同城的话,就经常发生督抚不和。刚开始,官文瞧不起汉人带兵,所以事事掣肘湘军。胡林翼也想把他弄走,但一想,换一个人也许更坏。但由他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只好借助他,便屈节奉承他,把他哄得团团转,得到了官文的信任,什么事都让他放手去办,要他出面就出面,而官文也乐得逍遥,而且表功的时候,自己还在他人的前面,这也叫做双赢。第三,他是满人。
官文不是科举出身的士大夫,但他又类似于那个时代的士大夫,虽是武将,却又不善带兵打仗,他不是文人,却做到文华殿大学士;一生没有什么建树,官却做得很大。然而,历史还是公道的,《清史稿》并没有因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而抬举他,反而只是一笔带过。
那么这个人的能耐到底在哪里呢?前面说了,就是“会做官”,这种会做官,换一个词,就是曾国藩私下说的“官文党类太盛”。说这句话时是咸丰十一年。咸丰十一年,旧皇帝将死,新皇帝将来。这个时候连身在军营的曾国藩都知道他“结党”,朝廷未必不知道。而新寡妇西太后又是最忌结党之人的,那么为何后来,先诛肃顺一党,继而又罢奕亲王之后一直没对他采取行动?
就是这样一个官文,竟然在肃顺被诛的时候没有被牵连,也是一大怪事。
同治五年,曾老九曾国荃出任湖北巡抚,听到官文在军粮一事上故意为难湘军,一气之下,向朝廷参了一本。本来,老九弹劾官文前,曾去信和大哥曾国藩商量,这位大哥犹豫了一会竟然也同意了。这一本竟然灵了,官文被革职。作为肃顺的党羽,而且自己也大肆结党的官文到了这个时候才被处理,又说明什么呢?
原来,曾老九弹劾官文的罪名,只是就事论事,没有涉及到他“党类太盛”等别的方面,仅仅是说他“贫庸骄蹇”。
这是一件小事情,却能做出大题目来。
首先这说明,至少在帝国黄昏时期,士大夫即帝国的“良心”仍然在发挥作用。我们看曾国藩及其同时代的官员,在弹劾他人的奏折中,基本上就是对事不对人,就事论事,而不如前朝或者后来那样喜欢上岗上线,除了勾出被参对象的私生活还不过瘾,还要把他的祖宗十八代都挖出来,晚清不是这样。倘若,曾老九告官文一个“党类太盛”,我想西寡妇不会这么轻饶了他的,后来又让他官复原职,做直隶总督了。
其次,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西寡妇在经历顾命八大臣、撤掉恭亲王以及控制光绪等一系列事件之后,她寻找到了一个解决两千年来未能解决的那个“政治心结”的办法。这个办法不是汉武帝搞内廷外廷的办法,也不是明代皇帝那样搞特务统治的办法,也不仅仅是雍下皇帝那样搞密折制度,而是以毒攻毒。你八大臣不是想联合起来搞掉孤儿寡母吗?你小皇帝不是想亲政,结成“帝党”要搞掉老娘吗?那么,老娘也来组织一个“党”,这个党,史称“后党”。既然解决了这么一个连男人都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对于官文这种小党也就不必放在心上。至此,帝国脸谱与帝国心谱之间的紧张关系,才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曾老九这样做,很可能是他大哥授意,只就事论事。作为帝国黄昏时期的良心,曾国藩也始终对国事、国运充满了忧心。甚至一有点风吹草动,就要担心起来。他担心的其实正是两点,一是士人之一代不如一代,一是君德之正与不正。
有次,他就对其幕僚赵烈文说起,“今日有四川庶常来见,其言谈举止不类士夫。前日有同级庶常送诗,排不成排,古不成古。国家所得人物如此,一代不如一代,文章与国运相关,天下事可知矣。”庶常就是庶吉士,在学历上地位已经是很高了,尚且“排不成排,古不成古”,这类代表国家心谱的人物一旦如此,其后果可以预料。
曾国藩所以被时人称为“中兴以来,一人而已”,归因就在他代表了帝国的心谱。那一类“古不成古”的读书人,此时还未能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真正发挥作用的便是曾国藩及其同时代的士大夫代表。他的幕僚赵烈文虽然官阶不高,但也算得上一个心谱人物。
曾国藩之所以信任他,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有时,许多心里话,他还对赵烈文说,比如心里有郁积难以排解之时,两人常有议论。
赵烈文是跟随曾国藩时间最久也是关系最密切的心腹幕僚之一,他受曾国藩的影响和薰陶至深,也了解曾国藩的性情与喜忧。故曾氏担忧京城气象之时,赵颇有见地地为他开解,目前还不至于土崩瓦解。但是同时他又指出,不出50年就会出现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局面。不料,此话果然应验。他似乎预见到了1911年辛亥革命和军阀割据的场景。曾国藩未尝预见不到,但他与赵不同,赵可以置身其外,而曾则置身其中,故而他没有反驳,倒是在想解决之道,南迁学晋宋退居东南半壁。可见他的最坏打算还是希望能够留半口气。可是,赵烈文的回答倒泼了他一盆冷水。不过,赵的解释则显得很苍白,“取天下太巧”并不是这个帝国必然彻底灭亡的根本原因,至于“天道难知”则更是迂腐之论。不管怎么样,这两个帝国“良心”的对话,倒提前给我们撕开了帝国脸谱的真相,揭开了50年后的历史篇章。两年以后,也就是曾国藩晋京拜见两宫太后和皇帝之后不久,他对赵烈文说的一番话,让人回味。他说:“吏治风俗颓坏已极,官则出息毫无,仰资于徭役;民则健讼成性,藐然于宪典;加上圭痟多灾,暂晴己旱,一雨辄潦。”“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伯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馀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的忧患不出帝国脸谱和心谱。脸谱则可用“冲默”二字形容,心谱则可用“碌碌”二字归之,有此二端,能不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