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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合作是通过谈判的过程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变得一致，它是行为体基于利益和目标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而采取的相互适应与协作。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德摒弃世仇、积极合作，发挥了轴心作用，从而共同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反观东亚一体化进程却举步维艰，其主要原因便是缺乏主导者，即没有一个领导者有足够的影响力发挥主导性作用以及对国际机制进行制定和维护。在今后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只有中日合作，共同发挥主导者作用，才能推动东亚一体化的顺利发展。
关键词：国际合作；法德关系；东亚一体化；主导者；中日合作
国际合作是国家基于共同利益而采取的相互协调的行为，虽然合作不代表和谐，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冲突的发生。法德通过合作，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而东亚一体化却步履维艰，主导者的缺失是其原因之一。本文重点探讨了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缺失的原因，并且在法德合作的经验之下，提出了中日合作共同推动东亚一体化，尽管两国合作还有很多困难，但是首先双方应该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在意识中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然后根据“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建构利益”，达成共识，共同合作担当起东亚一体化的主导者，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一、国际合作理论是中日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国际合作是指国际政治行为体在一定的国际领域内进行全面的或部分的协调、联合、共同行动的行为方式，它是行为体基于利益和目标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或协调性而采取的相互适应、相互协作。”根据国际合作的定义，合作是“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国际合作是国家基于“非零和博弈”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安全困境”，为了减少国家间的冲突，获得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做出的经济或政治主权的让渡。当然，合作并不等于和谐，而是总是与冲突混杂在一起，而且，它“只会在行为者认为他们的政策处于实际或潜在冲突的情况下而不是和谐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国际合作的理论为中日合作解决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缺失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中日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领土、历史等领域存在许多矛盾，但是在东亚一体化的框架下，两国有合作成为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是两国加强协调，使两国形成另一国遵从的政策能够促进本国目标实现的共识，从而更好地推动东亚一体化。
二、法德轴心形成过程是中日合作解决主导者缺失的实践基础
二战后，欧洲一体化从煤钢联营开始逐步从经济共同体外溢到政治领域。如今已更名为欧盟的欧共体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通力合作，力求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法德发挥了轴心作用。
1、经济合作是法德轴心形成的基础
战后法德基于当时的欧洲现状和本国实际，摒弃世仇，走向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为实现与法国的和解，推动欧洲一体化发挥了先驱作用。1963年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法德的关系基础，把联盟关系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开始了法德合作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阶段。1951年，在“舒曼计划”的倡议下，法德与其他四国签署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奠定了分裂的欧洲走向联合的第一块基石。煤钢共同体的建立，进一步消除了法德间的猜疑，不仅解决了两国关系间敏感的煤炭资源的争夺，而且使欧洲开始了循序渐进，由低到高的合作进程，并最终建立了如今的欧洲联盟。
“二十世纪70年代，在法德共同推动下，欧共体在不莱梅会议上决定创建欧洲货币体系，使欧洲走上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道路。”另外还建立了由欧共体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这不仅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且使欧洲在目标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扩大了欧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2、政治合作是法德轴心的新探索
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后，法德又积极探讨欧洲的政治联合进程。1990年，密特朗和科尔联名要求将筹建中的经济联盟扩展到政治联盟。1991年，欧共体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从此欧共体进入了欧盟时代。这一系列成果与法德在一体化进程中的轴心作用不可分割。欧盟扩大后，尽管由于扩大带来的困难不断，但是法德依然在谋求欧盟各国在安全、防务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法德合作共同发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轴心作用，而这种轴心作用体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没有法德的轴心作用欧洲很难发展到如今高度一体化的欧洲联盟。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缺乏类似法德的主导者而导致的发展缓慢。
三、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主导者缺失是中日合作的现实原因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主体自身以及国际环境的原因，他们都不可能单独担负起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的责任。
1、东盟相对来说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比较成熟的主体。由东盟倡导的东亚领导人论坛、东盟10+3机制以及东亚峰会都为东亚的区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由东盟来承担东亚一体化的主导者，它的力量还原未达到。首先，东盟各国无论是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都不足以承担起主导者的作用。这不仅使它在与同是东亚主体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在交往中难以掌握话语主导权，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脆弱性较为明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主导者必须起到主导性作用，而且必须是国际机制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显然，以东盟各国的实力以及习惯于充当“大国平衡者”角色的。
