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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老外真逗，竟然把我们中国的名菜“四喜丸子”翻译成“令人高兴的肉团子”，把“红烧狮子头”译成“烧红了的狮子头”，把“宫保鸡丁”译成“政府虐待鸡”，把“麻婆豆腐”译成“长了一脸雀斑的女人制作的豆腐”。在这里，我还是想说一句，豆腐脑不是“脑”，而是一种近似“脑汁”的豆制品，我们云南人又叫豆花。当然，豆花也并非是“花”，而是一种大多数中国人都喜欢吃的平民美食。
白嫩嫩的豆花，吃起来甘甜、解渴，我小时候就喜欢吃这种用石膏一点就能把豆浆变成半固体的豆花，就知道这豆花是有些营养的，不然不会加几滴卤水就起这么大的变化。吃豆花与童年有关，因为它是我孩提时代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之一。记得我小时候大便不通，吃饭时母亲就叫我多吃点豆花，说豆花里有石膏，石膏撤凉。其实，石膏的成分是硫酸镁、硫酸钙，是医药上常用的导泻剂。吃豆花还常与夏天和黄昏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酷热难耐的夏天，黄昏时分最为美妙：夕阳西沉，远山涂满了余晖，飞翘的屋檐下，已留下了好大一片荫凉，此时“打豆花”的吆喝声便从菜市场的那头响起，只见卖豆花的人，挑着一对白铁皮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如果母亲计划当天晚饭要让我们吃豆花的话，这时她就会端着个大碗出来买豆花。卖豆花的人就揭去盖在桶上的白布，拿起个大马勺，一勺一勺地将豆花舀在母亲的碗里，舀完后还会问一声“要不要点汤？”母亲说要的，他又打两勺汤在大碗里，然后再舀两调羹用香葱、芫荽、酱油、味精、油辣子配成的佐料淋在豆花上，我们就能吃到鲜嫩香甜的豆花了。
吃豆花还与一个叫“老麻蛇”的人有关，因为那时在我们煤矿卖豆花的人叫老麻蛇，这当然是绰号。老麻蛇就是爱爬到鸡窝里偷鸡蛋吃的那种菜花蛇，在我们这里，又懒又馋的人大家都喜欢叫“老麻蛇”。老麻蛇长得五大三粗，看上去威武强悍，有几分凶相，挑起一对50公斤重的铁皮桶去卖豆花，荡荡悠悠如同上街闲逛，但我一点都不怕老麻蛇。有一次我吃了老麻蛇打的豆花后，夜间就一股水拉了五六次肚子，母亲把我背到职工医院打吊针，医生看过病后说：“肯定是吃豆花时佐料不干净！”我就问母亲：“是不是老麻蛇配佐料的时候连芫荽、香葱洗都不洗？”医生就笑了，说洗了，也许是他的菜刀、砧板切过生肉。买了5毛钱的豆花，却害得我输了一次液，花了十多块钱，这些钱要是拿去打豆花吃，够我们全家吃一个月的了。此后我见了老麻蛇就有一种恨之入骨的感觉，当他那嘹亮的“打豆花”在远处响起的时候，我突然来了灵感，就喊出了一声“肚子拉”，他那边吆喝一声“打豆花”，我这边就喊一声“肚子拉”，一唱一合，把一个菜市场的人笑得东倒西歪。我与老麻蛇隔得远，他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其实，我并不是要与老麻蛇作对，只是想提醒大家，吃豆花有时会拉肚子，要是拉肚子就得花好多钱到医院看病吃药，有些不划算。后来喊着喊着，就喊上了瘾，成了我们一群孩子的一个乐子。倒是老麻蛇的豆花不因我喊“肚子拉”而销路减少。