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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从《曾国潘家书》中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他不惑之年官居二品时，还是罗锅上树——钱紧，家庭开支捉襟见肘，手头拮据，还欠了一屁股的外债，这在“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清代倒是有点另类。这里不妨分析一下欠债背后的真相。
从曾国藩家书中看，他不惑之年时，可以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债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亲，也是因为手头较紧而未成行。道光30年时他38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昔办。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曾国藩是一分钱急死英雄汉，为难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这么难，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梦。
那么，他所欠的一千外债与他的俸禄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呢？这要从清代俸制中寻找答案。当时，文官京员的正俸有俸银和俸米，正俸按品支给，二品官岁俸银155两、禄米77石5斗。如果去掉吃的不说，单从花的看，他六年的岁俸才只有930，身为正二品侍郎的他，就是一分钱不花，也要等六年之久才能偿还背负的沉重债务，这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是多么地丢人和难堪。
40岁时，他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部左侍郎，可高官并没有给他减压，这些债务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以说，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过的。1852年（咸丰2年）他42岁，得母讣闻，回籍奔丧，他在家书中说：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老母亲去世了，回家吊孝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置办丧事还要求别人帮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锅卖铁、举步维艰的地步了。
回家奔丧途中，他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钱）一千，手握沉甸甸的银子，第一支出欲望就是还债，他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下剩七百金，以二百余金在省城还帐，带四百余金至家办葬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还债。
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身为清朝京城高官而债台高筑，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走到如此无奈的境地？他的俸银到底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是挥霍，是被盗，是丟失，还是偷偷给了二奶？这一连窜的问题拷问着难以置信的人。那么，造成他家庭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以清代工资发放情况看，始终奉行的是一条低薪养官的原则，清朝文官的正俸标准不算高，如果仅仅依靠正俸，文官的生活不可能达到与其地位相适应的程度，当时也是物价涨得比胡子还快，工资涨得比眉毛还慢，曾国藩身为朝廷高官，和许多人一样，其薪情与待遇相比，是存在很大的剪刀差的。
带着一家大小回家一趟就需要四五百金，相当于他三年的俸银，这种支出的悬殊，很容易让人想像当时的工资标准是多么地不足为外人道。工资低、薪情差，是他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始根源，这一现象也从清代薪俸制度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为了解决官员工资低的问题，朝廷也是绞尽脑汁，多设名目，予以弥补，为在京各部院的大小经制文员加发恩俸，另有公费、役食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收入低的现实问题。
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以曾国藩当时的官场位置和家庭经济状况，完全有条件向他的老前辈和珅学两招儿，从别人身上刮几个活钱儿花花，他为何要强忍欲望而作弄自己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高雅之处。曾国藩曾说：“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名快乐啊！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人生在乱世，世态发展皆在混乱之中，何谓富，何谓福，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为好。这种崇尚淡泊的人生志趣，也使人们几乎不能从古籍中看到任何曾国潘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影子。
曾国藩一生勤字自勉、勤俭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不但在家书中训诫几个弟弟做到，而且自己首先带头做到。在朝服官几十年，他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污染上官宦习气，平日的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这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无几的，用民间俗语说，他是一个不会混世的主儿。相传曾国藩为官三十年着布衣布袜，30岁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唯遇庆贺及新年时一着之。故藏之30年，衣犹如新。他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略增之，时人称其为“一品”宰相。他，要花钱，又没钱，想有钱，又不贪，剩下的只要两条路可走，一是节俭，二是举债。节俭是一贯躬行的，借钱也是家常便饭。
他债台高筑的一个最关键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四个弟。作为儿子，他是孝顺的，他每年都要从京城给家里的父母寄出很多生活用品，从衣服、耳帽、阿胶、膏药、高丽参，无所不有。作为长兄，他是如父的，对几个弟弟关心倍至，不但从学习上帮忙和指导，大多学费和生活费也是出自曾国潘之手，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官场的应酬，家族的婚丧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国藩财政开支的重大压力，可所有这些又是他乐于好办的事。手头紧时向外借些银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曾国藩也是一个债权人，外人也欠他的钱，从他家书中看，将近千金，如果把这笔大帐收回来，是可以抵上他的负债的。那么，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为何不及时收回外帐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呢？这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乐善好施的另一面。他在家书中说：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他没钱，还有人比他更穷，不是不想收，而是不忍心收，这就是他不愿意收帐的直接原因。不收欠帐，外债怎还？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他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外人的奠金上，“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如果没有什么外来钱，只得等他起复后再还了。
