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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是黄先生93届的博士生，但在我成为先生门生之前，就早已被先生的学识与人品深深地感动了。
在学识方面，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泰山北斗级学术宗师。先生所著《教育哲学初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教育哲学教材，其后先生持续勤奋地在这一学术领域深耕细作，到《教育哲学通论》的出版，先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严谨完善中国教育哲学思想体系。于建福师弟的文章，《耕耘在教育哲学的田野上——黄济先生的教育哲学研究足迹》，对先生教育哲学思想及其在该学科发展方面的贡献，做出了深刻解读和全面介绍。
我想表达的感受，更多的是对先生个人情操的敬仰。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先生更是以自身为榜样，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典范。先生在其哲学思想讨论中，对人性的善恶做出了很辩证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先生是人性善的笃行者，无论在其自认的黄金时期还是身处政治风波的逆境，无论是面对学生、同事还是其他任何人，先生待人都是至诚至善。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有很多让我感动的朋友和同事，但论及为人处世中闪现的人性光辉，无人能高过先生的锋芒。
本科读书时，在先生的教育哲学课上，与先生第一次直接接触让我终生难忘。先生的课是给三个年级一起上的课，在一个大教室。那一天我迟到了，从后门悄悄地溜了进去，看到教室里坐满了人，我这个79级的小字辈有些诚惶诚恐。临三教室是一排临时搭起的简易平房，门窗不严四面漏风，后排的课桌椅上布满了灰尘，慌张的我有些不知所措。只见先生举着自己的抹布走下讲台来到我的面前，他轻声告诉我用送来的抹布擦擦桌椅上的灰尘。以前就常常听说先生为人谦和厚待学生，为迟到而歉疚的我，有得到先生谅解的奢望，却没有接受先生如此关心的心理准备。我被先生的宽容与仁爱所深深感动，30年来我常常会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也会同时告诫自己要向先生学习，用心爱护学生。
我和先生的师徒缘分可谓一波三折。本科毕业时，我本计划报考先生的硕士，但同学王大姐也要报考教育哲学，我们关系很好，她认为我们挤在一起对录取不利，希望我们分开报考不同的老师。我不情愿地改变了报考的专业方向和导师，结果大姐因觉得准备不够充分最终放弃了参考，而我也错过了成为先生门徒的一次机会，为此我遗憾不已。
1986年，我硕士毕业留校，与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先生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对年轻老师的学术发展非常关心，且提供尽可能的支持与帮助。工作后先生曾两次告诉我，愿意给我提供提升学历的机会。虽然很动心，也非常感谢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但我还是没有遵从先生的建议，因为我有习惯性流产的毛病，家人希望先要了孩子再考虑读博。待到我儿子出生后，我想再师从先生读博时，我的确有些担心，怕先生不肯再给我这种不识抬举者机会了。但我和先生说了自己的打算后，先生非但欣然同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还特别为我考虑，告诉我读博后不必放弃以前的专业基础，可以继续我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方向。回顾我之前的担心，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先生胸襟之宽广、宅心之仁厚，让我惭愧。
入门之后对先生的了解更多，也让我感动和钦敬更多。先生年幼丧父，生活坎坷，但求真向善的志向，铸就了其正直的性格与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在上大学一年级时就带头发起组织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希望通过推动农村教育，改善农村社会和促进国家发展。读书时，还在学生中组织“合作社”，作为“合作社”负责人，不仅帮助同学坚持学习和进步，还与进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国民党搞内战的游行示威，参加要求释放“四九血案”被捕同学的静坐示威。最终，放弃北师大的学业，与师母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历尽艰险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并在1952年就加入了共产党。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令我敬佩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与革命经历，并没有给先生带来好运，反而是在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带着党员的帽子受审查。新中国成立后的“肃反”运动中，先生因被其他受审人员乱咬，被当作特务隔离审查了10个月。“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接受了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先生和师母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所以，先生一直说，虽然“文化大革命”后自己年届黄昏，但这段日子却是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期。每次谈到这些被错待与伤害的日子，先生都是那么的平静，从不怨天尤人，倒是对自己无论多么艰难，都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不为自保而说违心话的诚实表现而自豪。我理解，这就是先生的大善至诚。