2、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其开放程度都在东亚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由于其经济总量以及其面积和人口等因素偏小的经济体，使得东盟各国难以将东亚一体化领导者的重任交付韩国这个偏小的经济体。所以，目前韩国也无法担当起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作用。
3、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一个发达国家，其实力可以担负起主导者的作用，但日本与东亚邻国固有的矛盾，目前也面临着重重阻碍。导致日本无法成为主导者的主要原因有：（1）日本经济经过“失去的十年”和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大地震后经济衰退，短时期内经济难以有强劲的增长势头。加之日本首相、内阁频换，外交政策难以有很好的一致性，（2）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一直都使东亚国家难以认同，东亚各国在心理和事实上难以把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交给日本，（3）虽然小泉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但他所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是开放性的，至少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说明了日本不敢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背离美国太远，小泉所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是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的，而这正是东亚国家所顾忌的，他们怕当东亚共同体的利益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将如何抉择。所以，日本现阶段难以承担起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角色。 4、作为东亚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水平还是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中国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加入WTO、成功举办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等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发展与实力，并且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人大国的形象。尽管中国努力在国际和地区内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出现，并且坚持睦邻友好政策，但由于国内和国际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同样无法单独东亚一体化主导国的责任。其原因有：（1）中国虽然总体经济实力发展到了一个先进水平，但其人均经济水平很低，所以，中国要想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尚待时日。（2）日本以及东盟的部分国家都与中国在经贸领域，领土方面存在争端,这些国家不会轻易把主导权交给中国。（3）美国的“离岸平衡手”作用。约瑟夫奈曾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一股稳定性力量，降低了建造武器的必要，并遏制霸权力量的出现”。而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其在东亚的潜在威胁，无论是日美同盟、美韩同盟的建立，还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无一不是为了制衡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美国由于金融危机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下滑，无法轻易依靠其巨大的吸引力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情况下，相较于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以及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局面，美国会竭 尽全力制衡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担任主导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目前在东亚不存在一个单独成为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国家，而东亚一体化要不断深化，只能寄希望于东亚两个大国的合作，即中日合作共同推动东亚一体化。
四、中日合作共同推动东亚一体化
“任何领导都需要合法性，这些合法性导致他人愿意追随并放弃沾光或在制度上作弊之类的削弱领导动机的选择。”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都举足轻重的国家，既然无法单独担负起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角色，那么中日合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中日在理论上应该合作，但是东亚一体化至今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主导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日间存在包括领土争端、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等在内的争执和纠纷。这都成为双方走向深化合作的阻碍。同时中日关系受到日本首相和内阁更替的影响，这可以从小泉执政时中日关系下降至冰点来解释，而易受领导人个人因素影响的中日关系如今又面临新的挑战，2011年8月正式成为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一贯以对华强硬者著称，因此，中日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1、从现实主义出发，寻求共同利益
现实主义主张用权力来界定利益，在国家间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而中日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日本在华投资巨大，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日商的利益实现，也有助于日本的利益实现。而对中国来说，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拥有和平的周边环境是保障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双方在生态、反恐等领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双方需要互相确保存在和利益的实现，因此，中日存在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的现实利益基础。
2、重新进行角色定位，扩大合作共识
中日能否合作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动机”，症结所在就是中日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具体来讲就是日本愿不愿意承认历史现实，以及中国以何种心态对待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两国应扩大共识，日本应对其侵略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认真的思考，而中国不应一味地将“自怜、自艾和义愤”作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最具代表性的感情特征。正像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所说的“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信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合作才是长久的，友谊也是长久的”。
