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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去世七十多年了，《阿Q正传》的本意，仍一直困惑着人们。鲁迅先生画出阿Q这样“沉跌的国民的灵魂”，是“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是“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还是告诫人们“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以启蒙国人对民族传统的理性自觉?孰是孰非，按鲁迅先生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如果牵强附会，虚悬一个“批判”说，“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关键词：《阿Q正传》 本意 改革国民性
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在一封通信里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了解者不多。”(《致沈西岑》)
鲁迅去世七十多年了，《阿Q正传》的本意，仍一直困惑着人们：鲁迅先生画出阿Q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是“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高中语文《阿Q正传》“预习提示”语)，是“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江苏中等职业学校语文《阿Q正传》“阅读提示”语)，还是告诫人们“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以启蒙国入对民族传统的理性自觉?
孰是孰非，按鲁迅先生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如果牵强附会，虚悬一个“批判”说，“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同上)。
先就“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看。鲁迅先生的前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评判人生、以启蒙家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选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途。(《热风》六十二，一九一九年)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九三二年)
明明白白，鲁迅前期改革国民性的启蒙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正是这种启蒙思想，激励鲁迅喊出了“救救孩子……”(《狂人日记》)，希望宏儿和水生“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故乡》)；画出了孔乙己的迂腐、华老栓的愚昧、闰土的“崇拜偶像”、阿Q“精神胜利法”等等，“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的注意”(《(自选集)自序》)。
至于辛亥革命，鲁迅一开始是欢欣鼓舞的：“说起民主的事来，那时确实光明得多，其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很有希望。”(《两地书》八)然而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自序》)。在失望和颓唐，鲁迅真切地看到了改革国民性的艰难：“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两地书》八)鲁迅再一次告诫人们：“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要想“再造中国”，就必须使国民都能“革我之面，洗我之心”(李大钊语)；否则，“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阿Q正传)的成因》)。
显见，鲁迅在“阿Q”身上渗透了自己“改革国民性”的理想，一部《阿Q正传》闪耀着不朽的启蒙之光。
再就“顾及全篇”而言，《阿Q正传》通篇没有一个统一的事件，只是以传主为中心，以“精神胜利法”为内核，按时空转换为顺序，记述了阿Q一生中的若干小故事：姓赵的迷团、癞头疮风波、赢钱被抢、与王胡斗殴、痛挨“哭丧棒”、找吴妈困觉、与小D“龙虎斗”、静修庵偷萝卜、宣布“造反”、“洋先生”不准“革命”、画花押、示众杀头。阿Q的这一系列人生故事，与辛亥革命关联的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是阿O全部生活的极小部分)，而且，按传记通例，材料是为表现传主服务的，阿Q与辛亥革命关联的一个故事，只是为了显现传主的愚弱的灵魂：宣布“造反”，阿Q“精神胜利”了：“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洋先生”不准“革命”，他也“胜利”了：思想里“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画花押“圈而不圆”，他仍然“胜利”了：“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示众杀头，更是“胜利”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遗憾的是，“在《阿Q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来。”(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傍徨)综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的“大团圆”，鲁迅有意将愚弱的国民全部拉出来亮相：一类是阿Q那样的“示众的材料”，一类是包括吴妈在内的“两旁是许多张嘴的看客”——这一大团圆的场景，正是鲁迅刻骨铭心的“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呐喊)自序》)的“幻灯事件”画面的再现。这一画面，使鲁迅深切感受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于是弃医从文，主动承担起“改变他们的精神”的启蒙职责来。《阿Q正传》这一点睛之处，是我们理解这篇小说本意的钥匙，而这一点恰恰被以往一些研究者所忽略了。至于未庄，或是古口亭口，只是愚弱国民生存的“铁屋子”而已，鲁迅要唤醒的是“铁屋子”里面像夏瑜“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以及像阿Q、看客这些“熟睡的人们”，决不是批判起“毁坏这铁屋子”的辛亥革命。
而高中、江苏中职语文教材颠倒了传主与事件的关系，以“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以‘暴露国民的弱点’”为据，得出批判辛亥革命的主题；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如马克思所反对的：“把个人(阿Q这一形象)作为时代精神(批判辛亥革命)的单纯传声筒。”(《致菲·拉萨尔》)这种牵强地给作品带上“政治倾向性”的“席勒化”主题，无疑是失当的。
关键词：《阿Q正传》 本意 改革国民性
鲁迅先生逝世前不久，在一封通信里说：“《阿Q正传》的本意，我留心各种评论，觉得了解者不多。”(《致沈西岑》)
鲁迅去世七十多年了，《阿Q正传》的本意，仍一直困惑着人们：鲁迅先生画出阿Q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是“批判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高中语文《阿Q正传》“预习提示”语)，是“形象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江苏中等职业学校语文《阿Q正传》“阅读提示”语)，还是告诫人们“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以启蒙国入对民族传统的理性自觉?