先生的大善，发乎于内心的人性修炼，决不为外在利害所左右。给上世纪80年代学潮中受伤学生捐款之事，也让我更深刻感受到先生至诚至善的高尚人格魅力。那次学潮中有一受伤的师大学生因截去了一侧上肢而住院治疗，该同学家在农村，住院时没钱订饭，每餐仅靠住院的病友们拨给一些饭菜解决问题。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号召老师们给该生捐款，并带头掏出了所带全部现金。在先生的感召下，在场的教师纷纷慷慨解囊。
在今天来看，捐款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生活中的常事了，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定性为动乱的学潮刚刚结束，而先生这位屡受政治运动扩大化伤害的老人家，却敢于冒着再受牵连的风险，在反动乱的政治学习会上站出来，诚恳地呼吁大家为受伤的学生捐款。先生说：“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还是我们的学生，他现在生活有困难，我们不能看着不管，我愿拿出兜里所有的钱帮他渡过眼下的困难。”简单的话语，彰显了先生至善情操，大爱无疆。这件事也让我对先生更加崇敬了。
先生的仁爱之心，不止于惠及学生与同事。所有能关心能帮助的人，先生都愿意尽其所能的给予帮助。先生家里曾经请过一个年轻的小保姆，先生为小保姆因家境困难辍学打工而惋惜，主动提出要帮助她学习专业知识，让她能有更好的个人发展，同时提高她的社会生存能力，让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先生为其出学费，并帮助她安排好家务，腾出时间进行长期的学习。几年下来，她先学习了服装剪裁与缝纫，有了一技之长。学习的过程，让她有了更高的求知愿望，先生又资助她学习了财会专业。毕业后，她加入专业工作人员的团队，现在已经是财会培训学校的合伙人了。
去年是师母90周岁寿辰，先生为师母写了祝贺词，贺词的题目是“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先生在文中介绍了师母大学时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以及后来入党讨论会上，经办人员极左加草率对待师母的坦诚，“特嫌”的黑锅背了30年。在“文化大革命”后获得平反时，师母已是体弱多病年届退休的老人了。先生认为，师母的一生，“是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一生”。师母对党的赤诚之心不变，瘫痪在床后直到还能言语时，都希望能解决入党问题。到先生为其写贺词时，师母已经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先生在贺词中提出，以一个老党员和人大校友的身份，恳请人民大学党组织考虑一下这个历史遗留的特殊问题，讨论一下师母的入党问题。希望自己的恳请能够帮助师母实现入党的夙愿，成为一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读先生的贺词，既被先生对师母超凡脱俗的知与情感动得泪流不止，被先生和师母对党的赤子情怀所震撼，也从字里行间读到了先生的人生原则：“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不正是先生平素所作所为的真实写照吗！
但现在，我对先生的人品情操有了新的感悟。在先生仙逝后的这些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与先生在一起的时时刻刻，有时会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不停地在脑中闪现，甚至彻夜难眠。同时，也常常会回忆起先生的种种仁人君子之举。这些反思过程，也让我对先生有了新的理解，无论在什么样的外在环境条件下，先生的做人原则不变，都能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恰恰是源于其内心的至诚至善。
与先生的神交，让我感到先生与我们同在：先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先生无言身教的影响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林静）
在学识方面，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泰山北斗级学术宗师。先生所著《教育哲学初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教育哲学教材，其后先生持续勤奋地在这一学术领域深耕细作，到《教育哲学通论》的出版，先生为我们建构了一个严谨完善中国教育哲学思想体系。于建福师弟的文章，《耕耘在教育哲学的田野上——黄济先生的教育哲学研究足迹》，对先生教育哲学思想及其在该学科发展方面的贡献，做出了深刻解读和全面介绍。
我想表达的感受，更多的是对先生个人情操的敬仰。在传道授业的同时，先生更是以自身为榜样，为我们树立了做人的典范。先生在其哲学思想讨论中，对人性的善恶做出了很辩证的分析。在现实生活中，先生是人性善的笃行者，无论在其自认的黄金时期还是身处政治风波的逆境，无论是面对学生、同事还是其他任何人，先生待人都是至诚至善。在我的人生经历中，也有很多让我感动的朋友和同事，但论及为人处世中闪现的人性光辉，无人能高过先生的锋芒。
本科读书时，在先生的教育哲学课上，与先生第一次直接接触让我终生难忘。先生的课是给三个年级一起上的课，在一个大教室。那一天我迟到了，从后门悄悄地溜了进去，看到教室里坐满了人，我这个79级的小字辈有些诚惶诚恐。临三教室是一排临时搭起的简易平房，门窗不严四面漏风，后排的课桌椅上布满了灰尘，慌张的我有些不知所措。只见先生举着自己的抹布走下讲台来到我的面前，他轻声告诉我用送来的抹布擦擦桌椅上的灰尘。以前就常常听说先生为人谦和厚待学生，为迟到而歉疚的我，有得到先生谅解的奢望，却没有接受先生如此关心的心理准备。我被先生的宽容与仁爱所深深感动，30年来我常常会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也会同时告诫自己要向先生学习，用心爱护学生。
我和先生的师徒缘分可谓一波三折。本科毕业时，我本计划报考先生的硕士，但同学王大姐也要报考教育哲学，我们关系很好，她认为我们挤在一起对录取不利，希望我们分开报考不同的老师。我不情愿地改变了报考的专业方向和导师，结果大姐因觉得准备不够充分最终放弃了参考，而我也错过了成为先生门徒的一次机会，为此我遗憾不已。