“从政治上说，在无霸权的情况下，要使一元领导有效是极端困难的。领导国可能具有霸权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习惯，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在不进行有效协商的情况下改变或保持规则，这种假设会引起不满与合法性的缺失。”如今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每个国家都不想把主导权交给某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日两国对本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重新定位，共同合作，才能解决中日间的问题，也才能早日结束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主导者缺失问题，从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作者简介：李丽艳（1986.07-），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政治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国外交和东亚合作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国际合作；法德关系；东亚一体化；主导者；中日合作
国际合作是国家基于共同利益而采取的相互协调的行为，虽然合作不代表和谐，但是，它却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冲突的发生。法德通过合作，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不断发展，而东亚一体化却步履维艰，主导者的缺失是其原因之一。本文重点探讨了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缺失的原因，并且在法德合作的经验之下，提出了中日合作共同推动东亚一体化，尽管两国合作还有很多困难，但是首先双方应该意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在意识中对自己的角色重新定位，然后根据“观念建构身份，身份建构利益”，达成共识，共同合作担当起东亚一体化的主导者，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展。
一、国际合作理论是中日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的理论基础
“国际合作是指国际政治行为体在一定的国际领域内进行全面的或部分的协调、联合、共同行动的行为方式，它是行为体基于利益和目标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或协调性而采取的相互适应、相互协作。”根据国际合作的定义，合作是“作为政策协调过程的结果，当一国政府遵从的政策被另外国家的政府视为能够促进它们自己目标的相互认识时，政府间的合作就会发生”。国际合作是国家基于“非零和博弈”的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跳出“安全困境”，为了减少国家间的冲突，获得利益而在一定程度上做出的经济或政治主权的让渡。当然，合作并不等于和谐，而是总是与冲突混杂在一起，而且，它“只会在行为者认为他们的政策处于实际或潜在冲突的情况下而不是和谐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国际合作的理论为中日合作解决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缺失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中日两国之间在政治、经济、领土、历史等领域存在许多矛盾，但是在东亚一体化的框架下，两国有合作成为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是两国加强协调，使两国形成另一国遵从的政策能够促进本国目标实现的共识，从而更好地推动东亚一体化。
二、法德轴心形成过程是中日合作解决主导者缺失的实践基础
二战后，欧洲一体化从煤钢联营开始逐步从经济共同体外溢到政治领域。如今已更名为欧盟的欧共体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通力合作，力求在国际上“用一个声音”说话，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法德发挥了轴心作用。
1、经济合作是法德轴心形成的基础
战后法德基于当时的欧洲现状和本国实际，摒弃世仇，走向合作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道路。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为实现与法国的和解，推动欧洲一体化发挥了先驱作用。1963年两国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法德的关系基础，把联盟关系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开始了法德合作共同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阶段。1951年，在“舒曼计划”的倡议下，法德与其他四国签署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条约》，奠定了分裂的欧洲走向联合的第一块基石。煤钢共同体的建立，进一步消除了法德间的猜疑，不仅解决了两国关系间敏感的煤炭资源的争夺，而且使欧洲开始了循序渐进，由低到高的合作进程，并最终建立了如今的欧洲联盟。
“二十世纪70年代，在法德共同推动下，欧共体在不莱梅会议上决定创建欧洲货币体系，使欧洲走上了经济和货币一体化的道路。”另外还建立了由欧共体首脑组成的“欧洲理事会”作为最高决策机构。这不仅推动了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而且使欧洲在目标上“用一个声音说话”，扩大了欧洲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2、政治合作是法德轴心的新探索
在经济合作方面取得一定进展后，法德又积极探讨欧洲的政治联合进程。1990年，密特朗和科尔联名要求将筹建中的经济联盟扩展到政治联盟。1991年，欧共体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从此欧共体进入了欧盟时代。这一系列成果与法德在一体化进程中的轴心作用不可分割。欧盟扩大后，尽管由于扩大带来的困难不断，但是法德依然在谋求欧盟各国在安全、防务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法德合作共同发挥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轴心作用，而这种轴心作用体现在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没有法德的轴心作用欧洲很难发展到如今高度一体化的欧洲联盟。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缺乏类似法德的主导者而导致的发展缓慢。
三、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主导者缺失是中日合作的现实原因
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东盟、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这些主体自身以及国际环境的原因，他们都不可能单独担负起主导东亚一体化进程的责任。
1、东盟相对来说是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比较成熟的主体。由东盟倡导的东亚领导人论坛、东盟10+3机制以及东亚峰会都为东亚的区域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如果由东盟来承担东亚一体化的主导者，它的力量还原未达到。首先，东盟各国无论是济实力还是政治影响力都不足以承担起主导者的作用。这不仅使它在与同是东亚主体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在交往中难以掌握话语主导权，容易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产生的脆弱性较为明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主导者必须起到主导性作用，而且必须是国际机制的制定者和维护者。显然，以东盟各国的实力以及习惯于充当“大国平衡者”角色的。
2、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其经济发展的速度及其开放程度都在东亚处于领先的地位，但是由于其经济总量以及其面积和人口等因素偏小的经济体，使得东盟各国难以将东亚一体化领导者的重任交付韩国这个偏小的经济体。所以，目前韩国也无法担当起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作用。