孰是孰非，按鲁迅先生说的，“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如果牵强附会，虚悬一个“批判”说，“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同上)。
先就“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看。鲁迅先生的前期，是以进化论的观点评判人生、以启蒙家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
中国现在的人心中，不平和愤恨的分子太多了。不平还是改造的引线，但必须先改造自己，再改造社会，改选世界；万不可单是不平。至于愤恨，却几乎全无用途。(《热风》六十二，一九一九年)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呐喊)自序》，一九二二年)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九三二年)
明明白白，鲁迅前期改革国民性的启蒙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正是这种启蒙思想，激励鲁迅喊出了“救救孩子……”(《狂人日记》)，希望宏儿和水生“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故乡》)；画出了孔乙己的迂腐、华老栓的愚昧、闰土的“崇拜偶像”、阿Q“精神胜利法”等等，“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救的注意”(《(自选集)自序》)。
至于辛亥革命，鲁迅一开始是欢欣鼓舞的：“说起民主的事来，那时确实光明得多，其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很有希望。”(《两地书》八)然而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自序》)。在失望和颓唐，鲁迅真切地看到了改革国民性的艰难：“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两地书》八)鲁迅再一次告诫人们：“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两地书》八)要想“再造中国”，就必须使国民都能“革我之面，洗我之心”(李大钊语)；否则，“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阿Q正传)的成因》)。
显见，鲁迅在“阿Q”身上渗透了自己“改革国民性”的理想，一部《阿Q正传》闪耀着不朽的启蒙之光。
再就“顾及全篇”而言，《阿Q正传》通篇没有一个统一的事件，只是以传主为中心，以“精神胜利法”为内核，按时空转换为顺序，记述了阿Q一生中的若干小故事：姓赵的迷团、癞头疮风波、赢钱被抢、与王胡斗殴、痛挨“哭丧棒”、找吴妈困觉、与小D“龙虎斗”、静修庵偷萝卜、宣布“造反”、“洋先生”不准“革命”、画花押、示众杀头。阿Q的这一系列人生故事，与辛亥革命关联的仅占其中的三分之一(是阿O全部生活的极小部分)，而且，按传记通例，材料是为表现传主服务的，阿Q与辛亥革命关联的一个故事，只是为了显现传主的愚弱的灵魂：宣布“造反”，阿Q“精神胜利”了：“好，……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洋先生”不准“革命”，他也“胜利”了：思想里“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画花押“圈而不圆”，他仍然“胜利”了：“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示众杀头，更是“胜利”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
遗憾的是，“在《阿Q正传》的艺术描写中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阿Q要求参加革命的描写，在我们的研究文章中被大大强化了，成了《阿Q正传》之所以成为伟大现实主义作品的主要标志，而在原作中用大量篇幅和主要笔墨加以表现的阿Q精神弱点的艺术描写，则无形中被降到一个较次要的位置上来。”(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的一面镜子——(呐喊)(傍徨)综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结尾的“大团圆”，鲁迅有意将愚弱的国民全部拉出来亮相：一类是阿Q那样的“示众的材料”，一类是包括吴妈在内的“两旁是许多张嘴的看客”——这一大团圆的场景，正是鲁迅刻骨铭心的“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呐喊)自序》)的“幻灯事件”画面的再现。这一画面，使鲁迅深切感受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于是弃医从文，主动承担起“改变他们的精神”的启蒙职责来。《阿Q正传》这一点睛之处，是我们理解这篇小说本意的钥匙，而这一点恰恰被以往一些研究者所忽略了。至于未庄，或是古口亭口，只是愚弱国民生存的“铁屋子”而已，鲁迅要唤醒的是“铁屋子”里面像夏瑜“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以及像阿Q、看客这些“熟睡的人们”，决不是批判起“毁坏这铁屋子”的辛亥革命。
而高中、江苏中职语文教材颠倒了传主与事件的关系，以“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以‘暴露国民的弱点’”为据，得出批判辛亥革命的主题；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如马克思所反对的：“把个人(阿Q这一形象)作为时代精神(批判辛亥革命)的单纯传声筒。”(《致菲·拉萨尔》)这种牵强地给作品带上“政治倾向性”的“席勒化”主题，无疑是失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