1986年，我硕士毕业留校，与先生同在一个教研室。先生是我们的教研室主任，对年轻老师的学术发展非常关心，且提供尽可能的支持与帮助。工作后先生曾两次告诉我，愿意给我提供提升学历的机会。虽然很动心，也非常感谢先生的关心和支持，但我还是没有遵从先生的建议，因为我有习惯性流产的毛病，家人希望先要了孩子再考虑读博。待到我儿子出生后，我想再师从先生读博时，我的确有些担心，怕先生不肯再给我这种不识抬举者机会了。但我和先生说了自己的打算后，先生非但欣然同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还特别为我考虑，告诉我读博后不必放弃以前的专业基础，可以继续我的教育社会学研究方向。回顾我之前的担心，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先生胸襟之宽广、宅心之仁厚，让我惭愧。
入门之后对先生的了解更多，也让我感动和钦敬更多。先生年幼丧父，生活坎坷，但求真向善的志向，铸就了其正直的性格与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在上大学一年级时就带头发起组织了“农村教育研究会”，希望通过推动农村教育，改善农村社会和促进国家发展。读书时，还在学生中组织“合作社”，作为“合作社”负责人，不仅帮助同学坚持学习和进步，还与进步同学一起参加反对国民党搞内战的游行示威，参加要求释放“四九血案”被捕同学的静坐示威。最终，放弃北师大的学业，与师母和其他进步同学一起，历尽艰险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并在1952年就加入了共产党。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令我敬佩的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与革命经历，并没有给先生带来好运，反而是在历次大的政治运动中，带着党员的帽子受审查。新中国成立后的“肃反”运动中，先生因被其他受审人员乱咬，被当作特务隔离审查了10个月。“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接受了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先生和师母的冤案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所以，先生一直说，虽然“文化大革命”后自己年届黄昏，但这段日子却是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期。每次谈到这些被错待与伤害的日子，先生都是那么的平静，从不怨天尤人，倒是对自己无论多么艰难，都能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从不为自保而说违心话的诚实表现而自豪。我理解，这就是先生的大善至诚。
先生的大善，发乎于内心的人性修炼，决不为外在利害所左右。给上世纪80年代学潮中受伤学生捐款之事，也让我更深刻感受到先生至诚至善的高尚人格魅力。那次学潮中有一受伤的师大学生因截去了一侧上肢而住院治疗，该同学家在农村，住院时没钱订饭，每餐仅靠住院的病友们拨给一些饭菜解决问题。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号召老师们给该生捐款，并带头掏出了所带全部现金。在先生的感召下，在场的教师纷纷慷慨解囊。
在今天来看，捐款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已经是生活中的常事了，根本不值得一提。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定性为动乱的学潮刚刚结束，而先生这位屡受政治运动扩大化伤害的老人家，却敢于冒着再受牵连的风险，在反动乱的政治学习会上站出来，诚恳地呼吁大家为受伤的学生捐款。先生说：“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还是我们的学生，他现在生活有困难，我们不能看着不管，我愿拿出兜里所有的钱帮他渡过眼下的困难。”简单的话语，彰显了先生至善情操，大爱无疆。这件事也让我对先生更加崇敬了。
先生的仁爱之心，不止于惠及学生与同事。所有能关心能帮助的人，先生都愿意尽其所能的给予帮助。先生家里曾经请过一个年轻的小保姆，先生为小保姆因家境困难辍学打工而惋惜，主动提出要帮助她学习专业知识，让她能有更好的个人发展，同时提高她的社会生存能力，让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先生为其出学费，并帮助她安排好家务，腾出时间进行长期的学习。几年下来，她先学习了服装剪裁与缝纫，有了一技之长。学习的过程，让她有了更高的求知愿望，先生又资助她学习了财会专业。毕业后，她加入专业工作人员的团队，现在已经是财会培训学校的合伙人了。
去年是师母90周岁寿辰，先生为师母写了祝贺词，贺词的题目是“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先生在文中介绍了师母大学时投奔解放区参加了革命，以及后来入党讨论会上，经办人员极左加草率对待师母的坦诚，“特嫌”的黑锅背了30年。在“文化大革命”后获得平反时，师母已是体弱多病年届退休的老人了。先生认为，师母的一生，“是从民族主义、到爱国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一生”。师母对党的赤诚之心不变，瘫痪在床后直到还能言语时，都希望能解决入党问题。到先生为其写贺词时，师母已经失去了语言表达能力，所以，先生在贺词中提出，以一个老党员和人大校友的身份，恳请人民大学党组织考虑一下这个历史遗留的特殊问题，讨论一下师母的入党问题。希望自己的恳请能够帮助师母实现入党的夙愿，成为一名“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堂堂正正、清清白白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时读先生的贺词，既被先生对师母超凡脱俗的知与情感动得泪流不止，被先生和师母对党的赤子情怀所震撼，也从字里行间读到了先生的人生原则：“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不正是先生平素所作所为的真实写照吗！
但现在，我对先生的人品情操有了新的感悟。在先生仙逝后的这些日子里，我常常回想起与先生在一起的时时刻刻，有时会像演电影一样，一幕幕不停地在脑中闪现，甚至彻夜难眠。同时，也常常会回忆起先生的种种仁人君子之举。这些反思过程，也让我对先生有了新的理解，无论在什么样的外在环境条件下，先生的做人原则不变，都能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恰恰是源于其内心的至诚至善。
与先生的神交，让我感到先生与我们同在：先生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在先生无言身教的影响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林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