说句公道话，老麻蛇打的豆花比她老婆打的量足，只要她老婆出来卖豆花，买的人就少了，得有半桶挑回去，所以大家都喜欢买老麻蛇打的豆花。老麻蛇的老婆是北方人，长得小小巧巧的，讲一口好听的北京话，她不像老麻蛇大声武气喊“打豆花”，而是柔柔地喊“豆腐脑豆腐脑”。她喊“豆腐脑”的时候，我的“肚子拉”是接不上茬的，因为不押韵，没有与老麻蛇对叫时那种搞笑的效果。再说，看她吃力地挑着那对铁皮大桶颤颤悠悠的样子，我就没有喊“肚子拉”的冲动了。多年后，这个才40岁、看上去很美的女人就突发心脏病死了。我当时的直觉还是对的，她有病，她白里透红的两腮不用化妆看起来就十分美丽，其实那是二尖瓣狭窄的临床症状。
1993年的夏天，我们煤矿的50多名工人在丽江飞机场干工程，主要任务是开着苏联产的克拉斯剥土。当时，我受医院委派有幸到丽江给奋战在机场的职工们注射甲肝、乙肝疫苗，在那里小住了几天。5月里天气炎热，工人们开着车挥汗如雨，每人一个1000毫升的饮水杯不到1小时就喝得精光。有人突然说能吃点豆花多好！一句话引来众人一致的赞成，于是领导安排炊事员落实此事。可豆花做到一半的时候，桶里的水没有了，就派两人打着电筒到箐边的水塘里挑水，哪知到了晚上10点工人们回来吃豆花的时候，却发现白嫩嫩的豆花里，隐隐约约有几个小黑点，仔细一瞧，原来是些带尾巴的小蝌蚪，但工人们谁也没舍得倒掉，还是把那些豆花吃了个精光。
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人们依然喜欢吃这白嫩嫩的豆花，只是卖豆花的人也多了，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先前是比谁的嗓门大，后来就比谁配的佐料好吃，佐料好吃的那位买的人自然就多一些；再就是比谁的“武器”先进。于是，铁桶换成了保温桶，钩担换成了三轮车；再也用不着粗门大嗓喊得口干舌燥，而是用上了事先录制好的电子喇叭，一遍遍为你叫卖；不用步行，只消蹬着三轮车满大街转悠，不多时就把几大桶豆花给卖完了。如此发展下去，当我老了没有牙齿的时候，在家中打个电话，一碗热乎乎的豆花就摆在我面前了，该不会是做梦吧！
白嫩嫩的豆花，吃起来甘甜、解渴，我小时候就喜欢吃这种用石膏一点就能把豆浆变成半固体的豆花，就知道这豆花是有些营养的，不然不会加几滴卤水就起这么大的变化。吃豆花与童年有关，因为它是我孩提时代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之一。记得我小时候大便不通，吃饭时母亲就叫我多吃点豆花，说豆花里有石膏，石膏撤凉。其实，石膏的成分是硫酸镁、硫酸钙，是医药上常用的导泻剂。吃豆花还常与夏天和黄昏联系在一起，因为在我的记忆里，酷热难耐的夏天，黄昏时分最为美妙：夕阳西沉，远山涂满了余晖，飞翘的屋檐下，已留下了好大一片荫凉，此时“打豆花”的吆喝声便从菜市场的那头响起，只见卖豆花的人，挑着一对白铁皮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如果母亲计划当天晚饭要让我们吃豆花的话，这时她就会端着个大碗出来买豆花。卖豆花的人就揭去盖在桶上的白布，拿起个大马勺，一勺一勺地将豆花舀在母亲的碗里，舀完后还会问一声“要不要点汤？”母亲说要的，他又打两勺汤在大碗里，然后再舀两调羹用香葱、芫荽、酱油、味精、油辣子配成的佐料淋在豆花上，我们就能吃到鲜嫩香甜的豆花了。