3、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一个发达国家，其实力可以担负起主导者的作用，但日本与东亚邻国固有的矛盾，目前也面临着重重阻碍。导致日本无法成为主导者的主要原因有：（1）日本经济经过“失去的十年”和2008年开始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日本大地震后经济衰退，短时期内经济难以有强劲的增长势头。加之日本首相、内阁频换，外交政策难以有很好的一致性，（2）日本对于历史问题的态度，一直都使东亚国家难以认同，东亚各国在心理和事实上难以把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权交给日本，（3）虽然小泉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但他所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是开放性的，至少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说明了日本不敢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背离美国太远，小泉所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是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的，而这正是东亚国家所顾忌的，他们怕当东亚共同体的利益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的话，日本将如何抉择。所以，日本现阶段难以承担起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角色。 4、作为东亚发展最快的国家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无论是政治经济水平还是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如今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即使中国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加入WTO、成功举办奥运会、 上海世博会等都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的发展与实力，并且中国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主张，向世界展示了负责人大国的形象。尽管中国努力在国际和地区内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出现，并且坚持睦邻友好政策，但由于国内和国际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同样无法单独东亚一体化主导国的责任。其原因有：（1）中国虽然总体经济实力发展到了一个先进水平，但其人均经济水平很低，所以，中国要想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尚待时日。（2）日本以及东盟的部分国家都与中国在经贸领域，领土方面存在争端,这些国家不会轻易把主导权交给中国。（3）美国的“离岸平衡手”作用。约瑟夫奈曾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一股稳定性力量，降低了建造武器的必要，并遏制霸权力量的出现”。而美国一直把中国作为其在东亚的潜在威胁，无论是日美同盟、美韩同盟的建立，还是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支持，无一不是为了制衡中国在东亚地区发挥更大作用。尤其是在美国由于金融危机政治经济形势和国际影响力不断下滑，无法轻易依靠其巨大的吸引力来处理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情况下，相较于中国经济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以及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局面，美国会竭 尽全力制衡中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担任主导者的角色。
综上所述，目前在东亚不存在一个单独成为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国家，而东亚一体化要不断深化，只能寄希望于东亚两个大国的合作，即中日合作共同推动东亚一体化。
四、中日合作共同推动东亚一体化
“任何领导都需要合法性，这些合法性导致他人愿意追随并放弃沾光或在制度上作弊之类的削弱领导动机的选择。”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两个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影响力都举足轻重的国家，既然无法单独担负起东亚一体化主导者的角色，那么中日合作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虽然中日在理论上应该合作，但是东亚一体化至今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主导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日间存在包括领土争端、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等在内的争执和纠纷。这都成为双方走向深化合作的阻碍。同时中日关系受到日本首相和内阁更替的影响，这可以从小泉执政时中日关系下降至冰点来解释，而易受领导人个人因素影响的中日关系如今又面临新的挑战，2011年8月正式成为日本首相的野田佳彦一贯以对华强硬者著称，因此，中日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将面临更大的困难。
1、从现实主义出发，寻求共同利益
现实主义主张用权力来界定利益，在国家间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而中日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日本在华投资巨大，中国的和平发展有利于日商的利益实现，也有助于日本的利益实现。而对中国来说，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拥有和平的周边环境是保障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另外，双方在生态、反恐等领域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双方需要互相确保存在和利益的实现，因此，中日存在合作推动东亚一体化的现实利益基础。
2、重新进行角色定位，扩大合作共识
中日能否合作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的“发动机”，症结所在就是中日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具体来讲就是日本愿不愿意承认历史现实，以及中国以何种心态对待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两国应扩大共识，日本应对其侵略历史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认真的思考，而中国不应一味地将“自怜、自艾和义愤”作为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最具代表性的感情特征。正像邓小平在1989年会见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时所说的“日本要自省不要自大，中国要自信不要自卑，只有这样，合作才是长久的，友谊也是长久的”。
“从政治上说，在无霸权的情况下，要使一元领导有效是极端困难的。领导国可能具有霸权时期遗留下来的某些习惯，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可以在不进行有效协商的情况下改变或保持规则，这种假设会引起不满与合法性的缺失。”如今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每个国家都不想把主导权交给某个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中日两国对本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地位重新定位，共同合作，才能解决中日间的问题，也才能早日结束东亚一体化进程中主导者缺失问题，从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作者简介：李丽艳（1986.07-），女，汉族，河北邯郸人，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国际政治专业2010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国外交和东亚合作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