咸丰二年以后，曾国藩几乎没有再提到借钱之事，主要的原因是，国荃等几个弟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家里光景日益看好，他不需要再为钱的事发愁了。不惑之年的曾国藩，虽居高位，但债台高筑，深究其因，不得不让人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曾剃头”，他虽然有杀人如麻的可恶之处，但也有高雅脱俗的为人之道，他节衣缩食为自己，乐善好施想别人，这也许是他可爱的另一面吧。对于曾国藩这个人，毛泽东的“独服”、蒋介石的推崇，除了其治国之策，是否还暗藏崇尚他的处世之道呢？
从曾国藩家书中看，他不惑之年时，可以称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的债奴，就是想回老家看看老母亲，也是因为手头较紧而未成行。道光30年时他38岁，在写给家人的信中称：余自去岁以来，日日想归省亲，所以不能者，一则京帐将近一千，归家途费，又须数百，甚难昔办。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曾国藩是一分钱急死英雄汉，为难之窘情，不堪言表。探一次家就这么难，常回家看看更是南柯一梦。
那么，他所欠的一千外债与他的俸禄相比究竟有多大差距呢？这要从清代俸制中寻找答案。当时，文官京员的正俸有俸银和俸米，正俸按品支给，二品官岁俸银155两、禄米77石5斗。如果去掉吃的不说，单从花的看，他六年的岁俸才只有930，身为正二品侍郎的他，就是一分钱不花，也要等六年之久才能偿还背负的沉重债务，这对人到中年的他来说，是多么地丢人和难堪。
40岁时，他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部左侍郎，可高官并没有给他减压，这些债务依然像一座大山一样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以说，他的不惑之年是在生活窘境中度过的。1852年（咸丰2年）他42岁，得母讣闻，回籍奔丧，他在家书中说：我出京时，将一切家事，面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许。此时遭此大变，尔往叩求寄云伯筹划一切，必能俯允。现在京寓银钱，分毫无出，家眷回南路费，人口太多，计须四五百金，求寄云年伯张罗。老母亲去世了，回家吊孝时，口袋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置办丧事还要求别人帮忙，他似乎已到了砸锅卖铁、举步维艰的地步了。
回家奔丧途中，他在九江耽搁两日，收到江西省城奠金（份子钱）一千，手握沉甸甸的银子，第一支出欲望就是还债，他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下剩七百金，以二百余金在省城还帐，带四百余金至家办葬事。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当时他的脑子里就只剩下两个字：还债。
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身为清朝京城高官而债台高筑，总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到底是什么原因迫使他走到如此无奈的境地？他的俸银到底都花在什么地方了？是挥霍，是被盗，是丟失，还是偷偷给了二奶？这一连窜的问题拷问着难以置信的人。那么，造成他家庭财政出现严重赤字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以清代工资发放情况看，始终奉行的是一条低薪养官的原则，清朝文官的正俸标准不算高，如果仅仅依靠正俸，文官的生活不可能达到与其地位相适应的程度，当时也是物价涨得比胡子还快，工资涨得比眉毛还慢，曾国藩身为朝廷高官，和许多人一样，其薪情与待遇相比，是存在很大的剪刀差的。
带着一家大小回家一趟就需要四五百金，相当于他三年的俸银，这种支出的悬殊，很容易让人想像当时的工资标准是多么地不足为外人道。工资低、薪情差，是他家庭经济困难的原始根源，这一现象也从清代薪俸制度得到了有力的印证。为了解决官员工资低的问题，朝廷也是绞尽脑汁，多设名目，予以弥补，为在京各部院的大小经制文员加发恩俸，另有公费、役食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收入低的现实问题。
俗话说得好，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快不富。以曾国藩当时的官场位置和家庭经济状况，完全有条件向他的老前辈和珅学两招儿，从别人身上刮几个活钱儿花花，他为何要强忍欲望而作弄自己呢？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高雅之处。曾国藩曾说：“淡泊二字最好，淡，恬淡也；泊，安泊也。恬淡安泊，无他妄念也。此心多名快乐啊！而趋炎附势，蝇头微利，则心智日益蹉跎也。”他认为：“乱世之名，以少取为贵。”人生在乱世，世态发展皆在混乱之中，何谓富，何谓福，都是很难说清楚的，所以人生少取为好。这种崇尚淡泊的人生志趣，也使人们几乎不能从古籍中看到任何曾国潘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影子。
曾国藩一生勤字自勉、勤俭自持是出了名的，他不但在家书中训诫几个弟弟做到，而且自己首先带头做到。在朝服官几十年，他没有像其他官员一样污染上官宦习气，平日的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这种“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的人，在清代是寥寥无几的，用民间俗语说，他是一个不会混世的主儿。相传曾国藩为官三十年着布衣布袜，30岁时曾制天青缎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唯遇庆贺及新年时一着之。故藏之30年，衣犹如新。他每日吃饭，以一荤为主，有客略增之，时人称其为“一品”宰相。他，要花钱，又没钱，想有钱，又不贪，剩下的只要两条路可走，一是节俭，二是举债。节俭是一贯躬行的，借钱也是家常便饭。
他债台高筑的一个最关键原因，是他的薪情差、不想贪、反哺家、应酬多。不惑之年的他，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四个弟。作为儿子，他是孝顺的，他每年都要从京城给家里的父母寄出很多生活用品，从衣服、耳帽、阿胶、膏药、高丽参，无所不有。作为长兄，他是如父的，对几个弟弟关心倍至，不但从学习上帮忙和指导，大多学费和生活费也是出自曾国潘之手，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另外，官场的应酬，家族的婚丧嫁娶，父母的生日酒席，都是曾国藩财政开支的重大压力，可所有这些又是他乐于好办的事。手头紧时向外借些银子，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曾国藩也是一个债权人，外人也欠他的钱，从他家书中看，将近千金，如果把这笔大帐收回来，是可以抵上他的负债的。那么，他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为何不及时收回外帐用以弥补财政赤字呢？这在他的家书中可以看到他乐善好施的另一面。他在家书中说：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他没钱，还有人比他更穷，不是不想收，而是不忍心收，这就是他不愿意收帐的直接原因。不收欠帐，外债怎还？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他把还债的希望寄托在外人的奠金上，“有一两，即以一两还债，有一钱，即以一钱还债”，如果没有什么外来钱，只得等他起复后再还了。
咸丰二年以后，曾国藩几乎没有再提到借钱之事，主要的原因是，国荃等几个弟弟都已长大成人，事业有成，家里光景日益看好，他不需要再为钱的事发愁了。不惑之年的曾国藩，虽居高位，但债台高筑，深究其因，不得不让人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曾剃头”，他虽然有杀人如麻的可恶之处，但也有高雅脱俗的为人之道，他节衣缩食为自己，乐善好施想别人，这也许是他可爱的另一面吧。对于曾国藩这个人，毛泽东的“独服”、蒋介石的推崇，除了其治国之策，是否还暗藏崇尚他的处世之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