吃豆花还与一个叫“老麻蛇”的人有关，因为那时在我们煤矿卖豆花的人叫老麻蛇，这当然是绰号。老麻蛇就是爱爬到鸡窝里偷鸡蛋吃的那种菜花蛇，在我们这里，又懒又馋的人大家都喜欢叫“老麻蛇”。老麻蛇长得五大三粗，看上去威武强悍，有几分凶相，挑起一对50公斤重的铁皮桶去卖豆花，荡荡悠悠如同上街闲逛，但我一点都不怕老麻蛇。有一次我吃了老麻蛇打的豆花后，夜间就一股水拉了五六次肚子，母亲把我背到职工医院打吊针，医生看过病后说：“肯定是吃豆花时佐料不干净！”我就问母亲：“是不是老麻蛇配佐料的时候连芫荽、香葱洗都不洗？”医生就笑了，说洗了，也许是他的菜刀、砧板切过生肉。买了5毛钱的豆花，却害得我输了一次液，花了十多块钱，这些钱要是拿去打豆花吃，够我们全家吃一个月的了。此后我见了老麻蛇就有一种恨之入骨的感觉，当他那嘹亮的“打豆花”在远处响起的时候，我突然来了灵感，就喊出了一声“肚子拉”，他那边吆喝一声“打豆花”，我这边就喊一声“肚子拉”，一唱一合，把一个菜市场的人笑得东倒西歪。我与老麻蛇隔得远，他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其实，我并不是要与老麻蛇作对，只是想提醒大家，吃豆花有时会拉肚子，要是拉肚子就得花好多钱到医院看病吃药，有些不划算。后来喊着喊着，就喊上了瘾，成了我们一群孩子的一个乐子。倒是老麻蛇的豆花不因我喊“肚子拉”而销路减少。说句公道话，老麻蛇打的豆花比她老婆打的量足，只要她老婆出来卖豆花，买的人就少了，得有半桶挑回去，所以大家都喜欢买老麻蛇打的豆花。老麻蛇的老婆是北方人，长得小小巧巧的，讲一口好听的北京话，她不像老麻蛇大声武气喊“打豆花”，而是柔柔地喊“豆腐脑豆腐脑”。她喊“豆腐脑”的时候，我的“肚子拉”是接不上茬的，因为不押韵，没有与老麻蛇对叫时那种搞笑的效果。再说，看她吃力地挑着那对铁皮大桶颤颤悠悠的样子，我就没有喊“肚子拉”的冲动了。多年后，这个才40岁、看上去很美的女人就突发心脏病死了。我当时的直觉还是对的，她有病，她白里透红的两腮不用化妆看起来就十分美丽，其实那是二尖瓣狭窄的临床症状。
1993年的夏天，我们煤矿的50多名工人在丽江飞机场干工程，主要任务是开着苏联产的克拉斯剥土。当时，我受医院委派有幸到丽江给奋战在机场的职工们注射甲肝、乙肝疫苗，在那里小住了几天。5月里天气炎热，工人们开着车挥汗如雨，每人一个1000毫升的饮水杯不到1小时就喝得精光。有人突然说能吃点豆花多好！一句话引来众人一致的赞成，于是领导安排炊事员落实此事。可豆花做到一半的时候，桶里的水没有了，就派两人打着电筒到箐边的水塘里挑水，哪知到了晚上10点工人们回来吃豆花的时候，却发现白嫩嫩的豆花里，隐隐约约有几个小黑点，仔细一瞧，原来是些带尾巴的小蝌蚪，但工人们谁也没舍得倒掉，还是把那些豆花吃了个精光。
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人们依然喜欢吃这白嫩嫩的豆花，只是卖豆花的人也多了，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先前是比谁的嗓门大，后来就比谁配的佐料好吃，佐料好吃的那位买的人自然就多一些；再就是比谁的“武器”先进。于是，铁桶换成了保温桶，钩担换成了三轮车；再也用不着粗门大嗓喊得口干舌燥，而是用上了事先录制好的电子喇叭，一遍遍为你叫卖；不用步行，只消蹬着三轮车满大街转悠，不多时就把几大桶豆花给卖完了。如此发展下去，当我老了没有牙齿的时候，在家中打个电话，一碗热乎乎的豆花就摆在我面前了，该不会是做梦吧！